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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由主义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种重要政治思潮，对后世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通过探寻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遭遇困境的深层次原因，以胡适的“观念的自由主义”和张君劢“行动的自由主义”为切入点，证明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由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性和近代中国的国情，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
[关键词]自由主义；胡适；张君劢
[作者简介]苏珂（1988-），女，籍贯：山东省滨州市，天津市武清区委党校，助教，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 {D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7）04-0051-02
一、“观念的自由主义”与“行动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殷海光将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分为“观念人物”与“行动人物”。他认为，在自由主义运动的初期，侧重于宣传，“观念的自由主义者”在这个时期占主要地位。而在后期，“行动的自由主义者”则主要进行组织活动。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多为学者，以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讲台和公共传媒传播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如当时的《新月》、《努力周报》是自由主义传播的主要阵地，发挥着重要的舆论作用。而到了30年代以后，张君劢、张东荪等人不甘心仅仅停留在自由主义观念和言论的传播上，而是要通过建立政治组织推进现实的自由主义运动。1934年他们组建了国家社会党。1941年又在重庆创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开始了自由主义组织化的运作。1943年，还围绕着战后中国政治秩序安排等掀起了一股强大的自由主义运动。
“观念人物”胡适始终坚持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并不认为中国有实行革命的必要。他认为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参政初期错误总不能避免，但是越是程度幼稚的民族越是需要政治训练。为了证明民主能够适用于中国，他将民主描述为一种幼稚的政治。他还说宪政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只是一种政治习惯而已。虽然说着简单，但是胡适在自由主义的路途上不断跋涉，其结果却不甚理想。因为这些理想的实施需要极为苛刻的社会条件，而这正是当时中国所极度缺乏的。胡适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而这正是近代自由主义的困境。
“行动人物”张君劢代表的中间派想走出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又不同于苏联的道路。他们追求三大目标：第一，政治民主。使每一个公民都有说话的权利并获得生活安全的保障。第二，经济平等，想走一条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相配合的混合经济制度。第三，思想自由，要尊重历史演进中的每个力量，不能因政见不同而对其打压。这些主张看似美好，但是随着政协决议的撕毁以及国共内战的爆发，这条道路的最大力量——中国民主同盟被迫解散，暗示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二、历史没有选择自由主义的深层次原因
（一）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在近代中国，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当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和代表自由的中间力量。国民党当局持有国家权力和强大的财力资源。领导革命力量的共产主义政权尊重现有的权力结构，从资源占有的角度分析，几乎完全没有优势可言。但是正如列寧所说的，暴力也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可以通过所谓的“非法”权力转换为“合法”权力。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绝大多数的有生力量是工农大众，所以占有的人力资源丰富。政府无力解决人民最迫切的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那就无法阻挡劳苦大众投身革命的洪流中。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在中国通常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的金融，长期主要依赖占最大多数的农民。共产党就是看到了团结农民力量的重要性才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而获得了最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的支持，才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全中国。但在团结农民群众占有人力资源与掌握国家权力方面，自由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政治派别就明显处于劣势了。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使他们难以发挥他们的智力优势，因为当时中国民众大多还未开化，还未脱离封建思想的蚕食。而当局的重心也都放在争夺权力，掌握政权上，根本无暇关心民众的权利与生活，所以自由主义在近代的中国很难发挥它的效力，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从金融资源方面分析，自由主义者以学者居多，只是一般的工薪阶层。他们根本掌握不了控制国家的资本，掌握经济资本的多少直接关系着在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而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中间力量也就只有少量的、无关轻重的话语权，根本无法支撑它的发展。从中国的传统观念来看，知识分子一向是自诩清高，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的观念的局限性决定了中间力量很难与统治者进行政治博弈，他们与政治舞台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基于这三个方面的情况下，中国的自由派作为一股新鲜的政治力量，它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自由主义者有的是满腔的理想，为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而斗争。但是他们既没有掌握财力资源也没有掌握人力资源，不会被历史选择也就是必然的了。
自由主义在中国命途多舛，既是由于外部动荡的环境不利于自由主义的发展，同样还是由于自由主义自身的局限性。从世界范围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地位已大有被社会主义的蓬勃兴起取而代之之势。中国的自由派学者也感受到了这一变化，胡适就曾说过，曾经欧美人民信奉的是自由、平等，而到了19世纪随着社会主义的蓬勃兴起，由于自由主义越来越多的弊端暴露，使得自由主义政党在反思自由主义同时，往往会羡慕和向往社会主义。连自由主义者自己都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怀疑，那自由主义未能成为中国历史的选择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由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遇到了尴尬和自由主义在西方的民主世界呈现的一个萎缩的趋势可以看出：自由并不是天生的，不通过努力经营和完善也是会枯萎的。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其民主制度也是靠流血牺牲的暴力革命换来的。而中国是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其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面临着动荡不安的态势，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竟然期冀在如此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可以以和平渐变、不依赖武装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对于民主和自由的渴望，这是不可想象。 自由主义天然带有自身的软弱性，在中国政坛集聚在自由主义大旗帜之下的政治力量而论及自由主义自身的脆弱，而本应该成为自由主义者支撑的自由主义理论也显示出了对于中国国情的不适应——价值理念显得有些浅薄。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多接受欧美新思想的洗礼，理应对于自由主义理论探索上有所作为，但是由于自由主义对于中国是舶来品，想让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障碍的发展会使中国政治界产生很大的动荡，中国群众对于接受这种新兴的理论还是有些障碍，所以他们的理论建树实在不能获得人民或其他政权的认可。
（二）自由主义和政治现实偏离中国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列强的入侵下，正在逐步形成一場全国性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民族主义、中国自由主义者和其他社会力量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毫无疑问，许多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都具有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使命，但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有一定的误解。例如胡适说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是贫穷、疾病、无知、腐败、破坏。但是帝国主义这个最大的革命对象却被排除在外。所以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通常被认为都是主张解决国内问题以实现国家繁荣，这个想法并没有认识到社会存在一种更大的威胁——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国将不国。张君劢也是提倡改革反对革命。他试图探索一条逐步改善现有的政治精英政治的缺点的渐进改革之路，但真正实施时他们发现这需要他们与现实妥协。因此，现实情况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在很长一段时间的行为，是批判当权体制不完善从而企图寄希望于现有的政权能采纳他们的政治主张。但结果是自由主义者既没有赢得当局的信任，又没有赢得大多数民众的同情和信任，他们在夹缝中左右逢源，当局者为了赢得舆论支持，而邀请自由主义者充当他们实施“民主政治”的符号，而自由主义者只能成为游离于权利之外的政治理论批判者，其影响当然也就非常小了。
更有甚者在几个主要的革命之后，中国社会逐渐被潜在的阶级分化，有初步的公民社会的发展，但这并没有真正成为自由主义者依赖，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农民阶级。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偏离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重心，并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这就是自由运动注定要失败的最大原因。
三、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回顾可以发现，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自由主义在教育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等发生的影响不能被忽略。但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它的发生的影响是很小的。这是因为，在中国，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服务在教育、新闻、出版、卫生保健等行业，他们在这些行业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但在这个领域之外，他们的影响力就变得非常有限了。但对于自由主义产生的作用的讨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不能简单地用“成功”或“失败”等模糊的单词总结。如果特定的历史背景，从作用和影响方面来分析，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可能会呈现更多鲜活的形象。事实上，自由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救国的工具引渡到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中国人民反对现代资本主义列强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内部反对封建君主政体，民主和自由的双重要求。在近代中国社会自由主义来到中国后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自由思想对于封建专制的批判、对于民主和科学的宣传，以及主张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保障对人民产生的强烈吸引力等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在社区里，自由主义渗透到人文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在这些领域中起到了促进社会变化和进步，宣传政治自由反对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但也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意识形态。他们试图以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所以它与共产党有斗争也有联合；对国民党也既批评又依附。国民党人还曾经利用它并对它进行了残酷的攻击。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自由主义在战争期间在国民党掌权的政治舞台上也发挥了他特殊的作用。他们启动了的两个宪政运动在促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关键词]自由主义；胡适；张君劢
[作者简介]苏珂（1988-），女，籍贯：山东省滨州市，天津市武清区委党校，助教，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 {D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7）04-0051-02
一、“观念的自由主义”与“行动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殷海光将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分为“观念人物”与“行动人物”。他认为，在自由主义运动的初期，侧重于宣传，“观念的自由主义者”在这个时期占主要地位。而在后期，“行动的自由主义者”则主要进行组织活动。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多为学者，以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讲台和公共传媒传播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如当时的《新月》、《努力周报》是自由主义传播的主要阵地，发挥着重要的舆论作用。而到了30年代以后，张君劢、张东荪等人不甘心仅仅停留在自由主义观念和言论的传播上，而是要通过建立政治组织推进现实的自由主义运动。1934年他们组建了国家社会党。1941年又在重庆创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开始了自由主义组织化的运作。1943年，还围绕着战后中国政治秩序安排等掀起了一股强大的自由主义运动。
“观念人物”胡适始终坚持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并不认为中国有实行革命的必要。他认为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参政初期错误总不能避免，但是越是程度幼稚的民族越是需要政治训练。为了证明民主能够适用于中国，他将民主描述为一种幼稚的政治。他还说宪政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只是一种政治习惯而已。虽然说着简单，但是胡适在自由主义的路途上不断跋涉，其结果却不甚理想。因为这些理想的实施需要极为苛刻的社会条件，而这正是当时中国所极度缺乏的。胡适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而这正是近代自由主义的困境。
“行动人物”张君劢代表的中间派想走出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又不同于苏联的道路。他们追求三大目标：第一，政治民主。使每一个公民都有说话的权利并获得生活安全的保障。第二，经济平等，想走一条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相配合的混合经济制度。第三，思想自由，要尊重历史演进中的每个力量，不能因政见不同而对其打压。这些主张看似美好，但是随着政协决议的撕毁以及国共内战的爆发，这条道路的最大力量——中国民主同盟被迫解散，暗示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二、历史没有选择自由主义的深层次原因
（一）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在近代中国，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当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和代表自由的中间力量。国民党当局持有国家权力和强大的财力资源。领导革命力量的共产主义政权尊重现有的权力结构，从资源占有的角度分析，几乎完全没有优势可言。但是正如列寧所说的，暴力也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可以通过所谓的“非法”权力转换为“合法”权力。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绝大多数的有生力量是工农大众，所以占有的人力资源丰富。政府无力解决人民最迫切的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那就无法阻挡劳苦大众投身革命的洪流中。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在中国通常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的金融，长期主要依赖占最大多数的农民。共产党就是看到了团结农民力量的重要性才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而获得了最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的支持，才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全中国。但在团结农民群众占有人力资源与掌握国家权力方面，自由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政治派别就明显处于劣势了。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使他们难以发挥他们的智力优势，因为当时中国民众大多还未开化，还未脱离封建思想的蚕食。而当局的重心也都放在争夺权力，掌握政权上，根本无暇关心民众的权利与生活，所以自由主义在近代的中国很难发挥它的效力，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从金融资源方面分析，自由主义者以学者居多，只是一般的工薪阶层。他们根本掌握不了控制国家的资本，掌握经济资本的多少直接关系着在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而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中间力量也就只有少量的、无关轻重的话语权，根本无法支撑它的发展。从中国的传统观念来看，知识分子一向是自诩清高，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的观念的局限性决定了中间力量很难与统治者进行政治博弈，他们与政治舞台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基于这三个方面的情况下，中国的自由派作为一股新鲜的政治力量，它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自由主义者有的是满腔的理想，为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而斗争。但是他们既没有掌握财力资源也没有掌握人力资源，不会被历史选择也就是必然的了。
自由主义在中国命途多舛，既是由于外部动荡的环境不利于自由主义的发展，同样还是由于自由主义自身的局限性。从世界范围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地位已大有被社会主义的蓬勃兴起取而代之之势。中国的自由派学者也感受到了这一变化，胡适就曾说过，曾经欧美人民信奉的是自由、平等，而到了19世纪随着社会主义的蓬勃兴起，由于自由主义越来越多的弊端暴露，使得自由主义政党在反思自由主义同时，往往会羡慕和向往社会主义。连自由主义者自己都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怀疑，那自由主义未能成为中国历史的选择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由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遇到了尴尬和自由主义在西方的民主世界呈现的一个萎缩的趋势可以看出：自由并不是天生的，不通过努力经营和完善也是会枯萎的。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其民主制度也是靠流血牺牲的暴力革命换来的。而中国是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其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面临着动荡不安的态势，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竟然期冀在如此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可以以和平渐变、不依赖武装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对于民主和自由的渴望，这是不可想象。 自由主义天然带有自身的软弱性，在中国政坛集聚在自由主义大旗帜之下的政治力量而论及自由主义自身的脆弱，而本应该成为自由主义者支撑的自由主义理论也显示出了对于中国国情的不适应——价值理念显得有些浅薄。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多接受欧美新思想的洗礼，理应对于自由主义理论探索上有所作为，但是由于自由主义对于中国是舶来品，想让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障碍的发展会使中国政治界产生很大的动荡，中国群众对于接受这种新兴的理论还是有些障碍，所以他们的理论建树实在不能获得人民或其他政权的认可。
（二）自由主义和政治现实偏离中国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列强的入侵下，正在逐步形成一場全国性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民族主义、中国自由主义者和其他社会力量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毫无疑问，许多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都具有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使命，但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有一定的误解。例如胡适说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是贫穷、疾病、无知、腐败、破坏。但是帝国主义这个最大的革命对象却被排除在外。所以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通常被认为都是主张解决国内问题以实现国家繁荣，这个想法并没有认识到社会存在一种更大的威胁——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国将不国。张君劢也是提倡改革反对革命。他试图探索一条逐步改善现有的政治精英政治的缺点的渐进改革之路，但真正实施时他们发现这需要他们与现实妥协。因此，现实情况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在很长一段时间的行为，是批判当权体制不完善从而企图寄希望于现有的政权能采纳他们的政治主张。但结果是自由主义者既没有赢得当局的信任，又没有赢得大多数民众的同情和信任，他们在夹缝中左右逢源，当局者为了赢得舆论支持，而邀请自由主义者充当他们实施“民主政治”的符号，而自由主义者只能成为游离于权利之外的政治理论批判者，其影响当然也就非常小了。
更有甚者在几个主要的革命之后，中国社会逐渐被潜在的阶级分化，有初步的公民社会的发展，但这并没有真正成为自由主义者依赖，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农民阶级。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偏离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重心，并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这就是自由运动注定要失败的最大原因。
三、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回顾可以发现，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自由主义在教育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等发生的影响不能被忽略。但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它的发生的影响是很小的。这是因为，在中国，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服务在教育、新闻、出版、卫生保健等行业，他们在这些行业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但在这个领域之外，他们的影响力就变得非常有限了。但对于自由主义产生的作用的讨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不能简单地用“成功”或“失败”等模糊的单词总结。如果特定的历史背景，从作用和影响方面来分析，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可能会呈现更多鲜活的形象。事实上，自由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救国的工具引渡到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中国人民反对现代资本主义列强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内部反对封建君主政体，民主和自由的双重要求。在近代中国社会自由主义来到中国后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自由思想对于封建专制的批判、对于民主和科学的宣传，以及主张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保障对人民产生的强烈吸引力等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在社区里，自由主义渗透到人文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在这些领域中起到了促进社会变化和进步，宣传政治自由反对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但也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意识形态。他们试图以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所以它与共产党有斗争也有联合；对国民党也既批评又依附。国民党人还曾经利用它并对它进行了残酷的攻击。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自由主义在战争期间在国民党掌权的政治舞台上也发挥了他特殊的作用。他们启动了的两个宪政运动在促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