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立即委派大员前往沦陷区各地接收敌伪产业及物资,但因为时间紧迫,计划欠周,加上接收机关众多,各自为政,出现了种种混乱局面,特别是接收人员贪赃枉法,以权谋私,一直为人所诟病,这也是导致国民党日益腐败、最终失去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当时接收和处理敌伪产业的原则规定,凡是“确由敌伪强占之民有资产应发还人民者,查明原主发还之”。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接收大员却经常借故刁难,百般拖延,企图占为己有,其中商务印书馆战前在杭州置办的产业迟迟不予归还即为一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珍藏的宋子文档案中收有王云五的一封亲笔函件,可以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直观的认识。
　　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时期中国出版业之旗舰,以出版图书的数量而计,1934年全国共出版新书6197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书则为2793册,占总数的45%;1935年全国出版9223册,商务为4293册,占总数的46%;1936年是民国历史上出版图书数量最多的一年,全年全国各书店共出版新书9438册,而商务一家就出版了4938册,占全国总出版数的52%强。然而抗战爆发后,商务印书馆蒙受了严重的损失,不仅上海、长沙、香港等地的厂房设备遭到战火的破坏,其他在沦陷区的产业亦多被日本军队强行占领。
　　战前商务印书馆曾在杭州的迎紫路购置了一块土地自建房产,刚要落成之际,抗战即告爆发,随着杭州的沦陷,该处房产亦被日伪强占。抗战胜利后,该处房产即被接收大员所占用,商务印书馆根据政府有关接收和处理敌伪产业的原则规定,不断向浙江省党政接收委员会、杭州市管理被日伪占用民房委员会以及经济部苏浙皖特派员办公处等机构联络,要求按规定将房产予以归还,同时还出具和提供了所有的产权证明。就这样还是迁延日久,屡次碰钉,最终经查核无误,并发出准予发还的证明书。然而行政院敌伪产业管理局杭州分局却又故意找碴儿,阻拦归还,他们的借口是该房产敌人占用期间曾在原有房屋中加造门窗槢隔,因此必须重新加以估价方能发还。经办人员几经洽谈,据理力争,但都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形之下,商务印书馆实在是无计可施,最后只能请王云五亲自出面了。
　　王云五早年家境清贫,但他自强不息,依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民国成立后,王云五先后在总统府和教育部担任要职,自1921年被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1930年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东方图书馆馆长之后,更成为出版业之巨擘。抗战爆发后,王云五以社会贤达的身份,担任历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并代表国家出访英国国会。抗战胜利后,他主要在重庆筹办和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此时国民政府有意找一些社会贤达参政,以点缀联合政府的外表,王云五正是其中一个争取的目标,而他对于从政似乎亦颇感兴趣。
　　此时王云五正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但得知本馆房产迟迟无法接收的消息十分不满,即于1946年3月24日亲笔致函行政院长宋子文。王云五首先介绍了事情的经过,接着便直言写道:“查敝馆在抗战期间遭遇敌人不断之摧残,损失奇重,即以上述产[房]产而论,经敌人强占八年,未得丝毫补偿,今年胜利来临,方期自我政府掌握收回原产,以供营业。乃迭经许多政府机关查明,准予发还,忽又有此波折,对于敌人占用时期附加之少许装置,锱铢必较,而于敝馆历年之损失毫不考虑,似大违我公爱护商民之意。”王云五的态度相当强硬,除了在信末要求宋子文“饬令该办事处迅予无条件发还”商务房产之外,还应“勒令各占用机关从速迁出”。
　　宋子文收到王云五的来函后倒是相当重视,他立即致电上海的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刘攻芸,电文曰:“接王云五兄函,为商务杭州分馆房屋业已证明产权,应予发还,惟处理局杭州分处以敌人曾加造门窗槢隔,必须估价缴纳,迁延未还,请迅饬发还等语。特电达,希兄迅即查明发还,电覆为要。”
　　


　　至于刘攻芸收到电报是如何处理该处房产的目前尚无文件说明,但既是行政院长宋子文亲自下令,王云五又是国民党急欲拉拢的对象,商务印书馆的房产得以归还应该是没问题的。然而从这件事中却可以看出当时接收情形之混乱,接收大员之蛮横无理、假公济私之一斑,即便如王云五这么有地位的人物,商务印书馆这么著名的企业在接收自身房产中还费如此周折,那么一般民营公司和私人房产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