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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是苏轼研究绕不开的话题。苏轼与王安石的直接交往关系是简单的,但当事者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北宋末、南宋初复杂的政治变局,以及当时的政治追星族和文学追星族撰写的真真假假的野史笔记,使其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这对如何评价苏、王及其关系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也为苏、王及其关系成为聚讼千载的不了公案埋下了伏笔。简单而复杂的苏、王关系,其实牵涉到两人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诸方面的全面冲突。
关键词:苏轼;王安石;关系;评价
中图分类号:K244.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0)03005710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是苏轼研究绕不开的话题。如何评价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困扰宋代政治家、思想家的现实问题,也是困扰宋以后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史研究专家的千年难题,时至今日仍聚讼不已,没有也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意见。笔者不揣冒昧,想就苏、王关系及其评价问题发表自己的一得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 简单而复杂的苏、王关系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既简单又复杂。如果就其直接交往来说,应该说是简单的;如果就其牵涉到的问题说,的确非常复杂。
(一)简单的苏、王交往关系
查《宋史•苏轼传》、《宋史•王安石传》、《续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长编》以及苏轼诗文集,他们直接、间接交往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
一是熙宁时期的四次交锋。苏轼与王安石的冲突主要集中在熙宁二年至熙宁四年四月间(苏轼是熙宁元年十二月从四川服丧期满回朝的,熙宁四年四月离京通判杭州)。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第二年为宰相),苏轼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由于两人政治地位悬殊,远谈不上直接对抗。
熙宁二年(1069年)五月,“王安石以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诗赋、明经诸科悉罢,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议之”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苏轼反对变更取士之法,并在皇帝召见时直陈:“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①。这可以看成苏轼与王安石的第一次交锋。
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制置三司条例司,十二月,“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这就是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1]729-742,系统阐明反对新法的政见,成为当时反对新法奏议中最系统、最完整的一封,“安石见而深恶之”(《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这可以看成苏轼与王安石的第二次交锋。
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吕惠卿等任廷试主考官,苏轼等人为编排官,为确定叶祖洽的考试名次发生冲突。“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其意在投合也……苏轼谓:‘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乃拟进士第一篇献之。帝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数请黜之。”(《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这可以看成苏轼与王安石的第三次交锋。
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苏轼《再上皇帝书》[1]748-751反对新法,针对“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苏轼在开封府出试题“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王安石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以苏轼的自请外放了结。这可以看成苏轼与王安石的第四次交锋。
二是元丰七年(1084年)的金陵相会。宋神宗元丰七年七月,苏轼“道过金陵,见王安石”,一个是前途茫茫的流放官员,一个是赋闲在家、身心交瘁的前宰相,两人相见甚欢,既有诗歌唱和,亦有书信往来。苏轼文集留有两信,表明他们之间曾有比较深入的交流:“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已别经宿,怅仰不可言。”[1] 1444 宋代笔记小说对此也有不少记载。 苏轼诗集留有与王荆公和诗四首,特别是“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2] 1252,后来的研究者多将其作为两人和解的证据。
三是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后发生的事情。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去世;五月,苏轼代朝廷作《王安石赠太傅制》。这篇制词对研究苏、王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虽然是代拟王言,却既显示了苏轼的才华,也反映了苏轼对王安石的感情、态度,兹节录于后: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1]1077
同年,苏轼游西太一宫见王安石留诗,有《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秋早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清酣。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但有樽中若下,何须墓上征西。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2] 1449-1550
尔后的余波是元祐三年(1088年)十二月,针对周穜“言朝廷当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的提议,身陷洛、蜀、朔党争又曾为周穜推荐人的苏轼,在新党“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怀其私恩,冀其复用,为之经营游说者甚众”的情况下,为了排除政治上的嫌疑,对王安石发表了与元祐元年不同的看法:“窃以安石平生所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难逃圣鉴。先帝盖亦知之,故置之闲散,终不复用。”[1]833“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矫诈百端,妄窃大名,咸以为可用,惟韩琦独识其奸,终不肯进。”[1]834
综观苏轼与王安石的交往,真正称得上直接交往的,是元丰七年(1084年)的金陵相会;熙宁初年的四次交锋,只能算隔空交火;元祐元年苏轼的制词、和诗,以及元祐三年的奏议都是王安石去世后所写,而且都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所写,不能将其认为完全是苏轼个人的看法。
(二)复杂的苏、王关系
由于两人同为影响历史的巨人,简单的苏、王关系由于太多因素的介入,不但变得复杂,而且变得扑朔迷离。
一是当事者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使问题复杂化。
苏轼、王安石在私人感情、个性、学识、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使问题复杂化。单就私人感情、交往而言,如苏洵的《辨奸论》、王安石不肯为苏辙除官撰写告词、王安石当政对苏轼的排挤打击、王安石在乌台诗案发生时对苏轼的出手相救、《王安石赠太傅制》是否明褒实贬等,都可以让研究苏、王关系的后人产生各种解读。另外,在个性上,王安石自信而执拗,苏轼耿介而独立;在学识上,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诗、词、文方面,还是在经学领域,两人才华横溢,均有很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在政治操守上,两人都有主见,有担当;在思想上,王氏新学和苏氏蜀学存在尖锐的对立……每一个方面同样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版本,研究苏、王关系也由此变得复杂。
二是北宋末、南宋初复杂的政治变局使问题复杂化。
北宋末、南宋初,政治局势诡谲多变。政治因素的介入,使苏轼、王安石本身形象变得复杂,也为研究他们的关系增加了复杂的变数。
在北宋晚期的政治舞台上,王安石一直占据舞台的中心,是舞台上当然的主角,不管是在朝廷主持政务,还是闲居金陵,甚至去世后,都是牵动政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熙宁年间,王安石权力如日中天,但争论也随之而起,朝野评价呈现两极化;元丰年间,王安石闲居金陵,但对朝廷、对整个社会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使没有王安石的王安石路线大行其道;元祐年间,旧党上台,王安石逝世,熙丰变法遭到全面清算并被全面废除,王安石路线暂时遭到贬斥,但伴随王安石的争论并没有停止,周穜“言朝廷当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就是明证。特别是从绍圣到元符一直到靖康,王安石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王安石是政治正确的代表,绍圣元年,“诏以王安石《日录》参定《神宗实录》、《正史》”,“诏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四)。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六月,“戊申,诏以荆国公王安石配享孔子”(《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九)。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癸酉,追封王安石为舒王,子雱为临川伯。仲春释奠,以兗国、邹国公及舒王配飨文宣王庙”(《续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一)。王安石在思想、文化领域处于独尊地位,其经学、字说成为统治思想和考试的依据。与此相对应的是,苏轼生前难逃王安石的巨大身影和阴影。熙宁年间外放地方官,与王安石有直接关系;元丰年间发生的乌台诗案及其以后的流放虽然与王安石没有直接关系,但直接迫害苏轼的都是王安石的政治继承人;绍圣到元符,苏轼流放到惠州、儋州,与新党的政治清算有关。特别还应提到的是,与王安石死后备极哀荣相反,苏轼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去世后,从崇宁一直到靖康,政治上被打入另册,被列入元祐奸党,书籍被焚毁,名字被刻石全国。
宋室南渡后,检讨靖康之耻,蔡京等人的政治作为自然难辞其咎(都是打着王安石熙宁改革的旗号),王安石的政治地位相应受到影响,但同时应该看到,新党虽然在政治上已经破产,但王安石在思想、文化领域仍居于统治地位,“南渡以后,通高宗一朝,王学事实上仍执政治文化之牛耳”(“赵鼎主程颐,秦桧尚安石”),“甚至迟至孝宗初年,王学在朝廷上的地位仍无动摇的迹象”[3]。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 “将释奠孔子祠,职当分献先贤之从祀者,掞之先事白宰相曰:‘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溺人心,驯致祸乱,不应祀典……请言于帝,废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从食。’不听”(《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宋史》卷459同样有此记载。直到乾道六年(1170年)孝宗才代表朝廷对王安石作出政治宣判:“朕念治平以前,海内无事。自王安石变法,章惇、蔡卞继之,至靖康间,大臣尤庸缪,以至败乱。”(《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一)如果从熙宁元年(1068年)开始计算,到乾道四年(1168年),王安石在北宋末、南宋初的影响正好一个世纪。而苏轼的命运与王安石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正好相反而已。宋室南渡后,宋高宗、孝宗为苏轼正名、平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三是当时的政治追星族和文学追星族撰写的野史笔记使问题更加复杂。王安石、苏轼巨大的政治影响、文学影响与人格魅力,无疑是宋人关注的重点,就像今天的追星族一样,宋代保存了大量关于王安石、苏轼及其交往的遗闻逸事。
比如,与苏轼关系切近的张耒、王巩等人的记叙当然情感上偏向苏轼而讨厌王安石:“王荆公为相,大讲天下水利,时至有愿干太湖,云可得良田数万顷,人皆笑之。荆公因与客话及之,时刘贡父学士在坐,遽对曰:‘此易为也。’荆公曰:‘何也?’贡父曰:‘但旁别开一太湖纳水则成矣。’公大笑。贡父滑稽而解纷多此类。”(《张太史明道杂志》)①崇拜苏轼或者崇拜王安石的粉丝,由于政治立场、私人关系、学术传承等关系,有意无意丑化或者美化当事人,使这些野史、笔记呈现真真假假、亦真亦假、半真半假的状态,使苏王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扑朔迷离。而这些真真假假、亦真亦假、半真半假的记载,有的移入正史,如《宋史》、《续资治通鉴》等书;有的正史本身都带有立场、感情倾向,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②。后代学人将这些材料作为立论的依据,使其关系呈现“剪或断,理还乱”的状态。
二、聚讼千载的不了公案
如上所述,就苏轼与王安石纯粹的个人交往说,并不复杂,但由于牵涉的问题复杂,这就使苏王关系以及对苏王关系的评价成了聚讼千载的不了公案。
综观对苏轼与王安石的千年评价,笔者将其分为三个时期。
(一) 两宋时期
两宋时期,正如笔者前面分析的,由于苏轼、王安石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更由于北宋晚期复杂的新旧党争,新学、蜀学、理学的道统之争,以及相关当事人的个人恩怨、政治利益计算,在北宋晚期和南宋初期,苏轼、王安石及其相互关系就已经成为官方和民间聚讼不已的公案,也为后来千载聚讼埋下了伏笔。
总体上说,对王安石的评价在其生前身后都存在巨大争议。从熙宁元年到靖康元年,虽然王安石在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都处于主导地位,但对其评价一直争论不断,旧党人士对王安石当然是极力丑化,新党人士把王安石奉若神明。这种两极化的评价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离开权力中枢和离开人世而结束。南渡以后,王安石在政治上虽然已经破产,但在思想、文化领域仍然存在巨大影响。王安石在政治、思想、文化、人格方面全面破产,被妖魔化、污名化,与理学在南宋后期成为统治思想有关。以后,这种负面形象就基本上成为历史的定格。
相对来说,对苏轼的评价就单纯得多。从绍圣元年到靖康元年,虽然苏轼在政治上被打入另类,但在民间和在野的知识分子中间,甚至在朝廷的部分知识分子中间,评价仍是正面多于负面。绍圣二年,“安民与国子司业安惇、监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国子监考试所拆号,安民对敦逸称‘二苏负天下重望,公不当弹击’” (《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四)。即使是在党禁盛行的 “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4]253。“宣和间,禁苏文,学者私记曰‘毗陵先生。” [4]253到了南宋,高宗开始为苏轼恢复政治名誉:
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祐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章,是以论世。倘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①
由于朝廷的政治平反,民间对苏轼的热爱和崇敬亦升温,高宗“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4]254,形象地说明了苏轼对当时社会的巨大影响。
孝宗更是喜欢苏轼的道德、学问,对此有极高的评价: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欤?”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养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刚而无馁,故能参天地之化,开盛衰之运。不然,则雕虫篆刻童子之事耳,鸟足与论一代之文章哉!故赠太师谥文忠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万几余暇,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东坡全集序(宋孝宗赵昚)》)[1]2358
孝宗“乾道末……‘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4]259-260,苏轼热更加升温。
综上所述,对苏轼、王安石的评价,在宋代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
(二)元明清时期
宋以后,对苏轼、王安石的评价,也是见仁见智,除王船山等少数人对王安石有较正面的评价外,主流舆论是贬王扬苏。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一,从思想文化领域来说,程朱理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问,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王安石经学式微,苏轼的影响多在文学领域,在一统的思想下是不容许异端存在的。其二,从政治领域来说,由于中国社会的日趋保守,王安石不成功的改革成了人们谈虎色变的话题,再加上造成靖康事变的罪魁蔡京以及主张妥协的秦桧“尚安石”,王安石遭到社会的排斥是顺理成章的逻辑;第三,苏轼的性格、文学才华、人格魅力相对于王安石来说,对后人更有吸引力。这些不但表现在所谓士大夫阶层的趣味中(如袁中道《次苏子瞻先后事》),更是进入到了通俗文学领域。
元杂剧有无名氏《苏子瞻醉写赤壁赋》、费唐臣《苏子瞻风雪贬黄州》、吴昌龄《花间四友东坡梦》等三种,王安石都是作为苏轼的对立面出现的,刚愎自用、不近人情、执拗、奸佞成了王安石形象的代名词,有点近似于对曹操的妖魔化。苏轼则是正义凛然的反对派。
明代冯梦龙的“三言”对苏轼、王安石的描写更耐人寻味。《警世通言》第三卷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第四卷则有“拗相公饮恨半山堂”;《醒世恒言》第十一卷有“苏小妹三难新郎”。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无疑是对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彻底否定,其中可以依稀看到宋人笔记小说的影子;而“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苏小妹三难新郎”则是从学问角度对王安石、苏轼进行的解读。“三言”无疑反映了市民的文化趣味、政治倾向,对此进行深入解读其实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在此不展开。
(三)近代以来
近代中国面临“艮古以来未有之大变局”,对苏轼、王安石的评价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从梁启超开始,为了富国强兵,为了维新变法,对王安石的评价逐渐趋于正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民国结束。解放后,由于列宁曾经说过王安石是11世纪中国的改革家,在政治挂帅的17年,对王安石的评价同样呈正面肯定,对苏轼的研究则避开了敏感的政治问题;“文化大革命”中,评法批儒,对王安石、苏轼的评价呈现明显的两极化;改革开放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人们能够对王安石、苏轼展开较为客观的评价。
综观千年的苏轼、王安石关系研究和评价,时代性、政治性因素的介入很明显,再加上研究者立场、方法、观点、动机、学识的不同,对苏轼、王安石的解读也就林林总总,见仁见智。
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表面上看好像具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但却道出了文学评论、历史评价的本质特点。在对文学作品,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解说中,之所以难以形成共识,主要受制于三种因素:一是历史人物本身的复杂性、多面性、矛盾性,为多种解读提供了客观基础;二是研究者同时还受到当时政治因素、思想文化趋势的影响,这使解读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三是研究者不同的立场、方法、观点、动机、学识,则构成了多种解读的主观因素。
三、苏、王关系的再评价
面对聚讼千年的苏、王关系,任何一种评论都可能面临质疑,任何一种评论都可以找到材料支持自己的立论。这为评价苏、王关系提供了便利,也增加了难度。便利是显而易见的,可以就苏、王之间的个人恩怨、性格冲突、政治纷争、思想文化歧异诸方面发表截然相反的意见;难度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任何立论都可以找到相反的材料予以批驳。好在现在是个开放的时代,思想上,不存在“定于一”的束缚;政治上,被评价的当事人已经远离我们,不可能由此再出现政治纷争。这为客观理性地评价苏、王关系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也多少增加了笔者评论的勇气。笔者认为,苏、王关系主要牵涉到三个层面。
(一) 思想文化层面
是统一思想还是保持独立,是苏、王之间在思想、文化层面最根本的分歧。这其实也是苏、王熙宁相争的核心。
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丁巳朔,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先是议更贡举法,帝以苏轼言为是,它日,以问王安石,安石曰:‘不然,今人材乏少,且学术不一,异论纷然,此盖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则必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以不变。’”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六年(1073年),朝廷设立“经义局”,在王安石领导下,修订《诗经》《尚书》《周礼》三部经典的标准解释,当时谓之“三经新义”,用于科举考试。王安石请建学校,罢诗赋明经科,专以经议策论取士,将其《三经新义》、《字说》作为科举考试的依据,最终在新党当权的绍圣到宣和年间达到了“一道德”的目的。
苏轼对于王安石用提供标准化答案改变科举考试以达到“一道德”的举措一开始就反对,从熙宁到元祐,立场一直没有改变。熙宁年间有《议学校贡举状》[1]723-725,元祐年间有《复改科赋》:“三舍既兴,贿赂公行于庠序;一年为限,孤寒半老于山林。自是愤愧者莫不颦眉,公正者为之切齿。”[1]29-30在私人通信中,苏轼表述得更为清楚:“王氏之学,正如脱椠,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求为桓璧彝器,其可乎?”[1]325“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1]1427
科举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其重要性超过历代,它是为国家选拔治理人才的唯一途径,用经义、策论取士导致科举取士沦为政策拥护者的工具,对此,有学者精辟地指出:“经义取士产生了中国文化的癌症八股文,策论取士则使文官考试失去客观的素养考核的本意,而被一时的政策和意识形态所左右,被政治斗争的阴云所笼罩。”[5]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扼杀了思想界的生机与活力。
从这个角度审视苏、王之争,或许能够对以后的争论有一个新的视角。北宋中晚期,程氏理学、王氏经学、苏氏蜀学是鼎足而立的三大流派。程氏理学、王氏经学在某种程度上有其一致性,那就是统一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也就不难理解朱熹“宁肯赞扬王安石,也决不喜欢苏东坡”[6]。其原因固然与门户之见有关,也与苏轼思想的独立性有关。后来的程朱理学取代王氏经学,直接造成思想、文化的停滞是有目共赌的历史事实。
从中国思想发展历史来看,统一思想往往与专制、集权相联系,也往往与停滞、僵化相联系;而容许独立的思想和见解存在,甚至争鸣,往往与活力、进取有关,特别是思想领域,统一思想实质意味着禁锢。这是苏轼反对王安石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二) 政治纷争层面
从表面上看,从政策层面看,熙宁纷争主要是如何理财的问题。熙宁年间,神宗皇帝最为关心的是理财——“当今理财最为急务”(《续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六)。王安石熙宁改革的目标是增加国家收入,平均财富,实现富国强兵,而措施是改变生产之外的分配方法。其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增设官营设施,如均输、青苗、市易;二是新税法,如免役、商税;三是管制登记法规,如保甲、保马法等。王安石变法的具体举措,主要在财政、税收制度上,不在生产技术上进行变革,不在生产规模上进行扩大,光靠改变分配方法能否在总量上增加社会财富其实是值得怀疑的。当时的名流学者几乎都站在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反对王安石变法最激烈的是司马光,当然苏轼是发声最大的,司马光就认为自己“敢言不如苏轼”。
熙宁改革的是非已经成为历史,对其成效作出历史评估也一直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苏、王熙宁相争,不在政策层面的具体措施,而在体制层面——“存纲纪”。是独断专任,还是兼听则明,是权利不受制衡,还是保持台谏的制衡,是允许不同意见存在,还是只能有一种声音,这才是苏、王争论的核心所在。
“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其实也是安石自己的夫子自道。王安石将反对者一概斥为流俗,将其陆续赶出朝廷。在专制体制下,为了政令畅通,不能容忍反对者也属正常,姑且认为王安石忠心为国,姑且认为王安石不能容忍反对者是为了推行新法,姑且认为王安石大权独揽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但这都不能成为破坏体制的理由。这里其实牵涉到人治与法制的问题,王安石破坏了体制——将唯一制衡宰相权利的谏官换成自己的亲信,并将其作为打击异己者的工具。“以淮南转运使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王安石屏异己者,数月之间,台谏一空。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这就严重破坏了宋代立国的权利制衡体制①。
苏轼对台谏在宋代权力制衡体系中的作用,认识是深刻的,已经超越了表面的争论:
“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1]740-741
后人对此亦有体认:“执政大臣欲擅权者,必先摧沮台谏官,台谏气夺,则无敢议己者,然后得以专辄用事,封殖朋党。明圣有为之主欲收揽权纲者,必先择台谏,非其人则或废黜,或他迁之。如得其人,则须听用其言,然后执政大臣不得专权用事,威福不出于己,则朋党自然破散,群下莫不一意以事君,忘私而徇公,则主势隆于上,治道成于下,非小补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3)
王安石以后,新党的章惇、蔡京,以至南宋的秦桧等权臣的作为,提供了明显的反面例证,说明权臣“独断专任”又缺乏台谏对其权力进行制衡,他们一旦为自己谋取私人权利会给国家、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三) 性格冲突层面
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苏、王在思想、文化、政治层面的冲突,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性格冲突。
首先看苏轼的性格。在私人交往领域和在公共事务领域,苏轼性格呈现两个不同的侧面。
在私人交往领域,苏轼给人的普遍印象是泛爱主义、随和、豁达、宽容,“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宋高文虎撰《蓼花洲闲录》)。莫砺锋教授在其《漫话东坡》里,专门列了两章介绍“东坡的交游”、“东坡的弟子”,以前辈的忘年之交(张方平、欧阳修、范镇、张先、司马光)、推心置腹的知己(文同、米芾、刘景文、陈季常、佛印)、亲如手足的僚友(元祐四友、密州二赵、毛滂、赵令田寺)、相濡以沫的患难之交(王诜、王巩、陈珪、钱世雄、道潜)、深明大义的谪地长官(陈轼、徐大受、杨寀、詹范、方子容、张逢、张中)、善良质朴的平民朋友(王齐愈、王齐万、古耕道、郭遘、林行婆、瞿封亨、卓契顺、黎子云、符林)以及东坡的弟子(黄、张、秦、晁、陈、李等)[7]为题,真实再现了苏轼性格的这一个侧面,也是广为人知、被人推崇的一个侧面。
在公共事务领域,在原则问题上,在政治斗争中,苏轼喜怒形之于色,同时代人对此有记载:“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4]64(宋朱弁《曲侑旧闻》卷五)真实,不虚伪,不苟从,是苏轼在政治斗争中易于招怨的主要因素。作为深谙历史的苏轼,反对当政者可能招致的后果他应该比一般人清楚,他也知道韬晦的道理:“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1]103尽管如此,苏轼在政治斗争中绝不隐藏自己的观点,绝不明哲保身、首鼠两端。“知子莫如父”,苏洵对苏轼曾有明确的分析:“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洵《名二子说》)苏洵最担心的就是苏轼不注意外表的掩饰。这种真,用苏轼自己的说法就是“言发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1] 363。最为了解苏轼的苏辙对此曾有评价:“公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1]2803苏轼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的说法更为形象,那就是苏轼“满肚子不合时宜”。由此,对苏轼性格作出真实、坦率、耿介、独立的判断也就顺理成章。所谓坦率,也就是“不外饰”,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所谓耿介,就是对于虚伪、专横等行为“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所谓独立,也就是绝不人云亦云,绝不搞党同伐异,对于当权者绝不“稍自韬戢”, “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1]1655。
再看王安石的性格。王安石曾长期被污名化,历史上对他的记载大多倾向负面:“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这不能排除政敌的故意丑化,但从他自己的言论中还是能够大致作出判断。最能够反映王安石性格特点的是他的“三不”宣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赞神宗以独断专任”,用王安石自己的话对他做出独断、偏激、执拗的判断大致不太离谱。一个独断、偏激、执拗的宰相,碰上一个坦率、耿介、独立的敢言超过司马光的苏轼,单从性格角度说,苏轼与王安石这样两个历史巨人碰到一起,发生熙宁争论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宿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苏轼、王安石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方面的分歧是全面而深刻的,再加上他们曾经有过的芥蒂,他们可能是知音,但绝不是朋友,当然也不可能像某些论者认为苏轼在王安石死后还怀着怨恨。特别要说明的是,苏轼元祐三年(1088年)十二月在奏议中对王安石的批评,是针对周穜“言朝廷当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的提议而说的,那既有现实政治因素的考量,也与苏轼的思想、文化、政治态度有关,仅以此证明苏轼对王安石一直怀有怨恨是不足为凭的。
苏轼让中国老百姓喜欢的地方,正在于苏轼对所有人(哪怕是像王安石那样排挤自己的人、像章惇那样迫害过自己的人) 都采取亲和、尊重、宽容的态度,而王安石对所有人都抱着征服的态度,这其实可以看成两人历史评价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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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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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04.
[7] 莫砺锋.漫话东坡[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16-61.
(责任编辑 古东)
Relationship Between Su Shi and Wang Anshi and Its Comments
YU Shihua
(Editorial Board,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Technology, Zhenjiang212003,China)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 Shi and Wang Anshi is an unavoidable topic in the study of Su Shi. In fact, their direct contact is very simple. However, because of the richness,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of the persons involved, the complex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late North Song Dynasty and early South Song Dynasty, and also the unofficial history written by the political and literary idolaters, their relationship become complicated and confusing. All of these have caused essential effect on their relationship and also laid a pavement for the unsettled case. The simple and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u and Wang involves their conflicts in thoughts, culture,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personalities.
Key words:Su Shi; Wang Anshi; relationship; comment
关键词:苏轼;王安石;关系;评价
中图分类号:K244.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0)03005710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是苏轼研究绕不开的话题。如何评价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困扰宋代政治家、思想家的现实问题,也是困扰宋以后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史研究专家的千年难题,时至今日仍聚讼不已,没有也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意见。笔者不揣冒昧,想就苏、王关系及其评价问题发表自己的一得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 简单而复杂的苏、王关系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既简单又复杂。如果就其直接交往来说,应该说是简单的;如果就其牵涉到的问题说,的确非常复杂。
(一)简单的苏、王交往关系
查《宋史•苏轼传》、《宋史•王安石传》、《续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长编》以及苏轼诗文集,他们直接、间接交往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
一是熙宁时期的四次交锋。苏轼与王安石的冲突主要集中在熙宁二年至熙宁四年四月间(苏轼是熙宁元年十二月从四川服丧期满回朝的,熙宁四年四月离京通判杭州)。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第二年为宰相),苏轼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由于两人政治地位悬殊,远谈不上直接对抗。
熙宁二年(1069年)五月,“王安石以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诗赋、明经诸科悉罢,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议之”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苏轼反对变更取士之法,并在皇帝召见时直陈:“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①。这可以看成苏轼与王安石的第一次交锋。
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制置三司条例司,十二月,“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这就是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1]729-742,系统阐明反对新法的政见,成为当时反对新法奏议中最系统、最完整的一封,“安石见而深恶之”(《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这可以看成苏轼与王安石的第二次交锋。
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吕惠卿等任廷试主考官,苏轼等人为编排官,为确定叶祖洽的考试名次发生冲突。“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其意在投合也……苏轼谓:‘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乃拟进士第一篇献之。帝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数请黜之。”(《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这可以看成苏轼与王安石的第三次交锋。
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苏轼《再上皇帝书》[1]748-751反对新法,针对“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苏轼在开封府出试题“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王安石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以苏轼的自请外放了结。这可以看成苏轼与王安石的第四次交锋。
二是元丰七年(1084年)的金陵相会。宋神宗元丰七年七月,苏轼“道过金陵,见王安石”,一个是前途茫茫的流放官员,一个是赋闲在家、身心交瘁的前宰相,两人相见甚欢,既有诗歌唱和,亦有书信往来。苏轼文集留有两信,表明他们之间曾有比较深入的交流:“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已别经宿,怅仰不可言。”[1] 1444 宋代笔记小说对此也有不少记载。 苏轼诗集留有与王荆公和诗四首,特别是“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2] 1252,后来的研究者多将其作为两人和解的证据。
三是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后发生的事情。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去世;五月,苏轼代朝廷作《王安石赠太傅制》。这篇制词对研究苏、王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虽然是代拟王言,却既显示了苏轼的才华,也反映了苏轼对王安石的感情、态度,兹节录于后: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1]1077
同年,苏轼游西太一宫见王安石留诗,有《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秋早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清酣。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但有樽中若下,何须墓上征西。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2] 1449-1550
尔后的余波是元祐三年(1088年)十二月,针对周穜“言朝廷当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的提议,身陷洛、蜀、朔党争又曾为周穜推荐人的苏轼,在新党“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怀其私恩,冀其复用,为之经营游说者甚众”的情况下,为了排除政治上的嫌疑,对王安石发表了与元祐元年不同的看法:“窃以安石平生所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难逃圣鉴。先帝盖亦知之,故置之闲散,终不复用。”[1]833“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矫诈百端,妄窃大名,咸以为可用,惟韩琦独识其奸,终不肯进。”[1]834
综观苏轼与王安石的交往,真正称得上直接交往的,是元丰七年(1084年)的金陵相会;熙宁初年的四次交锋,只能算隔空交火;元祐元年苏轼的制词、和诗,以及元祐三年的奏议都是王安石去世后所写,而且都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所写,不能将其认为完全是苏轼个人的看法。
(二)复杂的苏、王关系
由于两人同为影响历史的巨人,简单的苏、王关系由于太多因素的介入,不但变得复杂,而且变得扑朔迷离。
一是当事者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使问题复杂化。
苏轼、王安石在私人感情、个性、学识、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使问题复杂化。单就私人感情、交往而言,如苏洵的《辨奸论》、王安石不肯为苏辙除官撰写告词、王安石当政对苏轼的排挤打击、王安石在乌台诗案发生时对苏轼的出手相救、《王安石赠太傅制》是否明褒实贬等,都可以让研究苏、王关系的后人产生各种解读。另外,在个性上,王安石自信而执拗,苏轼耿介而独立;在学识上,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诗、词、文方面,还是在经学领域,两人才华横溢,均有很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在政治操守上,两人都有主见,有担当;在思想上,王氏新学和苏氏蜀学存在尖锐的对立……每一个方面同样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版本,研究苏、王关系也由此变得复杂。
二是北宋末、南宋初复杂的政治变局使问题复杂化。
北宋末、南宋初,政治局势诡谲多变。政治因素的介入,使苏轼、王安石本身形象变得复杂,也为研究他们的关系增加了复杂的变数。
在北宋晚期的政治舞台上,王安石一直占据舞台的中心,是舞台上当然的主角,不管是在朝廷主持政务,还是闲居金陵,甚至去世后,都是牵动政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熙宁年间,王安石权力如日中天,但争论也随之而起,朝野评价呈现两极化;元丰年间,王安石闲居金陵,但对朝廷、对整个社会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使没有王安石的王安石路线大行其道;元祐年间,旧党上台,王安石逝世,熙丰变法遭到全面清算并被全面废除,王安石路线暂时遭到贬斥,但伴随王安石的争论并没有停止,周穜“言朝廷当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就是明证。特别是从绍圣到元符一直到靖康,王安石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王安石是政治正确的代表,绍圣元年,“诏以王安石《日录》参定《神宗实录》、《正史》”,“诏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四)。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六月,“戊申,诏以荆国公王安石配享孔子”(《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九)。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癸酉,追封王安石为舒王,子雱为临川伯。仲春释奠,以兗国、邹国公及舒王配飨文宣王庙”(《续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一)。王安石在思想、文化领域处于独尊地位,其经学、字说成为统治思想和考试的依据。与此相对应的是,苏轼生前难逃王安石的巨大身影和阴影。熙宁年间外放地方官,与王安石有直接关系;元丰年间发生的乌台诗案及其以后的流放虽然与王安石没有直接关系,但直接迫害苏轼的都是王安石的政治继承人;绍圣到元符,苏轼流放到惠州、儋州,与新党的政治清算有关。特别还应提到的是,与王安石死后备极哀荣相反,苏轼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去世后,从崇宁一直到靖康,政治上被打入另册,被列入元祐奸党,书籍被焚毁,名字被刻石全国。
宋室南渡后,检讨靖康之耻,蔡京等人的政治作为自然难辞其咎(都是打着王安石熙宁改革的旗号),王安石的政治地位相应受到影响,但同时应该看到,新党虽然在政治上已经破产,但王安石在思想、文化领域仍居于统治地位,“南渡以后,通高宗一朝,王学事实上仍执政治文化之牛耳”(“赵鼎主程颐,秦桧尚安石”),“甚至迟至孝宗初年,王学在朝廷上的地位仍无动摇的迹象”[3]。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 “将释奠孔子祠,职当分献先贤之从祀者,掞之先事白宰相曰:‘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溺人心,驯致祸乱,不应祀典……请言于帝,废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从食。’不听”(《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宋史》卷459同样有此记载。直到乾道六年(1170年)孝宗才代表朝廷对王安石作出政治宣判:“朕念治平以前,海内无事。自王安石变法,章惇、蔡卞继之,至靖康间,大臣尤庸缪,以至败乱。”(《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一)如果从熙宁元年(1068年)开始计算,到乾道四年(1168年),王安石在北宋末、南宋初的影响正好一个世纪。而苏轼的命运与王安石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正好相反而已。宋室南渡后,宋高宗、孝宗为苏轼正名、平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三是当时的政治追星族和文学追星族撰写的野史笔记使问题更加复杂。王安石、苏轼巨大的政治影响、文学影响与人格魅力,无疑是宋人关注的重点,就像今天的追星族一样,宋代保存了大量关于王安石、苏轼及其交往的遗闻逸事。
比如,与苏轼关系切近的张耒、王巩等人的记叙当然情感上偏向苏轼而讨厌王安石:“王荆公为相,大讲天下水利,时至有愿干太湖,云可得良田数万顷,人皆笑之。荆公因与客话及之,时刘贡父学士在坐,遽对曰:‘此易为也。’荆公曰:‘何也?’贡父曰:‘但旁别开一太湖纳水则成矣。’公大笑。贡父滑稽而解纷多此类。”(《张太史明道杂志》)①崇拜苏轼或者崇拜王安石的粉丝,由于政治立场、私人关系、学术传承等关系,有意无意丑化或者美化当事人,使这些野史、笔记呈现真真假假、亦真亦假、半真半假的状态,使苏王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扑朔迷离。而这些真真假假、亦真亦假、半真半假的记载,有的移入正史,如《宋史》、《续资治通鉴》等书;有的正史本身都带有立场、感情倾向,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②。后代学人将这些材料作为立论的依据,使其关系呈现“剪或断,理还乱”的状态。
二、聚讼千载的不了公案
如上所述,就苏轼与王安石纯粹的个人交往说,并不复杂,但由于牵涉的问题复杂,这就使苏王关系以及对苏王关系的评价成了聚讼千载的不了公案。
综观对苏轼与王安石的千年评价,笔者将其分为三个时期。
(一) 两宋时期
两宋时期,正如笔者前面分析的,由于苏轼、王安石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更由于北宋晚期复杂的新旧党争,新学、蜀学、理学的道统之争,以及相关当事人的个人恩怨、政治利益计算,在北宋晚期和南宋初期,苏轼、王安石及其相互关系就已经成为官方和民间聚讼不已的公案,也为后来千载聚讼埋下了伏笔。
总体上说,对王安石的评价在其生前身后都存在巨大争议。从熙宁元年到靖康元年,虽然王安石在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都处于主导地位,但对其评价一直争论不断,旧党人士对王安石当然是极力丑化,新党人士把王安石奉若神明。这种两极化的评价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离开权力中枢和离开人世而结束。南渡以后,王安石在政治上虽然已经破产,但在思想、文化领域仍然存在巨大影响。王安石在政治、思想、文化、人格方面全面破产,被妖魔化、污名化,与理学在南宋后期成为统治思想有关。以后,这种负面形象就基本上成为历史的定格。
相对来说,对苏轼的评价就单纯得多。从绍圣元年到靖康元年,虽然苏轼在政治上被打入另类,但在民间和在野的知识分子中间,甚至在朝廷的部分知识分子中间,评价仍是正面多于负面。绍圣二年,“安民与国子司业安惇、监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国子监考试所拆号,安民对敦逸称‘二苏负天下重望,公不当弹击’” (《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四)。即使是在党禁盛行的 “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4]253。“宣和间,禁苏文,学者私记曰‘毗陵先生。” [4]253到了南宋,高宗开始为苏轼恢复政治名誉:
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祐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章,是以论世。倘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①
由于朝廷的政治平反,民间对苏轼的热爱和崇敬亦升温,高宗“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4]254,形象地说明了苏轼对当时社会的巨大影响。
孝宗更是喜欢苏轼的道德、学问,对此有极高的评价: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欤?”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养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刚而无馁,故能参天地之化,开盛衰之运。不然,则雕虫篆刻童子之事耳,鸟足与论一代之文章哉!故赠太师谥文忠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万几余暇,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东坡全集序(宋孝宗赵昚)》)[1]2358
孝宗“乾道末……‘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4]259-260,苏轼热更加升温。
综上所述,对苏轼、王安石的评价,在宋代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
(二)元明清时期
宋以后,对苏轼、王安石的评价,也是见仁见智,除王船山等少数人对王安石有较正面的评价外,主流舆论是贬王扬苏。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一,从思想文化领域来说,程朱理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问,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王安石经学式微,苏轼的影响多在文学领域,在一统的思想下是不容许异端存在的。其二,从政治领域来说,由于中国社会的日趋保守,王安石不成功的改革成了人们谈虎色变的话题,再加上造成靖康事变的罪魁蔡京以及主张妥协的秦桧“尚安石”,王安石遭到社会的排斥是顺理成章的逻辑;第三,苏轼的性格、文学才华、人格魅力相对于王安石来说,对后人更有吸引力。这些不但表现在所谓士大夫阶层的趣味中(如袁中道《次苏子瞻先后事》),更是进入到了通俗文学领域。
元杂剧有无名氏《苏子瞻醉写赤壁赋》、费唐臣《苏子瞻风雪贬黄州》、吴昌龄《花间四友东坡梦》等三种,王安石都是作为苏轼的对立面出现的,刚愎自用、不近人情、执拗、奸佞成了王安石形象的代名词,有点近似于对曹操的妖魔化。苏轼则是正义凛然的反对派。
明代冯梦龙的“三言”对苏轼、王安石的描写更耐人寻味。《警世通言》第三卷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第四卷则有“拗相公饮恨半山堂”;《醒世恒言》第十一卷有“苏小妹三难新郎”。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无疑是对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彻底否定,其中可以依稀看到宋人笔记小说的影子;而“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苏小妹三难新郎”则是从学问角度对王安石、苏轼进行的解读。“三言”无疑反映了市民的文化趣味、政治倾向,对此进行深入解读其实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在此不展开。
(三)近代以来
近代中国面临“艮古以来未有之大变局”,对苏轼、王安石的评价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从梁启超开始,为了富国强兵,为了维新变法,对王安石的评价逐渐趋于正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民国结束。解放后,由于列宁曾经说过王安石是11世纪中国的改革家,在政治挂帅的17年,对王安石的评价同样呈正面肯定,对苏轼的研究则避开了敏感的政治问题;“文化大革命”中,评法批儒,对王安石、苏轼的评价呈现明显的两极化;改革开放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人们能够对王安石、苏轼展开较为客观的评价。
综观千年的苏轼、王安石关系研究和评价,时代性、政治性因素的介入很明显,再加上研究者立场、方法、观点、动机、学识的不同,对苏轼、王安石的解读也就林林总总,见仁见智。
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表面上看好像具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但却道出了文学评论、历史评价的本质特点。在对文学作品,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解说中,之所以难以形成共识,主要受制于三种因素:一是历史人物本身的复杂性、多面性、矛盾性,为多种解读提供了客观基础;二是研究者同时还受到当时政治因素、思想文化趋势的影响,这使解读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三是研究者不同的立场、方法、观点、动机、学识,则构成了多种解读的主观因素。
三、苏、王关系的再评价
面对聚讼千年的苏、王关系,任何一种评论都可能面临质疑,任何一种评论都可以找到材料支持自己的立论。这为评价苏、王关系提供了便利,也增加了难度。便利是显而易见的,可以就苏、王之间的个人恩怨、性格冲突、政治纷争、思想文化歧异诸方面发表截然相反的意见;难度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任何立论都可以找到相反的材料予以批驳。好在现在是个开放的时代,思想上,不存在“定于一”的束缚;政治上,被评价的当事人已经远离我们,不可能由此再出现政治纷争。这为客观理性地评价苏、王关系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也多少增加了笔者评论的勇气。笔者认为,苏、王关系主要牵涉到三个层面。
(一) 思想文化层面
是统一思想还是保持独立,是苏、王之间在思想、文化层面最根本的分歧。这其实也是苏、王熙宁相争的核心。
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丁巳朔,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先是议更贡举法,帝以苏轼言为是,它日,以问王安石,安石曰:‘不然,今人材乏少,且学术不一,异论纷然,此盖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则必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以不变。’”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六年(1073年),朝廷设立“经义局”,在王安石领导下,修订《诗经》《尚书》《周礼》三部经典的标准解释,当时谓之“三经新义”,用于科举考试。王安石请建学校,罢诗赋明经科,专以经议策论取士,将其《三经新义》、《字说》作为科举考试的依据,最终在新党当权的绍圣到宣和年间达到了“一道德”的目的。
苏轼对于王安石用提供标准化答案改变科举考试以达到“一道德”的举措一开始就反对,从熙宁到元祐,立场一直没有改变。熙宁年间有《议学校贡举状》[1]723-725,元祐年间有《复改科赋》:“三舍既兴,贿赂公行于庠序;一年为限,孤寒半老于山林。自是愤愧者莫不颦眉,公正者为之切齿。”[1]29-30在私人通信中,苏轼表述得更为清楚:“王氏之学,正如脱椠,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求为桓璧彝器,其可乎?”[1]325“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1]1427
科举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其重要性超过历代,它是为国家选拔治理人才的唯一途径,用经义、策论取士导致科举取士沦为政策拥护者的工具,对此,有学者精辟地指出:“经义取士产生了中国文化的癌症八股文,策论取士则使文官考试失去客观的素养考核的本意,而被一时的政策和意识形态所左右,被政治斗争的阴云所笼罩。”[5]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扼杀了思想界的生机与活力。
从这个角度审视苏、王之争,或许能够对以后的争论有一个新的视角。北宋中晚期,程氏理学、王氏经学、苏氏蜀学是鼎足而立的三大流派。程氏理学、王氏经学在某种程度上有其一致性,那就是统一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也就不难理解朱熹“宁肯赞扬王安石,也决不喜欢苏东坡”[6]。其原因固然与门户之见有关,也与苏轼思想的独立性有关。后来的程朱理学取代王氏经学,直接造成思想、文化的停滞是有目共赌的历史事实。
从中国思想发展历史来看,统一思想往往与专制、集权相联系,也往往与停滞、僵化相联系;而容许独立的思想和见解存在,甚至争鸣,往往与活力、进取有关,特别是思想领域,统一思想实质意味着禁锢。这是苏轼反对王安石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二) 政治纷争层面
从表面上看,从政策层面看,熙宁纷争主要是如何理财的问题。熙宁年间,神宗皇帝最为关心的是理财——“当今理财最为急务”(《续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六)。王安石熙宁改革的目标是增加国家收入,平均财富,实现富国强兵,而措施是改变生产之外的分配方法。其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增设官营设施,如均输、青苗、市易;二是新税法,如免役、商税;三是管制登记法规,如保甲、保马法等。王安石变法的具体举措,主要在财政、税收制度上,不在生产技术上进行变革,不在生产规模上进行扩大,光靠改变分配方法能否在总量上增加社会财富其实是值得怀疑的。当时的名流学者几乎都站在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反对王安石变法最激烈的是司马光,当然苏轼是发声最大的,司马光就认为自己“敢言不如苏轼”。
熙宁改革的是非已经成为历史,对其成效作出历史评估也一直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苏、王熙宁相争,不在政策层面的具体措施,而在体制层面——“存纲纪”。是独断专任,还是兼听则明,是权利不受制衡,还是保持台谏的制衡,是允许不同意见存在,还是只能有一种声音,这才是苏、王争论的核心所在。
“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其实也是安石自己的夫子自道。王安石将反对者一概斥为流俗,将其陆续赶出朝廷。在专制体制下,为了政令畅通,不能容忍反对者也属正常,姑且认为王安石忠心为国,姑且认为王安石不能容忍反对者是为了推行新法,姑且认为王安石大权独揽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但这都不能成为破坏体制的理由。这里其实牵涉到人治与法制的问题,王安石破坏了体制——将唯一制衡宰相权利的谏官换成自己的亲信,并将其作为打击异己者的工具。“以淮南转运使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王安石屏异己者,数月之间,台谏一空。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这就严重破坏了宋代立国的权利制衡体制①。
苏轼对台谏在宋代权力制衡体系中的作用,认识是深刻的,已经超越了表面的争论:
“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1]740-741
后人对此亦有体认:“执政大臣欲擅权者,必先摧沮台谏官,台谏气夺,则无敢议己者,然后得以专辄用事,封殖朋党。明圣有为之主欲收揽权纲者,必先择台谏,非其人则或废黜,或他迁之。如得其人,则须听用其言,然后执政大臣不得专权用事,威福不出于己,则朋党自然破散,群下莫不一意以事君,忘私而徇公,则主势隆于上,治道成于下,非小补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3)
王安石以后,新党的章惇、蔡京,以至南宋的秦桧等权臣的作为,提供了明显的反面例证,说明权臣“独断专任”又缺乏台谏对其权力进行制衡,他们一旦为自己谋取私人权利会给国家、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三) 性格冲突层面
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苏、王在思想、文化、政治层面的冲突,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性格冲突。
首先看苏轼的性格。在私人交往领域和在公共事务领域,苏轼性格呈现两个不同的侧面。
在私人交往领域,苏轼给人的普遍印象是泛爱主义、随和、豁达、宽容,“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宋高文虎撰《蓼花洲闲录》)。莫砺锋教授在其《漫话东坡》里,专门列了两章介绍“东坡的交游”、“东坡的弟子”,以前辈的忘年之交(张方平、欧阳修、范镇、张先、司马光)、推心置腹的知己(文同、米芾、刘景文、陈季常、佛印)、亲如手足的僚友(元祐四友、密州二赵、毛滂、赵令田寺)、相濡以沫的患难之交(王诜、王巩、陈珪、钱世雄、道潜)、深明大义的谪地长官(陈轼、徐大受、杨寀、詹范、方子容、张逢、张中)、善良质朴的平民朋友(王齐愈、王齐万、古耕道、郭遘、林行婆、瞿封亨、卓契顺、黎子云、符林)以及东坡的弟子(黄、张、秦、晁、陈、李等)[7]为题,真实再现了苏轼性格的这一个侧面,也是广为人知、被人推崇的一个侧面。
在公共事务领域,在原则问题上,在政治斗争中,苏轼喜怒形之于色,同时代人对此有记载:“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4]64(宋朱弁《曲侑旧闻》卷五)真实,不虚伪,不苟从,是苏轼在政治斗争中易于招怨的主要因素。作为深谙历史的苏轼,反对当政者可能招致的后果他应该比一般人清楚,他也知道韬晦的道理:“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1]103尽管如此,苏轼在政治斗争中绝不隐藏自己的观点,绝不明哲保身、首鼠两端。“知子莫如父”,苏洵对苏轼曾有明确的分析:“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洵《名二子说》)苏洵最担心的就是苏轼不注意外表的掩饰。这种真,用苏轼自己的说法就是“言发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1] 363。最为了解苏轼的苏辙对此曾有评价:“公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1]2803苏轼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的说法更为形象,那就是苏轼“满肚子不合时宜”。由此,对苏轼性格作出真实、坦率、耿介、独立的判断也就顺理成章。所谓坦率,也就是“不外饰”,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所谓耿介,就是对于虚伪、专横等行为“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所谓独立,也就是绝不人云亦云,绝不搞党同伐异,对于当权者绝不“稍自韬戢”, “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1]1655。
再看王安石的性格。王安石曾长期被污名化,历史上对他的记载大多倾向负面:“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这不能排除政敌的故意丑化,但从他自己的言论中还是能够大致作出判断。最能够反映王安石性格特点的是他的“三不”宣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赞神宗以独断专任”,用王安石自己的话对他做出独断、偏激、执拗的判断大致不太离谱。一个独断、偏激、执拗的宰相,碰上一个坦率、耿介、独立的敢言超过司马光的苏轼,单从性格角度说,苏轼与王安石这样两个历史巨人碰到一起,发生熙宁争论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宿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苏轼、王安石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方面的分歧是全面而深刻的,再加上他们曾经有过的芥蒂,他们可能是知音,但绝不是朋友,当然也不可能像某些论者认为苏轼在王安石死后还怀着怨恨。特别要说明的是,苏轼元祐三年(1088年)十二月在奏议中对王安石的批评,是针对周穜“言朝廷当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的提议而说的,那既有现实政治因素的考量,也与苏轼的思想、文化、政治态度有关,仅以此证明苏轼对王安石一直怀有怨恨是不足为凭的。
苏轼让中国老百姓喜欢的地方,正在于苏轼对所有人(哪怕是像王安石那样排挤自己的人、像章惇那样迫害过自己的人) 都采取亲和、尊重、宽容的态度,而王安石对所有人都抱着征服的态度,这其实可以看成两人历史评价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孔凡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王文诰,冯应榴.苏轼诗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3]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44.
[4] 颜中其.苏东坡轶事汇编[M].长沙:岳麓书社,1984.
[5]王水照,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58.
[6]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04.
[7] 莫砺锋.漫话东坡[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16-61.
(责任编辑 古东)
Relationship Between Su Shi and Wang Anshi and Its Comments
YU Shihua
(Editorial Board,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Technology, Zhenjiang212003,China)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 Shi and Wang Anshi is an unavoidable topic in the study of Su Shi. In fact, their direct contact is very simple. However, because of the richness,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of the persons involved, the complex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late North Song Dynasty and early South Song Dynasty, and also the unofficial history written by the political and literary idolaters, their relationship become complicated and confusing. All of these have caused essential effect on their relationship and also laid a pavement for the unsettled case. The simple and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u and Wang involves their conflicts in thoughts, culture,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personalities.
Key words:Su Shi; Wang Anshi; relationship;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