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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风云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却曾有过近十年之久的友好关系。但后来两国关系却逐渐紧张直至断交、宣战，蒋介石甚至还参与到德国内部推翻希特勒的事件之中，这一段曲折历史值得我们去探究。
蒋介石的德国情结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与苏俄的关系随之断绝。因急于寻找新的国际力量来填补苏联顾问撤退所留下的空缺，蒋介石把目光转向了德国。
1933年，希特勒上台，蒋介石开始直接与纳粹政府展开交往，中德关系进入蜜月期。
相互的需要使两位终生都未谋面的领导人开始了超越时空的交往。1936年5月，《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签订，为此希特勒致电蒋介石，称“中德两国之间的货物互换，给予两国经济的发展以莫大的帮助，两国的密切合作也是两国人民的利益所在”。希特勒还向蒋介石赠送了德国国防军荣誉军刀、自己的照片，以表示其“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蒋介石也趁希特勒生日之际，致电赞扬希特勒“对于德华两国间经济合作热心主持，使国交益敦亲睦，特致谢忱”。
军事顾问来华训练军队
中德关系友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1928年11月，第一位来华的鲍尔上校率领德国顾问团抵达中国。
鲍尔来华后直接从事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授课。授课的内容包括军事工业、新式武器与化学战等。听鲍尔课的，除了蒋介石，还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人，以及一些部队的高级军官。由于鲍尔的作用，德国顾问团已经介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训练、警察、国防工业和其他重要部门。
1933年6月，“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来华，并于次年被正式聘为总顾问。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塞克特向蒋指出，中国的军队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只是缺少训练有素的部队。中国当前应重点训练和装备10个师，置于南京政府直接管辖下。他还建议仿效德国军队中的军官团，在中国军队中建立起“教导旅”。
中国战略物资交换德国军火
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的同时，中德之间战略物资和军火贸易也迅猛发展起来。1934—1938年5年中，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制造枪炮等必不可少的战略原料）分别为2510吨、4784吨、5091吨、 8037吨和8962吨，从中国钨砂占德国进口钨砂的比例来看，1934年占57.2%，至1937年已达70.6%。除了钨砂以外，德国还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锑、锡等重金属原料。在德国重整军备的过程中，从中国获得的战略原料起了很大作用。
南京当局还加快了从德国进口武器的步伐。根据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文件，至1936年10月，德国已向中方交付价值1000万马克的军火，其中包括2300万发炮弹、6000万发反坦克炮弹、1800万发高射炮弹，以及探照灯、钢盔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当局已有一支8万多人全部德式装备的部队，在淞沪战场上曾作为主力使用。
中德断交宣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德国虽和日本结盟，但又不愿日本取代德国在华利益，也不愿日本在中日战争中受损，从而失去或削弱在远东对苏联的牵制作用，因此不希望日本扩大侵华战争。10月下旬，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电告驻华大使陶德曼和驻日大使狄克遜，德国愿意调停中日战争。
在陶德曼调停期间，日本先后三次提出所谓的和平条件如内蒙自治、华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国际共管等，对此，德国政府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反而力劝中国接受。1938年6月24日，外长里宾特洛甫下令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与此同时，德国国防部则严令禁止军火输华。7月5日，全体德国顾问离华返国。中德合作至此结束，两国关系基本破裂。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签订，条约“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之领导地位”。次年7月，德国更进一步宣布承认汪精卫伪政权。这无疑是对中华民族及远东地区各国人民利益的粗暴干涉。南京国民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正式宣告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中国政府宣布同时对德国、日本、意大利宣战，双方处于战争状态，与德国间的“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一律废止”。中德关系至此完全破裂。
希特勒拉拢蒋介石合攻印度
中德绝交后，德国仍然企图拉拢中国。1942年，德国有关方面引诱中国缔结《中德军事密约》，企图将中国绑到轴心国的战车上。但得知希特勒想要中国“突攻印度，与德合作”的计划后，蒋介石警醒了。他在6月18日的日记写道：“对德国路线，勿再探索为宜，不如严令拒绝之。”蒋介石这时关心的是加强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为实现会师计划，1942年3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日本驻德大使大岛会谈，商讨轴心国的战略，要求日本占领锡兰和马达加斯加等地，以配合德军向中东和高加索的进军。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得手，取得局部海上优势后，也曾制订了一个用5个师攻打澳大利亚、夺取锡兰，与希特勒在印度洋上会师的计划。美国总统罗斯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计划的危险性。1943年，他在开罗会议期间对他的小儿子直言不讳地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欧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其巨著《国家间政治》开篇说道：“像所有的政策一样，国家间的政策是为了利益而争，无论国际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利益总是最直接的目标。”中国的战略原料虽然对纳粹德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中国在远东的战略价值当时无法同日本相比拟。国际形势迫使希特勒在中日之间做出选择，这也是中德关系由高潮到破裂的症结所在。
（摘自《文史参考》）
蒋介石的德国情结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与苏俄的关系随之断绝。因急于寻找新的国际力量来填补苏联顾问撤退所留下的空缺，蒋介石把目光转向了德国。
1933年，希特勒上台，蒋介石开始直接与纳粹政府展开交往，中德关系进入蜜月期。
相互的需要使两位终生都未谋面的领导人开始了超越时空的交往。1936年5月，《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签订，为此希特勒致电蒋介石，称“中德两国之间的货物互换，给予两国经济的发展以莫大的帮助，两国的密切合作也是两国人民的利益所在”。希特勒还向蒋介石赠送了德国国防军荣誉军刀、自己的照片，以表示其“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蒋介石也趁希特勒生日之际，致电赞扬希特勒“对于德华两国间经济合作热心主持，使国交益敦亲睦，特致谢忱”。
军事顾问来华训练军队
中德关系友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1928年11月，第一位来华的鲍尔上校率领德国顾问团抵达中国。
鲍尔来华后直接从事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授课。授课的内容包括军事工业、新式武器与化学战等。听鲍尔课的，除了蒋介石，还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人，以及一些部队的高级军官。由于鲍尔的作用，德国顾问团已经介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训练、警察、国防工业和其他重要部门。
1933年6月，“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来华，并于次年被正式聘为总顾问。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塞克特向蒋指出，中国的军队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只是缺少训练有素的部队。中国当前应重点训练和装备10个师，置于南京政府直接管辖下。他还建议仿效德国军队中的军官团，在中国军队中建立起“教导旅”。
中国战略物资交换德国军火
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的同时，中德之间战略物资和军火贸易也迅猛发展起来。1934—1938年5年中，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制造枪炮等必不可少的战略原料）分别为2510吨、4784吨、5091吨、 8037吨和8962吨，从中国钨砂占德国进口钨砂的比例来看，1934年占57.2%，至1937年已达70.6%。除了钨砂以外，德国还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锑、锡等重金属原料。在德国重整军备的过程中，从中国获得的战略原料起了很大作用。
南京当局还加快了从德国进口武器的步伐。根据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文件，至1936年10月，德国已向中方交付价值1000万马克的军火，其中包括2300万发炮弹、6000万发反坦克炮弹、1800万发高射炮弹，以及探照灯、钢盔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当局已有一支8万多人全部德式装备的部队，在淞沪战场上曾作为主力使用。
中德断交宣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德国虽和日本结盟，但又不愿日本取代德国在华利益，也不愿日本在中日战争中受损，从而失去或削弱在远东对苏联的牵制作用，因此不希望日本扩大侵华战争。10月下旬，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电告驻华大使陶德曼和驻日大使狄克遜，德国愿意调停中日战争。
在陶德曼调停期间，日本先后三次提出所谓的和平条件如内蒙自治、华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国际共管等，对此，德国政府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反而力劝中国接受。1938年6月24日，外长里宾特洛甫下令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与此同时，德国国防部则严令禁止军火输华。7月5日，全体德国顾问离华返国。中德合作至此结束，两国关系基本破裂。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签订，条约“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之领导地位”。次年7月，德国更进一步宣布承认汪精卫伪政权。这无疑是对中华民族及远东地区各国人民利益的粗暴干涉。南京国民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正式宣告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中国政府宣布同时对德国、日本、意大利宣战，双方处于战争状态，与德国间的“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一律废止”。中德关系至此完全破裂。
希特勒拉拢蒋介石合攻印度
中德绝交后，德国仍然企图拉拢中国。1942年，德国有关方面引诱中国缔结《中德军事密约》，企图将中国绑到轴心国的战车上。但得知希特勒想要中国“突攻印度，与德合作”的计划后，蒋介石警醒了。他在6月18日的日记写道：“对德国路线，勿再探索为宜，不如严令拒绝之。”蒋介石这时关心的是加强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为实现会师计划，1942年3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日本驻德大使大岛会谈，商讨轴心国的战略，要求日本占领锡兰和马达加斯加等地，以配合德军向中东和高加索的进军。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得手，取得局部海上优势后，也曾制订了一个用5个师攻打澳大利亚、夺取锡兰，与希特勒在印度洋上会师的计划。美国总统罗斯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计划的危险性。1943年，他在开罗会议期间对他的小儿子直言不讳地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欧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其巨著《国家间政治》开篇说道：“像所有的政策一样，国家间的政策是为了利益而争，无论国际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利益总是最直接的目标。”中国的战略原料虽然对纳粹德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中国在远东的战略价值当时无法同日本相比拟。国际形势迫使希特勒在中日之间做出选择，这也是中德关系由高潮到破裂的症结所在。
（摘自《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