张元五十依然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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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话实说,当笔者两周前在张元的工作室观看他的新片《有种》时,崔健在二十年前吼出的歌词依旧能敲疼自己的鼓膜。那部叫做《北京杂种》的地下电影至今也没有获准公映,你甚至在碟片店里也淘不到它的踪迹。但据说,很多今天的北漂在知道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后,是的,仅仅是知道了电影的名字,就会在网上搜索出那模糊、晃动的视频……在粗颗粒感的画面中,充斥着昏暗的街道以及暧昧、含混、琐碎的剧情,人们无从去框定这样电影的旨趣,但它决然不再是类似第五代那种民俗化、乡土化的叙事调性则显露无疑。从《北京杂种》到《有种》,时隔二十年。张元也从三十岁的风发扬厉,迈入五十岁的天命之年。


  FELL ME 杂乱无章的思绪
  HOLD ME 等待被抱拥的身体TOUCH ME 摄氏 100度的心情
  BEAT ME 等待降落的宠信
  再不然 我还是望着你
  如此 痴迷
  我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病人……
  ——李昕芸 《斯德哥尔摩病人》
  (张元作品《有种》电影现场版,2013年)
  记得那一天
  我们的心并不纯洁
  我们迎着风向前
  胸中充满抱怨
  我们不知何时受伤害
  可这伤害给我们感觉
  我们想要寻找愤怒的根源可我们只能迎着风向前
  ……
  ——崔健 《最后的抱怨》
  (张元作品,《北京杂种》中的演唱版,1993)
   20年,“中国第六代导演的旗手”已知天命
  20年,之于任何人都是不短的跨越,而张元的人生轨迹则几近翻转。凭借在 1989年拍摄的毕业作品《妈妈》,张元已经成为欧洲中国电影权威影评人嘴中“中国第六代导演的旗手”。彼时,一篇名为《中国电影的后“黄土地”现象》的文章发表在《上海艺术家》上,署名是“北京电影学院 85级全体毕业生”。文中宣称:第五代的文化感乡土寓言已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负,屡屡获奖更加重了包袱,使中国人难以弄清究竟应该如何拍电影……那时的张元在接受采访时会说,“我觉得电影是个人的东西。我力求不与上一代一样,也不与周围的人一样,像一点别人的东西就不再是你自己的”。
  在张元之后,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娄烨的《苏州河》、贾樟柯的《站台》相继问世,中国电影终于从“集体的宏大叙事”转向了“纯粹的个人体验”。而这种“个人言说”之于张元,则在他的第四部电影《东宫西宫》中被推向了极致:这恐怕是中国第一部明目张胆、直面当下的同性恋电影。张元告诉笔者这部电影发行了七十多个地区,同时他坦承:“从开拍那一天起,就知道不可能在国内放映。 ”
  所以张元所趟出的路径似乎成了后来第六代电影人的宿命:自筹资金——独立制作——出国参赛并获奖——国内未获放映许可。进入新世纪后,这一情形虽然随着第六代导演集体浮出水面而有所和缓,但近些年来从娄烨《颐和园》被禁,到贾樟柯最新电影《天注定》虽然拿到龙标,但国内上映日期却一拖再拖的境遇,依旧可以让人回想起昨日种种。
  第六代崛起的时候,张元是擎旗的旗手;十年后第六代转型,张元又是最典型的一个。这个转变肇始自 1998年的《过年回家》,这是张元第一部在中国现行电影体制内制作并获得放映许可证的影片,并且也获得了海外影展的认可——第 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从《妈妈》到《江姐》,张元一头扎进了市场


  进入新千年,一头扎进市场的张元一口气拍了三部电影,分别是《我爱你》、《江姐》、《绿茶》。除了京剧电影《江姐》外,《我爱你》和《绿茶》均是讲述俊男靓女情感故事的都市爱情小品,这可以视作张元在《过年回家》首次尝试放弃过分试验的镜头语言以及另类题材之后,全面开始同大众展开的对话。
  但事与愿违,《我爱你》的票房虽过千万,但在票房两亿多开启中国大片时代的《英雄》面前,难言惊喜;之后的《绿茶》“赶上了非典”的票房惨淡。在这之后的《看上去很美》,张元似乎又回归到早先的艺术探索,一个集体主义幼儿园的小世界具有强烈的隐喻意味,因而成为一个时代大世界的缩影。至于他最新一部公映的电影《达达》,更是被挤在众多大片、合拍片中也显得格外悄无声息,激起的关注甚至远不如导演本人因为吸毒而造成的舆论哗然……
  玩票微电影,无心插柳,却踩上了网民的“G点”
  谁都想不到的是今年微电影市场上,张元两部玩票之作《床上关系》、《艳遇》却出乎意料踏准了网民的 G点,前者点击率超过 1.6亿,后者三天的点击量就超过了 1200万。
  张元现在的御用女演员,也是他的伴侣李昕芸说,这让许多投资人又开始叩开他们在三里屯的工作室,直言为什么不能像这样拍电影?“欧洲有那么多城市,每一个城市都可以搞一场艳遇,弄成‘泰囧’的范儿。”但张元给出的答案,却是眼下这部马上就要在 11月 8日公映的《有种》。电影中,张元依旧把镜头对准了都市中处于边缘状态的年轻人,更准确地说是那些身如浮萍无根无依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电影开始没多久,王梓诺饰演的三宝就在酒精的作用下,咬碎并咀嚼了一个杯子……而另一位带着河南口音的易装癖舞者,则喜欢在闲时朗诵家国关系的诗歌。更令今天的观众会在影院中出神的是电影中的旁白,很多出自诗人俞心樵之手,比如:“世间有多少条路,就有多少人走投无路。 ”“在没有光明的地方,黑暗也是一盏灯。”
  但这是今天 80后们的普遍状态吗?或者说,他们是否活得如此“有种”?要知道这代人已经基本融入了社会,激情被位置磨折,爱情被房子折磨。“我们活得挺不带种的。”笔者这样告诉张元,他若有所思,答到:“那我们就是杂种。”BQ摄影想让他给出一个更狠的pose,张元二话没说撩起了 T恤……二十年了,崔健的歌依旧“迎风向前”,而张元在电影中给出的答案,也似乎愈发飘在风中。   御用的主角 生活的伴侣李昕芸话说张元:“除了自己的女儿他不会再为谁流泪”
  我是从《看上去很美》认识张元的,接着拍了《达达》,之后便是这部拍了三年的《有种》。今年还拍了微电影《床上关系》、《艳遇》。《看上去很美》拍了三个月,因为是部孩子戏,每天工作不能超过 8小时,剧组的同事们都开始互相谈恋爱了,那是个很欢乐的剧组,大家都好像在里面上下班。《有种》则是个超负荷的考验,拍了一群苦逼,把自己也搞得很苦逼。张元在拍《有种》前,刚刚做了一个脑部的手术,要说还没完全康复。第六代导演都不喜欢“第六代”这个集体名词,他们更喜欢的恐怕还是讲“我自己如何如何”。张元电影从开始到现在,呈现的题材差别很大,这不是说他变了,而是时代变了,他只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当年拍《北京杂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北京人,那个时候北京的摇滚圈就是那个样子,张元就把当时的滋味存在了胶片中。他告诉我当时拍戏,窦唯会带着王菲来现场,就像是我这次出演的角色,一名随性无谓的歌手。
  张元是一个不愿意重复自己的人,他不是个倾吐型的人,而是个喜欢观察的人。拍《看上去很美》的时候,张元厌烦了演员程式化的表演,所以想去拍拍孩子,他也厌烦了自己的生活,所以想去讲一个类似寓言的故事。像之后的《达达》和这两个微电影,他也不过是在观察生活,生活是什么样子,他就怎么拍。
  在我看来这些年张元的爱好,三观以及为人处世的状态都没有什么变化,就像是他那头发,长出来是那样,没法拉直,最多就是长长短短而已,还是那么爱玩,爱和朋友喝酒侃大山,爱去关注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以前张元都是独立制片,他自己找钱自己拍,现在有了制片人来规范电影的运作,也会带一些品牌进来,张元当然也会受制于投资方,但这事要两面说,这需要他在做剧本的时候就可以说服投资人,那么可以想见他的电影未来也会有更多人可以去接触到。
  张元未来会拍喜剧吗?他演喜剧还差不多(笑)。在《有种》里他出演一位社会上有地位的“大哥”,对着吕聿来饰演的代驾说,“混吧,混着混着就好了”。这话听着挺苦涩的,但现在的张元的确不会为自己痛苦什么,除了自己的女儿,他也不会为谁流泪。
  《有种》背后:
  本片片名由《新周刊》创始人孙冕题写
  本片所有音乐作曲由被称作“亚洲第一把吉他”的唐朝乐队成员老五(刘义军)担任
  本片是作家孔二狗参与编剧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有种》源于一场同名摄影展
  《有种》的构思起源于《北京杂种》,当时我在这个城市中看到了年轻人肆意宣泄的力量,歌手崔健、窦唯和何勇的音乐,架构一些模糊不清的故事线索。二十年后,那一代人年华已去,新一代年轻人在做什么?在这个巨大的城市中,那些 8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如何生活? ——张元
  三天时间面对两百多个年轻人,在北京他们艰难地谋生,每一个坐在摄影机前面的人都按捺不住地去表述他们的生活,畅想他们的未来……经常使我们忍俊不禁,也经常使我们泪流满面 ——张元
  摄影展后,张元从中选出几位年轻人,深度挖掘他们的故事,通过电影展现出他们自己的生活及精神状态,他们既是在演自己,也是在演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年轻人


  张元在说什么?
  影片是都市中寻求幸福的年轻人的真实写照。骑着摩托车的三宝游荡在这个不属于他的城市,荷尔蒙分泌抵不过命运的嘲弄。女友劈腿、工作被炒,三宝一瞬间 down到了人生的低谷。除了始终支持自己的哥们王铭,三宝还遇到了美艳野性的乐队主唱柚子和男扮女装的艳舞者小诗,一起在苦逼中追逐幸福。小三、出轨、被凌辱、被背叛;奋起、义气、彼此支持、相信爱情。四个精神有种而生活没种的年轻人,在没有光明的地方,以黑暗为灯,找回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美好。


  “一汪水泼下去,经过蒸发要凝练成一个点。”
  BQ:之于这部《有种》,人们还是会把它和20年前的《北京杂种》联系在一起,但看过片子,其实两者差别还是很大的。
  Z:《北京杂种》中的演员刘小东,也是我的朋友,他向尤伦斯夫妇力荐要为我办个展览,可是临到要布展了,我还没有作品。那么,我就想到了二十年前的《北京杂种》。那个时候,我用这部电影反映了那代人的青春状态,那现在的年轻人他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有了当时同名的摄影展,我用镜头记录了做鼻子上包着纱布的男孩,他刚做完整形手术,还有少女以及僧侣。但用照片去展现一代人的“精神品性”是不可能的,这促成了我要将他们的故事拍成电影。
  BQ:当时怎么想到“有种”这个名字?
  Z:“有种”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里都找不到合适的语汇,如果硬翻就是男性的“大睾丸”。但“有种”在国语里的出典,我们都知道是陈胜、吴广当年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人就是要求取平等的,而这在我看来是 80后心中的一股气,种气。就像是片子中的三宝,不管他工作生活窘迫成什么样,都不会低头,都会有活下去的勇气。我当时在微博上发了个帖子,结果那天有两三百人来排队,在我的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一开始认为 80后过得还不错,但听完他们的故事,发现他们受到社会的挤压,特别是他们精神上的诗意和现实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落差。
  BQ:20年了,电影中讲述的故事似乎在以前或者未来还会发生,你想通过电影呈现的变与不变各是什么?
  Z:拍《北京杂种》的时候,北京只有八百万人口,现在北京少说也有两千万,地下室也不让租了,数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生活在这里,让北京变得像是一个候鸟的城市,每到过年的时候,这里就变成了空城。北京这些年有了很大的变化,可是我还是想表现高楼大厦背后,那些城市地标背后年轻人生活的状态,我希望讲述他们的故事。《有种》的本子非常难搞,当年摄影展呈现的只是照片,现在拍成电影自然不能图解照片,我需要故事本身的魅力,以及影像的穿透力,从一开始就预备做散点式的故事,但它要就像是一汪水泼下去,经过蒸发要凝练成一个点。   “东西方电影的巴别塔已经建成”
  BQ:近些年你的作品不多,但却在很多国际电影节上担任评委,这有没有促成你对于电影有一些新的思考?
  Z:电影发展一百年了,但电影的本质,非常有力量的本质就是它的记录功能却被人们渐渐忘却,它有很强的纪录现实,观照现实的功能,现在人们过度的商业化、娱乐化会损害到电影的精气神,会让电影没有睾丸。我做了那么多西方电影节的评委,发现东西方电影的巴别塔已经建成。西方拍得主体的都是关注到特殊的、复杂的人性,没有拍光明面的,都是过去我们所谓的边缘人,只有这些人的性格被不断立体化了后,才可以成为纪录社会变迁的标志,因为他们更复杂,更有社会质感的。
  BQ:但边缘人也是多元的,为什么在《有种》里你展现的还是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
  Z:这也是一种美吧,很凄凉的美,我觉得社会进步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宽容,宽容这个词是荷兰人发明的,有了宽容之后,人们可以去容纳另一种群体的存在。驱使我拍电影的动力,首先是好奇心,其次就是强烈的同情心,如果我没有这个心肠,我没必要拍电影。人都是可怜的,因为他充满了感情,就会有强烈的情感失落。
  BQ:回到刚才的问题,你说到东西方电影的巴别塔已经建成,请你再展开讲讲?
  Z:虽然语言不同,原来互相并不了解,但我们看了大量的西方影片以及文学作品,西方也在如此观照我们,莫言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么回过头来,大家觉得,哦,人其实都是一样的,人性都是相通的,人性的贪婪与怜悯,西方宗教讲人有原罪,我们讲人性本善,但不管是带着罪来到世间,还是秉持着善良开始生活,都需要法律与道德的约束。东西方间的好奇心减弱了,全世界都在受好莱坞电影的挤压。
  BQ:说到商业电影,你怎么看待电影中的软广植入,在《艳遇》包括这部《有种》中,你似乎并不排斥这种合作。
  Z:只要舒服就没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有了品牌才有艺术。为何会有文艺复兴?是因为有威尼斯商人,有荷兰商业,是商业的兴起,在过去艺术家只服务于国王、教会,所以创作的人们背后都是有光环的,而所谓文艺复兴,就是普通人开始出现在艺术作品中,比如蒙娜丽莎就是商人妇,商人可以让自己的老婆给艺术家做模特,还给艺术家钱,如此才出现了达 ·芬奇那么一批人,开始把美向人间传递。导演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如果有人非要说商业损害了艺术,我觉得他是在撒娇。《有种》如果票房好,那是我们在积德,如果一般,在我,没有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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