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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茶馆》描写了三个时代旧北平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个人像展览式的“浮世绘”。在结构艺术上，《茶馆》采取了三个横断面连缀式结构，每一幕内部也以许多小小的戏剧冲突连缀，使剧本“人物带动故事”，“主要人物由壮到老，贯穿全剧”，“次要人物父子相承”，“无关紧要的人物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同时，人物的故事、命运又紧密联系当时的时代发展，使得剧本紧针密线、形散而神凝，并且构成了一副“清明上河图”式的从清末到民国末年的民间众生。
【关键词】《茶馆》，艺术价值，社会意义
老舍的《茶馆》创作于1956年，一部不足五万字的话剧，囊括了中国社会三个历史时期的沧桑变化，彰显了作者高超的驾驭能力，从而使其作品具有了史诗性。本文试着从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两方面对老舍的《茶馆》作一探讨。
1.《茶馆》的艺术价值
1.1 用人物生活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
在《茶馆》中，老舍用“人像展览法”把三个时代的各种人物都搬上舞台，把各种丑恶现象都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在各个人物身上发生的不同事件之间却没有必要的联系，几乎是平行发展的，此起彼伏，此隐彼显。全剧中所描写的人物多达70多个，事件至少有20多件，根本无法说出哪一个是主人公，哪一件事是主要事件。即使是在三幕中均出现过的人物-“裕泰”茶馆老板王利发，也只是串联人物而非主要人物老舍的手法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全剧只有三幕，一幕一时段，干警、简洁，也十分容易表现剧情，从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再到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与其说是时间变迁不如说是历史变迁。人物表现年代，而年代又作为人物表现的背景，相辅相成，使小小一茶馆提升到不得不让人用看“历史剧”的眼光评审这部巨作。其二，尽管茶馆人呆，三教九流植被也不少。但是几位人物始终贯穿全剧，起着核心作用。王利发（茶馆掌柜）、松二爷（胆儿小，人却不怀）、常四爷（正义之士、十分爱国、体格健康）松二爷、常四爷两位茶客与王掌柜交情还不错而在这所谓“热闹”的茶观众，要找出几个掏心掏肺的人还真不容易。其三，子承父业。这是几句疮痍有待讽刺意味的安排。剧中一幕幕地时代向前走，一步步的反映社会的变迁。
1.2 小茶馆影射大社会。
并非以一个人为中心，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具体的、针锋相对的冲突，人物与茶馆的兴衰没有直接关系，但作者把矛盾的焦点直接指向那个旧时代，人物与人物之间每一个小的冲突都暗示了人民与时代的冲突。道是“莫谈国事”，却没有一个画面不和国事联系。
除了人物，这一幕也没有统一的情节。人物虽多，但人物之间的联系都是单线的、小范围的，每个人的故事都很单一。即便是王利发的戏，很大一部分也是用来应付生意的，并不是他本人的戏。这样，一个一个小情节，一个一个小故事，像画面一样，汇集起来，便构成了《茶馆》这幅长长的画卷：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情节的发展既是单一独立的，又与下一个情节相衔接：
（1）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穿全剧。
这样，故事虽然松散，而中心人物有些着落，就不至于说来说去，离题太远，不知所云了。此剧的写法是以人物带动故事，以人为主。
次要的人物父子相承，父子都由同一演员扮演。
这样也会帮助故事的联续。这是一种手法，不是在理论上有何根据。在生活中，儿子不必继承父业；可是在舞台上，父子由同一演员扮演，就容易使观众看出故事是联贯下来的，虽然一幕与一幕之间相隔许多年。
这么一来，厨子就像厨子，说书的就像说书的了，因为他们说的是自己的事。同时，把他们自己的事又和时代结合起来，像名厨而落得去包办监狱的伙食，顺口说出这年月就是监狱里人多；说书的先生抱怨生意不好，也顺口说出这年头就是邪年头，真玩艺儿要失传……因此，人物虽各说各的，可是又都能帮助反映时代，就使观众既看见了各色的人，也顺带着看见了一点儿那个时代的面貌。这样的人物虽然也许只说了三五句话，可是的确交代了他们的命运。
（2）人物的语言又反映了时代特征。
无关紧要的人物一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不客气。
“三爷。咱们的茶馆改了良，你的小辫儿也该剪了吧？”
——满清覆灭。
“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今儿个打炮，明儿个关城，改良？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
——政局动荡。
大兵：“屌！谁要钞票？要现大洋！”
——通货膨胀。
“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够打起仗来呢？”
——半殖民地时代。
“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
——官僚生活腐化堕落。
总之，茶馆是旧社会的缩影，借茶馆的变化兴衰来反映社会和时代的动乱变迁。在创作中，老舍自己说：“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对传统戏剧“三一律”的突破。无统一的情节，无尖锐的冲突。人物推动情节发展。使这部剧作成为精品。
2.《茶馆》的社会意义
2.1 《茶馆》的结构形式所蕴含的社会价值。
我们看到在《茶馆》问世以前，我国话剧就总体而言，在结构形式上是一个与当代生活的发展潮流绝缘的凝固不动、自成一体的封闭系统；而《茶馆》结构的史诗规模从纵横两个方面拓展了话剧再现生活的可能性，使话剧能容纳多元的活生生的当代生活内容，舞台与生活的界限趋向模糊，从而使话剧结构从封闭系统变为开放系统。
《茶馆》的结构是散文化的，没有人为安排的斧凿痕迹，全剧用平行的情节和恰到好处的细节穿插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个光鲜的戏剧场面——茶客们象平常一样整日闲聊，不相识的人来来往往，相识的老朋友见了面互相寒暄，一切都习以为常，哪怕是在日后看来让人触目惊心的事，如太监娶老婆，一句话没注意就身陷囹圄，但在当时实际上也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这些场面与其说是戏剧场面，还不如说它们更像是真实的生活场景，是逼真地描写当时特有的环境与人物的散文特写。这种由散文化的情节与细节所构成的场面更接近生活的自然状态，加强了戏的说服力与厚度，使人在日常、琐碎的生活形态中体会到时代与人生的普遍意蕴，也使人在市民社会的世俗散文中领略到艺术创造的韵味。 2.2 老舍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他的创作意图、创作态度密切联系。
老舍曾说：“我以为通俗化的问题，主要的是作者的态度问题。假若他了解了文艺须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他就会放弃了旧风格，旧修词，及欧化句法等等，而去向群众学习生活与语言，给人民写作。反之，他若不了解为人民服务的大道理，他就从心里不愿意放弃他原有的那一套，也就难怪他写不出通俗的东西来了。”正是凭借着一颗“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大众化的良心，老舍始终不渝地在文艺大众化的道路上探索。他意识到文艺的通俗化不是一味地追求低俗、而是要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深刻的内涵和思想一点点地渗透进去，去感动人、震撼人。在创作实践中，他努力把大众化的情感方式与新文学的人道主义和国民性批判等主题进行了巧妙的拼接，真正做到了“雅俗互动”、“普及与提高的结合”。既为新文学灌注了强大而新鲜的生命力，也切实提高了大众文学的境界和层次。可以说，老舍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创造了一种生活戏剧、风俗戏剧、世态戏剧，以小见大，客观地再现了中国由封建王朝末期经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转为新社会的整个演变过程，使艺术形象达到历史观点的高度。西方评论家是这样评价《茶馆》的，“摆在我们面前的诚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它更是一部社会学的文献。”
老舍与其他现代文学大师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下一个时代，以及对时代的思考。民粹主义宛如老舍思想的一扇窗，打开这扇窗，可以看到老舍对现代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危机的清醒认识，同时也使我们保持对现代化的警惕。但是敞开的同时意味着对另一方面的遮蔽。老舍对现代化的危机认识清晰，但是对完成现代化的途径和现代化的前景认识却不那么理想。作为后学，我始终保持着对老舍思想的敬畏。作为文学研究者，我又力图和老舍对话，这种对话不是为了完成某种批判，而是为了提升自身、思考当下。而老舍永远无愧于艺术家的称号。
参考文献
[1] 论老舍《茶馆》的人物形象塑造——《孝感学院学报》，2009年S1期.
[2] 老舍.茶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7].
[3] 刘厚生.《茶馆》——艺术完整的高峰[J].人民戏剧，1980.9[8].
[4] 李健吾.在《茶馆》座谈会上的发言[J].文艺报，1958.
[5] 李万钧.中国古今戏剧史中[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8.
[6] 马风.从《龙须沟》到《茶馆》的美学倾向[J].沈阳学院学报1989，2.
【关键词】《茶馆》，艺术价值，社会意义
老舍的《茶馆》创作于1956年，一部不足五万字的话剧，囊括了中国社会三个历史时期的沧桑变化，彰显了作者高超的驾驭能力，从而使其作品具有了史诗性。本文试着从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两方面对老舍的《茶馆》作一探讨。
1.《茶馆》的艺术价值
1.1 用人物生活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
在《茶馆》中，老舍用“人像展览法”把三个时代的各种人物都搬上舞台，把各种丑恶现象都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在各个人物身上发生的不同事件之间却没有必要的联系，几乎是平行发展的，此起彼伏，此隐彼显。全剧中所描写的人物多达70多个，事件至少有20多件，根本无法说出哪一个是主人公，哪一件事是主要事件。即使是在三幕中均出现过的人物-“裕泰”茶馆老板王利发，也只是串联人物而非主要人物老舍的手法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全剧只有三幕，一幕一时段，干警、简洁，也十分容易表现剧情，从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再到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与其说是时间变迁不如说是历史变迁。人物表现年代，而年代又作为人物表现的背景，相辅相成，使小小一茶馆提升到不得不让人用看“历史剧”的眼光评审这部巨作。其二，尽管茶馆人呆，三教九流植被也不少。但是几位人物始终贯穿全剧，起着核心作用。王利发（茶馆掌柜）、松二爷（胆儿小，人却不怀）、常四爷（正义之士、十分爱国、体格健康）松二爷、常四爷两位茶客与王掌柜交情还不错而在这所谓“热闹”的茶观众，要找出几个掏心掏肺的人还真不容易。其三，子承父业。这是几句疮痍有待讽刺意味的安排。剧中一幕幕地时代向前走，一步步的反映社会的变迁。
1.2 小茶馆影射大社会。
并非以一个人为中心，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具体的、针锋相对的冲突，人物与茶馆的兴衰没有直接关系，但作者把矛盾的焦点直接指向那个旧时代，人物与人物之间每一个小的冲突都暗示了人民与时代的冲突。道是“莫谈国事”，却没有一个画面不和国事联系。
除了人物，这一幕也没有统一的情节。人物虽多，但人物之间的联系都是单线的、小范围的，每个人的故事都很单一。即便是王利发的戏，很大一部分也是用来应付生意的，并不是他本人的戏。这样，一个一个小情节，一个一个小故事，像画面一样，汇集起来，便构成了《茶馆》这幅长长的画卷：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情节的发展既是单一独立的，又与下一个情节相衔接：
（1）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穿全剧。
这样，故事虽然松散，而中心人物有些着落，就不至于说来说去，离题太远，不知所云了。此剧的写法是以人物带动故事，以人为主。
次要的人物父子相承，父子都由同一演员扮演。
这样也会帮助故事的联续。这是一种手法，不是在理论上有何根据。在生活中，儿子不必继承父业；可是在舞台上，父子由同一演员扮演，就容易使观众看出故事是联贯下来的，虽然一幕与一幕之间相隔许多年。
这么一来，厨子就像厨子，说书的就像说书的了，因为他们说的是自己的事。同时，把他们自己的事又和时代结合起来，像名厨而落得去包办监狱的伙食，顺口说出这年月就是监狱里人多；说书的先生抱怨生意不好，也顺口说出这年头就是邪年头，真玩艺儿要失传……因此，人物虽各说各的，可是又都能帮助反映时代，就使观众既看见了各色的人，也顺带着看见了一点儿那个时代的面貌。这样的人物虽然也许只说了三五句话，可是的确交代了他们的命运。
（2）人物的语言又反映了时代特征。
无关紧要的人物一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不客气。
“三爷。咱们的茶馆改了良，你的小辫儿也该剪了吧？”
——满清覆灭。
“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今儿个打炮，明儿个关城，改良？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
——政局动荡。
大兵：“屌！谁要钞票？要现大洋！”
——通货膨胀。
“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够打起仗来呢？”
——半殖民地时代。
“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
——官僚生活腐化堕落。
总之，茶馆是旧社会的缩影，借茶馆的变化兴衰来反映社会和时代的动乱变迁。在创作中，老舍自己说：“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对传统戏剧“三一律”的突破。无统一的情节，无尖锐的冲突。人物推动情节发展。使这部剧作成为精品。
2.《茶馆》的社会意义
2.1 《茶馆》的结构形式所蕴含的社会价值。
我们看到在《茶馆》问世以前，我国话剧就总体而言，在结构形式上是一个与当代生活的发展潮流绝缘的凝固不动、自成一体的封闭系统；而《茶馆》结构的史诗规模从纵横两个方面拓展了话剧再现生活的可能性，使话剧能容纳多元的活生生的当代生活内容，舞台与生活的界限趋向模糊，从而使话剧结构从封闭系统变为开放系统。
《茶馆》的结构是散文化的，没有人为安排的斧凿痕迹，全剧用平行的情节和恰到好处的细节穿插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个光鲜的戏剧场面——茶客们象平常一样整日闲聊，不相识的人来来往往，相识的老朋友见了面互相寒暄，一切都习以为常，哪怕是在日后看来让人触目惊心的事，如太监娶老婆，一句话没注意就身陷囹圄，但在当时实际上也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这些场面与其说是戏剧场面，还不如说它们更像是真实的生活场景，是逼真地描写当时特有的环境与人物的散文特写。这种由散文化的情节与细节所构成的场面更接近生活的自然状态，加强了戏的说服力与厚度，使人在日常、琐碎的生活形态中体会到时代与人生的普遍意蕴，也使人在市民社会的世俗散文中领略到艺术创造的韵味。 2.2 老舍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他的创作意图、创作态度密切联系。
老舍曾说：“我以为通俗化的问题，主要的是作者的态度问题。假若他了解了文艺须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他就会放弃了旧风格，旧修词，及欧化句法等等，而去向群众学习生活与语言，给人民写作。反之，他若不了解为人民服务的大道理，他就从心里不愿意放弃他原有的那一套，也就难怪他写不出通俗的东西来了。”正是凭借着一颗“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大众化的良心，老舍始终不渝地在文艺大众化的道路上探索。他意识到文艺的通俗化不是一味地追求低俗、而是要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深刻的内涵和思想一点点地渗透进去，去感动人、震撼人。在创作实践中，他努力把大众化的情感方式与新文学的人道主义和国民性批判等主题进行了巧妙的拼接，真正做到了“雅俗互动”、“普及与提高的结合”。既为新文学灌注了强大而新鲜的生命力，也切实提高了大众文学的境界和层次。可以说，老舍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创造了一种生活戏剧、风俗戏剧、世态戏剧，以小见大，客观地再现了中国由封建王朝末期经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转为新社会的整个演变过程，使艺术形象达到历史观点的高度。西方评论家是这样评价《茶馆》的，“摆在我们面前的诚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它更是一部社会学的文献。”
老舍与其他现代文学大师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下一个时代，以及对时代的思考。民粹主义宛如老舍思想的一扇窗，打开这扇窗，可以看到老舍对现代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危机的清醒认识，同时也使我们保持对现代化的警惕。但是敞开的同时意味着对另一方面的遮蔽。老舍对现代化的危机认识清晰，但是对完成现代化的途径和现代化的前景认识却不那么理想。作为后学，我始终保持着对老舍思想的敬畏。作为文学研究者，我又力图和老舍对话，这种对话不是为了完成某种批判，而是为了提升自身、思考当下。而老舍永远无愧于艺术家的称号。
参考文献
[1] 论老舍《茶馆》的人物形象塑造——《孝感学院学报》，2009年S1期.
[2] 老舍.茶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7].
[3] 刘厚生.《茶馆》——艺术完整的高峰[J].人民戏剧，1980.9[8].
[4] 李健吾.在《茶馆》座谈会上的发言[J].文艺报，1958.
[5] 李万钧.中国古今戏剧史中[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8.
[6] 马风.从《龙须沟》到《茶馆》的美学倾向[J].沈阳学院学报19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