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运动后，西方女性主义随着通商口岸的开启传入中国。中国传统女性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臣服于男性话语权占主导的社会中的女性开始觉醒，出走的娜拉在呐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便投身于未被文明完全开化的社会中。女性由家庭内部出走到公共区域，由乡村出走进入城市，但其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反而走向堕落，这种现象具有深层次的意义。
　　关键词：“出走”女性形象；堕落；现代性
　　“出走的娜拉”在五四时期方兴未艾之际，鲁迅的演讲无疑是对方式社会上高涨革命情绪的冷静反思，他一语中的指出：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回来就是堕落。究其根源皆因经济所束缚，“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无论是东方亦或西方，两性分工的问题一直是“女性主义”觉醒后的热议话题，女性因承担私人性质的家务劳动而被排斥在生活生产之外，而得不到任何报酬；但身处于公共领域与社会劳动的男性却掌握着“小家”的经济主导权，成为家庭与社会权利的所有者。“出走的娜拉”固然是对于传统的一种反叛，是妇女解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但是娜拉如果想走的更远则需要由歸属于私人领域的“小家”出走到公共区域，意味着她必须有能力参与公共劳动获得经济独立来适应外面的生活，否则娜拉的出走就只是一种“冲动姿态”，并没有真正的脱离男性话语权控制的社会。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不乏娜拉的“出走形象”，但其最后的宿命多难逃出鲁迅的设想。
　　一
　　于1935年，在鲁迅的力荐下，萧红的《生死场》得以面世，奠定了萧红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地位。《生死场》作为一部中篇小说，讲主要的描写场域设置在“乡村社会”，只有片尾部分将笔触深入“城市社会”。但丁玲不同于沈从文对于城市的书写，在丁玲笔下，乡村也并非是人类生活的“世外桃源”，对女性同样充满着压迫与残害。无论女性身处于“乡村”或是“城市”，皆是她们一生劳碌的“生死场”，没有所谓“自由”与“幸福”可言。
　　在乡村，女性为男人生育、操持家务，付出着如同牲口一般的体力劳动。然而乡村同样是“男性话语权”主导的社会，男人的使用暴力，或是一句言语就随意决定了女人的命运。女性交付了生命中全部的力量与关怀却换不来男性的尊重，如同《生死场》中被屠场屠杀的老马，年轻力壮时鞭策其劳作，而年老力衰时还要榨取其肉体换取一张皮毛。以金枝为代表的女性不过是满足男性欲望的工具。是从事家务劳动、农业生产的奴隶，是一匹被无限压榨的“老马”。金枝与成业在河边上的性爱角力，是男权社会下男权使用暴力的方式对女性的残害。
　　而到了城市，女性依旧承受着男性的折磨，延续着乡村的痛苦。这种痛苦并不是空间的简单延续的而是象征男权主义的无限的笼罩。不同于男性作家城乡二元对立的描写，萧红并未把城市作为乡村的对立物。对于女性来说城市与乡村并无太大差别，乡村与城市都不是“世外桃源”般的存在。城市里，男人在欺负女性，就连女性彼此之间也在贬低着同胞。女工彼此欺压着嘲弄新来的乡下人，将别人亦或是自己视为男性的性欲的发泄物，并以此获得酬劳。故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不是女性的容身场所。作家萧红应深有体会，在其短暂的三十一年人生里，除了童年时期几乎都是在漂泊中度过，从萧红传记的标题中就可看出，“从异乡到异乡”如同走过了无数人间，到乡村也到城市，用自身所走的路途书写着女性出走的艰难。
　　二
　　《梦珂》与《庆云里》中，梦珂与阿英出场时就已经身处城市，因两篇小说着力于对城市的描写，而关于乡村的描写则较少，是以回忆的形式出现。《梦珂》的叙述中乡村之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红鼻头”教员侮辱女模特之后，一次是收到父亲的来信。关于两次的乡村回忆，在丁玲有意而为的叙述中几乎都在一瞬间被掐断。乡村可以接纳一个顺服的女人，却无法容纳一个觉醒的女人。美好的乡村回忆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童年时期，一旦其长大成人开始觉醒，就再也无法回到乡村，所以梦珂只能在城市中无数次回想起乡村却永远不会做出归乡的行动。
　　梦珂的不归乡的心理在《庆云里的一间小房子》中有具体的表述。小说《庆云里的一间小房子》讲述由乡下进入城市的阿英，在上海从事妓女的行当，小说以阿英的心理变化为线索讲述了从事妓女职业的阿英一日的经历，显示出丁玲的女性立场。阿英在出场时已经离开故乡三年之久，阿英的叙述中可发现故乡与陈老三勾连起来，它们的组合意味着从良“安安静静的在家乡过一生”，这是为世俗所定义的妓女可以选择的最好道路。在中国现代男性作家描述这个故事如施蛰存的《渔人何长庆》，同样描写上海的妓女群体，菊贞最终被长庆“救回”乡间，成为贤惠的妻子。而《庆云里的一间小房子》的阿英却选择留在城市中继续从事妓女的职业，拒绝为男权社会所定义的女性“正常化”的生活，拒绝了乡村代表的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或许阿英的选择并不如梦珂一搬出于反抗男性压迫的自觉，然而阿英与梦珂所做的选择都显示出丁玲作为“出走”的女性作家对于男权社会的反抗。
　　三
　　上世纪初期，中国经历的那场突变式的现代性变革，给古老的国度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因袭千年的传统几乎一瞬间就面临土崩瓦解。面对着这场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革，现代作家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于现代性的焦虑。这在沈从文、施蛰存 等男作家文本中均有所体现。在现代性变革前，中国的传统文化处于边缘，而在以中原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文化面前，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边城所代表的文化同样出于边缘。这种双重边缘的文化身份，使得沈从文显现出更加强烈的描述纯美湘西世界的愿望。在沈从文的笔下，女性一直以柔美、恬淡的形象出现，她们安于在假性的“世外桃源”中生活，并没有觉醒的冲动与欲望，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无视与对立。而丁玲等女性作家的笔下，女性随着“女性主义”意识的萌发，对男性而言展现着淳朴人性的乡村抑或是花花世界的城市，都是女性承受着巨大苦痛的“生死场”。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觉醒都是从觉醒开始的，女性进城本身就包含了“出走”的意味，为现代化变革涂上一抹属于女性自己的色彩。但“出走”的娜拉在出走后仍然需要面对男性主导世界的摧残与折磨，反抗的女性难免遍体鳞伤，但好在她们发出自己为了自由的声音，让那个沉睡麻木的世界不禁颤抖。
　　参考文献
　　[1] 丁玲.《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自杀日记》[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2]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3] 张爱玲.《谈女人》，《流言》[M]北京十月出版社，2009.
　　[4] 郭箴一.《中国妇女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5] 林贤治.《漂泊者萧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王文林（1993- ），女，山东济南人，聊城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语言与文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