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多钟,电灯已经亮了。闻一多穿着深色长衫,抱着几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稿抄本,昂然走进教室,但并不马上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和蔼地一笑:“哪位吸?”
　　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一书中写道:“闻一多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讲古代神话时图文并茂,把相当枯燥的课题,也讲得引人入胜,很是“叫座”。因此不仅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
　　闻一多原本就是诗人,对唐诗的理解,其见解和感受有别于其他学者。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将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一多当为第一人。
　　闻一多西南联大的学生李凌后来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而且闻一多每次讲课都有新的内容,所以很多人赶着来旁听,尽管这并没有学分。
　　唐诗中有这样空灵唯美的诗意,有人生幻灭的虚无感,更重要的是,唐诗中的人间疾苦更能引起闻一多的感触。闻一多经常跟李凌和同学们说起这些感触,说完以后就讲唐诗,讲杜甫的“三吏三别”。他愤怒地说:“为什么隔了一千多年了中国的事还是这样悲惨,比那时候还不如?”李凌和他们同学还因此有这样一个作业——“给蒋委员长的一封公开信”,令李凌记忆深刻。
　　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当枪手,为同学代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诗论给闻一多。这文章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这篇文章大为闻一多激赏。闻一多说:“这文章写得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
　　他每次上课的时候学生很多,窗内窗外都站满了人。有时讲得兴致盎然,闻一多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光洒满校园,才带着清凉的露水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而他那酷似中提琴的男低音,却久久徘徊在学生心上。
　　(张海妃摘自《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