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但人类之所以能告别蒙昧,去迎接文明的曙光,完全有赖于知识的传播。教育,就如那太阳。“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儒学教育的光芒,并不能永远照亮古老帝国的天空。赫拉克利特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日新”的阳光催生出的西方文明,在一百多年前,犹如一道耀眼的闪电,刺穿帝国的天空。映照之下,我国的思想天空,竟阴霾密布,有如暗夜。一时间,风雨如晦,新潮涌动,内忧外患,革命勃兴。中国这头昏睡的雄狮,急需一种全新的教育来将她唤醒。启蒙与救国,成了激荡的大时代里教育的基本使命。单说这越王勾践报仇雪耻之地,就孕育出一对教育与革命并举的奇男女,书写了一段近代教育史上的千古奇闻。
　　在浙江绍兴东浦,有一个为了学功夫,在12岁那年,跑到寺庙里当和尚的侠义少年,他就是徐锡麟,号光汉子。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海战,大清帝国竟败于日本蕞尔小国,举国震动。那时,徐锡麟刚刚二十出头。他认为,中国之败,败不在军事,而在“民智未启,异族未排”,救中国,须从办教育、开学堂、培养人才、启迪民智入手。他说,“保国之要,则在御患,御患之术,则在人才”。为此,他写下《中国改设学堂教育人才宜以何学为宗旨策》,认为教育应该“锐意维新,力求实学,改书院为学堂,育人才于有用”。从那时起,教育救国的思想种子,已经在这个热血青年的心田里开始萌芽。1901年,徐锡麟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经学、算学教师,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两年后,徐锡麟在赴日本参观大阪国际博览会期间,接触到新的革命思想,又在上海考察了蔡元培的“中国教育会”,在他教育救国的思想里,又写入了革命两字。回到绍兴后,徐锡麟先后创办了热诚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中、山阴县学、竟成小学、大通师范学堂等新式学校,并都在这些学校亲自任教,是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所创办的明道女校,还是浙江省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
　　“春色依依映碧纱,窗前重发旧时花。燕儿去后无消息,寂寞当年王谢家。”这首清新明丽,却又寂寞哀婉的春闺诗,你一定难以想象,竟出自那个写过“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写过“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的鉴湖女侠秋瑾之手。出身书香门弟,容貌秀美,内心聪慧,情感丰富,才艺佳的她,如果遇到一位赵士诚式的丈夫,或许便做那个夫唱妇随的李清照,过她甜蜜幸福的世俗生活去了。不幸的是,她嫁了个无才无德的纨绔子弟王子芳。夫妻间没有共同语言不说,竟毫无情感可言。1903年,她随赴任户部主事的丈夫来到北京,开始接触到维新、革命、妇女解放等各种新思想。时代思潮的影响,个人的才情禀赋,加上不幸的婚姻生活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终于使秋瑾走上了与封建旧家庭决裂的道路,离家出走,成了“出走的娜拉”。易卜生在他的剧作《玩偶之家》里,没有回答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郭沬若在《娜拉的答案》中说,秋瑾所选择的道路正是娜拉的答案。他说:“求得应分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1904年,秋瑾变卖首饰,只身赴日留学。在日本期间,她听说湖南第一女学堂遭守旧派破坏,当即写下《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说女子欲求自立解放,则“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可见,那时,妇女解放与教育救国是秋瑾的人生信条。1905年,秋瑾从日本回国探亲,轮船经过黄海,有人告诉她这是日俄战争的海战战场,日俄两国为争夺在华利益,竟以中国的东北和黄海为战场,大动干戈,对中国而言,不啻是比甲午海战更深的耻辱。看着日俄海战的地图,秋瑾悲从中来,在黄海舟中,写下“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诗句。彼时,我想,在教育救国之外,革命已成了她更为坚定的信念。回国后,秋瑾在上海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返回日本后,又经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加入同盟会,成了坚定的革命党人。
　　1906年,秋瑾从日本回国,即投身教育与革命的实践,她先是在南浔的浔溪女校任教,一边教授日文、理化等课程,一边传播新思想。女校同事徐蕴华后来回忆说:“在短短五月中,我们受到秋瑾的启发不少”。半年后,秋瑾到上海中国公学任教,创办《中国女报》,并创建锐进学社,秘密联络革命。在这期间,她还在家乡创办了孙瑞小学、竟成女校。在秋瑾的办学生涯中,影响最大的,是她和徐锡麟、陶成章等人共同创办的大通师范学堂。1907年,秋瑾主持大通师范学堂,一边开展教育,一边准备发动革命。论及教育与革命之关系,光复会内有温和与激进两派,温和一派主张学堂应以纯粹办教育为主,而徐锡麟和秋瑾等激进派则认为,当时中国情势之紧急,已容不得温和渐进的改良,需要一场急风骤雨式的革命来挽狂澜于既倒,因此,在他们看来,教育和革命是一体两面。大通师范学堂内有一对联,上书“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九世复仇,春秋大义,愿尔多士修麟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可谓是他们教育理念的绝佳写照。在这里,教育也因此有了别样的色彩。
　　徐锡麟认为教育应优先发展科学与体育两科,他认为,中国积弱,受列强欺凌,是因为中国之科学不足恃,因此教育首先要发展科学与技术,特别是数学与测量地理之学。他在大通师范学堂亲自担任算学教师,教授微积分,说“数学乃一切科学之基础”,至于测量地理之学,则是革命的需要,“吾侪将来行军,并测明我军炮弹能及远若干,则对敌作战,百发百中……故测量之学甚重要焉。”他还亲自制作教具,“制星球仪及舆地图,见者咸叹”。徐锡麟在教学中主张知行合一,为发动“中央革命”,他勘察长江沿岸的通讯情况,对长江中下游的山山水水,都细为勘探,以一人之力,绘制了精确的《长江电线图》,令人叹为观止。大通学堂,还模仿日本振武学堂,开展军事化的体育操练,为革命培养纪律严明、素质过硬的军事人才。大通师范学堂的军事体育课,由秋瑾兼任,她亲自教男学员骑马、射击,带学生“群至野外练习开枪”“瑾亦自着男子体操洋服,乘马出入城中”。大通学生王金发,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入大森体育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连日本人都十分钦佩。辛亥革命中,王金发率军光复杭州,绍兴,被孙中山誉为“东南一英杰”,这与他在大通学堂受徐锡麟和秋瑾的直接教诲密切相关。
　　启锢发蒙,宣扬民权与女权,是徐锡麟和秋瑾教育思想的又一特色。他们办学,无论贫富,只要诚心向学,都可入学。徐锡麟创办的热诚学堂有一对联:“有热心人可与共学,具诚意者得入斯堂”,热诚学堂和大通学堂招收的几乎全是热心向学的平民子弟。学堂一方面向他们传授文化,一方面向他们宣扬民权、民主的新思想,以对抗传统的“奴隶教育”,以期为未来的“理想国家”培育新国民。经过民权思想熏陶的大通学员,后来大都成了光复革命的中坚力量。秋瑾认为,启蒙教育,首先要特别唤醒的,是我两万万女同胞,因为中国女性受封建压迫最深。她说日本国之所以强大,女学兴盛,功不可没,“东洋女学之兴,日见其盛,人人皆执一艺以谋身,上可扶助父母,下可助夫教子,使男女无坐食之人,其国焉能不强也。”只有通过教育使女子获得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才能建设一个“美丽文明的世界”。除了主持明道女校,秋瑾甚至在大通学堂招收女学生,“令女学生皆习兵式体操,己为督率,编成女国民军。”此计划虽然遇挫,但秋瑾的女权教育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读书不忘击剑,教育与革命统筹进行,是徐锡麟和秋瑾教育思想的最大特色。他们以大通学堂为大本营,计划实施“中央革命”。1906年,徐锡麟通过捐官的方式,进入安庆巡警学堂任教,并取得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1907年清明节,光复会在绍兴大禹陵举行秘密会议,建立光复军。推举徐锡麟为统领,秋瑾为协领,约定由徐锡麟在安庆刺杀恩铭,秋瑾在绍兴响应,发动浙皖起义。1907年7月6日,安徽巡警学堂举行首届毕业典礼,徐锡麟借机邀请安徽巡抚恩铭“莅临训示”。典礼行进中,按计划由徐锡麟发出暗号,陈伯平朝恩铭投掷炸弹,不料投向恩铭的炸弹竟然没有爆炸,慌乱中徐锡麟急忙掏出短枪,朝恩铭连发数枪。混战数小时后,终因寡不敌众被捕。受审时,得知恩铭已死,徐锡麟仰天长啸,慷慨就刑,行刑场景至为惨烈。刽子手先用铁锤砸烂徐锡麟的睾丸,再将他剖腹挖心,由恩铭的亲兵炒而食之。这个光汉子,用他的全部激情燃烧完自己,年仅34岁。安庆起义事败,秋瑾的起义计划亦被暴露。秋瑾拒绝一切要她撤离的劝告,毅然留守大通学堂。她说:“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既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7月14日,清兵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15日凌晨被杀害于绍兴古轩亭口,惟留下一句“秋风秋雨愁煞人”,已成绝响,
　　秋之为气,瑾可怀焉,虽然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药》里,冷峻地描写了夏瑜(秋瑾)的鲜血,是如何被染成人血馒头上的殷红的,可先生还是在小说的末尾,在夏瑜的坟上,留下“一圈红白的花”。那一圈红白的花,是那场正在积聚能量,酝酿生成的时代风雷的结核体之一,预示着——如李伯元在他的《文明小史》中所说——“大约离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也就不远了。”
　　一百年过去了,昔日的风雷还在历史天空的深处隐隐回响。在今天这个解构的年代,“教育的使命”,依然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今天,“救国”被替换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教育被赋予了更多“建设性”的使命。今天,我们回溯往事,追怀这对教育史中的奇男女,为的是勿忘——在阳光下花开般地瞻望里,在既往与未来之间——教育永远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作者单位:浙江温州广播电视大学)
　　责任编辑李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