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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敷荣(1904-1998),贵州普安人,192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部,1936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建国后历任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教授、博导,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我国知名教育家。
张敷荣对教育的学习与研究长达60多年,成果丰硕。其主要著作有《1885年以前美国旧金山公立学校隔离华裔学生运动的研究》(英文),合译有《学习的基本理论与教学实践》等。
恩师张敷荣先生仙逝已有12年了,回忆起跟随他老人家学习的日子,我感受最深的还是他“做人与治学,德为先”的谆谆教导。
第一课:做人与治学,德为先
先生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入学标准很高。他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但直到1995年我入学,包括我,他11年一共才招了6届8名学生。他常常对我说,他招博士生的原则是宁缺毋滥。要培养一个,成功一个。入学时要严格选拔。现在回想起入学面试时的情景,还觉得有些紧张。面试是在先生家里进行的,面试时除了先生外,还有刘克兰、熊明安、曾欣然、张大均等教授,此外还有学校主管研究生教育的副校长和研究生招生办的老师。各位教授都给我提了专业方面的问题。先生不但从专业方面进行了提问(提问的问题是对教学“三体”论的认识),还特别从做人、从对当前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的看法等方面对我进行了考察。面试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先生选择学生的严格标准和认真态度。
做人与做学问的关系问题,我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我的导师、我国著名教育理论家李秉德先生就作过这方面的要求,但由于当时自己的人生阅历浅,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认识并不深刻,思考的也比较少。跟随张先生学习后,张先生在这方面结合自己的大量人生经历和事实,既从实际,又从理性等多方面向我提出了要求。
他给我入学上的第一课就是讲做人与治学的关系。他说,我给学生上的第一课都是关于做人与做学问的关系问题,每一个学生入学第一课都是这个内容,我的学生首先要认识和处理好这个关系。他说,就做人与做学问来讲,做人是第一位的。做学问,要先做人。博士生培养的是国家的高级专门人才,这样的人才必须把德放在第一位。他在培养博士生的数量和质量方面的要求,对照现在一些学校的做法,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人生目标:做好人。尽自己的能力,为更多的人,谋最长久的幸福
我入学时,张先生已经91岁高龄。虽然行动不便,但思想依然开放,思路清晰。他说自己对做人的思考以及选择教育专业和教师职业是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先生早年在清华学校求学时,有一次印度诗人泰戈尔来访问,找他们低年级的学生谈话,谈话时问到他们:“你们将来想做好人还是坏人?”,大家的回答当然是做好人。泰戈尔又问:“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呢?”由此,先生和他的同学悟出了“好人”就是“一个人能尽你的能力,为更多的人,谋最长久的幸福”。
他说自己在泰戈尔“好人”概念的启迪下,遂改学教育,以为搞好教育事业,可以为培养更多有医德的医生和其他品德高尚的专家学者打下基础。他说,做学问首先要做人,做人就是要做好人,做好人就是要尽自己的能力,为更多的人,谋最长久的幸福。先生不但这么要求我们,他自己的一生实际上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他早年办平民学校,后来捐款资助贫困学生就学,为灾区捐款,先后资助他的两个保姆继续学业,他用实际行动践履了自己的“好人”理想,也为学生和他人树立了榜样。
他认为做人应该做到“三求”,即“求正、求严、求信”。“求正”就是为人处事要正直耿介,不为歧途所迷,不为邪欲所惑,走出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求严”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大度,宽厚,友善,博爱。“求信”就是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有坚定的信仰,有崇高的威信。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人的德行可分为五个档次:第一等是“纯粹利他”(如白求恩、雷锋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第二等是“为我利他”(其中一种是受良心的驱使或求精神上的快慰而利人;另一种是为他人谋利可以获得物质报酬);第三等是“纯粹利己”;第四等是“损人利己”;第五等是“专门害人”。他说这样的人品评价有三个好处:有利于自我修养,有利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利于克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先生还十分谦逊地认为自己只做到了“为我利他”,即为得到人们的信赖和自己问心无愧而服务他人。他还亲笔给我写下了他的立身格言,并一句一句地给我解释。先生的立身格言是:“常有‘八贤’1作我师,终身黾勉能‘九思’2;耄耋‘脱毛’3功无间,全心全意作‘人梯’”。这也正是先生一生做人和做学问的真实写照。从先生那细致入微、循循善诱的解释里,我领略到了他老人家那博大的胸怀,深远的境界,受到了深刻的教益和启迪。
理论指导:德育实践应该从培养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出发
先生不仅从行动上自我践履,要求学生去努力实践,还致力于从理论上来说明和论证他的思想的可信性和可靠性,做到以理服人。
像世界上大多数大师级的学者一样,学问越高,境界越高。先生越到晚年,越关心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关心人生的终极问题,越是从较高的视角来思考和审视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或根本性问题。先生是在79岁高龄时领衔申报并获得课程与教学论博士学位授权点的,80岁高龄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生。这样高龄的老人,是十分重视德育问题的。一方面,先生的思想境界和一辈子的人生经历使得他感到了德行在一个人成长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课程与教学论是当时学校近10年时间里唯一的博士点,先生是当时学校唯一的博士生导师,他的思想境界,他的德高望重,使得很多青年大学生慕名前往先生家里拜访。在与这些青年大学生交流和谈话的过程中,先生深深感到了学生对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认识存在偏颇。比如,把不良的问题和现象归因于社会,而且往往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述来说明他们的理论依据。这种现象使先生常常思考其中的原因。他感到道德教育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之一,对青年大学生的发展十分重要,要用正确的德育理论来引导青年大学生的认识和行为。因此,每届学生入学后,他都要和学生讨论德育问题,而且把它作为教育社会学课程的重要内容来研讨。
在我入学的那几年前后,先生重点思考的是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问题。我前面的几届师兄已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研讨,而且有成果发表。先生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讨,还远没有达到他心中所理想的要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入学后,他要求我继续就这个问题做深入探讨,并多次与我讨论。他把研究这个问题的出发点、背景、前几届师兄讨论的结果以及他心中所理想的研究等与我交流,并把他特别中意的一些经典论述和解释说出来,和我一起探讨。他说,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反过来,可不可以说,社会是人际关系的总和。如果可以这样认识,那么,道德作为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德育实践是否就应该从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出发,也就是说,是否可以把培养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作为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他还列举出《中庸》中“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大学》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身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等有关语句与我讨论,来论证他的认识。他说《中庸》中“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的论述,高度概括了德育的本性和实质。意思就是说人的道德发展有其本来的规律,要按这种规律去修养,不可偏离。《大学》中关于修身的相关论述,说明了我国古代儒家把个人修养看成是关系个人安危、国家治乱的大问题,把修身提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由个人修身到家庭和睦到治理国家到天下太平,表明了儒家道德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具体由小到大,由近及远。为了使我在认识上进一步提高理解的准确性,他还把这两段话写出来,让我专程去拜访研究中国教育史的熊明安教授。碰巧的是,有一天,我和先生讨论这一问题时,熊先生正好来找先生办事,先生就上述有关话题又与熊先生讨论开来。先生这种治学的认真态度和严谨作风使我十分感动,值得我一辈子学习。
在先生的具体指导下,我把先生的关于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的有关思想和认识做了梳理,分别从问题的提出、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是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确立德育实践这样的逻辑起点有其道德发生学、德育心理学以及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实践的依据以及确立德育实践这样的逻辑起点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整理,形成了文字。经过几番修改,先生感觉基本上表达出了他的思想,于是我们把这篇论文投给了先生比较信任的,认为敢于发表具有鲜明观点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不久就收到了用稿通知。这篇论文发表在该刊1998年第2期。令人欣喜的是该文发表后,很快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发行的《教育学》1998年第8期全文转载,在以后的几年中,还陆续发现有不少学者在引用我们的观点。虽然令人遗憾的是,这篇论文成了先生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但我想,如果先生在天之灵有知,知道这篇论文在德育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影响,他是会非常高兴的。
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既是我治学水平的提高过程,也是我思想和境界升华的过程,这篇论文的写作使我受益良多。
先生现在虽然已驾鹤西行,但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将永远铭记在弟子的心头,将永远成为弟子做人和治学的指导力量。
附注:
1 八贤:陶行知将“何事、何故、何人、何如、何时、何地、几何”称为“八贤”,作为做人行事的“顾问”。
2 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做,疑思问,忿思维,见得思义。”(《论语·李氏》)
3 脱毛:17世纪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认为,如果不像鸟脱毛那样更新自己,就跟不上科学的发展。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作者是渤海学者、教授)
责任编辑萧田
(本栏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张敷荣对教育的学习与研究长达60多年,成果丰硕。其主要著作有《1885年以前美国旧金山公立学校隔离华裔学生运动的研究》(英文),合译有《学习的基本理论与教学实践》等。
恩师张敷荣先生仙逝已有12年了,回忆起跟随他老人家学习的日子,我感受最深的还是他“做人与治学,德为先”的谆谆教导。
第一课:做人与治学,德为先
先生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入学标准很高。他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但直到1995年我入学,包括我,他11年一共才招了6届8名学生。他常常对我说,他招博士生的原则是宁缺毋滥。要培养一个,成功一个。入学时要严格选拔。现在回想起入学面试时的情景,还觉得有些紧张。面试是在先生家里进行的,面试时除了先生外,还有刘克兰、熊明安、曾欣然、张大均等教授,此外还有学校主管研究生教育的副校长和研究生招生办的老师。各位教授都给我提了专业方面的问题。先生不但从专业方面进行了提问(提问的问题是对教学“三体”论的认识),还特别从做人、从对当前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的看法等方面对我进行了考察。面试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先生选择学生的严格标准和认真态度。
做人与做学问的关系问题,我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我的导师、我国著名教育理论家李秉德先生就作过这方面的要求,但由于当时自己的人生阅历浅,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认识并不深刻,思考的也比较少。跟随张先生学习后,张先生在这方面结合自己的大量人生经历和事实,既从实际,又从理性等多方面向我提出了要求。
他给我入学上的第一课就是讲做人与治学的关系。他说,我给学生上的第一课都是关于做人与做学问的关系问题,每一个学生入学第一课都是这个内容,我的学生首先要认识和处理好这个关系。他说,就做人与做学问来讲,做人是第一位的。做学问,要先做人。博士生培养的是国家的高级专门人才,这样的人才必须把德放在第一位。他在培养博士生的数量和质量方面的要求,对照现在一些学校的做法,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人生目标:做好人。尽自己的能力,为更多的人,谋最长久的幸福
我入学时,张先生已经91岁高龄。虽然行动不便,但思想依然开放,思路清晰。他说自己对做人的思考以及选择教育专业和教师职业是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先生早年在清华学校求学时,有一次印度诗人泰戈尔来访问,找他们低年级的学生谈话,谈话时问到他们:“你们将来想做好人还是坏人?”,大家的回答当然是做好人。泰戈尔又问:“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呢?”由此,先生和他的同学悟出了“好人”就是“一个人能尽你的能力,为更多的人,谋最长久的幸福”。
他说自己在泰戈尔“好人”概念的启迪下,遂改学教育,以为搞好教育事业,可以为培养更多有医德的医生和其他品德高尚的专家学者打下基础。他说,做学问首先要做人,做人就是要做好人,做好人就是要尽自己的能力,为更多的人,谋最长久的幸福。先生不但这么要求我们,他自己的一生实际上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他早年办平民学校,后来捐款资助贫困学生就学,为灾区捐款,先后资助他的两个保姆继续学业,他用实际行动践履了自己的“好人”理想,也为学生和他人树立了榜样。
他认为做人应该做到“三求”,即“求正、求严、求信”。“求正”就是为人处事要正直耿介,不为歧途所迷,不为邪欲所惑,走出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求严”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大度,宽厚,友善,博爱。“求信”就是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有坚定的信仰,有崇高的威信。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人的德行可分为五个档次:第一等是“纯粹利他”(如白求恩、雷锋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第二等是“为我利他”(其中一种是受良心的驱使或求精神上的快慰而利人;另一种是为他人谋利可以获得物质报酬);第三等是“纯粹利己”;第四等是“损人利己”;第五等是“专门害人”。他说这样的人品评价有三个好处:有利于自我修养,有利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利于克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先生还十分谦逊地认为自己只做到了“为我利他”,即为得到人们的信赖和自己问心无愧而服务他人。他还亲笔给我写下了他的立身格言,并一句一句地给我解释。先生的立身格言是:“常有‘八贤’1作我师,终身黾勉能‘九思’2;耄耋‘脱毛’3功无间,全心全意作‘人梯’”。这也正是先生一生做人和做学问的真实写照。从先生那细致入微、循循善诱的解释里,我领略到了他老人家那博大的胸怀,深远的境界,受到了深刻的教益和启迪。
理论指导:德育实践应该从培养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出发
先生不仅从行动上自我践履,要求学生去努力实践,还致力于从理论上来说明和论证他的思想的可信性和可靠性,做到以理服人。
像世界上大多数大师级的学者一样,学问越高,境界越高。先生越到晚年,越关心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关心人生的终极问题,越是从较高的视角来思考和审视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或根本性问题。先生是在79岁高龄时领衔申报并获得课程与教学论博士学位授权点的,80岁高龄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生。这样高龄的老人,是十分重视德育问题的。一方面,先生的思想境界和一辈子的人生经历使得他感到了德行在一个人成长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课程与教学论是当时学校近10年时间里唯一的博士点,先生是当时学校唯一的博士生导师,他的思想境界,他的德高望重,使得很多青年大学生慕名前往先生家里拜访。在与这些青年大学生交流和谈话的过程中,先生深深感到了学生对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认识存在偏颇。比如,把不良的问题和现象归因于社会,而且往往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述来说明他们的理论依据。这种现象使先生常常思考其中的原因。他感到道德教育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之一,对青年大学生的发展十分重要,要用正确的德育理论来引导青年大学生的认识和行为。因此,每届学生入学后,他都要和学生讨论德育问题,而且把它作为教育社会学课程的重要内容来研讨。
在我入学的那几年前后,先生重点思考的是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问题。我前面的几届师兄已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研讨,而且有成果发表。先生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讨,还远没有达到他心中所理想的要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入学后,他要求我继续就这个问题做深入探讨,并多次与我讨论。他把研究这个问题的出发点、背景、前几届师兄讨论的结果以及他心中所理想的研究等与我交流,并把他特别中意的一些经典论述和解释说出来,和我一起探讨。他说,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反过来,可不可以说,社会是人际关系的总和。如果可以这样认识,那么,道德作为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德育实践是否就应该从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出发,也就是说,是否可以把培养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作为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他还列举出《中庸》中“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大学》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身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等有关语句与我讨论,来论证他的认识。他说《中庸》中“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的论述,高度概括了德育的本性和实质。意思就是说人的道德发展有其本来的规律,要按这种规律去修养,不可偏离。《大学》中关于修身的相关论述,说明了我国古代儒家把个人修养看成是关系个人安危、国家治乱的大问题,把修身提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由个人修身到家庭和睦到治理国家到天下太平,表明了儒家道德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具体由小到大,由近及远。为了使我在认识上进一步提高理解的准确性,他还把这两段话写出来,让我专程去拜访研究中国教育史的熊明安教授。碰巧的是,有一天,我和先生讨论这一问题时,熊先生正好来找先生办事,先生就上述有关话题又与熊先生讨论开来。先生这种治学的认真态度和严谨作风使我十分感动,值得我一辈子学习。
在先生的具体指导下,我把先生的关于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的有关思想和认识做了梳理,分别从问题的提出、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是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确立德育实践这样的逻辑起点有其道德发生学、德育心理学以及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实践的依据以及确立德育实践这样的逻辑起点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整理,形成了文字。经过几番修改,先生感觉基本上表达出了他的思想,于是我们把这篇论文投给了先生比较信任的,认为敢于发表具有鲜明观点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不久就收到了用稿通知。这篇论文发表在该刊1998年第2期。令人欣喜的是该文发表后,很快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发行的《教育学》1998年第8期全文转载,在以后的几年中,还陆续发现有不少学者在引用我们的观点。虽然令人遗憾的是,这篇论文成了先生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但我想,如果先生在天之灵有知,知道这篇论文在德育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影响,他是会非常高兴的。
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既是我治学水平的提高过程,也是我思想和境界升华的过程,这篇论文的写作使我受益良多。
先生现在虽然已驾鹤西行,但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将永远铭记在弟子的心头,将永远成为弟子做人和治学的指导力量。
附注:
1 八贤:陶行知将“何事、何故、何人、何如、何时、何地、几何”称为“八贤”,作为做人行事的“顾问”。
2 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做,疑思问,忿思维,见得思义。”(《论语·李氏》)
3 脱毛:17世纪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认为,如果不像鸟脱毛那样更新自己,就跟不上科学的发展。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作者是渤海学者、教授)
责任编辑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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