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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1938-1943年期间《纽约时报》对重庆大轰炸相关报道的全文文本和相关新闻标题为样本,借鉴传播学的框架理论,并结合描述、解释和分析结论的三步法,通过对数据、典型内容、报道方式的分析,探讨该报在重庆大轰炸报道中体现出的新闻理念及特色技巧,从一个侧面考察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形象的建构。
关键词:《纽约时报》;重庆大轰炸;报道分析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5-0107-09
近年来,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迄今为止,尚未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纽约时报》对重庆大轰炸报道的专题研究。本文以1938年至1943年该报重庆大轰炸报道的187篇全文文本及其同期相关新闻标题为样本,运用传播学的框架理论,从报道量及议题分析与报道方式分析两个纬度,借鉴话语分析的先“描述”再“解释”最后“分析总结”3步走的方法,探讨《纽约时报》重庆大轰炸报道之特色及其新闻的话语特征,试图从一个侧面探究西方主流媒体镜像中的中国战时首都重庆。
一、办报传统与样本描述
创办于1851年的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0rk Times,以下简称“时报”),以新闻翔实准确、客观公正、言论平稳为办报宗旨。时报注重国外新闻。对战争的报道尤其出色。1918年,因全面准确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荣获普利策金质奖章。20世纪30年代,时报继续推崇报纸的品质胜于利润,奠定了在突发新闻、国际局势与政治报道方面不可撼动的声誉,与隔海相望的英国《泰晤士报》并称为“报纸中的报纸”。1938年,时报明确提出“如果大规模的战争席卷欧洲,我们将做好充分准备,站到民主国家一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时报不计成本“投入战情报道”,不仅派出人员数目远超其他报纸,且牺牲掉200万美元的广告版面用以刊登战时新闻,赢得“货色齐全的新闻超级市场”及“历史的忠实记录者”之美誉。二战时期,时报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可以看成该报历史传统和新闻理念的典型个案。
(一)报道样本统计
1.报道数量及走势
以“Chungking”为关键词进行检索,1851年到1936年近百年时间里,《纽约时报》一共仅有259篇报道涉及重庆。“七七事变”爆发之前的1936年,有关重庆的报道仅有17篇。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前的1937年,有关重庆的报道为46篇。1938年,有关重庆主题的报道数量开始大幅增加。自1937年至1943年期间,时报有关重庆的报道量基本上处于逐年递增的趋势,在1942年达到顶峰(图1)。
比较而言,时报有关重庆的报道数量远超同时期其他西方主流媒体。以1942年为例,《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有400篇与重庆相关的报道,《时代》周刊有86篇,而《纽约时报》则有1572篇。此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报对重庆关注度的变化。这种变化,除与重庆地位的变化有关外,与日军空袭重庆的军事行动关联度应最高。以1940和1941年轰炸最为频繁的两年为例,5-10月的报道量明显高于其他月份,且报道内容几乎集中于轰炸纪实与政治生活。
2.核心议题:轰炸纪实
根据报道内容,1938至1943年间187篇《纽约时报》重庆大轰炸的相关全文文本,大致可分为5类主题(图2)。其中,有关大轰炸战况的直接报道超过全数的3/5,这类报道详细记录了日军空袭力量、血腥的轰炸场景、死伤状况、轰炸损失。以及围绕轰炸展开的救济疏散等工作。政治类报道量则占据第二重要的位置,较多涉及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政府职能及其改革,也论及国共关系和美国对华对日政策。
此外,约7%的报道涉及了社会诸多方面,如战时工业生产、市场流通、人文风貌、历史地理等,这表明时报在议程设置方面也力争把触角伸向更加广阔的领域。但是,总体而言,软新闻显然不是纽约时报重点关注的对象。在这场灾难性大轰炸之中,时报的注意力紧锁轰炸本身及其相关政治动向,这源于时报一贯秉承的严肃硬朗作风,与时报善于反映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立场密不可分。
(二)报道体裁和新闻来源
时报报道大致可分为消息、通讯(特稿)、评论3大体裁。其中消息类新闻是最主要的报道类型,绝大多数消息和通讯由时报驻华记者F.Tillman Dur-din(蒂尔曼·窦丁)和Be~ram D.Hulen(伯特伦·许伦)采写发回。部分通讯和评论出自专栏作家和在战争现场的自由撰稿人之手,内容皆随战争的进程而有所不同。在对重庆大轰炸的187篇报道全文文本中,时报自行采写了136篇报道,其余5l篇采用美联社、合众社和北美报业联盟等新闻机构的文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纽约时报》派记者前往中国各地。重庆大轰炸期间,时报一批记者如蒂尔曼·窦丁、休·拜亚斯(HUGH BYAS)和哈雷特-阿班(HALLETr·ABEND)对重庆的动态进行了追踪,发回大量珍贵的报道。蒂尔曼·窦丁是《纽约时报》20世纪30-40年代的驻重庆记者,在中国生活长达15年,以报道“客观”自豪,他常与美国驻华使领馆的官员来往互换情报。国民政府国宣处曾认为他对中国抱有“同情态度”,函请有关方面予以方便。哈雷特·阿班是20世纪整个30年代《纽约时报》的驻华首席记者,适逢中华民国多重巨变,各国政要无不奉他为上宾,中日双方名流皆与之过从甚密。他置身于中国战场,历史的每一起伏都通过他迅速传递给全球大众。虽然他常驻上海,关注的是整个中国的战局,然而在重庆大轰炸开始之后的头两个年头里,他的相关新闻稿,以其独特的视角将“重庆大轰炸”纳入中国抗日战争报道。
时报一向重视优秀编辑记者的个性风格,这种风格的多样性在其重庆大轰炸的报道中有所体现:如窦丁着力报道战况记实,拜亚斯则更专著于评述,当前者在传递“重庆遭受最惨重的轰炸”③时,后者则以“日本轰炸中国,警告西方”为题④,就日本政府的言行以及美国政府的回应做了报道。时报投入如此庞大的采编力量于大轰炸的报道,是其新闻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成为其重庆报道的特点之一。
二、报道方式与话语特征
(一)对“硬新闻”的强有力把握
硬新闻是源于西方新闻学的一个名词,指题材较为严肃,着重于思想性、指导性和知识性的政治、经济、科技新闻,这类新闻有着极严格的时间要求,报道必须迅速。《纽约时报》对重庆大轰炸的相关报道,以其迅速准确、详尽而颇具深度的硬新闻取胜,呈现出全面、稳健而严肃的传统本色。
1.全程跟踪式报道
时效性乃新闻价值诸要素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战争由于其突发性,时效性则显得尤为关键。对于一向注重硬新闻报道的《纽约时报》而言,不仅在大轰炸报道数量上大为领先,对时效性的追求也正显示出其强大的媒介传播的震撼力。 在大轰炸最频繁的时期,时报全程跟踪,有时甚至会一天连续刊发多篇新闻。通常,时报对轰炸状况采用一事一报法这种最为原始、最基本也最灵活的方式进行连续报道,篇幅短小精悍,一般三四百字,最短的报道仅有10个词。以1940年5月27日到5月31日为例,时报连续5天每日刊发对轰炸现状的直接报道。如5月27日报道“估计93架日机轰炸首都郊区。约200人死亡300人受伤,多为老百姓”,28日报道“约160架日机连续轰炸重庆6个小时,这从未出现过”,30日以“轰炸重庆成了日军的日常事务”为题报道了“这周以来每天的轰炸造成的人员伤亡又多了几百人……完全可以相信日本在广播中所宣称的,他们计划了一个对重庆进行为期10天的轰炸,尽一切可能摧毁这座城市,毁灭其工业、政府和教育机构”。31日,又报道说“日本官方在汉口宣布每天对重庆的轰炸将持续到其反抗精神被击垮,但没有证据表明这已经动摇了中国的士气。承受了日本两年的空中轰炸,重庆充满士气能够继续忍耐”。再如1941年8月,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攻势更加猛烈,时报连续刊发17篇报道,跟踪记录了轰炸所造成的巨大破坏、重庆人民于轰炸中求生存、所获得的各方援助等各方面情况。
重庆大轰炸历史上的数次重大惨案,《纽约时报》皆全程跟踪及时报道,尽显其强大的历史记录功能。1939年5月5日,时报以头版消息“大使馆在重庆的轰炸中被毁”于第一时间报道了“五三”、“五四”大轰炸:“日本侵略者昨天对中国新首都实施了中日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轰炸……27架日机于黄昏时分从北边飞过,在从嘉陵江码头至长江一侧南沿一线的城市中心地带不加选择地投下燃烧弹和重型破坏弹。德国使馆被摧毁并起火。炸弹炸毁建筑引起了大火,楼房片刻化为灰烬,英国使馆遭遇相同……日本袭击带来的空袭警报让这座城市几乎一整天都处于恐慌之中。”报道用精练的语言描述了灾难现场。
1939年5月6日,时报刊发“重庆与日军轰炸引起的大火搏斗”继续追踪了这场大灾难:“火光和烟雾继续覆盖着狭窄弯曲的城墙,城市变成了血红的棺材,重庆在与日本前两天袭击造成的苦难搏斗。穿过城市中心的火焰在一个接一个的街区蔓延,消防员、战士和志愿者将其扑灭之后,大片田地仍在燃烧。救援队伍努力为伤残人员找医院,竭力解救被困人员,并集中埋葬死去的同胞……估计有20万人已经逃出城去了。街道上整天聚集着带着包裹和储藏物的人。有钱人的家当堆得很高,手推车和骄子上载满了零碎的物品。舢舨和汽船运送逃亡者渡过嘉陵江和长江。通往西部的公路挤满了难民。乘坐舢舨的费用由1.5美分增加至了6美元。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食物短缺相当严重。很多地区缺水增加了痛苦。许多医院没有水给病人用……英国大使和他们的随从已经从使馆逃往长江南岸新建的办公点……100个妇女小孩和老人在城墙避难时,统统被大火烧死了。多数外商和一些传教士的住所已经搬到南岸山上。蒋介石大元帅命令指挥所有的车辆帮助群众疏散。传教士会见中国救灾代表并动用飞机去救助无家可归和饥饿的人们。请求美国赈济的计划已经拟定。”报道集中笔墨讲述了轰炸之后整个城市的生存状态:市政工作仍旧继续、搏击大火、难民逃亡、机构转移以及物资严重短缺。除此之外,观察可谓极其细致:“下午晚些时候的风又刮燃了城中心的火焰,火舌又开始蔓延……清晨的雨和云层保护了这座城市,所以即使当天有两次空袭警报造成了慌乱,但没有袭击发生。”报道巨细无遗地给与西方读者有关此次重大灾难最为直观和真切的信息。
1939年5月12日,时报又以“中国首都重庆依然坚持着”为题,报道说:“一位政府发言人今天声明。中国政府没有因为近日日本的猛烈空袭以及更多空袭的可能性而打算离开重庆。他说,袭击仅仅加速了政府疏散当地人民的计划……在今天对澳大利亚的广播中,蒋介石夫人详述了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并宣称:‘尽管日本在我们没有坚强防御的头顶给予了越来越强烈的轰炸,然而日本没有也不能击败我们。’她警告澳大利亚防止日本对待中国一样的暴行,声称中国会抗战直到侵略者被驱逐,如果失败的话,这将意味对于整个民主世界的威胁——一种首先危害澳大利亚的安全并将和平土地卷入莫大灾难的威胁。”在“五三”、“五四”大轰炸发生之后的一个多星期,时报仍在继续追踪,其视野更加开阔,进一步发掘轰炸后的政治生活。
1939年5月13日,“日本入侵租界”一文开篇即描绘惨案:“日机今天再次造访重庆,和上周的袭击一样,把这座城市另一区域变为火海,并为其制造的伤亡而兴奋……据国家卫生部负责人说,在上周的袭击中,5000居民死亡2000人受伤。伤亡者大多是5月4日的第二次袭击造成的,那次轰炸造成了空中轰炸历史上最多的人物财产破坏。”后文笔锋一转着眼于国际社会的态度:“美国、英国和法国大使向日本提出抗议,抗议日本对重庆及中国其他一些城市的轰炸。美国的抗议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的……英国大使罗伯特先生特别提到英国领事馆所受的破坏,并且驳回日本海军的所谓防空炮在领事馆附近的借口。他声明,防空抵御的存在并不是无区别轰炸的借口。”至此,关于“五三”、“五四”大轰炸的报道由灾难的惨烈现场追踪到轰炸后的城市生存、政府救援,再到政治举措、国际动态,逐步详尽丰满,其报道的深度、话题多样性均构成了时报独特的故事讲述方式。
时报连续数年的跟踪报道如日志般周密细致地记录了一个城市在轰炸中的生存状态。从1938年10月5日刊发消息“空袭中国新首都”记录下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区开始,此后无论是日本越来越频繁地“动用前所未有的轰炸机数量”、“使用1000磅的重型炸弹”还是“2万人无家可归”、“疾风煽动火焰蔓延整个城市”、“重庆拉响很长时间的警报”亦或“美国陆军空军的到来给这座战时首都带来了乐观情绪”和“重庆十个月未遭袭击”、“重庆于两年的平静之后再次受袭”,都尽在时报的报道中。它以这种记录方式建构着读者的认知框架,迅速准确而全面地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中国首都重庆不断承受日军轰炸且遭到重创的血腥场面,这正是《纽约时报》重庆大轰炸报道中所显示出的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格。
2.客观性与媒体倾向
客观性是新闻的又一基本要求,但由于新闻活动是由主观去反映客观,无法达到绝对的客观。而战争始终处于双方或多方的高度对抗状态之中,自然要求获得己方之内一切力量不遗余力的共同支持,这就是战争新闻的偏向性要求,任何一方的媒体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新闻报道中有所偏向。
将来自多种渠道的信息统统提供给受众是西方新闻报道惯例,《纽约时报》深谙此道并逐渐形成其坚守的新闻传统。作为一份拥有自己立场的报纸,时报在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中,一方面的确坚定不移地站在了民主国家一方,另一方面又坚持运用多元信息源的报道手法,援引来自日本军方、中国军 方、美国官方、外国使馆官员等多方不同言论,力争提供一个全面的事实框架。
1939年底之前,时报在报道中援引大量的消息来源,显示其中立的立场,记录战争、关注生命。如1939年5月9日的报道中“一位日本发言人在上海警告说在军队驻扎的任何城市的军事和非军事目标都有可能被他们的空军袭击。他称日本认为目前军队大量出现在城市里,导致了那座城市所有地方被轰炸,不管有无防御。他补充道,基于这个原因,对重庆和其他城市居民区的轰炸就是‘合理的’”。日本的这种言论无疑在其行动中得到了充分印证。时报无多置评,却在报道中援用另一方声音“这是长江支流嘉陵江南岸人口密集的地区”,“投放在城郊的炸弹袭击了一个修建中的住宅区,炸死了200个工人中的绝大多数,另一些炸弹炸死很多附近地区的乡下人和工人”,“大多数是平民”,“一些位于郊区的对象显然是轰炸目标,但除此之外,炸弹还袭击了复旦中学,毁坏了三栋建筑,另一些民用设施也被袭”以及“沿着中国首都的主要大道明显不加区分地投放炸弹”,“合川并不是军事目标”,“很明显,日本把城市划分为几个部分,然后系统地轰炸每个区域,连续数天对每个区域进行多次袭击。日本对每个区域的轰炸是完全无区别的,很显然他们的目标是完全摧毁整个城市。在很多地区,没有一栋建筑完好”,凡此种种皆是用不同声音给予了日本所宣称的“袭击了重庆的军事目标”的欺骗性言论以驳斥。时报还引用上海的外国航空专家的分析,“专家指出,从6 000英尺远的75毫米口径的防空炮射出的光线比划火柴发出的闪光还微弱,不可能严重干扰能力强大的轰炸机的投弹精确度”,以此来揭露日本给与无区别轰炸的荒谬借口。
1940-1941年是日军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时期。明显可见,1940年以后美国政府援助重庆乃至中国的行为便屡见报端。1941年8月24日,时报报道了美国增大对中国空军的有效援助,联合中国轰炸机袭击了日军中心。同年8月16日的报道,则明确“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昨天发表的一份有关战争目的的声明在重庆获得热烈的赞成……它在逻辑上遵循了以下事实,英国和美国领导人明确决定用武力击败日本的侵略,因为这似乎是为了达到消除侵略国家这一目标的必要步骤”。到了1942年10月6日,时报更是在题为“难民大学让威尔基感慨万分”一文中说威尔基在访问重庆的大学时“重申他的保证,‘我们美国将给予你们尽可能最多和最快的帮助’”。这些报道无疑传递出美国政府对战争态度的转变。
(二)“描述”与“解释”
大量的战况报道中充满了对轰炸现场的描述,以此直观记录历史也是时报战争报道的特色。如1941年6月7日的报道"700名中国人死于防空洞里”一文,就“大隧道惨案”后的场景进行了描述:“当日本在这一年多时间里第一次夜间袭击重庆时,相信有超过700名中国人昨晚死于隧道里,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丧生的700人当时是在重庆最大的公共防空隧道里,隧道有半英里长,几千中国平民在里边寻求庇护。那些靠近出口的人生存了下来。而在深邃另一端的人则窒息或被挤死……当集中转移尸体时,几千名哭泣的亲属被隔离在隧道口。不时有人拒绝让丈夫或孩子的尸体被卡车拖走,他们认为应该带回家去安葬。”面对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时报以冷静克制的笔调进行着描述,于细节中抒写出其深沉的怜悯。此外,一些解释也穿插在描述之中,有对日军空袭方式改变的分析“日本改为夜间袭击是被美国飞行员很快将配置给中国空军、白天轰炸重庆应该很危险的报道给激发的”。以及市政当局对于此事的态度和举措“官方对这场灾难的一个解释是,因为这是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夜间袭击,导致这个隧道异常拥挤,并称通风系统‘状态不好’。在查看了灾难现场以后,蒋介石召开会议讨论防止今后再出现这样的悲剧”。
20世纪30 40年代逐渐成熟的“解释性报道”在时报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中运用并不多,因为时报最为注重的是及时传递整个战争进程以及最新政治经济动向。不过,时报在报道中所融入的解释性元素,也体现出其严肃特质与政治敏感。1941年4月6日时报在“重庆的发展”的一文中,就国民党在艰难的战时环境中的一些改革进行了解释分析。文章指出,这些改革“使重庆政府具备一个现代化国家所有特征的过程中前进了一步”。
《纽约时报》还抓住关键点做解释分析,挖掘出了十分有力的信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报在之后每年这一特殊日子都刊发有相关报道。如1940年7月8日的报道分析说“三年前的昨天晚上,在北京外围的日本和中国军队之间插入了一个日本一直称之为中国的‘差错’的事件。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事件在逻辑上是随着1931年介入满洲而发生的,并且和意大利在1935年由于德国的干涉而入侵埃塞俄比亚有一些关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苏联,以及其他一些导致目前欧洲战争的事件有关联……与此同时,中国和其他任何被入侵的西方国家一样,继续忍受着痛苦……几个星期里,日本轰炸了长江上游的中国首都重庆,其目标是粉碎民众的士气”。1941年7月8日报道又说“在日本袭击中国第四年的纪念日的讲话中,中国外交部部长郭先生说中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战斗到底”、“日本海军空军今天再次对这个首都施行了令人恐怖的袭击,以庆祝中日战争开始第五个年头”,就中国战场情势进行了简洁的分析。年复一年,侵略战争在继续,中国仍在坚持抗战,所有这些信息都在对7月7日这个日子的解释里得到了强化。
1940年5月31日,时报发表“日本也有轰炸机”一文,从日军发言人的言辞中明确“日本用了如此多的言语宣称他们打算轰炸重庆直到摧毁重庆的反抗精神,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目标锁定在军事上,其意思是他们打算屠杀平民”,并在后文点明“战争对于老百姓的结果是一样的,恐惧和痛苦是一样的,侵略者企图的破坏也是一样的,日本的轰炸机不仅散播了炸弹而且还有仇恨,这种仇恨破坏了今后很长时间里这两个民族间和平合作的所有希望……东方人学习西方人。血腥的手紧握血腥的手,跨越海洋和大陆”。这里的东方人显然指代日本,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效仿德国纳粹,给中国带去深重灾难,进而饱含深意地疾呼法西斯的野蛮行径已蔓延至世界诸多地区,对于全球和平是巨大的威胁。1940年7月31目的“日本的自尊”一文中指出,“当重庆——一个民族的首都在日本所谓的对平民的威胁下被日复一日的有计划的轰炸,日本显然没有丧失尊严,没有违背武士道的侠义规则”,充满对日军的轻蔑和诘问。又如1941年7月8日论道:“中国的领导人蒋介石在战争纪念日向友好国家所发的消息中说,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已经变成一体,在这个斗争中,反侵略者面对着侵略者。因为侵略者意欲支配整个世界,所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脱这场斗争”。
(三)作为话语的新闻 美国修辞学学者欧内斯特·鲍曼说过“语与物之间出现差异时,理解事物的最重要的文化产物可能不是物或‘现实’,而是语言或者符号……语言,即修辞,就是社会现实”。同样,传播学理论则认为,媒体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以此影响人们对于现实问题的认识。
1.词汇的选择
新闻传播学认为新闻话语在意义化的过程中,更将其建构的知识进行分类、褒贬善恶、区分正常与反常、赋予价值涵义,以最终形成符合主流意识的规范化角色。许多新闻话语仅标题或关键词汇的使用就体现了这种“形成规范、反映价值”的功能。
当日机由最初对重庆的试探性轰炸演变为后来的疲劳轰炸,时报的新闻话语也随之呈现出不同形态。从1938年10月5日的头版新闻“空袭中国新首都”中,我们不难看出时报把当时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作为突发性重大灾难来记录。而随着轰炸节节升级显现出的一大特点便是,时报开始大量使用数词和副词,直陈轰炸之惨烈。1940和1941两年的报道中,数词的使用频度增加,且多用以描述日军的轰炸力量、轰炸时间以及破坏程度。如1940年6月13日轰炸新闻的副标题为“日本用800枚炸弹进行23分钟的轰炸,摧毁了2/3的老城区,伤亡1500人”,凝练地还原了整个轰炸现场。1939至1941三年时间,时报将轰炸与“再度”、“再次”、“又”、“新一轮”、“连续”以及“最”、“前所未有”等表示程度的词语结合,如“重庆再遭轰炸”、“重庆遭受最沉重的轰炸”、“重庆遭受迄今为止最大的袭击”、“日本继续轰炸重庆”、“中国几座城市连遭3小时轰炸”……皆是1940年轰炸密集月份里的典型新闻标题,勾勒出日军轰炸重庆的频度和强度,进而连续展现日本步步紧逼、狂轰滥炸的野蛮行径以及中国重庆在几无停歇的疲劳轰炸下的生存状态。
此外,时报在描述中日两方时的用词也截然不同。重庆在废墟中“挺立”起来,将继续“战斗”,而“铲平”重庆则是日本的目标,日军不断将重庆及周边地区“粉碎”、“摧毁”或“夷为平地”,并“受挫”于中国的“勇气”,外国使馆“奇迹般”地逃脱日军的直接打击,甚至直言不讳地以“野蛮残忍”、“屠杀”等词直抒对日军的抨击之情。在1943年8月24日题为“重庆于两年平静之后再次受袭”的报道末尾则用了一句“在接近两年的时间之后,日本又给了重庆另一个代表日本恶劣、无情、蔑视和野蛮的记号”@。这种方式建构了时报对日军野蛮行径的愤恨鄙视和对重庆无辜民众的同情佩服的整体话语基调,并醒目地强化着读者的认知。
2.影像符号的运用
文字是纸质媒体传播的基本符号体系,而除此之外,图形、影像等都可以起到符号的作用。影像符号辅助文字为我们构建出一个李普曼所谓的“拟态环境”。影像符号更具吸引力和冲击度,可以迅速渗入读者的思维。然而时报并未使用太多的战争图片,而是极为重视新闻图片的选取。时报对重庆大轰炸相关报道所用图片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配图少而精,每幅照片都对大轰炸报道起到了点睛之用。
时报消息类的报道所配发的图片较少,如1941年7月26日报道“空袭下的中国战时首都”中选用从长江沿岸上空航拍的图片展现了整个轰炸的图景。1942年11月27日在图片中记录了“一名军官和一名苦力,两位防空工作人员,正在帮助一个乡下女人,在她遭到轰炸的家里”的场面。只有极少数如1940年6月17日“美国战舰被日本炸弹轰炸”@的报道中,大幅图片被置于头版。
时报选用的战争场面的照片取自于多个侧面。1941年7月13日,时报在题为“两个国家的转变”通讯中,以两幅图片对比展示当时中日两国的精神面貌。左图“中国,1941——中国人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信”,人头攒动,群情激昂;右图注释为“日本,1941——日本国民如今不安与沮丧”,影像中的日本民众满脸愁苦,毫无生机。图片将侵略国和受害国截然不同的士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1943年1月17日,题为“这里明天更光明”的报道,采用了重庆人来人往的街景图。图中黄包车夫在街道上拉生意,图片说明颇为乐观:“遭受严重袭击的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很好,中国仍在微笑。”此图右侧连续采用了6幅普通重庆市民面部特写的图片:男女老少,自上而下排列,6张脸上都挂着灿烂笑颜。1943年6月6日的报道“重庆被轰炸但没有屈服”同样采用3幅图片,大图片中,重庆的山城风貌及民居格局跃然纸上,各种店铺排布在街道两侧,人们挑着担子穿梭往来于集市。正文之下左侧图片中,一名中国妇女背着与她身体几乎不成比例的大背篓,弓背前行,时报把此喻为“中国人的脊梁扛起了国家的重量”;右图表现了一个中国小男孩在查看他被炸毁的家,时报在此用的是“勇敢”一词。在这里,时报表达出对重庆人勇敢、乐观的精神状态由衷地赞赏。
3.培养读者的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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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古典修辞学看来,要取得言说效果,有3个重要因素需要考虑:(1)说话者的个人品格;(2)使听众处于某种心情;(3)言说本身有所证明…。这三点时报都做到了。时报的读者群主要为美国上层,包括政界、工商界、知识界人士。该报在报道中善于选取一些读者认同度较高的典型来报道。如1941年6月8日的报道圆说:亨利鲁斯,美国著名杂志发行人及其夫人近日参观了重庆防空洞,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防空洞。时报常用与美国公众联系更为紧密的人物的话语,这或许比记者自己的语言更易获得认同。
重庆大轰炸期间,蜚声国际的作家林语堂先生可谓是时报的独特关注点。时报接连刊发林的文章,并常在报道中引用他的话语。1940年8月23日的报道开头引用林语堂对最近一次严重轰炸的切身感受“这些袭击中两件印象深刻的事是,日本人纵起的大火和中国人的平静”并扩展至整个抗战全局。1940年lO月31日的报道“林语堂先生说日本不会胜利”用极有张力的笔调讲述了林语堂对战胜日本的信心,“他声称‘日本没有同中国人一样的机会赢得胜利…,同时也使林语堂号召美国援助的声音得到更为广泛的宣扬:“他昨天声称如果美国能够给予他的祖国哪怕是一点点美国花在改良军备上的费用,‘我们就可以为你干掉日本’”。1941年6月8日,时报以“林语堂相信日本会绝望”刊发林语堂所撰的全文:“但是直到这个时刻,美国仍旧每周给日本两船的石油,中国没有抱怨,至少没有正式的抗议。美国的友谊在这个状态是不是很可悲?……在美国提供的帮助之下,中国将使日本陷于无助,而且美国将没有必要派出战舰进入亚洲。给我们工具吧.中国将为你完成远东的工作。”时报用林语堂的言论,不仅使读者有了更多进行自我判断的机会,同时以显著个体的“亲身经历”,向读者提供了进一步了解重庆的契机,也为同期的报道创造着更大的空间。
时报关于大轰炸的报道不多为头版,187篇样本中仅10篇为头版新闻。然而从1939年5月5日头版新闻“大使馆在重庆的袭击中被毁”、1940年6 月17日头版新闻“美国战舰被日本轰炸”及1942年7月28日头版新闻“美国空军击溃对重庆的袭击”中我们可以捕捉到时报试图用怎样的话语引导公众舆论,即:以获得更高认同度的个案从另一侧面来佐证自己的报道,以对与美国自身利益更为紧密的事件的强调,营造公众关注点并传递美国政府的动向,积极施展舆论引导。
值得注意的是,报道中有相当数量涉及教会、各国使馆、外国机构及其外籍人士在重庆遭受损失的情况(如1940年共有19篇报道涉及此内容.1941年则有29篇)。时报就日军对红十字医院、教会及学校进行的野蛮轰炸进行报道,势必会在宗教信仰氛围浓厚的西方国家产生强烈的冲击,读者会对“轰炸亵渎了外国人墓地”的日军做出怎样的情感偏向则不难预见。时报在1941年6月8日的报道中还援用主教在“大隧道惨案”后从重庆发回美国的电报“中国的反抗,不仅是为了世界的文明,事实上也是为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未来”。
《纽约时报》毕竟是一份在美国诞生成长的报纸,深受美国的思维方式及意识形态的影响。较为突出的一点即大轰炸报道文本中的美国国家优越感。以1942年7月的两篇报道为例,7月21日的报道“重庆更光明”中说“美国陆军空军的到来……让乐观情绪在这个战时首都蔓延”。7月28日又在报道“美国空军击溃日本对重庆的袭击”中说美军战斗机整整作战一个月,击溃了50架从汉口起飞执行当晚对重庆当年第一次袭击的日机,“仅仅”让其中4架逃掉去袭击了中国首都的郊区。并就其他媒体的报道“这座城市的市民在防空洞里极度平静和秩序井然,确实让人钦佩”分析说明“平静的一个理由就是拥有明显的信心,这缘于美国截获日机的消息散播开来”。再如1941年12月10日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他们(集权主义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从巴黎的街道到重庆山区的每一个前线发动恐怖行动,带来悲惨的结果。他们现在意欲用它来对付最强大的敌人——美国人”,话语饱含自信,充满力量。尽管时报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力求客观公正,我们依旧可以从其新闻话语中窥见强烈的美国国家优越感和英雄主义色彩。
三、余 论
时报以其特有的方式所讲述的战争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历史资料和别样的思考方式。面对重庆大轰炸这场空前的法西斯暴行,时报的出色报道不仅在于其及时全面,文字漂亮,处理机巧,更重要的是它坚定地择其立场,用一种理性的建设性的媒体基调,使其报道拥有了宏观的视野。正如当时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1939年4月17日强调:“舆论这支所有争取和平力量中最强的力量正在全世界茁壮成长。《纽约时报》在联合国大会宪章下拥有相当大的后备力量……至少就动员世界舆论而言是如此,而世界舆论最后决定国际势力均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时报坚定不移地站到民主国家一边,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它的舆论领袖地位自然随着高屋建瓴的报道而形成。
重庆大轰炸时期,时报正是以新闻第一为原则,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话语权和传媒影响力。该报将目光重点投向轰炸纪实与政治生活,致力于硬新闻报道。它连续追踪,以历史记录者的姿态全程记录下这场灾难,强化了重庆大轰炸(日本侵略中国)这一事态:“轰炸”已然成为抗战时期对重庆最显在的状态的表述;“轰炸”成为西方读者从媒体获得的有关重庆的最为醒目的信息;日本无区别轰炸重庆是法西斯野蛮行径的突出表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应当集结起来。时报于轰炸纪实中为读者逐渐勾勒出重庆的城市图景: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各国使馆、新闻媒体、社会名流云集于此,这里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日军的战略轰炸使得民众生活多艰,城市摧毁、物资匮乏、险象环生;整个城市拥有外界难以置信的乐观顽强与平静,政府和人民在废墟上不断地重建着家园,永不屈服……在西方记者眼中,重庆的精神面貌升腾为了一种独具特质的“不平静的阴郁之美”,这种美是面l临战争的无奈困顿时的豁达,也是努力搏击命运时的顽强。可以说,这是一份西方主流大报视野中的中国战时首都的形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关键词:《纽约时报》;重庆大轰炸;报道分析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5-0107-09
近年来,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迄今为止,尚未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纽约时报》对重庆大轰炸报道的专题研究。本文以1938年至1943年该报重庆大轰炸报道的187篇全文文本及其同期相关新闻标题为样本,运用传播学的框架理论,从报道量及议题分析与报道方式分析两个纬度,借鉴话语分析的先“描述”再“解释”最后“分析总结”3步走的方法,探讨《纽约时报》重庆大轰炸报道之特色及其新闻的话语特征,试图从一个侧面探究西方主流媒体镜像中的中国战时首都重庆。
一、办报传统与样本描述
创办于1851年的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0rk Times,以下简称“时报”),以新闻翔实准确、客观公正、言论平稳为办报宗旨。时报注重国外新闻。对战争的报道尤其出色。1918年,因全面准确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荣获普利策金质奖章。20世纪30年代,时报继续推崇报纸的品质胜于利润,奠定了在突发新闻、国际局势与政治报道方面不可撼动的声誉,与隔海相望的英国《泰晤士报》并称为“报纸中的报纸”。1938年,时报明确提出“如果大规模的战争席卷欧洲,我们将做好充分准备,站到民主国家一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时报不计成本“投入战情报道”,不仅派出人员数目远超其他报纸,且牺牲掉200万美元的广告版面用以刊登战时新闻,赢得“货色齐全的新闻超级市场”及“历史的忠实记录者”之美誉。二战时期,时报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可以看成该报历史传统和新闻理念的典型个案。
(一)报道样本统计
1.报道数量及走势
以“Chungking”为关键词进行检索,1851年到1936年近百年时间里,《纽约时报》一共仅有259篇报道涉及重庆。“七七事变”爆发之前的1936年,有关重庆的报道仅有17篇。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前的1937年,有关重庆的报道为46篇。1938年,有关重庆主题的报道数量开始大幅增加。自1937年至1943年期间,时报有关重庆的报道量基本上处于逐年递增的趋势,在1942年达到顶峰(图1)。
比较而言,时报有关重庆的报道数量远超同时期其他西方主流媒体。以1942年为例,《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有400篇与重庆相关的报道,《时代》周刊有86篇,而《纽约时报》则有1572篇。此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报对重庆关注度的变化。这种变化,除与重庆地位的变化有关外,与日军空袭重庆的军事行动关联度应最高。以1940和1941年轰炸最为频繁的两年为例,5-10月的报道量明显高于其他月份,且报道内容几乎集中于轰炸纪实与政治生活。
2.核心议题:轰炸纪实
根据报道内容,1938至1943年间187篇《纽约时报》重庆大轰炸的相关全文文本,大致可分为5类主题(图2)。其中,有关大轰炸战况的直接报道超过全数的3/5,这类报道详细记录了日军空袭力量、血腥的轰炸场景、死伤状况、轰炸损失。以及围绕轰炸展开的救济疏散等工作。政治类报道量则占据第二重要的位置,较多涉及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政府职能及其改革,也论及国共关系和美国对华对日政策。
此外,约7%的报道涉及了社会诸多方面,如战时工业生产、市场流通、人文风貌、历史地理等,这表明时报在议程设置方面也力争把触角伸向更加广阔的领域。但是,总体而言,软新闻显然不是纽约时报重点关注的对象。在这场灾难性大轰炸之中,时报的注意力紧锁轰炸本身及其相关政治动向,这源于时报一贯秉承的严肃硬朗作风,与时报善于反映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立场密不可分。
(二)报道体裁和新闻来源
时报报道大致可分为消息、通讯(特稿)、评论3大体裁。其中消息类新闻是最主要的报道类型,绝大多数消息和通讯由时报驻华记者F.Tillman Dur-din(蒂尔曼·窦丁)和Be~ram D.Hulen(伯特伦·许伦)采写发回。部分通讯和评论出自专栏作家和在战争现场的自由撰稿人之手,内容皆随战争的进程而有所不同。在对重庆大轰炸的187篇报道全文文本中,时报自行采写了136篇报道,其余5l篇采用美联社、合众社和北美报业联盟等新闻机构的文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纽约时报》派记者前往中国各地。重庆大轰炸期间,时报一批记者如蒂尔曼·窦丁、休·拜亚斯(HUGH BYAS)和哈雷特-阿班(HALLETr·ABEND)对重庆的动态进行了追踪,发回大量珍贵的报道。蒂尔曼·窦丁是《纽约时报》20世纪30-40年代的驻重庆记者,在中国生活长达15年,以报道“客观”自豪,他常与美国驻华使领馆的官员来往互换情报。国民政府国宣处曾认为他对中国抱有“同情态度”,函请有关方面予以方便。哈雷特·阿班是20世纪整个30年代《纽约时报》的驻华首席记者,适逢中华民国多重巨变,各国政要无不奉他为上宾,中日双方名流皆与之过从甚密。他置身于中国战场,历史的每一起伏都通过他迅速传递给全球大众。虽然他常驻上海,关注的是整个中国的战局,然而在重庆大轰炸开始之后的头两个年头里,他的相关新闻稿,以其独特的视角将“重庆大轰炸”纳入中国抗日战争报道。
时报一向重视优秀编辑记者的个性风格,这种风格的多样性在其重庆大轰炸的报道中有所体现:如窦丁着力报道战况记实,拜亚斯则更专著于评述,当前者在传递“重庆遭受最惨重的轰炸”③时,后者则以“日本轰炸中国,警告西方”为题④,就日本政府的言行以及美国政府的回应做了报道。时报投入如此庞大的采编力量于大轰炸的报道,是其新闻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成为其重庆报道的特点之一。
二、报道方式与话语特征
(一)对“硬新闻”的强有力把握
硬新闻是源于西方新闻学的一个名词,指题材较为严肃,着重于思想性、指导性和知识性的政治、经济、科技新闻,这类新闻有着极严格的时间要求,报道必须迅速。《纽约时报》对重庆大轰炸的相关报道,以其迅速准确、详尽而颇具深度的硬新闻取胜,呈现出全面、稳健而严肃的传统本色。
1.全程跟踪式报道
时效性乃新闻价值诸要素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战争由于其突发性,时效性则显得尤为关键。对于一向注重硬新闻报道的《纽约时报》而言,不仅在大轰炸报道数量上大为领先,对时效性的追求也正显示出其强大的媒介传播的震撼力。 在大轰炸最频繁的时期,时报全程跟踪,有时甚至会一天连续刊发多篇新闻。通常,时报对轰炸状况采用一事一报法这种最为原始、最基本也最灵活的方式进行连续报道,篇幅短小精悍,一般三四百字,最短的报道仅有10个词。以1940年5月27日到5月31日为例,时报连续5天每日刊发对轰炸现状的直接报道。如5月27日报道“估计93架日机轰炸首都郊区。约200人死亡300人受伤,多为老百姓”,28日报道“约160架日机连续轰炸重庆6个小时,这从未出现过”,30日以“轰炸重庆成了日军的日常事务”为题报道了“这周以来每天的轰炸造成的人员伤亡又多了几百人……完全可以相信日本在广播中所宣称的,他们计划了一个对重庆进行为期10天的轰炸,尽一切可能摧毁这座城市,毁灭其工业、政府和教育机构”。31日,又报道说“日本官方在汉口宣布每天对重庆的轰炸将持续到其反抗精神被击垮,但没有证据表明这已经动摇了中国的士气。承受了日本两年的空中轰炸,重庆充满士气能够继续忍耐”。再如1941年8月,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攻势更加猛烈,时报连续刊发17篇报道,跟踪记录了轰炸所造成的巨大破坏、重庆人民于轰炸中求生存、所获得的各方援助等各方面情况。
重庆大轰炸历史上的数次重大惨案,《纽约时报》皆全程跟踪及时报道,尽显其强大的历史记录功能。1939年5月5日,时报以头版消息“大使馆在重庆的轰炸中被毁”于第一时间报道了“五三”、“五四”大轰炸:“日本侵略者昨天对中国新首都实施了中日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轰炸……27架日机于黄昏时分从北边飞过,在从嘉陵江码头至长江一侧南沿一线的城市中心地带不加选择地投下燃烧弹和重型破坏弹。德国使馆被摧毁并起火。炸弹炸毁建筑引起了大火,楼房片刻化为灰烬,英国使馆遭遇相同……日本袭击带来的空袭警报让这座城市几乎一整天都处于恐慌之中。”报道用精练的语言描述了灾难现场。
1939年5月6日,时报刊发“重庆与日军轰炸引起的大火搏斗”继续追踪了这场大灾难:“火光和烟雾继续覆盖着狭窄弯曲的城墙,城市变成了血红的棺材,重庆在与日本前两天袭击造成的苦难搏斗。穿过城市中心的火焰在一个接一个的街区蔓延,消防员、战士和志愿者将其扑灭之后,大片田地仍在燃烧。救援队伍努力为伤残人员找医院,竭力解救被困人员,并集中埋葬死去的同胞……估计有20万人已经逃出城去了。街道上整天聚集着带着包裹和储藏物的人。有钱人的家当堆得很高,手推车和骄子上载满了零碎的物品。舢舨和汽船运送逃亡者渡过嘉陵江和长江。通往西部的公路挤满了难民。乘坐舢舨的费用由1.5美分增加至了6美元。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食物短缺相当严重。很多地区缺水增加了痛苦。许多医院没有水给病人用……英国大使和他们的随从已经从使馆逃往长江南岸新建的办公点……100个妇女小孩和老人在城墙避难时,统统被大火烧死了。多数外商和一些传教士的住所已经搬到南岸山上。蒋介石大元帅命令指挥所有的车辆帮助群众疏散。传教士会见中国救灾代表并动用飞机去救助无家可归和饥饿的人们。请求美国赈济的计划已经拟定。”报道集中笔墨讲述了轰炸之后整个城市的生存状态:市政工作仍旧继续、搏击大火、难民逃亡、机构转移以及物资严重短缺。除此之外,观察可谓极其细致:“下午晚些时候的风又刮燃了城中心的火焰,火舌又开始蔓延……清晨的雨和云层保护了这座城市,所以即使当天有两次空袭警报造成了慌乱,但没有袭击发生。”报道巨细无遗地给与西方读者有关此次重大灾难最为直观和真切的信息。
1939年5月12日,时报又以“中国首都重庆依然坚持着”为题,报道说:“一位政府发言人今天声明。中国政府没有因为近日日本的猛烈空袭以及更多空袭的可能性而打算离开重庆。他说,袭击仅仅加速了政府疏散当地人民的计划……在今天对澳大利亚的广播中,蒋介石夫人详述了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并宣称:‘尽管日本在我们没有坚强防御的头顶给予了越来越强烈的轰炸,然而日本没有也不能击败我们。’她警告澳大利亚防止日本对待中国一样的暴行,声称中国会抗战直到侵略者被驱逐,如果失败的话,这将意味对于整个民主世界的威胁——一种首先危害澳大利亚的安全并将和平土地卷入莫大灾难的威胁。”在“五三”、“五四”大轰炸发生之后的一个多星期,时报仍在继续追踪,其视野更加开阔,进一步发掘轰炸后的政治生活。
1939年5月13日,“日本入侵租界”一文开篇即描绘惨案:“日机今天再次造访重庆,和上周的袭击一样,把这座城市另一区域变为火海,并为其制造的伤亡而兴奋……据国家卫生部负责人说,在上周的袭击中,5000居民死亡2000人受伤。伤亡者大多是5月4日的第二次袭击造成的,那次轰炸造成了空中轰炸历史上最多的人物财产破坏。”后文笔锋一转着眼于国际社会的态度:“美国、英国和法国大使向日本提出抗议,抗议日本对重庆及中国其他一些城市的轰炸。美国的抗议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的……英国大使罗伯特先生特别提到英国领事馆所受的破坏,并且驳回日本海军的所谓防空炮在领事馆附近的借口。他声明,防空抵御的存在并不是无区别轰炸的借口。”至此,关于“五三”、“五四”大轰炸的报道由灾难的惨烈现场追踪到轰炸后的城市生存、政府救援,再到政治举措、国际动态,逐步详尽丰满,其报道的深度、话题多样性均构成了时报独特的故事讲述方式。
时报连续数年的跟踪报道如日志般周密细致地记录了一个城市在轰炸中的生存状态。从1938年10月5日刊发消息“空袭中国新首都”记录下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区开始,此后无论是日本越来越频繁地“动用前所未有的轰炸机数量”、“使用1000磅的重型炸弹”还是“2万人无家可归”、“疾风煽动火焰蔓延整个城市”、“重庆拉响很长时间的警报”亦或“美国陆军空军的到来给这座战时首都带来了乐观情绪”和“重庆十个月未遭袭击”、“重庆于两年的平静之后再次受袭”,都尽在时报的报道中。它以这种记录方式建构着读者的认知框架,迅速准确而全面地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中国首都重庆不断承受日军轰炸且遭到重创的血腥场面,这正是《纽约时报》重庆大轰炸报道中所显示出的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格。
2.客观性与媒体倾向
客观性是新闻的又一基本要求,但由于新闻活动是由主观去反映客观,无法达到绝对的客观。而战争始终处于双方或多方的高度对抗状态之中,自然要求获得己方之内一切力量不遗余力的共同支持,这就是战争新闻的偏向性要求,任何一方的媒体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新闻报道中有所偏向。
将来自多种渠道的信息统统提供给受众是西方新闻报道惯例,《纽约时报》深谙此道并逐渐形成其坚守的新闻传统。作为一份拥有自己立场的报纸,时报在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中,一方面的确坚定不移地站在了民主国家一方,另一方面又坚持运用多元信息源的报道手法,援引来自日本军方、中国军 方、美国官方、外国使馆官员等多方不同言论,力争提供一个全面的事实框架。
1939年底之前,时报在报道中援引大量的消息来源,显示其中立的立场,记录战争、关注生命。如1939年5月9日的报道中“一位日本发言人在上海警告说在军队驻扎的任何城市的军事和非军事目标都有可能被他们的空军袭击。他称日本认为目前军队大量出现在城市里,导致了那座城市所有地方被轰炸,不管有无防御。他补充道,基于这个原因,对重庆和其他城市居民区的轰炸就是‘合理的’”。日本的这种言论无疑在其行动中得到了充分印证。时报无多置评,却在报道中援用另一方声音“这是长江支流嘉陵江南岸人口密集的地区”,“投放在城郊的炸弹袭击了一个修建中的住宅区,炸死了200个工人中的绝大多数,另一些炸弹炸死很多附近地区的乡下人和工人”,“大多数是平民”,“一些位于郊区的对象显然是轰炸目标,但除此之外,炸弹还袭击了复旦中学,毁坏了三栋建筑,另一些民用设施也被袭”以及“沿着中国首都的主要大道明显不加区分地投放炸弹”,“合川并不是军事目标”,“很明显,日本把城市划分为几个部分,然后系统地轰炸每个区域,连续数天对每个区域进行多次袭击。日本对每个区域的轰炸是完全无区别的,很显然他们的目标是完全摧毁整个城市。在很多地区,没有一栋建筑完好”,凡此种种皆是用不同声音给予了日本所宣称的“袭击了重庆的军事目标”的欺骗性言论以驳斥。时报还引用上海的外国航空专家的分析,“专家指出,从6 000英尺远的75毫米口径的防空炮射出的光线比划火柴发出的闪光还微弱,不可能严重干扰能力强大的轰炸机的投弹精确度”,以此来揭露日本给与无区别轰炸的荒谬借口。
1940-1941年是日军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时期。明显可见,1940年以后美国政府援助重庆乃至中国的行为便屡见报端。1941年8月24日,时报报道了美国增大对中国空军的有效援助,联合中国轰炸机袭击了日军中心。同年8月16日的报道,则明确“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昨天发表的一份有关战争目的的声明在重庆获得热烈的赞成……它在逻辑上遵循了以下事实,英国和美国领导人明确决定用武力击败日本的侵略,因为这似乎是为了达到消除侵略国家这一目标的必要步骤”。到了1942年10月6日,时报更是在题为“难民大学让威尔基感慨万分”一文中说威尔基在访问重庆的大学时“重申他的保证,‘我们美国将给予你们尽可能最多和最快的帮助’”。这些报道无疑传递出美国政府对战争态度的转变。
(二)“描述”与“解释”
大量的战况报道中充满了对轰炸现场的描述,以此直观记录历史也是时报战争报道的特色。如1941年6月7日的报道"700名中国人死于防空洞里”一文,就“大隧道惨案”后的场景进行了描述:“当日本在这一年多时间里第一次夜间袭击重庆时,相信有超过700名中国人昨晚死于隧道里,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丧生的700人当时是在重庆最大的公共防空隧道里,隧道有半英里长,几千中国平民在里边寻求庇护。那些靠近出口的人生存了下来。而在深邃另一端的人则窒息或被挤死……当集中转移尸体时,几千名哭泣的亲属被隔离在隧道口。不时有人拒绝让丈夫或孩子的尸体被卡车拖走,他们认为应该带回家去安葬。”面对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时报以冷静克制的笔调进行着描述,于细节中抒写出其深沉的怜悯。此外,一些解释也穿插在描述之中,有对日军空袭方式改变的分析“日本改为夜间袭击是被美国飞行员很快将配置给中国空军、白天轰炸重庆应该很危险的报道给激发的”。以及市政当局对于此事的态度和举措“官方对这场灾难的一个解释是,因为这是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夜间袭击,导致这个隧道异常拥挤,并称通风系统‘状态不好’。在查看了灾难现场以后,蒋介石召开会议讨论防止今后再出现这样的悲剧”。
20世纪30 40年代逐渐成熟的“解释性报道”在时报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中运用并不多,因为时报最为注重的是及时传递整个战争进程以及最新政治经济动向。不过,时报在报道中所融入的解释性元素,也体现出其严肃特质与政治敏感。1941年4月6日时报在“重庆的发展”的一文中,就国民党在艰难的战时环境中的一些改革进行了解释分析。文章指出,这些改革“使重庆政府具备一个现代化国家所有特征的过程中前进了一步”。
《纽约时报》还抓住关键点做解释分析,挖掘出了十分有力的信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报在之后每年这一特殊日子都刊发有相关报道。如1940年7月8日的报道分析说“三年前的昨天晚上,在北京外围的日本和中国军队之间插入了一个日本一直称之为中国的‘差错’的事件。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事件在逻辑上是随着1931年介入满洲而发生的,并且和意大利在1935年由于德国的干涉而入侵埃塞俄比亚有一些关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苏联,以及其他一些导致目前欧洲战争的事件有关联……与此同时,中国和其他任何被入侵的西方国家一样,继续忍受着痛苦……几个星期里,日本轰炸了长江上游的中国首都重庆,其目标是粉碎民众的士气”。1941年7月8日报道又说“在日本袭击中国第四年的纪念日的讲话中,中国外交部部长郭先生说中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战斗到底”、“日本海军空军今天再次对这个首都施行了令人恐怖的袭击,以庆祝中日战争开始第五个年头”,就中国战场情势进行了简洁的分析。年复一年,侵略战争在继续,中国仍在坚持抗战,所有这些信息都在对7月7日这个日子的解释里得到了强化。
1940年5月31日,时报发表“日本也有轰炸机”一文,从日军发言人的言辞中明确“日本用了如此多的言语宣称他们打算轰炸重庆直到摧毁重庆的反抗精神,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目标锁定在军事上,其意思是他们打算屠杀平民”,并在后文点明“战争对于老百姓的结果是一样的,恐惧和痛苦是一样的,侵略者企图的破坏也是一样的,日本的轰炸机不仅散播了炸弹而且还有仇恨,这种仇恨破坏了今后很长时间里这两个民族间和平合作的所有希望……东方人学习西方人。血腥的手紧握血腥的手,跨越海洋和大陆”。这里的东方人显然指代日本,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效仿德国纳粹,给中国带去深重灾难,进而饱含深意地疾呼法西斯的野蛮行径已蔓延至世界诸多地区,对于全球和平是巨大的威胁。1940年7月31目的“日本的自尊”一文中指出,“当重庆——一个民族的首都在日本所谓的对平民的威胁下被日复一日的有计划的轰炸,日本显然没有丧失尊严,没有违背武士道的侠义规则”,充满对日军的轻蔑和诘问。又如1941年7月8日论道:“中国的领导人蒋介石在战争纪念日向友好国家所发的消息中说,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已经变成一体,在这个斗争中,反侵略者面对着侵略者。因为侵略者意欲支配整个世界,所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脱这场斗争”。
(三)作为话语的新闻 美国修辞学学者欧内斯特·鲍曼说过“语与物之间出现差异时,理解事物的最重要的文化产物可能不是物或‘现实’,而是语言或者符号……语言,即修辞,就是社会现实”。同样,传播学理论则认为,媒体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以此影响人们对于现实问题的认识。
1.词汇的选择
新闻传播学认为新闻话语在意义化的过程中,更将其建构的知识进行分类、褒贬善恶、区分正常与反常、赋予价值涵义,以最终形成符合主流意识的规范化角色。许多新闻话语仅标题或关键词汇的使用就体现了这种“形成规范、反映价值”的功能。
当日机由最初对重庆的试探性轰炸演变为后来的疲劳轰炸,时报的新闻话语也随之呈现出不同形态。从1938年10月5日的头版新闻“空袭中国新首都”中,我们不难看出时报把当时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作为突发性重大灾难来记录。而随着轰炸节节升级显现出的一大特点便是,时报开始大量使用数词和副词,直陈轰炸之惨烈。1940和1941两年的报道中,数词的使用频度增加,且多用以描述日军的轰炸力量、轰炸时间以及破坏程度。如1940年6月13日轰炸新闻的副标题为“日本用800枚炸弹进行23分钟的轰炸,摧毁了2/3的老城区,伤亡1500人”,凝练地还原了整个轰炸现场。1939至1941三年时间,时报将轰炸与“再度”、“再次”、“又”、“新一轮”、“连续”以及“最”、“前所未有”等表示程度的词语结合,如“重庆再遭轰炸”、“重庆遭受最沉重的轰炸”、“重庆遭受迄今为止最大的袭击”、“日本继续轰炸重庆”、“中国几座城市连遭3小时轰炸”……皆是1940年轰炸密集月份里的典型新闻标题,勾勒出日军轰炸重庆的频度和强度,进而连续展现日本步步紧逼、狂轰滥炸的野蛮行径以及中国重庆在几无停歇的疲劳轰炸下的生存状态。
此外,时报在描述中日两方时的用词也截然不同。重庆在废墟中“挺立”起来,将继续“战斗”,而“铲平”重庆则是日本的目标,日军不断将重庆及周边地区“粉碎”、“摧毁”或“夷为平地”,并“受挫”于中国的“勇气”,外国使馆“奇迹般”地逃脱日军的直接打击,甚至直言不讳地以“野蛮残忍”、“屠杀”等词直抒对日军的抨击之情。在1943年8月24日题为“重庆于两年平静之后再次受袭”的报道末尾则用了一句“在接近两年的时间之后,日本又给了重庆另一个代表日本恶劣、无情、蔑视和野蛮的记号”@。这种方式建构了时报对日军野蛮行径的愤恨鄙视和对重庆无辜民众的同情佩服的整体话语基调,并醒目地强化着读者的认知。
2.影像符号的运用
文字是纸质媒体传播的基本符号体系,而除此之外,图形、影像等都可以起到符号的作用。影像符号辅助文字为我们构建出一个李普曼所谓的“拟态环境”。影像符号更具吸引力和冲击度,可以迅速渗入读者的思维。然而时报并未使用太多的战争图片,而是极为重视新闻图片的选取。时报对重庆大轰炸相关报道所用图片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配图少而精,每幅照片都对大轰炸报道起到了点睛之用。
时报消息类的报道所配发的图片较少,如1941年7月26日报道“空袭下的中国战时首都”中选用从长江沿岸上空航拍的图片展现了整个轰炸的图景。1942年11月27日在图片中记录了“一名军官和一名苦力,两位防空工作人员,正在帮助一个乡下女人,在她遭到轰炸的家里”的场面。只有极少数如1940年6月17日“美国战舰被日本炸弹轰炸”@的报道中,大幅图片被置于头版。
时报选用的战争场面的照片取自于多个侧面。1941年7月13日,时报在题为“两个国家的转变”通讯中,以两幅图片对比展示当时中日两国的精神面貌。左图“中国,1941——中国人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信”,人头攒动,群情激昂;右图注释为“日本,1941——日本国民如今不安与沮丧”,影像中的日本民众满脸愁苦,毫无生机。图片将侵略国和受害国截然不同的士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1943年1月17日,题为“这里明天更光明”的报道,采用了重庆人来人往的街景图。图中黄包车夫在街道上拉生意,图片说明颇为乐观:“遭受严重袭击的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很好,中国仍在微笑。”此图右侧连续采用了6幅普通重庆市民面部特写的图片:男女老少,自上而下排列,6张脸上都挂着灿烂笑颜。1943年6月6日的报道“重庆被轰炸但没有屈服”同样采用3幅图片,大图片中,重庆的山城风貌及民居格局跃然纸上,各种店铺排布在街道两侧,人们挑着担子穿梭往来于集市。正文之下左侧图片中,一名中国妇女背着与她身体几乎不成比例的大背篓,弓背前行,时报把此喻为“中国人的脊梁扛起了国家的重量”;右图表现了一个中国小男孩在查看他被炸毁的家,时报在此用的是“勇敢”一词。在这里,时报表达出对重庆人勇敢、乐观的精神状态由衷地赞赏。
3.培养读者的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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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古典修辞学看来,要取得言说效果,有3个重要因素需要考虑:(1)说话者的个人品格;(2)使听众处于某种心情;(3)言说本身有所证明…。这三点时报都做到了。时报的读者群主要为美国上层,包括政界、工商界、知识界人士。该报在报道中善于选取一些读者认同度较高的典型来报道。如1941年6月8日的报道圆说:亨利鲁斯,美国著名杂志发行人及其夫人近日参观了重庆防空洞,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防空洞。时报常用与美国公众联系更为紧密的人物的话语,这或许比记者自己的语言更易获得认同。
重庆大轰炸期间,蜚声国际的作家林语堂先生可谓是时报的独特关注点。时报接连刊发林的文章,并常在报道中引用他的话语。1940年8月23日的报道开头引用林语堂对最近一次严重轰炸的切身感受“这些袭击中两件印象深刻的事是,日本人纵起的大火和中国人的平静”并扩展至整个抗战全局。1940年lO月31日的报道“林语堂先生说日本不会胜利”用极有张力的笔调讲述了林语堂对战胜日本的信心,“他声称‘日本没有同中国人一样的机会赢得胜利…,同时也使林语堂号召美国援助的声音得到更为广泛的宣扬:“他昨天声称如果美国能够给予他的祖国哪怕是一点点美国花在改良军备上的费用,‘我们就可以为你干掉日本’”。1941年6月8日,时报以“林语堂相信日本会绝望”刊发林语堂所撰的全文:“但是直到这个时刻,美国仍旧每周给日本两船的石油,中国没有抱怨,至少没有正式的抗议。美国的友谊在这个状态是不是很可悲?……在美国提供的帮助之下,中国将使日本陷于无助,而且美国将没有必要派出战舰进入亚洲。给我们工具吧.中国将为你完成远东的工作。”时报用林语堂的言论,不仅使读者有了更多进行自我判断的机会,同时以显著个体的“亲身经历”,向读者提供了进一步了解重庆的契机,也为同期的报道创造着更大的空间。
时报关于大轰炸的报道不多为头版,187篇样本中仅10篇为头版新闻。然而从1939年5月5日头版新闻“大使馆在重庆的袭击中被毁”、1940年6 月17日头版新闻“美国战舰被日本轰炸”及1942年7月28日头版新闻“美国空军击溃对重庆的袭击”中我们可以捕捉到时报试图用怎样的话语引导公众舆论,即:以获得更高认同度的个案从另一侧面来佐证自己的报道,以对与美国自身利益更为紧密的事件的强调,营造公众关注点并传递美国政府的动向,积极施展舆论引导。
值得注意的是,报道中有相当数量涉及教会、各国使馆、外国机构及其外籍人士在重庆遭受损失的情况(如1940年共有19篇报道涉及此内容.1941年则有29篇)。时报就日军对红十字医院、教会及学校进行的野蛮轰炸进行报道,势必会在宗教信仰氛围浓厚的西方国家产生强烈的冲击,读者会对“轰炸亵渎了外国人墓地”的日军做出怎样的情感偏向则不难预见。时报在1941年6月8日的报道中还援用主教在“大隧道惨案”后从重庆发回美国的电报“中国的反抗,不仅是为了世界的文明,事实上也是为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未来”。
《纽约时报》毕竟是一份在美国诞生成长的报纸,深受美国的思维方式及意识形态的影响。较为突出的一点即大轰炸报道文本中的美国国家优越感。以1942年7月的两篇报道为例,7月21日的报道“重庆更光明”中说“美国陆军空军的到来……让乐观情绪在这个战时首都蔓延”。7月28日又在报道“美国空军击溃日本对重庆的袭击”中说美军战斗机整整作战一个月,击溃了50架从汉口起飞执行当晚对重庆当年第一次袭击的日机,“仅仅”让其中4架逃掉去袭击了中国首都的郊区。并就其他媒体的报道“这座城市的市民在防空洞里极度平静和秩序井然,确实让人钦佩”分析说明“平静的一个理由就是拥有明显的信心,这缘于美国截获日机的消息散播开来”。再如1941年12月10日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他们(集权主义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从巴黎的街道到重庆山区的每一个前线发动恐怖行动,带来悲惨的结果。他们现在意欲用它来对付最强大的敌人——美国人”,话语饱含自信,充满力量。尽管时报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力求客观公正,我们依旧可以从其新闻话语中窥见强烈的美国国家优越感和英雄主义色彩。
三、余 论
时报以其特有的方式所讲述的战争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历史资料和别样的思考方式。面对重庆大轰炸这场空前的法西斯暴行,时报的出色报道不仅在于其及时全面,文字漂亮,处理机巧,更重要的是它坚定地择其立场,用一种理性的建设性的媒体基调,使其报道拥有了宏观的视野。正如当时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1939年4月17日强调:“舆论这支所有争取和平力量中最强的力量正在全世界茁壮成长。《纽约时报》在联合国大会宪章下拥有相当大的后备力量……至少就动员世界舆论而言是如此,而世界舆论最后决定国际势力均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时报坚定不移地站到民主国家一边,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它的舆论领袖地位自然随着高屋建瓴的报道而形成。
重庆大轰炸时期,时报正是以新闻第一为原则,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话语权和传媒影响力。该报将目光重点投向轰炸纪实与政治生活,致力于硬新闻报道。它连续追踪,以历史记录者的姿态全程记录下这场灾难,强化了重庆大轰炸(日本侵略中国)这一事态:“轰炸”已然成为抗战时期对重庆最显在的状态的表述;“轰炸”成为西方读者从媒体获得的有关重庆的最为醒目的信息;日本无区别轰炸重庆是法西斯野蛮行径的突出表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应当集结起来。时报于轰炸纪实中为读者逐渐勾勒出重庆的城市图景: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各国使馆、新闻媒体、社会名流云集于此,这里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日军的战略轰炸使得民众生活多艰,城市摧毁、物资匮乏、险象环生;整个城市拥有外界难以置信的乐观顽强与平静,政府和人民在废墟上不断地重建着家园,永不屈服……在西方记者眼中,重庆的精神面貌升腾为了一种独具特质的“不平静的阴郁之美”,这种美是面l临战争的无奈困顿时的豁达,也是努力搏击命运时的顽强。可以说,这是一份西方主流大报视野中的中国战时首都的形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国家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