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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7日,中国银监会出台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资本办法》),“巴塞尔协议Ⅲ”在我国的落地实施迈出了关键一步。《资本办法》已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并要求我国商业银行于2018年底前达标,鼓励提前达标。我国商业银行虽然短期内达标无忧,但资本充足率的中长期持续达标离不开高效的资本补充机制(做厚、做实分子)、有效的风险度量(精确计量分母)和节约型的资本运用模式(分子分母的高效联动)。我国商业银行在这三方面都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和挑战。
首先,在资本补充上,未来一段时期内过度倚重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和疲软的资本市场为我国商业银行的内源、外源资本补充带来了潜在的困难。其次,在风险度量上,《资本办法》引入了风险敏感的高级计量方法以及操作风险的计量要求,这无疑为我国商业银行风险计量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许多商业银行在相关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最后,在资本运用上,传统依赖信贷资产高速扩张的发展模式会导致风险加权资产的快速累积,消耗大量资本,而大多数商业银行尚未完成业务转型,“用资本约束和引导风险、用风险支持和规范资本规划”的理念还处于初步实践阶段,资本和风险的高效联动机制尚未形成。
综上所述,从中长期来看,《资本办法》对我国商业银行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不容忽视。下文将围绕资本补充、风险度量和资本运用这三方面来探讨《资本办法》实施对中国银行业带来的挑战和银行业可能的应对措施。
资本充足率分子——资本补充:内外兼修、做厚做实资本
之所以说内外兼修,是因为商业银行需通过内源、外源两大渠道来补充资本。《资本办法》在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的同时,着重强调了留存收益和普通股作为核心一级资本在维护银行业稳定发展中的重要性。在《资本办法》带来更为严格的资本监管要求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长期内外源资本补充都面临着不小的困难。
内源资本补充
内源性资本的积累离不开收入的扩大、费用的缩减和分红比例控制带来的盈利留存和累积,我国商业银行在这三方面都面临着一些问题。
挑战
在收入方面,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机制尚未完全成型、宏观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等有利经营环境下,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收入水平可观,且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但需要看到的是,我国商业银行的收入过度依赖生息资产产生的利息收入,这种单一的营业收入来源在竞争环境日益激烈、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蕴藏了较大危机。
根据统计,近年来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了绝对高位,始终保持在接近或达到80%的水平,而国际一流银行的利息收入占比仅为60%左右。从发展趋势上看,以我国上市银行为样本,虽然利息收入占比在2010年至2011年有一定下降,但其在2012年的前三季度又有了一定回升。与此同时,低资本消耗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经过了2010年至2011年的上升后,在2012年的前三季度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下滑趋势(见图2)。
总体而言,2012年以来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过度依赖利息的收入结构并未体现出明显的调整趋势。可以预计,随着竞争的加剧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我国商业银行如果继续保持当前这种过度依赖利息的收入结构,中长期内必然会面临巨大的收入下滑压力,内源资本补充的源头将受到很大抑制。
在银行费用和支出方面,数据显示在2010年至2011年,我国上市银行的业务及管理费、营业支出(主要包括营业税金及附加、业务及管理费、资产减值损失和其他业务成本)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均有一定程度下降,但在2012年的前三个季度,费用和支出占比又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回升态势,费用和支出的压缩存在较大刚性,其缩减趋势尚未显现(见图2)。如果成本费用的增长得不到有效遏制,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润留存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最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具有较高的分红比例,这进一步缩减了内源资本的积累速度。
对策
要应对前述挑战,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在内源资本的补充上积极做到开源、节流。《资本办法》及相关监管规定一直要求商业银行以内源性资本积累为主要的资本补充机制,我国商业银行应当积极配合监管精神,在《资本办法》规定的过渡期内及时制订、合理安排、周密部署转型发展战略,积极调整过度倚重信贷的经营模式,争取早日摆脱传统的金融中介角色,向全面金融服务商转变,以此确保从更多渠道获得稳定、持续增长的收入来源。进一步地,商业银行还需要继续探索成本费用的节约和控制,并且在新形势下合理制定分红比例,多管齐下地确保有效的内源资本补充。 外源资本补充
挑战
在外源资本补充方面,资本市场一直是我国商业银行重要的外部资本输血通道。2012年,中国资本市场走势疲软,以A股上证市场为例,上证指数一直在低位徘徊,从2012年初的2169点缓慢起步,并于3月初和5月初分别达到接近2500点的位置,之后一路下滑到10月31日的2069点。与此同时,2012年A股市场新股发行及再融资公司数量和融资额均呈现下滑态势。截至2012年10月31日,2012年A股市场新股发行公司数为154家,总融资额为1082.9亿元,这显著低于2011年同期的244家和2531.95亿元;截至2012年10月31日,2012年A股市场再融资(含增发及配股)公司数为106家,融资额为2524.88亿元,这同样低于2011年同期的136家和2743.43亿元。这种疲软的市场环境显然不利于低成本外源资本补充的实现。
在资本充足压力下,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近年来非常倚重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来补充资本,且单次资本补充数额巨大,为数不多几家银行的融资额占当年资本市场总融资额度的比例往往非常大,这会为当前已增长乏力的市场带来相当大的扩容压力。以A股市场增发为例,在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0月31日间的100宗A股增发中,交通银行和北京银行的2宗增发金额占据了100宗增发总金额的17.24%;与此类似,在2011年,深发展银行和华夏银行的2宗增发金额占到了同年152宗A股增发总金额的15.5%。 可以预计,2013年《资本办法》的实施会进一步增大商业银行的资本压力。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尚未实现业务全面转型,高资本消耗的规模化发展路径还可能在短期内持续,《资本办法》带来更加严格的监管标准,很可能引发商业银行在资本压力下的周期性、组团式大规模融资。结合前述资本市场走弱的现实背景,商业银行外源资本补充的难度和融资成本可能增大,传统的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可能难以满足商业银行的资本需求。
对策
在传统融资渠道难以满足商业银行外源融资需求的情况下,监管层一直在努力探索资本工具创新的可能途径。在2012年6月《资本办法》发布时,银监会相关负责人在就《资本办法》答记者问中就明确指出,银监会将鼓励商业银行积极探索通过发行优先股、创新二级资本工具或开拓境外发行市场等方式筹集资本。银监会还成立了“资本工具创新”课题组,就资本工具创新的配套政策进行前期研究。2012年12月7日,银监会出台了《关于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指导意见》,对推进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基本原则、合格资本工具的认定标准、完善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工作机制方面做了指引性规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应该积极跟进相关的监管环境变化,加强资本工具政策研究,时刻关注创新型资本工具的性质和具体运用手段,为时机成熟时的资本工具运用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我国商业银行还应继续深入研究、积极跟踪现有可行的融资渠道,及时跟进资本市场的新动向,加强与投资者、分析机构的沟通机制,综合考虑市场环境、融资成本和融资效率等因素,合理选择在现阶段资本监管标准下明确可行的股权、次级债券、可转换债券等资本工具进行融资,形成多元动态、横跨多个市场的资本补充机制,优化资本工具的期限搭配。
资本充足率分母——风险度量:高级计量方法的深化运用
挑战
本着“巴塞尔协议Ⅱ”、“巴塞尔协议Ⅲ”协同推进的思路,《资本办法》所推行的风险加权资产高级计量方法所体现的主要是“巴塞尔协议Ⅱ”的相关要求。《资本办法》在“巴塞尔协议Ⅲ”出台后的今天仍强调全面推进和实施“巴塞尔协议Ⅱ”中的风险计量要求,这也从监管层面印证了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计量水平较为滞后的现状。未来一段时间内,商业银行的风险计量相关工作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对策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亟需完善风险计量模型开发运用,推进计量模型的优化升级,并在确保模型的准确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覆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风险计量体系,增强对各类风险的前瞻性识别能力和预测能力。需要注意的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这三者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存在着复杂的依存和影响关系,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对这类复杂关系所带来的交叉风险、传染性风险乃至剩余风险的识别和计量还大都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解决的理论和技术问题还不少。
进一步地,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计量面临着人才储备不足、数据和信息系统建设较为滞后的不利局面,这不但无法在监管上满足《资本办法》的相关要求,也难以帮助银行在日常运行中有效识别和计量风险、及时应变。针对这些问题,比较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是走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尽可能摆脱对目前广泛存在的风险计量体系建设外包的依赖,逐步掌控风险计量的自主权,确保风险计量的灵活性和精确度。
在具体操作上,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在实践中逐步建立、锻炼出具备模型自主开发、维护和验证的风险管理专业队伍,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人员能力和效率;也可以针对《资本办法》的相关新要求,积极进行有关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升级工作。此外,由于风险高级计量方法的实施,往往需要较长时期的历史数据作为支撑,我国商业银行亟需全面清理业务数据,大幅提高数据质量,加大数据维护力度,从源头上保障风险精确计量的顺利进行。
资本运用:资本和风险的高效联动
资本运用既是用前述内外源渠道补充的资本(资本充足率的分子项)来支持风险加权资产(资本充足率的分母项)适当配置、有序扩张的过程,又是参照风险加权资产现状和预期水平合理制定资本规划,有序进行资本补充及相关管理工作的过程。在内外源资本补充渠道得到充分挖掘、各类风险得到准确细致度量的基础上,商业银行应该充分参考现有和预期的资本、风险状况,走出一条以“资本和风险的高效联动”为核心的资本运用之路。
挑战
首先,从资本约束、引导风险扩张的角度来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的高效联动机制尚未真正形成。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资产,特别是信贷资产的扩张往往不以既有的资本为约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占比一直居高不下,这不但会在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经营环境下带来风险资产的大幅增加,导致资本充足率的分母项急剧扩大;也无法通过盈利为商业银行带来足够的内源性资本补充,无助于资本充足率分子项的持续稳定增长。
进一步地,从风险推动资本管理的角度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和风险同样未能形成高效的联动机制。本轮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和各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有增大的趋势,我国商业银行各类风险资产,特别是信贷资产所蕴含的风险很可能随之增加,用于覆盖风险的资本工具数量、结构和期限搭配亟需跟随商业银行风险状况的变化而及时调整。而当前许多商业银行尚未切实将宏微观环境中包含的风险因素反映到其资本规划和管理工作中去,相关资本规划和管理工作,更多地是致力于满足监管资本的账面达标,而非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为银行的长期稳健发展服务。
事实上,作为资本充足率的分子和分母项,资本和风险的相关管理流程必然是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平行、而又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关联的。资本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覆盖风险,前瞻性的资本规划和精细化的资本管理,需要精确的风险计量和预测的支持,各类风险得到及时、准确的识别和计量,是成功的资本管理实践的必要前提;风险的最小化不是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风险资产在与资本积累水平相匹配的前提下有序扩张、风险管理工作针对现实资本状况的高效开展,离不开一套成熟稳健的资本管理机制的引导和支持。资本和风险联动机制的真正建立,应当是商业银行贯彻实施《资本办法》的核心所在,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困难所在。 对策
为了将资本对风险资产扩张的限制和引导作用落到实处,我国商业银行亟需彻底摒弃单纯依靠规模扩张和高资本消耗的外延式发展模式,走资本节约、质效并重的内涵式发展之路。这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在《资本办法》的指导下积极推动业务转型,持续优化资产结构和总量,以此确保未来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下的低风险资产增长和高内源性资本创造。
在资产结构方面,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调整资产结构,适度将资产配置重心向风险水平低(即产生的风险资产低、资本占用小)的产品、项目和业务条线倾斜,也可以将更多的资产配置到具有较大风险调整后收益水平(即内源资本补充能力强)的新项目、新业务中去。在资产总量方面,在统筹把握表内外资产结构的基础上,商业银行还可以合理运用资产证券化工具,降低风险加权资产的扩张速度。银监会已明确表示将配合有关部门推动国内资产证券化市场有序发展,这为商业银行主动调整资产负债表创造了条件。
进一步地,为了保证对前述资产结构和总量的调整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我国商业银行需要大力推广经济资本管理理念,将经济资本作为资产结构和总量调整、业务转型的重要抓手。商业银行需要通过对非预期损失的准确计量,建立风险和收益相匹配的经济资本配置方式,提高经济资本的使用效率,将有限的经济资本配置到风险较低、回报水平较高的业务和部门,以此深化经济资本对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的调整作用,增强经济资本对银行风险资产规模扩张及业务发展的约束和引导功能。
商业银行需要合理运用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这一全面性、综合性的工具,从制度上确保资本和风险高效联动的实现。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的构建和实施,不但是落实前述资本对风险约束和引导功能的必要保障,还是以风险评估结果推动资本规划和资本管理相关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前提。《资本办法》对商业银行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做了详尽的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从治理结构、风险评估、资本规划,以及资本充足监测与报告入手,充分领会相关规定精神并加以贯彻落实。在明确董事会、高管层、监事会和各相关职能部门在资本管理中的职能分配与制约、协作机制的基础上,我国商业银行应当通过合理设计、实施、监控和维护风险计量方法,科学制定和实施有关资本总量、结构和质量的详细管理计划,并进一步完善资本规划和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确立并完善资本应急补充机制。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应当在对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系统加以整合的基础上,做到既明确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的权责界限,又确保两者之间的有机衔接,确保资本和风险的长期动态匹配,真正实现资本和风险的高效联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商业银行高效资本运用方式的建立在实际操作上还存在很多现实障碍。当前我国很多商业银行的资本节约理念还比较淡薄,通过信贷规模高速扩张获取巨额利润的惯性比较大。进一步地,由于国有大型银行仍是我国信贷投放和支持国民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力量,其业务结构的调整可能难以在短期内彻底完成,且其国有背景所带来的隐性注资担保仍可能存在,在这些银行内部“用资本约束和引导风险、用风险支持和规范资本规划”的良性互动机制形成还存在一些阻力。但在《资本办法》要求下明确目标、积极展开风险和资本管理相关工作,在全行业、各级分支机构中广泛推广资本节约、风险控制理念,从人才建设、数据维护和技术储备等方面着手,在行业内部培养内生的、具有自觉性的与《资本办法》监管思路相契合的各种有利因素,则是确保我国银行业在《资本办法》实施的背景下实现长期稳健发展的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博士后工作站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
首先,在资本补充上,未来一段时期内过度倚重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和疲软的资本市场为我国商业银行的内源、外源资本补充带来了潜在的困难。其次,在风险度量上,《资本办法》引入了风险敏感的高级计量方法以及操作风险的计量要求,这无疑为我国商业银行风险计量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许多商业银行在相关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最后,在资本运用上,传统依赖信贷资产高速扩张的发展模式会导致风险加权资产的快速累积,消耗大量资本,而大多数商业银行尚未完成业务转型,“用资本约束和引导风险、用风险支持和规范资本规划”的理念还处于初步实践阶段,资本和风险的高效联动机制尚未形成。
综上所述,从中长期来看,《资本办法》对我国商业银行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不容忽视。下文将围绕资本补充、风险度量和资本运用这三方面来探讨《资本办法》实施对中国银行业带来的挑战和银行业可能的应对措施。
资本充足率分子——资本补充:内外兼修、做厚做实资本
之所以说内外兼修,是因为商业银行需通过内源、外源两大渠道来补充资本。《资本办法》在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的同时,着重强调了留存收益和普通股作为核心一级资本在维护银行业稳定发展中的重要性。在《资本办法》带来更为严格的资本监管要求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长期内外源资本补充都面临着不小的困难。
内源资本补充
内源性资本的积累离不开收入的扩大、费用的缩减和分红比例控制带来的盈利留存和累积,我国商业银行在这三方面都面临着一些问题。
挑战
在收入方面,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机制尚未完全成型、宏观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等有利经营环境下,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收入水平可观,且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但需要看到的是,我国商业银行的收入过度依赖生息资产产生的利息收入,这种单一的营业收入来源在竞争环境日益激烈、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蕴藏了较大危机。
根据统计,近年来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了绝对高位,始终保持在接近或达到80%的水平,而国际一流银行的利息收入占比仅为60%左右。从发展趋势上看,以我国上市银行为样本,虽然利息收入占比在2010年至2011年有一定下降,但其在2012年的前三季度又有了一定回升。与此同时,低资本消耗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经过了2010年至2011年的上升后,在2012年的前三季度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下滑趋势(见图2)。
总体而言,2012年以来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过度依赖利息的收入结构并未体现出明显的调整趋势。可以预计,随着竞争的加剧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我国商业银行如果继续保持当前这种过度依赖利息的收入结构,中长期内必然会面临巨大的收入下滑压力,内源资本补充的源头将受到很大抑制。
在银行费用和支出方面,数据显示在2010年至2011年,我国上市银行的业务及管理费、营业支出(主要包括营业税金及附加、业务及管理费、资产减值损失和其他业务成本)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均有一定程度下降,但在2012年的前三个季度,费用和支出占比又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回升态势,费用和支出的压缩存在较大刚性,其缩减趋势尚未显现(见图2)。如果成本费用的增长得不到有效遏制,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润留存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最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具有较高的分红比例,这进一步缩减了内源资本的积累速度。
对策
要应对前述挑战,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在内源资本的补充上积极做到开源、节流。《资本办法》及相关监管规定一直要求商业银行以内源性资本积累为主要的资本补充机制,我国商业银行应当积极配合监管精神,在《资本办法》规定的过渡期内及时制订、合理安排、周密部署转型发展战略,积极调整过度倚重信贷的经营模式,争取早日摆脱传统的金融中介角色,向全面金融服务商转变,以此确保从更多渠道获得稳定、持续增长的收入来源。进一步地,商业银行还需要继续探索成本费用的节约和控制,并且在新形势下合理制定分红比例,多管齐下地确保有效的内源资本补充。 外源资本补充
挑战
在外源资本补充方面,资本市场一直是我国商业银行重要的外部资本输血通道。2012年,中国资本市场走势疲软,以A股上证市场为例,上证指数一直在低位徘徊,从2012年初的2169点缓慢起步,并于3月初和5月初分别达到接近2500点的位置,之后一路下滑到10月31日的2069点。与此同时,2012年A股市场新股发行及再融资公司数量和融资额均呈现下滑态势。截至2012年10月31日,2012年A股市场新股发行公司数为154家,总融资额为1082.9亿元,这显著低于2011年同期的244家和2531.95亿元;截至2012年10月31日,2012年A股市场再融资(含增发及配股)公司数为106家,融资额为2524.88亿元,这同样低于2011年同期的136家和2743.43亿元。这种疲软的市场环境显然不利于低成本外源资本补充的实现。
在资本充足压力下,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近年来非常倚重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来补充资本,且单次资本补充数额巨大,为数不多几家银行的融资额占当年资本市场总融资额度的比例往往非常大,这会为当前已增长乏力的市场带来相当大的扩容压力。以A股市场增发为例,在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0月31日间的100宗A股增发中,交通银行和北京银行的2宗增发金额占据了100宗增发总金额的17.24%;与此类似,在2011年,深发展银行和华夏银行的2宗增发金额占到了同年152宗A股增发总金额的15.5%。 可以预计,2013年《资本办法》的实施会进一步增大商业银行的资本压力。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尚未实现业务全面转型,高资本消耗的规模化发展路径还可能在短期内持续,《资本办法》带来更加严格的监管标准,很可能引发商业银行在资本压力下的周期性、组团式大规模融资。结合前述资本市场走弱的现实背景,商业银行外源资本补充的难度和融资成本可能增大,传统的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可能难以满足商业银行的资本需求。
对策
在传统融资渠道难以满足商业银行外源融资需求的情况下,监管层一直在努力探索资本工具创新的可能途径。在2012年6月《资本办法》发布时,银监会相关负责人在就《资本办法》答记者问中就明确指出,银监会将鼓励商业银行积极探索通过发行优先股、创新二级资本工具或开拓境外发行市场等方式筹集资本。银监会还成立了“资本工具创新”课题组,就资本工具创新的配套政策进行前期研究。2012年12月7日,银监会出台了《关于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指导意见》,对推进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基本原则、合格资本工具的认定标准、完善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工作机制方面做了指引性规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应该积极跟进相关的监管环境变化,加强资本工具政策研究,时刻关注创新型资本工具的性质和具体运用手段,为时机成熟时的资本工具运用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我国商业银行还应继续深入研究、积极跟踪现有可行的融资渠道,及时跟进资本市场的新动向,加强与投资者、分析机构的沟通机制,综合考虑市场环境、融资成本和融资效率等因素,合理选择在现阶段资本监管标准下明确可行的股权、次级债券、可转换债券等资本工具进行融资,形成多元动态、横跨多个市场的资本补充机制,优化资本工具的期限搭配。
资本充足率分母——风险度量:高级计量方法的深化运用
挑战
本着“巴塞尔协议Ⅱ”、“巴塞尔协议Ⅲ”协同推进的思路,《资本办法》所推行的风险加权资产高级计量方法所体现的主要是“巴塞尔协议Ⅱ”的相关要求。《资本办法》在“巴塞尔协议Ⅲ”出台后的今天仍强调全面推进和实施“巴塞尔协议Ⅱ”中的风险计量要求,这也从监管层面印证了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计量水平较为滞后的现状。未来一段时间内,商业银行的风险计量相关工作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对策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亟需完善风险计量模型开发运用,推进计量模型的优化升级,并在确保模型的准确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覆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风险计量体系,增强对各类风险的前瞻性识别能力和预测能力。需要注意的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这三者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存在着复杂的依存和影响关系,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对这类复杂关系所带来的交叉风险、传染性风险乃至剩余风险的识别和计量还大都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解决的理论和技术问题还不少。
进一步地,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计量面临着人才储备不足、数据和信息系统建设较为滞后的不利局面,这不但无法在监管上满足《资本办法》的相关要求,也难以帮助银行在日常运行中有效识别和计量风险、及时应变。针对这些问题,比较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是走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尽可能摆脱对目前广泛存在的风险计量体系建设外包的依赖,逐步掌控风险计量的自主权,确保风险计量的灵活性和精确度。
在具体操作上,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在实践中逐步建立、锻炼出具备模型自主开发、维护和验证的风险管理专业队伍,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人员能力和效率;也可以针对《资本办法》的相关新要求,积极进行有关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升级工作。此外,由于风险高级计量方法的实施,往往需要较长时期的历史数据作为支撑,我国商业银行亟需全面清理业务数据,大幅提高数据质量,加大数据维护力度,从源头上保障风险精确计量的顺利进行。
资本运用:资本和风险的高效联动
资本运用既是用前述内外源渠道补充的资本(资本充足率的分子项)来支持风险加权资产(资本充足率的分母项)适当配置、有序扩张的过程,又是参照风险加权资产现状和预期水平合理制定资本规划,有序进行资本补充及相关管理工作的过程。在内外源资本补充渠道得到充分挖掘、各类风险得到准确细致度量的基础上,商业银行应该充分参考现有和预期的资本、风险状况,走出一条以“资本和风险的高效联动”为核心的资本运用之路。
挑战
首先,从资本约束、引导风险扩张的角度来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的高效联动机制尚未真正形成。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资产,特别是信贷资产的扩张往往不以既有的资本为约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占比一直居高不下,这不但会在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经营环境下带来风险资产的大幅增加,导致资本充足率的分母项急剧扩大;也无法通过盈利为商业银行带来足够的内源性资本补充,无助于资本充足率分子项的持续稳定增长。
进一步地,从风险推动资本管理的角度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和风险同样未能形成高效的联动机制。本轮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和各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有增大的趋势,我国商业银行各类风险资产,特别是信贷资产所蕴含的风险很可能随之增加,用于覆盖风险的资本工具数量、结构和期限搭配亟需跟随商业银行风险状况的变化而及时调整。而当前许多商业银行尚未切实将宏微观环境中包含的风险因素反映到其资本规划和管理工作中去,相关资本规划和管理工作,更多地是致力于满足监管资本的账面达标,而非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为银行的长期稳健发展服务。
事实上,作为资本充足率的分子和分母项,资本和风险的相关管理流程必然是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平行、而又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关联的。资本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覆盖风险,前瞻性的资本规划和精细化的资本管理,需要精确的风险计量和预测的支持,各类风险得到及时、准确的识别和计量,是成功的资本管理实践的必要前提;风险的最小化不是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风险资产在与资本积累水平相匹配的前提下有序扩张、风险管理工作针对现实资本状况的高效开展,离不开一套成熟稳健的资本管理机制的引导和支持。资本和风险联动机制的真正建立,应当是商业银行贯彻实施《资本办法》的核心所在,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困难所在。 对策
为了将资本对风险资产扩张的限制和引导作用落到实处,我国商业银行亟需彻底摒弃单纯依靠规模扩张和高资本消耗的外延式发展模式,走资本节约、质效并重的内涵式发展之路。这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在《资本办法》的指导下积极推动业务转型,持续优化资产结构和总量,以此确保未来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下的低风险资产增长和高内源性资本创造。
在资产结构方面,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调整资产结构,适度将资产配置重心向风险水平低(即产生的风险资产低、资本占用小)的产品、项目和业务条线倾斜,也可以将更多的资产配置到具有较大风险调整后收益水平(即内源资本补充能力强)的新项目、新业务中去。在资产总量方面,在统筹把握表内外资产结构的基础上,商业银行还可以合理运用资产证券化工具,降低风险加权资产的扩张速度。银监会已明确表示将配合有关部门推动国内资产证券化市场有序发展,这为商业银行主动调整资产负债表创造了条件。
进一步地,为了保证对前述资产结构和总量的调整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我国商业银行需要大力推广经济资本管理理念,将经济资本作为资产结构和总量调整、业务转型的重要抓手。商业银行需要通过对非预期损失的准确计量,建立风险和收益相匹配的经济资本配置方式,提高经济资本的使用效率,将有限的经济资本配置到风险较低、回报水平较高的业务和部门,以此深化经济资本对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的调整作用,增强经济资本对银行风险资产规模扩张及业务发展的约束和引导功能。
商业银行需要合理运用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这一全面性、综合性的工具,从制度上确保资本和风险高效联动的实现。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的构建和实施,不但是落实前述资本对风险约束和引导功能的必要保障,还是以风险评估结果推动资本规划和资本管理相关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前提。《资本办法》对商业银行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做了详尽的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从治理结构、风险评估、资本规划,以及资本充足监测与报告入手,充分领会相关规定精神并加以贯彻落实。在明确董事会、高管层、监事会和各相关职能部门在资本管理中的职能分配与制约、协作机制的基础上,我国商业银行应当通过合理设计、实施、监控和维护风险计量方法,科学制定和实施有关资本总量、结构和质量的详细管理计划,并进一步完善资本规划和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确立并完善资本应急补充机制。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应当在对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系统加以整合的基础上,做到既明确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的权责界限,又确保两者之间的有机衔接,确保资本和风险的长期动态匹配,真正实现资本和风险的高效联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商业银行高效资本运用方式的建立在实际操作上还存在很多现实障碍。当前我国很多商业银行的资本节约理念还比较淡薄,通过信贷规模高速扩张获取巨额利润的惯性比较大。进一步地,由于国有大型银行仍是我国信贷投放和支持国民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力量,其业务结构的调整可能难以在短期内彻底完成,且其国有背景所带来的隐性注资担保仍可能存在,在这些银行内部“用资本约束和引导风险、用风险支持和规范资本规划”的良性互动机制形成还存在一些阻力。但在《资本办法》要求下明确目标、积极展开风险和资本管理相关工作,在全行业、各级分支机构中广泛推广资本节约、风险控制理念,从人才建设、数据维护和技术储备等方面着手,在行业内部培养内生的、具有自觉性的与《资本办法》监管思路相契合的各种有利因素,则是确保我国银行业在《资本办法》实施的背景下实现长期稳健发展的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博士后工作站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