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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曾被认定是反官僚主义之作，作品中的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刘世吾被定义为“官僚主义者”形象，以致作家本人也因此深受其害。时隔60年重新审视刘世吾这一形象，不难发现多年来对他的那种标签式评价未免偏颇和简单化，而其性格的丰富性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既是多重矛盾关系所致，也有现实的镜鉴意义。
【关键词】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刘世吾；官僚主义；多重解读
The complexity of the image of Liu Shiwu
——a re reading of Wang Meng’s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to a young man”
Peng Canyu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Abstract： Wang Meng “a young man”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has considered anti bureaucracy as works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Deputy Minister Liu Shiwu was defined as “bureaucratic” image， so that the writer also suffer. After a lapse of 60 years to re-examine the image of Liu Shiwu，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over the years of his label evaluation would be biased and simplistic，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richness and complexity of the inner world， is caused by multiple contradiction， also has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mirror.
Key words： Wang Meng；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to a young man； Liu Shiwu； bureaucracy； multiple interpretation
王蒙 1956 年9月在《人民文學》发表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百花争放，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这篇反映官场现象的小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正反两方面的批评都基本围绕“干预生活”、“揭示矛盾”来展开；其中的刘世吾更是以“官僚主义者”形象而备受瞩目并引发争议。1957年《读书月报》刊登了《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评论》。有人将刘世吾等同于“党的工作者”，批评王蒙的笔触将“阴暗面”放大了，有引导读者曲解社会真实的嫌疑，“人物性格的某些侧面来看虽不无真实之处，可是作者没有深入探索产生这些性格的历史的因子……并且醉心于夸大现实生活阴暗面的描写，把党的工作、党内斗争生活描写成一片黑暗、庸俗的景象。”也有人肯定作者对于复杂的生活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观察和思索，刘世吾、韩常新等官僚主义人物是有其典型性的。有学者认为，刘世吾是最早洞察并适应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的机械化、公式化特征的，相形之下，新来的颇具“文学气质”的青年人林震就显得太不成熟了。在这种反响和热议之后，王蒙因此被错划为右派，《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被划为“毒草”，直到1979年在《重放的鲜花》中才再次与读者见面。
时隔60年，当今读者的审美鉴赏能力在得到空前提高，文坛也在经由“反腐小说”的热潮所强力冲刷之后，我们再来重新审视刘世吾这一形象，就愈发感到对他的“官僚主义者”的标签式评价未免偏颇和简单化，也能愈发理解他的性格的丰富性及其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总括而言，刘世吾既是一位对党的工作怀抱理想的读书人，又是无奈屈服于当时的现实环境而产生懈怠心理的组织部官员，这两个身份同时作用在他身上。刘世吾在官场上的世故、冷淡是基于自身对现实环境的某种主观把握，而他的内在思想与外在表现其实是存在差异的。王蒙曾经表示： “最初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 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 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刘世吾便是这类“有缺点的人”。深谙社会环境和工作关系的复杂，乃至在这种关系中自我失语，这使得他的心理和性格更深刻与多重。
从现实的角度看，一方面，作为组织部主持实际工作的第一副部长，他常把“就那么回事”挂在嘴边，以自创的“条件成熟论”来开展有关工作。他那透着官腔的套话，往往让他的某些肯定的判断和明确的意见，也变得模糊不清和似是而非，一如他在“麻袋厂事件”中对王清泉的评价的模棱两可，便凸显了他这种消极而又不失老辣的特点，而这些恰恰构成了他的“领导艺术”。同时，也只是他这种“就那么回事”的工作理念及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选择性“失语”，也就成了人们将其定义为“腐朽的官僚主义形象”的根据，甚至有论者进一步在“原则”上予以苛刻指责：“他总是有意无意地为自己的错误乔装打扮，使它能在正确原则的掩盖下继续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感受到，现实工作中刘世吾又是一个清醒的、理智的、客观的领导干部。比如他曾这样告诫林震：“年轻人容易把生活理想化，他以为生活应该怎样，便要求生活怎样，作为一个党的工作者，要多考虑的却是客观现实，是生活可能怎样。”王蒙也曾公开表示，小说主题如果仅仅是反对官僚主义，那就应着力写作为厂长的王清泉与以魏鹤鸣为代表的广大职工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显然，作家也只是把他作为一个“有缺点的人物”来写的，而并非将其视为“腐朽的官僚主义形象”。 深入考察刘世吾的内心世界，我们对其内在的复杂性和多重性会有进一步的感知。首先，刘世吾具有较强的人文知识分子气质与特征。他爱好文学，崇拜屠格涅夫，四本《静静的顿河》他只花一个星期就看完；在广泛阅读包括对小说、诗歌甚至童话的爱好等方面，他与浪漫化、理想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林震多有相似之处。刘世吾同样梦想一种单纯、美妙、透明的生活，但他与林震不同的是能把生活和文学分得很清，他理智地认识到党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这也是刘世吾人文主义情懷与现实官场认知的矛盾的一种体现。其次，在具体的本职工作和日常事务方面，虽然刘世吾对王清泉等人的模糊态度及其处理日常工作时的“就那么回事”，让人感到他未免油滑和推卸责任，但他平时在任何小事上又总能实实在在地体现出其深入、干练和原则性的一面，比如他在听取下属汇报工作时，看似“漫不经心地查阅其他的材料，听着却突然指出：‘上次你汇报的情况不是这样！’”他在表示不认同林震的“娜斯嘉式的”英雄主义态度时，又以一句“有原则性的并不仅是你一个人”，明确表示出自己在工作中的原则性。这种不无矛盾的表现和特征，又分明让读者感受到，他的政治抱负与对官场的无奈适应，及其生活理想在复杂现实关系中的销蚀和屈服。同时，从他人对刘世吾的评述中，我们似乎也能触摸到他的这种内在心理冲突。赵慧文认为刘世吾那“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好像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冷漠”；他有能力分辨是与非，知道“是”一定能战胜“非”，但也知道“是”不是一下子能战胜“非”，党的工作的事务性经验，让他“不再爱也不再恨”。这种内心潜在的热情和冷漠、清醒和无奈，又造就了刘世吾式的独特的“成熟”。刘世吾的政治抱负和工作热情，被冗杂的事务、繁琐的人际关系、一环接一环的权利交互而消磨。现实关系改变着、造就着刘世吾，也使他成为具有多重性和深刻的现实涵盖性的典型人物。
王蒙曾明确告诉人们：“我着重写的不是他工作怎样‘官僚主义’，而是他的‘就那么回事’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其实就是一种无处不在的随意、听之任之的工作态度和人生态度。文学要完成对这种精神状态的反映和揭示，远比所谓批判官僚主义要艰难得多。刘世吾性格的形成有着历史、社会、现实等方方面面的原因，作者对其性格的刻画也来自对生活的典型化概括。时至今日，许多场合和工作中的消极现象，也远比刘世吾式的“就那么回事”更让人触目惊心了。正如有人所总结的，“领导干部‘为官不为’是一种较为普遍现象，全国各地各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现象表现为领导干部……不能及时、有效、准确甚至不履行工作职责，导致工作延误、效率低，损害党和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现实中的这种“为官不为”，显然要比刘世吾口头上的“就那么回事”具有更大的危害性，而这恰恰也是刘世吾形象的典型性及其现实镜鉴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评论[N].读书月报，1957年03期，第7页
[2]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N].北京：人民日报，1957，5，8
[3]十八所高等院校当代文学教材编写组 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上册）[M]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第128页
作者简介：
彭璨昱，1996年，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基地班在读学生。
【关键词】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刘世吾；官僚主义；多重解读
The complexity of the image of Liu Shiwu
——a re reading of Wang Meng’s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to a young man”
Peng Canyu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Abstract： Wang Meng “a young man”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has considered anti bureaucracy as works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Deputy Minister Liu Shiwu was defined as “bureaucratic” image， so that the writer also suffer. After a lapse of 60 years to re-examine the image of Liu Shiwu，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over the years of his label evaluation would be biased and simplistic，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richness and complexity of the inner world， is caused by multiple contradiction， also has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mirror.
Key words： Wang Meng；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to a young man； Liu Shiwu； bureaucracy； multiple interpretation
王蒙 1956 年9月在《人民文學》发表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百花争放，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这篇反映官场现象的小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正反两方面的批评都基本围绕“干预生活”、“揭示矛盾”来展开；其中的刘世吾更是以“官僚主义者”形象而备受瞩目并引发争议。1957年《读书月报》刊登了《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评论》。有人将刘世吾等同于“党的工作者”，批评王蒙的笔触将“阴暗面”放大了，有引导读者曲解社会真实的嫌疑，“人物性格的某些侧面来看虽不无真实之处，可是作者没有深入探索产生这些性格的历史的因子……并且醉心于夸大现实生活阴暗面的描写，把党的工作、党内斗争生活描写成一片黑暗、庸俗的景象。”也有人肯定作者对于复杂的生活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观察和思索，刘世吾、韩常新等官僚主义人物是有其典型性的。有学者认为，刘世吾是最早洞察并适应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的机械化、公式化特征的，相形之下，新来的颇具“文学气质”的青年人林震就显得太不成熟了。在这种反响和热议之后，王蒙因此被错划为右派，《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被划为“毒草”，直到1979年在《重放的鲜花》中才再次与读者见面。
时隔60年，当今读者的审美鉴赏能力在得到空前提高，文坛也在经由“反腐小说”的热潮所强力冲刷之后，我们再来重新审视刘世吾这一形象，就愈发感到对他的“官僚主义者”的标签式评价未免偏颇和简单化，也能愈发理解他的性格的丰富性及其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总括而言，刘世吾既是一位对党的工作怀抱理想的读书人，又是无奈屈服于当时的现实环境而产生懈怠心理的组织部官员，这两个身份同时作用在他身上。刘世吾在官场上的世故、冷淡是基于自身对现实环境的某种主观把握，而他的内在思想与外在表现其实是存在差异的。王蒙曾经表示： “最初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 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 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刘世吾便是这类“有缺点的人”。深谙社会环境和工作关系的复杂，乃至在这种关系中自我失语，这使得他的心理和性格更深刻与多重。
从现实的角度看，一方面，作为组织部主持实际工作的第一副部长，他常把“就那么回事”挂在嘴边，以自创的“条件成熟论”来开展有关工作。他那透着官腔的套话，往往让他的某些肯定的判断和明确的意见，也变得模糊不清和似是而非，一如他在“麻袋厂事件”中对王清泉的评价的模棱两可，便凸显了他这种消极而又不失老辣的特点，而这些恰恰构成了他的“领导艺术”。同时，也只是他这种“就那么回事”的工作理念及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选择性“失语”，也就成了人们将其定义为“腐朽的官僚主义形象”的根据，甚至有论者进一步在“原则”上予以苛刻指责：“他总是有意无意地为自己的错误乔装打扮，使它能在正确原则的掩盖下继续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感受到，现实工作中刘世吾又是一个清醒的、理智的、客观的领导干部。比如他曾这样告诫林震：“年轻人容易把生活理想化，他以为生活应该怎样，便要求生活怎样，作为一个党的工作者，要多考虑的却是客观现实，是生活可能怎样。”王蒙也曾公开表示，小说主题如果仅仅是反对官僚主义，那就应着力写作为厂长的王清泉与以魏鹤鸣为代表的广大职工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显然，作家也只是把他作为一个“有缺点的人物”来写的，而并非将其视为“腐朽的官僚主义形象”。 深入考察刘世吾的内心世界，我们对其内在的复杂性和多重性会有进一步的感知。首先，刘世吾具有较强的人文知识分子气质与特征。他爱好文学，崇拜屠格涅夫，四本《静静的顿河》他只花一个星期就看完；在广泛阅读包括对小说、诗歌甚至童话的爱好等方面，他与浪漫化、理想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林震多有相似之处。刘世吾同样梦想一种单纯、美妙、透明的生活，但他与林震不同的是能把生活和文学分得很清，他理智地认识到党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这也是刘世吾人文主义情懷与现实官场认知的矛盾的一种体现。其次，在具体的本职工作和日常事务方面，虽然刘世吾对王清泉等人的模糊态度及其处理日常工作时的“就那么回事”，让人感到他未免油滑和推卸责任，但他平时在任何小事上又总能实实在在地体现出其深入、干练和原则性的一面，比如他在听取下属汇报工作时，看似“漫不经心地查阅其他的材料，听着却突然指出：‘上次你汇报的情况不是这样！’”他在表示不认同林震的“娜斯嘉式的”英雄主义态度时，又以一句“有原则性的并不仅是你一个人”，明确表示出自己在工作中的原则性。这种不无矛盾的表现和特征，又分明让读者感受到，他的政治抱负与对官场的无奈适应，及其生活理想在复杂现实关系中的销蚀和屈服。同时，从他人对刘世吾的评述中，我们似乎也能触摸到他的这种内在心理冲突。赵慧文认为刘世吾那“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好像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冷漠”；他有能力分辨是与非，知道“是”一定能战胜“非”，但也知道“是”不是一下子能战胜“非”，党的工作的事务性经验，让他“不再爱也不再恨”。这种内心潜在的热情和冷漠、清醒和无奈，又造就了刘世吾式的独特的“成熟”。刘世吾的政治抱负和工作热情，被冗杂的事务、繁琐的人际关系、一环接一环的权利交互而消磨。现实关系改变着、造就着刘世吾，也使他成为具有多重性和深刻的现实涵盖性的典型人物。
王蒙曾明确告诉人们：“我着重写的不是他工作怎样‘官僚主义’，而是他的‘就那么回事’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其实就是一种无处不在的随意、听之任之的工作态度和人生态度。文学要完成对这种精神状态的反映和揭示，远比所谓批判官僚主义要艰难得多。刘世吾性格的形成有着历史、社会、现实等方方面面的原因，作者对其性格的刻画也来自对生活的典型化概括。时至今日，许多场合和工作中的消极现象，也远比刘世吾式的“就那么回事”更让人触目惊心了。正如有人所总结的，“领导干部‘为官不为’是一种较为普遍现象，全国各地各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现象表现为领导干部……不能及时、有效、准确甚至不履行工作职责，导致工作延误、效率低，损害党和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现实中的这种“为官不为”，显然要比刘世吾口头上的“就那么回事”具有更大的危害性，而这恰恰也是刘世吾形象的典型性及其现实镜鉴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评论[N].读书月报，1957年03期，第7页
[2]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N].北京：人民日报，1957，5，8
[3]十八所高等院校当代文学教材编写组 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上册）[M]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第128页
作者简介：
彭璨昱，1996年，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基地班在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