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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先秦诗歌作为中华早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仅以《诗经》与楚辞为例，浅谈先秦时代诗歌的特点与变化，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先秦诗歌的认识与了解。
关键词：《诗经》;楚辞;发展特点;后世影响
一、创作的讽谏目的
先秦诗歌因其作者身份的特殊性，其创作的表达目的十分鲜明。《诗经》的成书过程在先秦古籍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现今学界主要有“采诗说”、“献诗说”和“删诗说”等具有一定历史依据和影响的说法。《汉书？艺文志》中记载“采诗”道：“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觀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诗经》中的一些作品又为“献诗说”提供了内证，《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由此可以看出，先秦时期有专职官员来采集民间流传的诗歌以及周天子自身要求臣民进谏以供审视实事，明己得失的事实是毫无疑义的。楚辞的体例于《诗经》之后的两三百年逐渐形成和固定，楚辞固然是文人创作实践的产物，但从屈原开始到后继的宋玉、景差等人大都承袭屈原的创作风格。《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平疾听王之不聪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表达了屈原不遇明主的忧伤沉痛和对昏君的深刻讽谏。可见无论是《诗经》还是楚辞，以其为代表的先秦诗歌都是群臣百姓与君主交流的一种方式，都有较为强烈的政治目的性。只不过《诗经》较楚辞更为委婉含蓄，楚辞则显得直接激烈、其讽谏意味较为明显。
二、由抒情方式透视精神内涵
《诗经》与楚辞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源头，在情感表达方面可谓“各领风骚”，这种范式赋予了后世诗歌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大基本精神内涵。
《论语》记载孔子评价《诗经》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整理和编集过程中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诗经》强调感情的克制与适中，是理性与感性的融和。《诗经》中大部分篇目是由民间传唱的“国风”汇编而成，它来自劳动人民对自身生活的描写，它代表集体意志和群体观念。当一首诗歌得以广为流传，其背后反映的必然是广大人民共同认可的生活本质。在这种彼此心照不宣式的心理状态下，人们即使要表达怨情也是偏于含蓄的。无论是表达农民苦难生活的《七月》《伐檀》《硕鼠》，或是表达远戍士兵哀伤心境的《东山》《击鼓》，其中蕴含的情感虽是浓郁的哀伤，但在抒情方式上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克制，这也正是《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所在。
楚辞作为古代诗歌的另一大源头，其感情抒发不同于《诗经》的含蓄平和。以屈原的作品为例，其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与兴叹。正因如此，楚辞中的怨情也往往都是个人理想抱负难以实现，空有才华无处施展的愤慨之情，其中《离骚》《橘颂》两篇最具代表性。“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于佩之陆离。”，诗人在自述生平理想的长诗中充溢着个人浓厚强烈的激情与崇高无上的信念，与诗歌中的抒情形象高度统一中成就了楚辞在感情抒发上的自由浓烈和浪漫主义精神。
三、女性形象塑造凸显审美观念
从《诗经》和楚辞的对比研究中不难看出先秦诗歌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变异。
《诗经》所处的时代，诗歌的原始创作者大多是身份地位低下，过着胼手胝足生活的劳动人民。如在《卷耳》等作品中呈现出的女性形象大多是有着鲜明生活化特点的劳动妇女，她们的感情真挚可亲、贴近现实生活。除此之外，她们的日常生活也显得十分朴素自然，《葛覃》中“是刈是濩，为絺为綌，服之无斁”就描写了妇女采葛做衣的过程，这是先秦劳动人民原始的生活状态，同时也体现了传统女性对淳朴生活的热爱与向往。《诗经》还常常以“硕”来赞美女性之美，如“彼其之子，硕大而笃”，“硕”有健丽秀美之意，可见当时人们以女性身体健康为美，女性审美的阳刚价值取向透露着农耕社会人们质朴纯洁的审美观念。
楚辞不同于《诗经》的朴素淡雅，它所彰显的是贵族阶层华丽高美的审美意趣，其中的女性形象在举手投足间透露着风华绝代的高贵气息。楚辞中的女性大多是神性奇幻的巫女、神女，《湘君》中“捐余块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的描写足见湘夫人的华丽穿着，而在《大招》中诗人甚至把女性从上到下都作了相当细致的描写。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描写女性形象时往往表现出浓厚的色彩意识，这些描写亦可从侧面凸显贵族女性的精心装扮。楚辞孕育于温暖湿润的广大南方地区，因此楚辞中的女性形象自然比《诗经》的更为柔美。楚辞创作者的阶层特殊性又使得他们笔下的女性以丰衣足食、容颜美好、思想丰富的贵族女性为主，巫女、神女亦充满着神秘幻想色彩，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古楚国地域独特的浪漫主义审美观念。
《诗经》与楚辞塑造的女性形象虽分属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但它们所刻画出的经典人物流传至今，成为古代女性审美的标准典范和后世文学的典型形象。
四、写作方式及对后世的影响
首先，《诗经》直接来源于民间集体创作，而楚辞是有案可查的文人创作的，这就决定了二者在语言运用、关注方向和表达手法上的差异。《诗经》的写作题材大都现实存在，所以它被看作现实主义的发端;而楚辞大量运用带有楚文化神秘色彩的题材进行写作。其次，《诗经》大部分采用四言诗格式，夹杂二言至八言不等的杂言，为后世律诗绝句等格律诗的写作做出了可贵尝试;楚辞则以楚方言为特色，运用“兮”字为代表，开创后世“骚体诗”的先河。 《诗经》与楚辞往往并称为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源头，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云：“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两者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注重现实的“赋比兴”手法与“以诗言志”的“诗骚传统”经此后历代诗人之发扬，成为今天后人学习的典范。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马茂元.楚辞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常森.先秦文学专题讲义[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指导老师： 屈邦振
关键词：《诗经》;楚辞;发展特点;后世影响
一、创作的讽谏目的
先秦诗歌因其作者身份的特殊性，其创作的表达目的十分鲜明。《诗经》的成书过程在先秦古籍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现今学界主要有“采诗说”、“献诗说”和“删诗说”等具有一定历史依据和影响的说法。《汉书？艺文志》中记载“采诗”道：“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觀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诗经》中的一些作品又为“献诗说”提供了内证，《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由此可以看出，先秦时期有专职官员来采集民间流传的诗歌以及周天子自身要求臣民进谏以供审视实事，明己得失的事实是毫无疑义的。楚辞的体例于《诗经》之后的两三百年逐渐形成和固定，楚辞固然是文人创作实践的产物，但从屈原开始到后继的宋玉、景差等人大都承袭屈原的创作风格。《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平疾听王之不聪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表达了屈原不遇明主的忧伤沉痛和对昏君的深刻讽谏。可见无论是《诗经》还是楚辞，以其为代表的先秦诗歌都是群臣百姓与君主交流的一种方式，都有较为强烈的政治目的性。只不过《诗经》较楚辞更为委婉含蓄，楚辞则显得直接激烈、其讽谏意味较为明显。
二、由抒情方式透视精神内涵
《诗经》与楚辞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源头，在情感表达方面可谓“各领风骚”，这种范式赋予了后世诗歌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大基本精神内涵。
《论语》记载孔子评价《诗经》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整理和编集过程中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诗经》强调感情的克制与适中，是理性与感性的融和。《诗经》中大部分篇目是由民间传唱的“国风”汇编而成，它来自劳动人民对自身生活的描写，它代表集体意志和群体观念。当一首诗歌得以广为流传，其背后反映的必然是广大人民共同认可的生活本质。在这种彼此心照不宣式的心理状态下，人们即使要表达怨情也是偏于含蓄的。无论是表达农民苦难生活的《七月》《伐檀》《硕鼠》，或是表达远戍士兵哀伤心境的《东山》《击鼓》，其中蕴含的情感虽是浓郁的哀伤，但在抒情方式上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克制，这也正是《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所在。
楚辞作为古代诗歌的另一大源头，其感情抒发不同于《诗经》的含蓄平和。以屈原的作品为例，其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与兴叹。正因如此，楚辞中的怨情也往往都是个人理想抱负难以实现，空有才华无处施展的愤慨之情，其中《离骚》《橘颂》两篇最具代表性。“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于佩之陆离。”，诗人在自述生平理想的长诗中充溢着个人浓厚强烈的激情与崇高无上的信念，与诗歌中的抒情形象高度统一中成就了楚辞在感情抒发上的自由浓烈和浪漫主义精神。
三、女性形象塑造凸显审美观念
从《诗经》和楚辞的对比研究中不难看出先秦诗歌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变异。
《诗经》所处的时代，诗歌的原始创作者大多是身份地位低下，过着胼手胝足生活的劳动人民。如在《卷耳》等作品中呈现出的女性形象大多是有着鲜明生活化特点的劳动妇女，她们的感情真挚可亲、贴近现实生活。除此之外，她们的日常生活也显得十分朴素自然，《葛覃》中“是刈是濩，为絺为綌，服之无斁”就描写了妇女采葛做衣的过程，这是先秦劳动人民原始的生活状态，同时也体现了传统女性对淳朴生活的热爱与向往。《诗经》还常常以“硕”来赞美女性之美，如“彼其之子，硕大而笃”，“硕”有健丽秀美之意，可见当时人们以女性身体健康为美，女性审美的阳刚价值取向透露着农耕社会人们质朴纯洁的审美观念。
楚辞不同于《诗经》的朴素淡雅，它所彰显的是贵族阶层华丽高美的审美意趣，其中的女性形象在举手投足间透露着风华绝代的高贵气息。楚辞中的女性大多是神性奇幻的巫女、神女，《湘君》中“捐余块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的描写足见湘夫人的华丽穿着，而在《大招》中诗人甚至把女性从上到下都作了相当细致的描写。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描写女性形象时往往表现出浓厚的色彩意识，这些描写亦可从侧面凸显贵族女性的精心装扮。楚辞孕育于温暖湿润的广大南方地区，因此楚辞中的女性形象自然比《诗经》的更为柔美。楚辞创作者的阶层特殊性又使得他们笔下的女性以丰衣足食、容颜美好、思想丰富的贵族女性为主，巫女、神女亦充满着神秘幻想色彩，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古楚国地域独特的浪漫主义审美观念。
《诗经》与楚辞塑造的女性形象虽分属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但它们所刻画出的经典人物流传至今，成为古代女性审美的标准典范和后世文学的典型形象。
四、写作方式及对后世的影响
首先，《诗经》直接来源于民间集体创作，而楚辞是有案可查的文人创作的，这就决定了二者在语言运用、关注方向和表达手法上的差异。《诗经》的写作题材大都现实存在，所以它被看作现实主义的发端;而楚辞大量运用带有楚文化神秘色彩的题材进行写作。其次，《诗经》大部分采用四言诗格式，夹杂二言至八言不等的杂言，为后世律诗绝句等格律诗的写作做出了可贵尝试;楚辞则以楚方言为特色，运用“兮”字为代表，开创后世“骚体诗”的先河。 《诗经》与楚辞往往并称为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源头，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云：“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两者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注重现实的“赋比兴”手法与“以诗言志”的“诗骚传统”经此后历代诗人之发扬，成为今天后人学习的典范。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马茂元.楚辞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常森.先秦文学专题讲义[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指导老师： 屈邦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