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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柬埔寨走向和平
1991年10月23日，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协定在巴黎签署。参加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的18个国家的外长，与柬埔寨4方代表在和平协定上签了字。《巴黎协定》（即柬埔寨和平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延续了13年的柬埔寨战乱从此结束。然而，中越两国军队在边境地区打了十年仗，硝烟刚刚消散，两国关系依然紧张。
也是在1991年11月，来自国内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社等媒体的7名记者，组成中国新闻记者采访组，前往柬埔寨首都金边采访。这是自1979年中国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战12年后，中国记者首次踏上柬埔寨金边的土地。新华社辽宁分社攝影记者李永宏是这次采访组里的成员，也是唯一一名摄影记者。
参加中国记者组赴金边，李永宏是有备而去。临行前，他除了带上两套相机和足够的胶卷外，还带上黑白照片放大机、胶卷冲洗设备，外加美联社产的AP照片传真机—他的行李装了满满两车。
采访组于1991年11月8日离开北京，途经曼谷和河内，11月12日晚抵达金边。
13日一早，李永宏便提着相机走出酒店，开始四处寻找拍摄题材。他在金边独立广场拍摄了竖立的西哈努克大幅画像，又在街头拍摄市民的日常生活，捕捉着柬埔寨民众期待和平的目光……回到酒店，李永宏用被子盖着胶卷，将其装进显影罐，把大衣柜的隔板取下来，钻进衣柜冲洗胶卷，再把放大机架在卫生间，用床单挂在门窗上遮光，总算洗出一张照片。在使馆工作人员和一名华侨的带领下，李永宏连续跑了几家大饭店和邮局，可惜都未能将照片传回北京。忙了一天，却无功而返。
11月14日，西哈努克亲王抵达金边。李永宏在波成东国际机场（现金边国际机场）拍到西哈努克抵达金边的照片后，迅速返回宾馆冲洗照片。有了前一天的经验，他这次带着AP照片传真机来到金边通讯总局机房，申请了一条直拨电话线路。但连上传真机后，却发现传真机出现故障，一开机就发出“扑啦扑啦”的声响。李永宏打开背板一看，一只蟑螂正在传真机里蹿来蹿去。赶走蟑螂，机器还是不能用。无奈之下，李永宏只好将照片通过文传方式传回新华社总社摄影部，虽然编辑认为这张照片的清晰度不好，但这张照片还是被《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国内外众多媒体采用。
11月16日，金边近20万群众在王宫广场举行盛大集会，欢迎西哈努克亲王返回金边。有数百名外国记者云集金边，你争我抢、各显其能。李永宏是第一次在国外采访，而且是第一次单兵作战，面对众多国外记者，他心里不断提醒自己，要拍出好照片，不能丢新华社的人。西哈努克亲王乘敞篷车返回市区时，现场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很多记者在拍摄时被挤倒在地。李永宏溜边寻角找机会，但他几乎无法挤进人群，只能将相机高高举过头顶，拍摄在敞篷车上向群众祝福致意的西哈努克亲王。
为了保证发稿，这一次，李永宏只选了一张底片，找到了设备先进的法新社，请他们帮忙将照片传真回北京。经过协商，法新社同意使用底片传真机，但传一张照片要收600美元，还要李永宏出线路费。李永宏说，这价钱当年在金边能买一辆本田125摩托车，真是心疼。
亲历金边暴力事件
1991年11月27日，李永宏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经历了一场突发事件—“11·27”暴力事件。
由于事先得知11月27日早上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民柬方面成员乔森潘（编者注：Khieu Samphan，1931年6月27日～，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也是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将到达金边准备参加12月4日的柬埔寨四方会谈和平会议，李永宏在当日乘车赶往机场，准备拍摄乔森潘抵达的照片。
一路上，他看到不少市民、学生举着标语牌在示威游行，高呼口号，向柬共讨还血债，抗议乔森潘返回金边。李永宏闻到了火药味，他预感要有情况发生。抵达乔森潘住处时，现场已经被军队和警察封锁，李永宏拿出记者证才被允许进入。原来，当乔森潘一行乘车离开金边机场时，大批游行示威的群众、学生尾随车队。乔森潘刚到达下榻的别墅，就被群众包围了。
仅仅5分钟以后，愤怒的群众手持铁器、木棍、石块，一边叫喊，一边投掷石块，并且开始拆毁围墙，砸碎门窗，冲进院里。其中一些人还将乔森潘及其随员的行李从车上扔出来，捣毁、撕烂、烧毁。
李永宏面前的情况十分惊险—棍棒在眼前飞舞，石头也随时可能落在头上，但李永宏却端着相机穿梭在暴乱的人群中，冷静地左躲右闪，捕捉着现场画面。在接连几个小时中，他拍摄到了乔森潘被石块砸伤、血染衣襟，拍摄了数千人捣毁围墙、焚烧物品的现场，以及乔森潘乘装甲车被迫返回机场的画面。
直到中午12点，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金边方面成员洪森来到现场，呼吁群众要冷静。下午2时30分，一辆装甲车将乔森潘一行送往机场，准备乘飞机飞往曼谷。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只好宣布，该委员会原定于12月4日在金边召开的和平会议，改在泰国举行。
金边“11·27”暴力事件，既是突发，也是必然。出现此种情况，与柬埔寨的历史有关。1970年3月，柬埔寨的朗诺亲王，在美国中情局策划下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1975年4月，被称为“红色高棉”的柬埔寨共产党推翻了朗诺政权，建立了民主柬埔寨政权，乔森潘出任民柬总理，后又就任国家主席团主席，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在其后4年统治期间，柬埔寨共产党实施“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的恐怖政策，在全国实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清洗，造成200万柬埔寨人因劳役、迫害、饥荒等死亡，成为20世纪继纳粹后又一次人为制造的种族灭绝灾难，使整个世界震惊。李永宏见证了这次暴力事件，拍摄的这组标题为《金边“11·27”暴力事件》照片获得了第11届全国摄影金奖。
最近，我与李永宏在一个签约摄影师培训会议上见面，聊起当年为什么派他去柬埔寨采访，他微微一笑说，不清楚。在1990年代初，能派到国外去报道的国内分社记者可谓凤毛麟角，李永宏去柬埔寨是经过严格的政治、业务审查和挑选的。我知道，当年在摄影部的老编辑眼里，李永宏是那种有新闻头脑的记者。 22年过去了，回忆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李永宏没有了后怕和激动，甚至许多细节已经模糊。但是，他庆幸自己亲历了这个历史事件，用相机记录下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并且表现得“相当勇敢”。
迷摄影被招进新华社
1982年，李永宏考上辽宁大学经济系计划统计专业。那时学经济还是件非常时髦的事情，可李永宏在业余时间迷上了摄影，自己花200多块钱买了照相机。在校期间，他把全部奖学金都“不务正业”地砸在摄影上。当然，这个奢侈的爱好改变了他的命运，给了他另外一个职业选择。
1986年夏天，李永宏临近毕业时，被指名分配到新华社辽宁分社。李永宏说，一下进了国家最有权威的媒体，仿佛进了一座神圣的殿堂。
1980年代，大学毕业生是计划分配。用李永宏的话说，自己不是高富帅，只是个出身农村的普通学生，之所以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是因为自己曾担任辽大摄影学会秘书长，在校期间的摄影习作曾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毕业前还在学校举办了首个学生个人影展，就连当年很火的《青年科学》杂志也曾在一期的封面和封底用了他的摄影作品。
当年正赶上新华社辽宁分社有两位摄影记者面临退休，分社摄影组后继乏人，李永宏被分社看中了。但是，辽宁分社并没有大学毕业生分配指标，于是，分社派人找到省计委、教委，又找到辽大的校长，最后将要来的分配指标直接落实到李永宏所在班级。眼看就要毕业，班里突然冒出个中央直属单位分配指标，有些同学不明真相，还想靠着家里的关系努力一把，最后还是无果而终。
当年7月，辽宁分社派出当时分社最好的上海牌小轿车，车队队长刘军亲自驾驶，到辽宁大学将李永宏接到分社，安排在单身宿舍中。就这样，摄影原本是李永宏大学时的业余爱好，现在成了他的职业。他成了一名新华社摄影记者。
关注辽宁国企转型
刚入社那几年，李永宏仗着年轻气盛，手脚也勤，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在工作中不但体育报道、社会新闻、对外专题样样涉猎，还被指定为对外摄影报道记者。那时候他发的照片在国内的报纸上采用率很好，偶尔还有组照被辟栏刊登；他发的对外照片经常被港澳媒体半版、整版采用。
李永宏第一次在中央级报纸上看到自己拍的照片时兴奋极了，但兴奋之后也感觉到压力。他说，新华社记者的职责像个“紧箍咒”，自己总是怕漏掉什么。
李永宏是个低调的人，不论去哪里采访过，回来只谈照片和发稿，不说其中的艰苦和周折。1990年9月，他去沈飞公司拍摄歼8Ⅱ型飞机时，需要到航空航天部保密局拿批文，周折不少，但他从没提过。还有一次，他在盘锦市双台河口世界最大的黑嘴鸥繁殖种群基地拍摄黑嘴鸥，在隐蔽棚内一呆就是一天。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辽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是工厂林立，机器轰鸣，号称“新中国工业崛起的摇篮”，被誉为“共和国长子”。新华社辽宁分社也算是国内的大分社。从1949年起，与全国的重工业基地对应，辽宁分社地位相对较高，摄影记者的人数和实力都位居前列。但是，到了1990年代，辽宁的重工业开始转型，在改革中，社会必然经历“阵痛”。新闻报道同样面临转型，作为通讯社记者，报道辽宁不能一味地用“蒸蒸日上”的思路，而李永宏正是赶上这个年代的记者。
进入1990年代中期，辽宁的工业改革、转型仍在继续，众多企业遭遇破产和转产，职工下岗、失业困扰着辽宁的经济发展。学经济出身的李永宏，开始关注辽宁大中型企业的走向，关注“三角债”、国有企业倒闭等各种经济事件。他认为，任何经济现象、经济规律，都必须通过具体人的行为来反映，所以要把关注点放在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深入觀察、采访，然后再拍摄。
“三角债”问题曾经困扰地方经济，一度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的难题。李永宏经过细致的采访，尝试用镜头表现清理“三角债”。他采用对比手法，拍摄了题为《站起来，莫等待》的照片，突出问题，揭示问题的症结，产生了良好的的社会效果；他曾经拍过一组《国企被兼并之后》，报道沈阳一家私营企业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沈阳一家国有企业，使一个负债3500万元的企业起死回生的过程。在这组照片中，他不是仅仅局限在拍摄厂房、车间、生产线，而是把着眼点放在人的发现、挖掘、表现人与企业的关系上，通过普通工人，揭示大中型企业转换机制而带来的变化。
弹指一挥间，从李永宏1986年入社到现在，27年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现在已年过半百。我和他交往多年，他的斯文、含蓄熟人皆知。在2005年就已经是高级记者的李永宏如今依旧低调、谦虚，每次来到北京，看见摄影部的年轻编辑，张口闭口仍喊“老师”。作为辽宁分社的编委和图片总监，李永宏仍在续写着与摄影的不解之缘，每天对摄影师来稿进行编审，不敢怠慢。他说，新媒体时代新闻分秒必争，不能让摄影师的稿件在自己手上耽搁。
1991年10月23日，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协定在巴黎签署。参加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的18个国家的外长，与柬埔寨4方代表在和平协定上签了字。《巴黎协定》（即柬埔寨和平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延续了13年的柬埔寨战乱从此结束。然而，中越两国军队在边境地区打了十年仗，硝烟刚刚消散，两国关系依然紧张。
也是在1991年11月，来自国内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社等媒体的7名记者，组成中国新闻记者采访组，前往柬埔寨首都金边采访。这是自1979年中国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战12年后，中国记者首次踏上柬埔寨金边的土地。新华社辽宁分社攝影记者李永宏是这次采访组里的成员，也是唯一一名摄影记者。
参加中国记者组赴金边，李永宏是有备而去。临行前，他除了带上两套相机和足够的胶卷外，还带上黑白照片放大机、胶卷冲洗设备，外加美联社产的AP照片传真机—他的行李装了满满两车。
采访组于1991年11月8日离开北京，途经曼谷和河内，11月12日晚抵达金边。
13日一早，李永宏便提着相机走出酒店，开始四处寻找拍摄题材。他在金边独立广场拍摄了竖立的西哈努克大幅画像，又在街头拍摄市民的日常生活，捕捉着柬埔寨民众期待和平的目光……回到酒店，李永宏用被子盖着胶卷，将其装进显影罐，把大衣柜的隔板取下来，钻进衣柜冲洗胶卷，再把放大机架在卫生间，用床单挂在门窗上遮光，总算洗出一张照片。在使馆工作人员和一名华侨的带领下，李永宏连续跑了几家大饭店和邮局，可惜都未能将照片传回北京。忙了一天，却无功而返。
11月14日，西哈努克亲王抵达金边。李永宏在波成东国际机场（现金边国际机场）拍到西哈努克抵达金边的照片后，迅速返回宾馆冲洗照片。有了前一天的经验，他这次带着AP照片传真机来到金边通讯总局机房，申请了一条直拨电话线路。但连上传真机后，却发现传真机出现故障，一开机就发出“扑啦扑啦”的声响。李永宏打开背板一看，一只蟑螂正在传真机里蹿来蹿去。赶走蟑螂，机器还是不能用。无奈之下，李永宏只好将照片通过文传方式传回新华社总社摄影部，虽然编辑认为这张照片的清晰度不好，但这张照片还是被《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国内外众多媒体采用。
11月16日，金边近20万群众在王宫广场举行盛大集会，欢迎西哈努克亲王返回金边。有数百名外国记者云集金边，你争我抢、各显其能。李永宏是第一次在国外采访，而且是第一次单兵作战，面对众多国外记者，他心里不断提醒自己，要拍出好照片，不能丢新华社的人。西哈努克亲王乘敞篷车返回市区时，现场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很多记者在拍摄时被挤倒在地。李永宏溜边寻角找机会，但他几乎无法挤进人群，只能将相机高高举过头顶，拍摄在敞篷车上向群众祝福致意的西哈努克亲王。
为了保证发稿，这一次，李永宏只选了一张底片，找到了设备先进的法新社，请他们帮忙将照片传真回北京。经过协商，法新社同意使用底片传真机，但传一张照片要收600美元，还要李永宏出线路费。李永宏说，这价钱当年在金边能买一辆本田125摩托车，真是心疼。
亲历金边暴力事件
1991年11月27日，李永宏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经历了一场突发事件—“11·27”暴力事件。
由于事先得知11月27日早上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民柬方面成员乔森潘（编者注：Khieu Samphan，1931年6月27日～，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也是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将到达金边准备参加12月4日的柬埔寨四方会谈和平会议，李永宏在当日乘车赶往机场，准备拍摄乔森潘抵达的照片。
一路上，他看到不少市民、学生举着标语牌在示威游行，高呼口号，向柬共讨还血债，抗议乔森潘返回金边。李永宏闻到了火药味，他预感要有情况发生。抵达乔森潘住处时，现场已经被军队和警察封锁，李永宏拿出记者证才被允许进入。原来，当乔森潘一行乘车离开金边机场时，大批游行示威的群众、学生尾随车队。乔森潘刚到达下榻的别墅，就被群众包围了。
仅仅5分钟以后，愤怒的群众手持铁器、木棍、石块，一边叫喊，一边投掷石块，并且开始拆毁围墙，砸碎门窗，冲进院里。其中一些人还将乔森潘及其随员的行李从车上扔出来，捣毁、撕烂、烧毁。
李永宏面前的情况十分惊险—棍棒在眼前飞舞，石头也随时可能落在头上，但李永宏却端着相机穿梭在暴乱的人群中，冷静地左躲右闪，捕捉着现场画面。在接连几个小时中，他拍摄到了乔森潘被石块砸伤、血染衣襟，拍摄了数千人捣毁围墙、焚烧物品的现场，以及乔森潘乘装甲车被迫返回机场的画面。
直到中午12点，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金边方面成员洪森来到现场，呼吁群众要冷静。下午2时30分，一辆装甲车将乔森潘一行送往机场，准备乘飞机飞往曼谷。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只好宣布，该委员会原定于12月4日在金边召开的和平会议，改在泰国举行。
金边“11·27”暴力事件，既是突发，也是必然。出现此种情况，与柬埔寨的历史有关。1970年3月，柬埔寨的朗诺亲王，在美国中情局策划下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1975年4月，被称为“红色高棉”的柬埔寨共产党推翻了朗诺政权，建立了民主柬埔寨政权，乔森潘出任民柬总理，后又就任国家主席团主席，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在其后4年统治期间，柬埔寨共产党实施“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的恐怖政策，在全国实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清洗，造成200万柬埔寨人因劳役、迫害、饥荒等死亡，成为20世纪继纳粹后又一次人为制造的种族灭绝灾难，使整个世界震惊。李永宏见证了这次暴力事件，拍摄的这组标题为《金边“11·27”暴力事件》照片获得了第11届全国摄影金奖。
最近，我与李永宏在一个签约摄影师培训会议上见面，聊起当年为什么派他去柬埔寨采访，他微微一笑说，不清楚。在1990年代初，能派到国外去报道的国内分社记者可谓凤毛麟角，李永宏去柬埔寨是经过严格的政治、业务审查和挑选的。我知道，当年在摄影部的老编辑眼里，李永宏是那种有新闻头脑的记者。 22年过去了，回忆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李永宏没有了后怕和激动，甚至许多细节已经模糊。但是，他庆幸自己亲历了这个历史事件，用相机记录下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并且表现得“相当勇敢”。
迷摄影被招进新华社
1982年，李永宏考上辽宁大学经济系计划统计专业。那时学经济还是件非常时髦的事情，可李永宏在业余时间迷上了摄影，自己花200多块钱买了照相机。在校期间，他把全部奖学金都“不务正业”地砸在摄影上。当然，这个奢侈的爱好改变了他的命运，给了他另外一个职业选择。
1986年夏天，李永宏临近毕业时，被指名分配到新华社辽宁分社。李永宏说，一下进了国家最有权威的媒体，仿佛进了一座神圣的殿堂。
1980年代，大学毕业生是计划分配。用李永宏的话说，自己不是高富帅，只是个出身农村的普通学生，之所以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是因为自己曾担任辽大摄影学会秘书长，在校期间的摄影习作曾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毕业前还在学校举办了首个学生个人影展，就连当年很火的《青年科学》杂志也曾在一期的封面和封底用了他的摄影作品。
当年正赶上新华社辽宁分社有两位摄影记者面临退休，分社摄影组后继乏人，李永宏被分社看中了。但是，辽宁分社并没有大学毕业生分配指标，于是，分社派人找到省计委、教委，又找到辽大的校长，最后将要来的分配指标直接落实到李永宏所在班级。眼看就要毕业，班里突然冒出个中央直属单位分配指标，有些同学不明真相，还想靠着家里的关系努力一把，最后还是无果而终。
当年7月，辽宁分社派出当时分社最好的上海牌小轿车，车队队长刘军亲自驾驶，到辽宁大学将李永宏接到分社，安排在单身宿舍中。就这样，摄影原本是李永宏大学时的业余爱好，现在成了他的职业。他成了一名新华社摄影记者。
关注辽宁国企转型
刚入社那几年，李永宏仗着年轻气盛，手脚也勤，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在工作中不但体育报道、社会新闻、对外专题样样涉猎，还被指定为对外摄影报道记者。那时候他发的照片在国内的报纸上采用率很好，偶尔还有组照被辟栏刊登；他发的对外照片经常被港澳媒体半版、整版采用。
李永宏第一次在中央级报纸上看到自己拍的照片时兴奋极了，但兴奋之后也感觉到压力。他说，新华社记者的职责像个“紧箍咒”，自己总是怕漏掉什么。
李永宏是个低调的人，不论去哪里采访过，回来只谈照片和发稿，不说其中的艰苦和周折。1990年9月，他去沈飞公司拍摄歼8Ⅱ型飞机时，需要到航空航天部保密局拿批文，周折不少，但他从没提过。还有一次，他在盘锦市双台河口世界最大的黑嘴鸥繁殖种群基地拍摄黑嘴鸥，在隐蔽棚内一呆就是一天。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辽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是工厂林立，机器轰鸣，号称“新中国工业崛起的摇篮”，被誉为“共和国长子”。新华社辽宁分社也算是国内的大分社。从1949年起，与全国的重工业基地对应，辽宁分社地位相对较高，摄影记者的人数和实力都位居前列。但是，到了1990年代，辽宁的重工业开始转型，在改革中，社会必然经历“阵痛”。新闻报道同样面临转型，作为通讯社记者，报道辽宁不能一味地用“蒸蒸日上”的思路，而李永宏正是赶上这个年代的记者。
进入1990年代中期，辽宁的工业改革、转型仍在继续，众多企业遭遇破产和转产，职工下岗、失业困扰着辽宁的经济发展。学经济出身的李永宏，开始关注辽宁大中型企业的走向，关注“三角债”、国有企业倒闭等各种经济事件。他认为，任何经济现象、经济规律，都必须通过具体人的行为来反映，所以要把关注点放在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深入觀察、采访，然后再拍摄。
“三角债”问题曾经困扰地方经济，一度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的难题。李永宏经过细致的采访，尝试用镜头表现清理“三角债”。他采用对比手法，拍摄了题为《站起来，莫等待》的照片，突出问题，揭示问题的症结，产生了良好的的社会效果；他曾经拍过一组《国企被兼并之后》，报道沈阳一家私营企业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沈阳一家国有企业，使一个负债3500万元的企业起死回生的过程。在这组照片中，他不是仅仅局限在拍摄厂房、车间、生产线，而是把着眼点放在人的发现、挖掘、表现人与企业的关系上，通过普通工人，揭示大中型企业转换机制而带来的变化。
弹指一挥间，从李永宏1986年入社到现在，27年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现在已年过半百。我和他交往多年，他的斯文、含蓄熟人皆知。在2005年就已经是高级记者的李永宏如今依旧低调、谦虚，每次来到北京，看见摄影部的年轻编辑，张口闭口仍喊“老师”。作为辽宁分社的编委和图片总监，李永宏仍在续写着与摄影的不解之缘，每天对摄影师来稿进行编审，不敢怠慢。他说，新媒体时代新闻分秒必争，不能让摄影师的稿件在自己手上耽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