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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有的人点石成金，有的人化鸠为枭。在美国金融海啸余威尚存、欧债危机蓄势暗涌之际，国际评级机构频繁的降级行为备受市场关注。到底是利益驱使、推波助澜还是客观预警、防患未然，对于评级机构的质疑和争议之声也越来越大。
金融炼金术
英国极富盛名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在其著作《货币崛起》里感叹，如果说过去的四千年见证了人类向思想家攀升，那么我们现在似乎正经历人类向金融家迈进。
每周、每天、每时、每刻，金融交易都在不同的人群和地点发生。金融创新不断推进，证券化爆炸式增长，杠杆率和金融衍生品的数量都在成倍增长。个人债务如住房抵押贷款被“分级”然后捆绑，并重新包装出售，使得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Mortgage-Backed Security）、资产支持证券（ABS=Asset-Backed Security）和担保债权凭证（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全年保险高达3万亿美元以上，而来自证券如利率互换（IRS=Interest Rate Swap）或信用违约掉期（CDS=Credit Default Swap）的合约增长得更快。
全球金融增长势不可挡，金融的持续扩张表现突出，资本市场呈现一片繁荣之态。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这些金融创新工具，通过将风险分摊到那些承受力最强的市场主体上，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效率。
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刺破了这个地产与金融交织的泡沫。这些良莠不齐甚至违约风险较高的次级抵押贷款（Subprime Mortgage）被来自纽约和伦敦等地的银行重新分割和打包变成CDO，标着国际评级机构AAA的最高信用等级，出售给各国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最终次贷债务违约激增造成信贷危机并引发市场连锁反应，造成各类资产支持证券及担保工具价值暴跌。
在危机爆发前，所有的次级贷款债券中，大约有75%为AAA的评级，10%为AA，8%为A，仅有7%为BBB或更低的评级。同时一些银行在2006年就警告次级房贷市场可能出现危机，但一直到2007年7月，穆迪和标准普尔公司才对次级房贷支持的债券等级进行大幅下调，而当时一些债券价格已经下跌了50%。
金融创新在帮助希腊掩盖公共债务顺利进入欧元区上也“功不可没”。高盛设计出一套长达十至十五年的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同时向德国一家银行购买了二十年期的十亿欧元CDS保险以对冲希腊可能出现的债务违约。在希腊债务危机浮出水面前，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对其主权信用评级皆偏中上，投资前景向好。
在金融炼金术的强大魔力中，评级机构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的吴庆博士解释说，类似于OCD和ODS这类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定价其实非常困难。所以相对来说，评级机构根据自身掌握的信息与分析技术所作出的判断，对机构和投资人的决策有着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金融市场看门人
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穆迪投资服务公司（Moody’s）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Fitch），是当前世界上三大鼎鼎有名的国际评级机构，通常被视为“金融市场看门人”。除了惠誉在纽约和伦敦都设有总部，并有着欧资背景外，其余两家皆为纯粹的美国公司。
这三家评级机构各有侧重，标普侧重于企业评级，穆迪侧重于机构融资方面，而惠誉则更侧重于金融机构。以上三大国际评级机构都是“百年老店”，其中标准普尔的历史最为悠久，创立于1860年。
自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认可上述三家公司为“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或称“NRSRO”（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 Organization）后，三家公司就垄断了国际评级行业。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在世界上所有参加信用评级的银行和公司中，穆迪涵盖了80%的银行和78%的公司，标准普尔涵盖了37%的银行和66%的公司，惠誉公司涵盖了27%的银行和8%的公司。每年的营业收入穆迪约15亿美元，标准普尔为10亿多美元，惠誉国际为5亿美元左右。
记者仔细浏览了三大评级机构的官方网站后发现，这三家公司的业务与评级标准并无大异。以标准普尔为例，其长期债券信用共设10个等级，分别为AAA、AA、A、BBB、BB、B、CCC、CC、C和D。其中，长期信用等级的AA至CCC级可用“+”和“-”符号进行微调；其短期债券信用共设6个等级，分别为A-1、A-2、A-3、B、C和D。
三大评级公司在一定程度与一定范围内增加了市场透明度，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为政府监管部门提供了管理依据与参考资料，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成为西方某些势力持续推行美国价值观与强权，进而威胁主权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新工具。
从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发展和监管的历程来看，其设立的初衷在于降低投资风险，增进市场透明度，抑制危机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评级机构通过行业自律和市场约束形成的良好的声誉机制，对于抑制风险形成起到良好的作用。70年代以来，国家认证监管制度及收费评级的盈利模式推行，损害了评级业务的独立性。尤其是90年代安然等事件暴露出的合谋丑闻后，评级机构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金融业的持续发展创新，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国际资本市场扮演的角色戏份不减反增，对市场的号召力和投资决策的影响力依旧十足。但其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的表现，加重了投资者对其“预警不足却时常加剧金融市场动荡”的不满。
道德风险，这是个问题
从限制金融衍生品交易，到彻查高盛欺诈门，金融监管在升级。但监管所固有的滞后性，管得了“秋后算账”，防得住金融家们潜藏的道德风险吗？
当昔日惯于人前“指点江山”的国际评级巨头们被提升审判台，面对来自议员和调查组的质疑时，都相当一致地认为评级机构的角色不过是谨慎地表达“意见”。在宪法言论自由的庇护下，这是一个游离于法律之外的概念。
美国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针对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调查，最后形成的结论是，标普及穆迪在评级过程中都受到了华尔街“过于强烈”的影响，评级已经走形变样。来自穆迪的员工毫无掩饰地评价,“我们不像是在进行职业的评级分析，更像是在把自己的灵魂出售给魔鬼换取金钱。”
一般而言，在现行的国际评级机构运行框架中，评级机构评级并发布，为投资者提供参考，但投资者在使用评级服务时无须支付费用，费用通常由筹资者，即债/证券发行者支付。由此可能形成这样的结果，即评级机构与债/证券发行方因为利益的纠葛和关联走到一起，而其为投资者提供的评级服务也许会出现失真或欺诈成分。
“评级机构的评级行为属于金融体系里市场一方的行为。”吴庆从其根源和本质进行了剖析,“所以其受利润驱使的市场化属性和‘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的商业模式决定了它们时常会违背本应担当的客观中立第三方这一角色，为道德风险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评级机构的具体评级过程、参照标准和内部信息等大多并不透明且一般也不向市场公开，这些盲点的存在便使得评级结果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余留空间。
由于担心评级结果不理想而影响产品的销售，债/证券发行者往往会从评级机构所提供的不同评级结果中挑选出最高的级别。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或留住客户，评级机构极有可能会迎合发行方的需求，作出有利于发行方或对方所要求的评级。
除了“货比三家”外，评级套利也是发行方“抓牢”评级机构的一种手段，即利用不同的评级结果在产品价格的差异上进行套利。如果一个公司发行BB级债券，投行秘密买入后再打包其他A级信用债券进行捆绑销售，那么其中的BB级债券也升级为A，利润立马提高了5%到10%。
针对国际评级机构的道德痼疾，吴庆认为需要从监管体制上进行预控和防范，加强对评级人员的行为约束。“道德风险不仅仅只存在于评级机构，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通病。所以从制度设计上来减少这种风险存在和发生的可能性，才不致于每每事后诸葛亮。”
那么是否拥有更多能与“三大”并驾齐驱的评级机构就能更好地形成权力制衡呢？针对记者的疑问，吴庆认为，并非完全如此：“一定数量和质量且影响力与公信力皆备的其他评级机构能够促使评级结果更趋向客观中立，但并非越多越好。不然一百家机构一百种结果，投资者到底该听谁的意见呢？”
在他看来，三大机构毕竟是百年基业，积累的投资者信誉和市场号召力非一日之寒，断然不会仅仅为了眼前短利而砸了自己的金字招牌。或许有瑕疵，但在国际资本市场依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决定着评级产品的定价和收益率浮动，也影响着很多投资主体的买卖和持有决定。
面对着很多不可控因素，金融市场或许不需要十足完美的评级机构，但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和完备的评级体系才是保证市场公平与效率的重中之重。
——《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有的人点石成金，有的人化鸠为枭。在美国金融海啸余威尚存、欧债危机蓄势暗涌之际，国际评级机构频繁的降级行为备受市场关注。到底是利益驱使、推波助澜还是客观预警、防患未然，对于评级机构的质疑和争议之声也越来越大。
金融炼金术
英国极富盛名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在其著作《货币崛起》里感叹，如果说过去的四千年见证了人类向思想家攀升，那么我们现在似乎正经历人类向金融家迈进。
每周、每天、每时、每刻，金融交易都在不同的人群和地点发生。金融创新不断推进，证券化爆炸式增长，杠杆率和金融衍生品的数量都在成倍增长。个人债务如住房抵押贷款被“分级”然后捆绑，并重新包装出售，使得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Mortgage-Backed Security）、资产支持证券（ABS=Asset-Backed Security）和担保债权凭证（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全年保险高达3万亿美元以上，而来自证券如利率互换（IRS=Interest Rate Swap）或信用违约掉期（CDS=Credit Default Swap）的合约增长得更快。
全球金融增长势不可挡，金融的持续扩张表现突出，资本市场呈现一片繁荣之态。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这些金融创新工具，通过将风险分摊到那些承受力最强的市场主体上，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效率。
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刺破了这个地产与金融交织的泡沫。这些良莠不齐甚至违约风险较高的次级抵押贷款（Subprime Mortgage）被来自纽约和伦敦等地的银行重新分割和打包变成CDO，标着国际评级机构AAA的最高信用等级，出售给各国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最终次贷债务违约激增造成信贷危机并引发市场连锁反应，造成各类资产支持证券及担保工具价值暴跌。
在危机爆发前，所有的次级贷款债券中，大约有75%为AAA的评级，10%为AA，8%为A，仅有7%为BBB或更低的评级。同时一些银行在2006年就警告次级房贷市场可能出现危机，但一直到2007年7月，穆迪和标准普尔公司才对次级房贷支持的债券等级进行大幅下调，而当时一些债券价格已经下跌了50%。
金融创新在帮助希腊掩盖公共债务顺利进入欧元区上也“功不可没”。高盛设计出一套长达十至十五年的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同时向德国一家银行购买了二十年期的十亿欧元CDS保险以对冲希腊可能出现的债务违约。在希腊债务危机浮出水面前，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对其主权信用评级皆偏中上，投资前景向好。
在金融炼金术的强大魔力中，评级机构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的吴庆博士解释说，类似于OCD和ODS这类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定价其实非常困难。所以相对来说，评级机构根据自身掌握的信息与分析技术所作出的判断，对机构和投资人的决策有着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金融市场看门人
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穆迪投资服务公司（Moody’s）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Fitch），是当前世界上三大鼎鼎有名的国际评级机构，通常被视为“金融市场看门人”。除了惠誉在纽约和伦敦都设有总部，并有着欧资背景外，其余两家皆为纯粹的美国公司。
这三家评级机构各有侧重，标普侧重于企业评级，穆迪侧重于机构融资方面，而惠誉则更侧重于金融机构。以上三大国际评级机构都是“百年老店”，其中标准普尔的历史最为悠久，创立于1860年。
自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认可上述三家公司为“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或称“NRSRO”（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 Organization）后，三家公司就垄断了国际评级行业。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在世界上所有参加信用评级的银行和公司中，穆迪涵盖了80%的银行和78%的公司，标准普尔涵盖了37%的银行和66%的公司，惠誉公司涵盖了27%的银行和8%的公司。每年的营业收入穆迪约15亿美元，标准普尔为10亿多美元，惠誉国际为5亿美元左右。
记者仔细浏览了三大评级机构的官方网站后发现，这三家公司的业务与评级标准并无大异。以标准普尔为例，其长期债券信用共设10个等级，分别为AAA、AA、A、BBB、BB、B、CCC、CC、C和D。其中，长期信用等级的AA至CCC级可用“+”和“-”符号进行微调；其短期债券信用共设6个等级，分别为A-1、A-2、A-3、B、C和D。
三大评级公司在一定程度与一定范围内增加了市场透明度，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为政府监管部门提供了管理依据与参考资料，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成为西方某些势力持续推行美国价值观与强权，进而威胁主权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新工具。
从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发展和监管的历程来看，其设立的初衷在于降低投资风险，增进市场透明度，抑制危机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评级机构通过行业自律和市场约束形成的良好的声誉机制，对于抑制风险形成起到良好的作用。70年代以来，国家认证监管制度及收费评级的盈利模式推行，损害了评级业务的独立性。尤其是90年代安然等事件暴露出的合谋丑闻后，评级机构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金融业的持续发展创新，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国际资本市场扮演的角色戏份不减反增，对市场的号召力和投资决策的影响力依旧十足。但其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的表现，加重了投资者对其“预警不足却时常加剧金融市场动荡”的不满。
道德风险，这是个问题
从限制金融衍生品交易，到彻查高盛欺诈门，金融监管在升级。但监管所固有的滞后性，管得了“秋后算账”，防得住金融家们潜藏的道德风险吗？
当昔日惯于人前“指点江山”的国际评级巨头们被提升审判台，面对来自议员和调查组的质疑时，都相当一致地认为评级机构的角色不过是谨慎地表达“意见”。在宪法言论自由的庇护下，这是一个游离于法律之外的概念。
美国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针对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调查，最后形成的结论是，标普及穆迪在评级过程中都受到了华尔街“过于强烈”的影响，评级已经走形变样。来自穆迪的员工毫无掩饰地评价,“我们不像是在进行职业的评级分析，更像是在把自己的灵魂出售给魔鬼换取金钱。”
一般而言，在现行的国际评级机构运行框架中，评级机构评级并发布，为投资者提供参考，但投资者在使用评级服务时无须支付费用，费用通常由筹资者，即债/证券发行者支付。由此可能形成这样的结果，即评级机构与债/证券发行方因为利益的纠葛和关联走到一起，而其为投资者提供的评级服务也许会出现失真或欺诈成分。
“评级机构的评级行为属于金融体系里市场一方的行为。”吴庆从其根源和本质进行了剖析,“所以其受利润驱使的市场化属性和‘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的商业模式决定了它们时常会违背本应担当的客观中立第三方这一角色，为道德风险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评级机构的具体评级过程、参照标准和内部信息等大多并不透明且一般也不向市场公开，这些盲点的存在便使得评级结果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余留空间。
由于担心评级结果不理想而影响产品的销售，债/证券发行者往往会从评级机构所提供的不同评级结果中挑选出最高的级别。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或留住客户，评级机构极有可能会迎合发行方的需求，作出有利于发行方或对方所要求的评级。
除了“货比三家”外，评级套利也是发行方“抓牢”评级机构的一种手段，即利用不同的评级结果在产品价格的差异上进行套利。如果一个公司发行BB级债券，投行秘密买入后再打包其他A级信用债券进行捆绑销售，那么其中的BB级债券也升级为A，利润立马提高了5%到10%。
针对国际评级机构的道德痼疾，吴庆认为需要从监管体制上进行预控和防范，加强对评级人员的行为约束。“道德风险不仅仅只存在于评级机构，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通病。所以从制度设计上来减少这种风险存在和发生的可能性，才不致于每每事后诸葛亮。”
那么是否拥有更多能与“三大”并驾齐驱的评级机构就能更好地形成权力制衡呢？针对记者的疑问，吴庆认为，并非完全如此：“一定数量和质量且影响力与公信力皆备的其他评级机构能够促使评级结果更趋向客观中立，但并非越多越好。不然一百家机构一百种结果，投资者到底该听谁的意见呢？”
在他看来，三大机构毕竟是百年基业，积累的投资者信誉和市场号召力非一日之寒，断然不会仅仅为了眼前短利而砸了自己的金字招牌。或许有瑕疵，但在国际资本市场依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决定着评级产品的定价和收益率浮动，也影响着很多投资主体的买卖和持有决定。
面对着很多不可控因素，金融市场或许不需要十足完美的评级机构，但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和完备的评级体系才是保证市场公平与效率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