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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严歌苓小说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从偏僻的乡村女性到繁华的都市女性，从传统中国的女性到新时期的崭新女性，其女性形象的广度和厚度无所不包。在这些女性形象的刻画中，作家力图站在历史高度，探讨了女性的生存悲苦和人生困境，女性形象展现了独特的悲剧性。本文首先分析了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然后探讨了其悲剧性。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女性形象;悲剧性
严歌苓小说创作的众多女性形象光彩夺目，极具悲剧性。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对于女性形象的展现尤为执着，女性题材始终是其展现的主题。作家深深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以平等的视角来体悟女性的境遇。作家曾指出：“我对人性是比较悲观的人……我认为人生的悲剧是注定的”[1]，在这一创作观念的指引下，作家对于女性人物的塑造充满着痛苦的审美體验，作家浓烈的悲剧意识使得女性形象呈现了悲剧特征，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之悲剧性是独特的，具体的，给人以深深的人生思考。
1、男权生态下的畸形与压抑
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指出，男权是社会各个领域乃至家庭中的权威由男性扮演，核心价值观由男性认同，女性被赋予客体地位，是男性的依附。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长成》中，潘巧巧就有牢固的男权依附意识，她的观念中，只要依附和顺从男性就可以获得生存。潘巧巧被陈国栋拐卖并强奸，些许的反抗之后，她很快选择了顺从，她认为陈国栋是为了和自己共同生活，是去深圳打工、过日子，谁知等待她的是被卖掉的结局。被贩卖后她曾激烈的反抗，而很快又选择了屈服。在男权生态下，潘巧巧的“女性自我”丧失，她始终未能摆脱男性的主导与要，甚至并未意识到男性的压迫与威胁，仅仅想到与男性好好生活。在丈夫郭大宏的默许下，潘巧巧被郭二宏强奸，最终她杀死了丈夫兄弟两人，经过短暂的逃亡，她最终走到生命的尽头。《小姨多鹤》中，妻子朱小环和丈夫张俭本因不能生育而买来竹内多鹤作二房，延续张家的香火。多鹤与小环二女侍一夫，多鹤也自愿充当生育的工具，并以“小姨”的身份来“相夫教子”。她们在一个畸形的家庭中和谐的生活着，自我受到无限压抑。又如《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在精神上深深依靠着自己的公爹孙怀清。在男权生态下，女性不仅将男性作为生活的物质依托，更将男性视为精神的支撑者和引领者。女性不得不依附男性获得生存，在男性的欺凌下，女性大多选择迎合与顺从;对于男性的价值判断，总是充满认可。女性在屈从中，总是忘记自身的痛苦与处境，她们忍受着性情的压抑，在无数畸形的生存境遇中接受残酷的磨难与现实，生活于悲剧的深渊。
2、时代摧残下的人性异化
生命的死亡是悲剧的极具震撼力的形式。作家努力以时代为背景，展示人性的异化。《金陵十三钗》中，作家通过被世俗和生活异化的妓女为对象，最终在替代女学生赴约中实现了对于生命异化的救赎。严歌苓亲身经历过“文革”，她熟悉这段历史中的女性，女性视角为作家审视这个时代对于女性的摧残有着切身的感受。严歌苓小说显示了时代带给女性的更多是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毁灭，女性的善良与美被无情摧残，人性的异化导致女性形象成为了时代的殉葬品。小说《白蛇》中，舞蹈演员孙丽坤美丽而受人尊敬，而不平凡的岁月赋予了她“间谍”的身份，无休止的批斗，导致了她精神失常，她做人的尊严以及基本的生存被无情剥夺。在时代的漩涡中，她渐渐被世俗所同化，饱经摧残的生活扭曲了她的心灵，最终到处出卖自己的尊严，她的真善美被世俗异化，代之以人性的毁灭。《天浴》中，文秀在“上山下乡”时，被分到藏牧区放马，文秀在希望回城时，只能选择与男人交易来获取返城的资格。经历过一个个骗局，她最终选择以死亡的方式来抗争，她的生命只有毁灭才能获得救赎和解脱。
3、边缘生活中的生存困境
严歌苓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移民国外的女性形象。然而，深处美国的女性其生存环境并不乐观，而是处于边缘地带，这些女性形象遭遇着生存的困境。小说《扶桑》刻画了一个中国普通的劳动妇女，后被拐卖到美国沦为了妓女，在这种非人的境遇下，扶桑忍受着折磨活了下来。但是，面对异种人的歧视，她几乎不具备生存的权利。随着时代的发展，移民女性并未获得多少更好的境遇。《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小说主人公“我”失业、离婚，生活在穷困潦倒之中。最终“我”接受了充当无性生殖的母体，获得了五万美元的报酬。在文明的社会中，“我”仍然被生存夺取了尊严。在接受白种人的轻蔑方面，“我”仍被放在了社会的底层，任人践踏。女性人物的精神痛苦较之生存的磨难显得更加残忍。在《少女小渔》、《约会》、《红罗裙》等小说中，女主人公小渔、五娟和海云都通过婚姻，获得了自己在“边缘”的生存，改变了生存的境遇。但是，她们的代价仅仅是通过女性的性别和身体，获得了生存的权利，而失去的却是尊严。作家通过移民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现了边缘女性的生存挣扎。
结论
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是多重身份的， 但每一种身份都不是单纯角色的象征， 而是融入了她深刻的思考。她首先关注的是人性，设置了种种极端处境，如文革、饥荒、战争、移民，发掘人性在极端处境中的表现，往往能发现人性中不为人知的一面。严歌苓自创作以来一直执着于悲剧的书写，尤其是对于女性悲剧命运的关注几乎涵盖了她所创作的全部作品。严歌苓以其丰富而曲折的女性阅历，全面而真实地展现了女性命运中的各种苦难和不幸。当然这不是其创作的目的所在，严歌苓悲剧创作的重点在于她从悲剧中挖掘女性身上所独具的优秀素质，极力展现女性伟大而深沉的人格魅力，张扬女性生存的价值和生命的尊严。
注释：
[1]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N].南方日报，2002年11月29日.
参考文献：
[1]翟业军，鲁辰琛. 论严歌苓的极致美学及其限度[J]. 文艺争鸣，2015，12：149-155.
[2]郝丽平，黄振林. 近十五年严歌苓小说研究综述[J].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06：27-32.
[3]丁惠. 严歌苓小说中错位情感的母题解读[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54-58.
[4]叶葳葳. 浅析严歌苓小说中的悲剧精神[J]. 青年文学家，2010，03：9-10.
[5]李婧. 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身份探析[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54-60.
[6]刘桂茹. 论严歌苓的“文革”叙事[J]. 江汉论坛，2015，02：87-90.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女性形象;悲剧性
严歌苓小说创作的众多女性形象光彩夺目，极具悲剧性。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对于女性形象的展现尤为执着，女性题材始终是其展现的主题。作家深深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以平等的视角来体悟女性的境遇。作家曾指出：“我对人性是比较悲观的人……我认为人生的悲剧是注定的”[1]，在这一创作观念的指引下，作家对于女性人物的塑造充满着痛苦的审美體验，作家浓烈的悲剧意识使得女性形象呈现了悲剧特征，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之悲剧性是独特的，具体的，给人以深深的人生思考。
1、男权生态下的畸形与压抑
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指出，男权是社会各个领域乃至家庭中的权威由男性扮演，核心价值观由男性认同，女性被赋予客体地位，是男性的依附。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长成》中，潘巧巧就有牢固的男权依附意识，她的观念中，只要依附和顺从男性就可以获得生存。潘巧巧被陈国栋拐卖并强奸，些许的反抗之后，她很快选择了顺从，她认为陈国栋是为了和自己共同生活，是去深圳打工、过日子，谁知等待她的是被卖掉的结局。被贩卖后她曾激烈的反抗，而很快又选择了屈服。在男权生态下，潘巧巧的“女性自我”丧失，她始终未能摆脱男性的主导与要，甚至并未意识到男性的压迫与威胁，仅仅想到与男性好好生活。在丈夫郭大宏的默许下，潘巧巧被郭二宏强奸，最终她杀死了丈夫兄弟两人，经过短暂的逃亡，她最终走到生命的尽头。《小姨多鹤》中，妻子朱小环和丈夫张俭本因不能生育而买来竹内多鹤作二房，延续张家的香火。多鹤与小环二女侍一夫，多鹤也自愿充当生育的工具，并以“小姨”的身份来“相夫教子”。她们在一个畸形的家庭中和谐的生活着，自我受到无限压抑。又如《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在精神上深深依靠着自己的公爹孙怀清。在男权生态下，女性不仅将男性作为生活的物质依托，更将男性视为精神的支撑者和引领者。女性不得不依附男性获得生存，在男性的欺凌下，女性大多选择迎合与顺从;对于男性的价值判断，总是充满认可。女性在屈从中，总是忘记自身的痛苦与处境，她们忍受着性情的压抑，在无数畸形的生存境遇中接受残酷的磨难与现实，生活于悲剧的深渊。
2、时代摧残下的人性异化
生命的死亡是悲剧的极具震撼力的形式。作家努力以时代为背景，展示人性的异化。《金陵十三钗》中，作家通过被世俗和生活异化的妓女为对象，最终在替代女学生赴约中实现了对于生命异化的救赎。严歌苓亲身经历过“文革”，她熟悉这段历史中的女性，女性视角为作家审视这个时代对于女性的摧残有着切身的感受。严歌苓小说显示了时代带给女性的更多是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毁灭，女性的善良与美被无情摧残，人性的异化导致女性形象成为了时代的殉葬品。小说《白蛇》中，舞蹈演员孙丽坤美丽而受人尊敬，而不平凡的岁月赋予了她“间谍”的身份，无休止的批斗，导致了她精神失常，她做人的尊严以及基本的生存被无情剥夺。在时代的漩涡中，她渐渐被世俗所同化，饱经摧残的生活扭曲了她的心灵，最终到处出卖自己的尊严，她的真善美被世俗异化，代之以人性的毁灭。《天浴》中，文秀在“上山下乡”时，被分到藏牧区放马，文秀在希望回城时，只能选择与男人交易来获取返城的资格。经历过一个个骗局，她最终选择以死亡的方式来抗争，她的生命只有毁灭才能获得救赎和解脱。
3、边缘生活中的生存困境
严歌苓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移民国外的女性形象。然而，深处美国的女性其生存环境并不乐观，而是处于边缘地带，这些女性形象遭遇着生存的困境。小说《扶桑》刻画了一个中国普通的劳动妇女，后被拐卖到美国沦为了妓女，在这种非人的境遇下，扶桑忍受着折磨活了下来。但是，面对异种人的歧视，她几乎不具备生存的权利。随着时代的发展，移民女性并未获得多少更好的境遇。《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小说主人公“我”失业、离婚，生活在穷困潦倒之中。最终“我”接受了充当无性生殖的母体，获得了五万美元的报酬。在文明的社会中，“我”仍然被生存夺取了尊严。在接受白种人的轻蔑方面，“我”仍被放在了社会的底层，任人践踏。女性人物的精神痛苦较之生存的磨难显得更加残忍。在《少女小渔》、《约会》、《红罗裙》等小说中，女主人公小渔、五娟和海云都通过婚姻，获得了自己在“边缘”的生存，改变了生存的境遇。但是，她们的代价仅仅是通过女性的性别和身体，获得了生存的权利，而失去的却是尊严。作家通过移民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现了边缘女性的生存挣扎。
结论
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是多重身份的， 但每一种身份都不是单纯角色的象征， 而是融入了她深刻的思考。她首先关注的是人性，设置了种种极端处境，如文革、饥荒、战争、移民，发掘人性在极端处境中的表现，往往能发现人性中不为人知的一面。严歌苓自创作以来一直执着于悲剧的书写，尤其是对于女性悲剧命运的关注几乎涵盖了她所创作的全部作品。严歌苓以其丰富而曲折的女性阅历，全面而真实地展现了女性命运中的各种苦难和不幸。当然这不是其创作的目的所在，严歌苓悲剧创作的重点在于她从悲剧中挖掘女性身上所独具的优秀素质，极力展现女性伟大而深沉的人格魅力，张扬女性生存的价值和生命的尊严。
注释：
[1]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N].南方日报，2002年11月29日.
参考文献：
[1]翟业军，鲁辰琛. 论严歌苓的极致美学及其限度[J]. 文艺争鸣，2015，12：149-155.
[2]郝丽平，黄振林. 近十五年严歌苓小说研究综述[J].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06：27-32.
[3]丁惠. 严歌苓小说中错位情感的母题解读[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54-58.
[4]叶葳葳. 浅析严歌苓小说中的悲剧精神[J]. 青年文学家，2010，03：9-10.
[5]李婧. 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身份探析[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54-60.
[6]刘桂茹. 论严歌苓的“文革”叙事[J]. 江汉论坛，2015，02：8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