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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记》讲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故事。这个女人叫曹七巧，“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①。年轻时，她渴望爱情，但父权社会逼迫她用自己的爱情换取一副黄金枷锁。之后的三十年，这副枷锁牢牢地锁住了她，使她从一个被虐者变成一个施虐者。曹七巧就是“相当典型的一种压抑女性，是压抑与歇斯底里人格的典型形象”②。
曹七巧的娘家是开麻油店的，人有几分姿色，因为卖麻油从小与外人接触多，所以不似一般少女那样保守拘谨，她风流泼辣，敢在街上与卖肉的朝禄调情。这样出身的曹七巧本来不可能嫁到钟鸣鼎食的姜家，但宗法父权社会却给了她这样的“机会”。曹七巧被哥哥当作商品卖到姜家，做了姜家堂堂正正的二少奶奶。“女人在此父权社会里，其作用被充当成交易的媒介，在自身的作用被剥夺之后，女人最终将变成贡品被牺牲掉”③。姜家的二少爷患软骨病，整天躺在床上，在曹七巧看来她的丈夫是一具没有生命的肉体，散发着死猪肉的气味。跟这样一个男人生活是不可能有爱情的，而“爱”恰恰是她最强烈的欲望。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如果这种爱的本能得不到有效的宣泄，就会产生心理失衡，当这种不平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机体的紧张，机体就要寻求途径释放能量。曹七巧就企图用金钱欲望来消弭爱情欲望。在这个过程中，张爱玲给她安排了一个诱惑——姜季泽。这个人使曹七巧压抑已久的对爱情的欲望重新抬头，同时也让曹七巧脆弱的心理防线遇到强烈的考验。这两种欲望不断地遭遇，碰撞，交战。在爱欲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她的金钱欲开始膨胀，终于使人性彻底迷失，曹七巧变成了一个丧失人性、为金钱所困的疯子。
一个年轻的女人对爱情有强烈的渴望，这是正常的。但在宗法父权社会中一个有丈夫的女人是绝不允许有这样的欲望的，更不要说是在姜家这个封建大家庭里。作为姜家的二少奶奶，姜家就是她生存的天地，在这个有限的、密闭的空间里，姜家三少爷姜季泽是她爱情欲望的有形对象。尽管封建宗法的力量严防死守，但到底敌不过人类的本能欲望。在文本中她向姜季泽诉说自己和二少爷一起生活的痛苦，她说抚摸丈夫的感觉“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④，并赤裸裸地表露出自己的爱欲：“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⑤然而姜季泽为了避免惹祸上身对她若即若离，玩起了暧昧不明的爱情游戏，而曹七巧也不肯毁掉自己苦苦煎熬马上要得到的金钱、地位。所以两人在各自的堡垒中相互对峙着，谁也不肯先越雷池半步。对于曹七巧来说，一方面金钱的欲望还没有得到满足，另一方面由于本能她又不可能彻底消灭爱情欲望。所以这两种欲望在她身体里发酵，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出于发泄的目的，破坏性本能习惯上是为爱欲服务的”⑥。所以，在丈夫去世之前，曹七巧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和令人厌烦的行为方式来发泄她的欲望。文本一开始就用两个姜家丫头的对话侧面说明了曹七巧在姜家是一个主人们厌烦，丫头们嫌弃的角色。果然，曹七巧一出场就开始抱怨自己房间的位置，动不动就把她无用的丈夫拉出来喊冤，接着又欺负新来的三少奶奶兰仙，对着老太太挑拨小姑云泽的是非，仅仅一个早上就把姜家的主人们得罪了一遍。更不用说对丫头、老妈子们，更是疾言厉色，颐指气使。即便是对自己的亲人——哥哥嫂嫂也是举止怪异，喜怒无常，毫不留情地当面揭穿他们沖着钱来的醉翁之意。如同她嫂子所说：“没出嫁的时候不过要强些，嘴头子上琐碎些，就连后来我们去瞧她，虽是比前暴躁些，也还有个分寸，不似如今疯疯傻傻，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就没一点儿得人心的地方。”⑦外人讨厌她，她自己的内心又一刻不停地受着煎熬，曹七巧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爱只有恨的环境中被虐待着。
经过十几年的精神折磨，丈夫和婆婆都死了，曹七巧的苦难看似熬到了头，她分到了家产，搬出姜府自立门户了。可是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金钱的欲望满足了，但它反而变成了一道无形的枷锁，紧紧锁住曹七巧的爱欲，使得此时有机会满足的爱情欲望又被压抑住。文本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姜季泽主动上门来向她倾诉爱情。张爱玲极其敏锐、细腻地刻画了曹七巧此时微妙的心理活动。“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⑧可是这种喜悦也仅仅维持了短短的一刹那，“理智”还是占了上风，当她意识到姜季泽只是向她要钱时，她立刻转而愤怒了。此时曹七巧心中直觉的念头就是：“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⑨意识到这一点后，她疯狂了，用扇子摔打姜季泽。她认为什么都是假的，包括爱情，只有钱才是真的。在七巧的现实中，什么都是抓不住的，只有钱可以让她实实在在地抓在手里，为她所有。她对姜季泽的爱情梦彻底破碎了，但那股欲望却并没有随着梦的破碎而消亡，反而在潜意识里愈烧愈炽，把她可能得到的亲情也烧毁了。曹七巧爱情欲望的缺失引起严重的人格缺陷，她试图用金钱欲望来排遣爱情欲望，但不曾想金钱欲望反而更压抑了爱情欲望。曹七巧从嫁给她的丈夫开始，爱欲就得不到满足，后来虽然将姜季泽当作对象，但是由于对金钱的欲望，还是没能实现爱欲的宣泄。在姜家时，姜家的主人们是她隐秘的发泄渠道。离开姜家后，自己的儿女便当仁不让地成为她双重欲望的牺牲品。
在曹七巧的生命中，儿子长白是她唯一可以拥有的男人，所以她要时时刻刻将他牢牢抓在手中。在儿子娶亲后她的心理又一次严重失去平衡。她对儿媳极其苛刻，在大庭广众之下大肆宣扬儿媳的隐私，用最恶毒的言语一寸一寸地摧毁儿媳的自尊，进行无情的心理虐待，最终逼疯逼死了儿媳芝寿。儿子的二房绢姑娘也在扶正一年之后被迫生吞鸦片自杀，儿子最终落了个只能在妓院走走的下场。而对于女儿长安，七巧潜意识里的嫉妒心理驱使她压制女儿的爱情欲望，再三地推诿女儿的婚事，并卑劣地教唆女儿吸食鸦片，终于扼杀了女儿和童世舫本来很有希望的幸福。女儿长安被她的生母变成了第二个“曹七巧”。如果说对爱情的欲望是曹七巧正常人性的表现，那么不能实现的爱情欲望使她变成了地道的疯子。更为不幸的是，她不仅扮演“曹七巧”这一个角色，同时她还是母亲、是婆婆，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了毁灭，而且她还将身边的亲人拉来一起陪葬。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既是一个可怜可悲的受害者，又是一个可恶可恨的害人者。年轻时被迫嫁给一个不能给她爱情的人，她的爱欲没有得到正常的发泄。而金钱欲不仅没有使爱欲得到发泄，反而更压抑了她的爱欲。她的不能宣泄的爱情欲望致使她性格诡异，人格扭曲，并导致对他人无情的精神虐待。在爱情欲望和金钱欲望这两股欲望中，曹七巧苦苦挣扎，最终被这双重欲望摧毁，沦落到恶的人性中。这个被爱欲和金钱欲耗尽了青春，蚀空了灵魂的悲剧人物在临死之前流出了无奈的泪。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以她独特的视角将笔深入到曹七巧这个人物的内心深处，去审视她的灵魂，使曹七巧这一个变态女性形象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注释
①④⑤⑦⑧⑨张爱玲《张爱玲文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95、96、100、105、106页。
②③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135页。
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六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
曹七巧的娘家是开麻油店的，人有几分姿色，因为卖麻油从小与外人接触多，所以不似一般少女那样保守拘谨，她风流泼辣，敢在街上与卖肉的朝禄调情。这样出身的曹七巧本来不可能嫁到钟鸣鼎食的姜家，但宗法父权社会却给了她这样的“机会”。曹七巧被哥哥当作商品卖到姜家，做了姜家堂堂正正的二少奶奶。“女人在此父权社会里，其作用被充当成交易的媒介，在自身的作用被剥夺之后，女人最终将变成贡品被牺牲掉”③。姜家的二少爷患软骨病，整天躺在床上，在曹七巧看来她的丈夫是一具没有生命的肉体，散发着死猪肉的气味。跟这样一个男人生活是不可能有爱情的，而“爱”恰恰是她最强烈的欲望。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如果这种爱的本能得不到有效的宣泄，就会产生心理失衡，当这种不平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机体的紧张，机体就要寻求途径释放能量。曹七巧就企图用金钱欲望来消弭爱情欲望。在这个过程中，张爱玲给她安排了一个诱惑——姜季泽。这个人使曹七巧压抑已久的对爱情的欲望重新抬头，同时也让曹七巧脆弱的心理防线遇到强烈的考验。这两种欲望不断地遭遇，碰撞，交战。在爱欲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她的金钱欲开始膨胀，终于使人性彻底迷失，曹七巧变成了一个丧失人性、为金钱所困的疯子。
一个年轻的女人对爱情有强烈的渴望，这是正常的。但在宗法父权社会中一个有丈夫的女人是绝不允许有这样的欲望的，更不要说是在姜家这个封建大家庭里。作为姜家的二少奶奶，姜家就是她生存的天地，在这个有限的、密闭的空间里，姜家三少爷姜季泽是她爱情欲望的有形对象。尽管封建宗法的力量严防死守，但到底敌不过人类的本能欲望。在文本中她向姜季泽诉说自己和二少爷一起生活的痛苦，她说抚摸丈夫的感觉“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④，并赤裸裸地表露出自己的爱欲：“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⑤然而姜季泽为了避免惹祸上身对她若即若离，玩起了暧昧不明的爱情游戏，而曹七巧也不肯毁掉自己苦苦煎熬马上要得到的金钱、地位。所以两人在各自的堡垒中相互对峙着，谁也不肯先越雷池半步。对于曹七巧来说，一方面金钱的欲望还没有得到满足，另一方面由于本能她又不可能彻底消灭爱情欲望。所以这两种欲望在她身体里发酵，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出于发泄的目的，破坏性本能习惯上是为爱欲服务的”⑥。所以，在丈夫去世之前，曹七巧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和令人厌烦的行为方式来发泄她的欲望。文本一开始就用两个姜家丫头的对话侧面说明了曹七巧在姜家是一个主人们厌烦，丫头们嫌弃的角色。果然，曹七巧一出场就开始抱怨自己房间的位置，动不动就把她无用的丈夫拉出来喊冤，接着又欺负新来的三少奶奶兰仙，对着老太太挑拨小姑云泽的是非，仅仅一个早上就把姜家的主人们得罪了一遍。更不用说对丫头、老妈子们，更是疾言厉色，颐指气使。即便是对自己的亲人——哥哥嫂嫂也是举止怪异，喜怒无常，毫不留情地当面揭穿他们沖着钱来的醉翁之意。如同她嫂子所说：“没出嫁的时候不过要强些，嘴头子上琐碎些，就连后来我们去瞧她，虽是比前暴躁些，也还有个分寸，不似如今疯疯傻傻，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就没一点儿得人心的地方。”⑦外人讨厌她，她自己的内心又一刻不停地受着煎熬，曹七巧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爱只有恨的环境中被虐待着。
经过十几年的精神折磨，丈夫和婆婆都死了，曹七巧的苦难看似熬到了头，她分到了家产，搬出姜府自立门户了。可是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金钱的欲望满足了，但它反而变成了一道无形的枷锁，紧紧锁住曹七巧的爱欲，使得此时有机会满足的爱情欲望又被压抑住。文本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姜季泽主动上门来向她倾诉爱情。张爱玲极其敏锐、细腻地刻画了曹七巧此时微妙的心理活动。“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⑧可是这种喜悦也仅仅维持了短短的一刹那，“理智”还是占了上风，当她意识到姜季泽只是向她要钱时，她立刻转而愤怒了。此时曹七巧心中直觉的念头就是：“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⑨意识到这一点后，她疯狂了，用扇子摔打姜季泽。她认为什么都是假的，包括爱情，只有钱才是真的。在七巧的现实中，什么都是抓不住的，只有钱可以让她实实在在地抓在手里，为她所有。她对姜季泽的爱情梦彻底破碎了，但那股欲望却并没有随着梦的破碎而消亡，反而在潜意识里愈烧愈炽，把她可能得到的亲情也烧毁了。曹七巧爱情欲望的缺失引起严重的人格缺陷，她试图用金钱欲望来排遣爱情欲望，但不曾想金钱欲望反而更压抑了爱情欲望。曹七巧从嫁给她的丈夫开始，爱欲就得不到满足，后来虽然将姜季泽当作对象，但是由于对金钱的欲望，还是没能实现爱欲的宣泄。在姜家时，姜家的主人们是她隐秘的发泄渠道。离开姜家后，自己的儿女便当仁不让地成为她双重欲望的牺牲品。
在曹七巧的生命中，儿子长白是她唯一可以拥有的男人，所以她要时时刻刻将他牢牢抓在手中。在儿子娶亲后她的心理又一次严重失去平衡。她对儿媳极其苛刻，在大庭广众之下大肆宣扬儿媳的隐私，用最恶毒的言语一寸一寸地摧毁儿媳的自尊，进行无情的心理虐待，最终逼疯逼死了儿媳芝寿。儿子的二房绢姑娘也在扶正一年之后被迫生吞鸦片自杀，儿子最终落了个只能在妓院走走的下场。而对于女儿长安，七巧潜意识里的嫉妒心理驱使她压制女儿的爱情欲望，再三地推诿女儿的婚事，并卑劣地教唆女儿吸食鸦片，终于扼杀了女儿和童世舫本来很有希望的幸福。女儿长安被她的生母变成了第二个“曹七巧”。如果说对爱情的欲望是曹七巧正常人性的表现，那么不能实现的爱情欲望使她变成了地道的疯子。更为不幸的是，她不仅扮演“曹七巧”这一个角色，同时她还是母亲、是婆婆，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了毁灭，而且她还将身边的亲人拉来一起陪葬。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既是一个可怜可悲的受害者，又是一个可恶可恨的害人者。年轻时被迫嫁给一个不能给她爱情的人，她的爱欲没有得到正常的发泄。而金钱欲不仅没有使爱欲得到发泄，反而更压抑了她的爱欲。她的不能宣泄的爱情欲望致使她性格诡异，人格扭曲，并导致对他人无情的精神虐待。在爱情欲望和金钱欲望这两股欲望中，曹七巧苦苦挣扎，最终被这双重欲望摧毁，沦落到恶的人性中。这个被爱欲和金钱欲耗尽了青春，蚀空了灵魂的悲剧人物在临死之前流出了无奈的泪。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以她独特的视角将笔深入到曹七巧这个人物的内心深处，去审视她的灵魂，使曹七巧这一个变态女性形象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注释
①④⑤⑦⑧⑨张爱玲《张爱玲文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95、96、100、105、106页。
②③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135页。
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六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