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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博物馆一楼展厅常设“佛教造像艺术展”，其中最重要的展陈内容就是闻名遐迩的北朝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造像。展厅内另有一批（共十件）汉白玉小型石雕造像及残件，出土于山东省北部的滨州市惠民县沙河杨村，较少为人关注。笔者通过对其雕刻风格、工艺特征、发愿文、石料等方面的观察，认为这批造像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山东惠民县出土白石造像，含确切纪年铭文的八件，年代分别是东魏三件：武定五年（547年）背屏式菩萨像（见图1），武定六年（548年）背屏式菩萨像（见图2），武定八年（550年）背屏式双身像（见图3）；北齐五件：天保七年（556年）背屏式三尊像（见图4），天保七年思惟像（见图5），河清二年（563年）思惟像（见图6），武平元年（570年）思惟像（见图7），武平五年（574年）造像残座（见图8）。无铭文造像两件：东魏背屏式一佛二菩萨像（见图9），北齐背屏式双身像（见圖10）。相对完整且具代表性的有武定六年、武定八年、河清二年造像。
下面结合多例河北省博物馆馆藏定州地区北朝汉白玉造像，与之进行比对分析。先看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两例东魏刻铭文观音像：武定元年（543年）邸洛住造观音像（见图11）和武定六年（548年）张庆和造观音像（见图12）。
东魏、北齐时期，河北地区流行观音信仰。定州、邺城及周边地区博物馆藏有大量出土的造型极为接近的背屏式菩萨立像，大部分铭文显示其为观音像，与山东惠民县出土的东魏武定六年造像的体态服饰、背光及莲座形制、雕刻风格几乎完全一致（见图2）。故即便武定六年造像铭文中未写明所造具体菩萨像名，但仍可基本推定为观音像。
武定六年造像正面铭文前部分内容“武定六年三月十四日，湿沃人维那像主王叔义”透露出三条信息8（见图13）：第一，考“湿沃”为古地名，属北朝时沧州乐陵郡，即今惠民县一带。因此，像主王叔义是本地人。第二，他是维那。古代寺院三纲：上座、寺主、维那，维那负责佛寺及邑义类民间组织的部分管理工作。第三，他是像主，即建造该像的主要出资人。
铭文后部内容：“邑义人定州中山郡魏昌县人刘口贵、赵仲景。”邑义，是古代信佛的在家居士依附当地寺院形成的小型民间佛事组织，也称为义邑、法义、邑会等。北朝时定州辖中山、常山、博陵、北平、巨鹿五郡，魏昌县属中山郡，约今石家庄市无极县，距惠民县约200公里。尽管铭文中未申明造像的制作地点，但从造型风格、石料等综合因素分析来看，这是一尊典型的东魏晚期定州地区造小型背屏式白石观音像。以管理当地邑义的负责人维那王叔义为主，并联合邑义内的定州人士刘某、赵某，把在定州制作的汉白玉观音像，运到沧州乐陵郡（今惠民县）捐给寺院供奉。
接着看河北省博物馆馆藏两尊无铭文汉白玉双身像，分别是东魏、北齐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见图14、图15）。《妙法莲花经》卷四《宝塔品》中载：释迦牟尼说法时，从地涌出七宝塔，停在空中，塔内有多宝佛，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佛。二佛并坐像即由此而来。定州、邺城地区出土北朝双身像数量众多，有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双观音立像、双思惟坐像。而同时期青州造像和长安地区造像则极少出现这种题材，所以双身像可算作河北地区造像的一大特色。
最后两例河北省博物馆藏品，无铭文思惟像：唐县大寺城涧村出土北齐思惟像（见图16）和栾城出土北齐思惟像（见图17）。注意观察背光镂空雕刻的部位，以及思惟像身两侧飘垂的衣带，与惠民县出土的北齐河清二年思惟像十分相似（见图6）。图16与图6的主尊身躯同样光素无纹，应是当年曾用朱砂彩绘描画，取代细部衣纹的雕刻。这种工艺特点在河北地区北朝民间小型造像中经常能够见到。日本美秀博物馆藏有一尊思惟像（见图18），该像图片出自网上，虽无出土时间、地点等具体信息，但从其石料、形制、神韵可以基本断定也是一件北齐时期定州白石像。
惠民县出土的北齐天保七年造思惟像（见图5），头部损毁，基座只做粗糙铲凿，未经细致打磨，所以发愿文看不太清楚。博物馆无铭文标注，也无拓本可读。但通过努力辨识，可见大致内容（见图19）：“大齐天保七年，岁次□子，□□月十三日，乐陵郡阳信县□□□，敬造太子思惟像一躯，上为国王帝主，□□七世师僧父母，边地众生，□□之□，□愿居家眷属，大小普同此福，愿度恶世，□□□□□造像一躯。”这也是一件惠民县（北齐时乐陵郡阳信县）本地居民捐给寺院的定州造像。此外，武平五年造像座残石（见图8），博物馆铭牌有简单标注：“僧人道安等率领一百多人造定州白石像一躯，上为皇帝、下为万民祈福。”可惜该残石靠墙陈列，具体铭文无法得见。
南北朝时期，中国白石造像的汉白玉原料来源，据金申先生在其《古代佛造像的石料产地问题》一文中的研究结果，主要集中在幽州（北京房山）、黄山（河北曲阳）。此外，近年邺城地区考古发掘的出土造像中，发现一类外表稍显粗糙，内部分布较多孔隙，石质与汉白玉相近的白色石料。笔者推测产地为邺城附近，冀、豫、晋三省交界的太行山区，日后将另文论述。山东地区北朝并不出产汉白玉石料，造像以地产青石为主。
从上述比对及铭文分析中不难看出，山东省博物馆馆藏惠民县出土的这批北朝小型白石造像，是古定州的产物。
值得一提的是，惠民县还出土数件青石造像（两件体量较大的背屏式三尊像及数件小块背屏残石），置于山东省博物馆佛像展厅的另一侧，是否与前述白石像同时同地出土，不得而知。但观察发现，这几件青石造像，尤其是东魏、北齐背屏三尊式造像的胁侍菩萨脚下龙吐嘉莲的造型，呈现典型的青州风格，所用石料也是山东本地产一种颜色很深的青石料：东魏天平四年（537年）道玉造背屏三尊像（见图20）和北齐张称伯造像（见图21）。
惠民县距离青州造像的核心区域古青州城百多公里，在今山东省北部靠近河北省的地方，出土造像中定州白石像与青州青石像并存的现象，至少说明北朝时期这两种造像各具特色，在当地佛教信众的心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另外，青州博物馆馆藏1996年龙兴寺遗址出土造像，大部分是东魏、北齐时期以青州地产青石料雕刻。目前知其中仅三件白石造像，分别是高105厘米的北齐佛立像，高81厘米的北齐佛坐像，高65厘米的北齐菩萨立像（见图22）。这三尊北齐白石像为单体圆雕，体量较大，其雕塑手法、彩绘工艺与同批出土的同时期青州造像一致，应是由外地运来的汉白玉石料，在青州本地雕造加工完成。因造像无铭文记载，也无相关信息可考，其石料产地不明，不在本文详述。
既然现已知定州白石像的成品，东魏、北齐时曾经向东运送到今山东惠民县境内的佛寺供奉，那么北朝时青州造像的成品，是否也曾向西运往河北地区呢？
这个问题，直到近年河北邺城博物馆、临漳佛造像博物馆先后建成并对外公开展示部分邺城遗址出土造像，笔者才算找到答案。2012年春节期间，中国社科院邺城考古队在北吴庄村发掘了一处佛造像埋藏坑，出土2895件造像及残块。截至2016年8月，已清理、修复并在上述两馆展出的计有一百多件，内有一件北齐无铭文青石圆雕佛像（见图23～图25），博物馆标注为北齐青石立像。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临漳县文物旅游局，于2014年联合编著出版的《邺城文物菁华》一书中，也收录有这尊造像。书中除注明北齐佛立像、出土时间地点、造像外观外，并无重要学术意见。显然这尊造像的特殊意义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以定州、邺城为核心的河北造像特点鲜明，东魏、北齐问大量采用汉白玉石料，以背屏式、小体量造像为主。题材丰富，往往辅以彩绘贴金，单体圆雕的立佛大像数量很少。青州地区东魏时，背屏三尊式造像是主流。到北齐时单体圆雕的立像，无论是佛像还是菩萨像，数量骤然增加，并且印度笈多造像艺术的特征非常强烈。古印度笈多王朝时期，有秣菟罗与萨尔那特两个造像中心，前者的艺术特征可大致归纳为：佛头螺发，眼帘下垂，双唇宽厚，身躯起伏变化明显，通肩大衣衣纹细密，如人着湿衣。后者与前者相近，唯一不同在于对衣纹的处理，像身几乎不雕刻衣纹，仅仅在领口、袖口以及衣摆下沿刻画出一道衣边，示意穿着衣服。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造像中，不乏大量此类萨尔那特风格的北齐单体圆雕立佛（见图26、图27），山东境内包括诸城博物馆（图28、图29）、博兴县博物馆（图30）等，也藏有具体数量不详的当地出土的萨尔那特式青州造像。这种造像与前述河北小型汉白玉造像（如图6、图16所示北齐思惟像），有着本质的区别。萨尔那特式造像重在通过雕刻与细腻的打磨，表现薄衣下柔和起伏的肌体。而河北小型造像恰恰在雕刻中简化程序，利用后期彩绘弥补雕刻上的不足，造像重点不是放在肌体表现上。
印度笈多造像对青州造像的影响途径，学界尚无定论，宿白先生提供了三条线索：首先是南朝梁武帝奉请天竺佛像的影响；其次是葱岭东西诸胡的影响；再就是北齐政权反对北魏的汉化政策带来的影响。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南朝奉请的天竺优填王旃檀瑞像只是笈多造像中的秣菟罗风格，与萨尔那特式无关。南朝造像遗存甚少，但无论金铜像还是石造像，都看不到萨尔那特式踪迹，故“南朝影响”说很难成立。说葱岭东西诸胡涉华，路径自西向东沿线，也未见萨尔那特式。说北齐反汉化，那么北周长安造像和北齐定、邺两地造像，为什么也不见萨尔那特风格？笔者推测，山东东部海路输入的可能性更大。但无论从哪条路进来，古青州地区必定获取了当时国内其他区域所没有的古印度萨尔那特佛像的实物或粉本。
检視邺城出土北齐青石像，残高112厘米，损毁前全像如含脚下的榫头、莲座，总高约1.5米。佛低垂眼帘，神态静穆，薄衣下身躯柔和修长，青州萨尔那特式造像风格一目了然。从残损处观察，石料是青州本地出产的一种细润的石灰石质青石（见图31）。石表局部残留少量纤细的墨绘线条和金彩（见图32）。青州造像另一特色在于有一类特殊的卢舍那法界人中像，是在雕成的萨尔那特式佛像的像身，遍绘法界中各种人畜、菩萨、恶道等形象，可惜是像彩绘脱落殆尽，无从确定绘画内容。
笔者认为这尊造像是目前在河北省境内，经正式发掘出土的第一件北朝青州造像，不排除在北吴庄村出土造像的后继清理、研究中，再次发现青州造像的可能性。说明至少在北齐时期，青州造像的成品就已曾被运送到四百公里外的北齐都城的佛寺供奉，这在中国的佛教考古与佛教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惠民县出土白石造像，含确切纪年铭文的八件，年代分别是东魏三件：武定五年（547年）背屏式菩萨像（见图1），武定六年（548年）背屏式菩萨像（见图2），武定八年（550年）背屏式双身像（见图3）；北齐五件：天保七年（556年）背屏式三尊像（见图4），天保七年思惟像（见图5），河清二年（563年）思惟像（见图6），武平元年（570年）思惟像（见图7），武平五年（574年）造像残座（见图8）。无铭文造像两件：东魏背屏式一佛二菩萨像（见图9），北齐背屏式双身像（见圖10）。相对完整且具代表性的有武定六年、武定八年、河清二年造像。
下面结合多例河北省博物馆馆藏定州地区北朝汉白玉造像，与之进行比对分析。先看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两例东魏刻铭文观音像：武定元年（543年）邸洛住造观音像（见图11）和武定六年（548年）张庆和造观音像（见图12）。
东魏、北齐时期，河北地区流行观音信仰。定州、邺城及周边地区博物馆藏有大量出土的造型极为接近的背屏式菩萨立像，大部分铭文显示其为观音像，与山东惠民县出土的东魏武定六年造像的体态服饰、背光及莲座形制、雕刻风格几乎完全一致（见图2）。故即便武定六年造像铭文中未写明所造具体菩萨像名，但仍可基本推定为观音像。
武定六年造像正面铭文前部分内容“武定六年三月十四日，湿沃人维那像主王叔义”透露出三条信息8（见图13）：第一，考“湿沃”为古地名，属北朝时沧州乐陵郡，即今惠民县一带。因此，像主王叔义是本地人。第二，他是维那。古代寺院三纲：上座、寺主、维那，维那负责佛寺及邑义类民间组织的部分管理工作。第三，他是像主，即建造该像的主要出资人。
铭文后部内容：“邑义人定州中山郡魏昌县人刘口贵、赵仲景。”邑义，是古代信佛的在家居士依附当地寺院形成的小型民间佛事组织，也称为义邑、法义、邑会等。北朝时定州辖中山、常山、博陵、北平、巨鹿五郡，魏昌县属中山郡，约今石家庄市无极县，距惠民县约200公里。尽管铭文中未申明造像的制作地点，但从造型风格、石料等综合因素分析来看，这是一尊典型的东魏晚期定州地区造小型背屏式白石观音像。以管理当地邑义的负责人维那王叔义为主，并联合邑义内的定州人士刘某、赵某，把在定州制作的汉白玉观音像，运到沧州乐陵郡（今惠民县）捐给寺院供奉。
接着看河北省博物馆馆藏两尊无铭文汉白玉双身像，分别是东魏、北齐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见图14、图15）。《妙法莲花经》卷四《宝塔品》中载：释迦牟尼说法时，从地涌出七宝塔，停在空中，塔内有多宝佛，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佛。二佛并坐像即由此而来。定州、邺城地区出土北朝双身像数量众多，有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双观音立像、双思惟坐像。而同时期青州造像和长安地区造像则极少出现这种题材，所以双身像可算作河北地区造像的一大特色。
最后两例河北省博物馆藏品，无铭文思惟像：唐县大寺城涧村出土北齐思惟像（见图16）和栾城出土北齐思惟像（见图17）。注意观察背光镂空雕刻的部位，以及思惟像身两侧飘垂的衣带，与惠民县出土的北齐河清二年思惟像十分相似（见图6）。图16与图6的主尊身躯同样光素无纹，应是当年曾用朱砂彩绘描画，取代细部衣纹的雕刻。这种工艺特点在河北地区北朝民间小型造像中经常能够见到。日本美秀博物馆藏有一尊思惟像（见图18），该像图片出自网上，虽无出土时间、地点等具体信息，但从其石料、形制、神韵可以基本断定也是一件北齐时期定州白石像。
惠民县出土的北齐天保七年造思惟像（见图5），头部损毁，基座只做粗糙铲凿，未经细致打磨，所以发愿文看不太清楚。博物馆无铭文标注，也无拓本可读。但通过努力辨识，可见大致内容（见图19）：“大齐天保七年，岁次□子，□□月十三日，乐陵郡阳信县□□□，敬造太子思惟像一躯，上为国王帝主，□□七世师僧父母，边地众生，□□之□，□愿居家眷属，大小普同此福，愿度恶世，□□□□□造像一躯。”这也是一件惠民县（北齐时乐陵郡阳信县）本地居民捐给寺院的定州造像。此外，武平五年造像座残石（见图8），博物馆铭牌有简单标注：“僧人道安等率领一百多人造定州白石像一躯，上为皇帝、下为万民祈福。”可惜该残石靠墙陈列，具体铭文无法得见。
南北朝时期，中国白石造像的汉白玉原料来源，据金申先生在其《古代佛造像的石料产地问题》一文中的研究结果，主要集中在幽州（北京房山）、黄山（河北曲阳）。此外，近年邺城地区考古发掘的出土造像中，发现一类外表稍显粗糙，内部分布较多孔隙，石质与汉白玉相近的白色石料。笔者推测产地为邺城附近，冀、豫、晋三省交界的太行山区，日后将另文论述。山东地区北朝并不出产汉白玉石料，造像以地产青石为主。
从上述比对及铭文分析中不难看出，山东省博物馆馆藏惠民县出土的这批北朝小型白石造像，是古定州的产物。
值得一提的是，惠民县还出土数件青石造像（两件体量较大的背屏式三尊像及数件小块背屏残石），置于山东省博物馆佛像展厅的另一侧，是否与前述白石像同时同地出土，不得而知。但观察发现，这几件青石造像，尤其是东魏、北齐背屏三尊式造像的胁侍菩萨脚下龙吐嘉莲的造型，呈现典型的青州风格，所用石料也是山东本地产一种颜色很深的青石料：东魏天平四年（537年）道玉造背屏三尊像（见图20）和北齐张称伯造像（见图21）。
惠民县距离青州造像的核心区域古青州城百多公里，在今山东省北部靠近河北省的地方，出土造像中定州白石像与青州青石像并存的现象，至少说明北朝时期这两种造像各具特色，在当地佛教信众的心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另外，青州博物馆馆藏1996年龙兴寺遗址出土造像，大部分是东魏、北齐时期以青州地产青石料雕刻。目前知其中仅三件白石造像，分别是高105厘米的北齐佛立像，高81厘米的北齐佛坐像，高65厘米的北齐菩萨立像（见图22）。这三尊北齐白石像为单体圆雕，体量较大，其雕塑手法、彩绘工艺与同批出土的同时期青州造像一致，应是由外地运来的汉白玉石料，在青州本地雕造加工完成。因造像无铭文记载，也无相关信息可考，其石料产地不明，不在本文详述。
既然现已知定州白石像的成品，东魏、北齐时曾经向东运送到今山东惠民县境内的佛寺供奉，那么北朝时青州造像的成品，是否也曾向西运往河北地区呢？
这个问题，直到近年河北邺城博物馆、临漳佛造像博物馆先后建成并对外公开展示部分邺城遗址出土造像，笔者才算找到答案。2012年春节期间，中国社科院邺城考古队在北吴庄村发掘了一处佛造像埋藏坑，出土2895件造像及残块。截至2016年8月，已清理、修复并在上述两馆展出的计有一百多件，内有一件北齐无铭文青石圆雕佛像（见图23～图25），博物馆标注为北齐青石立像。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临漳县文物旅游局，于2014年联合编著出版的《邺城文物菁华》一书中，也收录有这尊造像。书中除注明北齐佛立像、出土时间地点、造像外观外，并无重要学术意见。显然这尊造像的特殊意义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以定州、邺城为核心的河北造像特点鲜明，东魏、北齐问大量采用汉白玉石料，以背屏式、小体量造像为主。题材丰富，往往辅以彩绘贴金，单体圆雕的立佛大像数量很少。青州地区东魏时，背屏三尊式造像是主流。到北齐时单体圆雕的立像，无论是佛像还是菩萨像，数量骤然增加，并且印度笈多造像艺术的特征非常强烈。古印度笈多王朝时期，有秣菟罗与萨尔那特两个造像中心，前者的艺术特征可大致归纳为：佛头螺发，眼帘下垂，双唇宽厚，身躯起伏变化明显，通肩大衣衣纹细密，如人着湿衣。后者与前者相近，唯一不同在于对衣纹的处理，像身几乎不雕刻衣纹，仅仅在领口、袖口以及衣摆下沿刻画出一道衣边，示意穿着衣服。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造像中，不乏大量此类萨尔那特风格的北齐单体圆雕立佛（见图26、图27），山东境内包括诸城博物馆（图28、图29）、博兴县博物馆（图30）等，也藏有具体数量不详的当地出土的萨尔那特式青州造像。这种造像与前述河北小型汉白玉造像（如图6、图16所示北齐思惟像），有着本质的区别。萨尔那特式造像重在通过雕刻与细腻的打磨，表现薄衣下柔和起伏的肌体。而河北小型造像恰恰在雕刻中简化程序，利用后期彩绘弥补雕刻上的不足，造像重点不是放在肌体表现上。
印度笈多造像对青州造像的影响途径，学界尚无定论，宿白先生提供了三条线索：首先是南朝梁武帝奉请天竺佛像的影响；其次是葱岭东西诸胡的影响；再就是北齐政权反对北魏的汉化政策带来的影响。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南朝奉请的天竺优填王旃檀瑞像只是笈多造像中的秣菟罗风格，与萨尔那特式无关。南朝造像遗存甚少，但无论金铜像还是石造像，都看不到萨尔那特式踪迹，故“南朝影响”说很难成立。说葱岭东西诸胡涉华，路径自西向东沿线，也未见萨尔那特式。说北齐反汉化，那么北周长安造像和北齐定、邺两地造像，为什么也不见萨尔那特风格？笔者推测，山东东部海路输入的可能性更大。但无论从哪条路进来，古青州地区必定获取了当时国内其他区域所没有的古印度萨尔那特佛像的实物或粉本。
检視邺城出土北齐青石像，残高112厘米，损毁前全像如含脚下的榫头、莲座，总高约1.5米。佛低垂眼帘，神态静穆，薄衣下身躯柔和修长，青州萨尔那特式造像风格一目了然。从残损处观察，石料是青州本地出产的一种细润的石灰石质青石（见图31）。石表局部残留少量纤细的墨绘线条和金彩（见图32）。青州造像另一特色在于有一类特殊的卢舍那法界人中像，是在雕成的萨尔那特式佛像的像身，遍绘法界中各种人畜、菩萨、恶道等形象，可惜是像彩绘脱落殆尽，无从确定绘画内容。
笔者认为这尊造像是目前在河北省境内，经正式发掘出土的第一件北朝青州造像，不排除在北吴庄村出土造像的后继清理、研究中，再次发现青州造像的可能性。说明至少在北齐时期，青州造像的成品就已曾被运送到四百公里外的北齐都城的佛寺供奉，这在中国的佛教考古与佛教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