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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同学、文学杂志编辑芮南打来电话，言简意赅：“看到今年最好的一个短篇，晚上发给你，需要你写评论。”不等我回答，她继续说：“七点收邮件。”忙音钉进我的耳朵。一直以来，她扮演女王，使用不容置疑、不容否定的语气，即使在和人商量，也必然是沿着她的意思。而我，似乎从来没有拒绝她的理由。
她不会不知道，此时，我正在早高峰的地铁上东摇西晃，忍受着空气中混杂着的各种气味——从被窝里带出的烘臭，人体皮屑发酵的糜味，早饭憋在塑料袋里的濒馊味，一秒要人晕眩的香水味……分辨它们，易如反掌。在忍受的过程中，嗅觉得到了充分的训练。气味不同于文字，关于它的交流只能存在于想象中，而不是言语里。对于泛泛之辈，只需要知道一個“臭”字。这种“精确”毫不留情地把我和车厢里的其他人区别开来。大多数人都捏着手机，目不转睛，右手拇指或飞快或平静地滑动。我也捏着手机，只不过是担心被窃，仰着头盯着到站指示系统，每一个绿灯开始闪烁都会让我心头一热。
预告式是芮南喜欢的方式，她大概不会去想，我将如何度过这漫长的一天。普通的工作日，从开门开灯打水开始，到关门关灯拖地结束。惦记着一个好故事，直到夜晚锅碗瓢盆进行曲结束后，才能瞅见。她通常不会失误，这些年，她挖掘并培养了一些写得还不错的人，点评的活常分给我，可能觉得我还算中肯，也还算温和。渐渐地，我也被她培养起来了。按照她的意思，我工作清闲，她不过是为了我不至于堕落，也为了把大学里从我这蹭的饭变相还给我。我对她的逻辑保持观望。
下了地铁，我突然有点恼火。拨了芮南的电话，离单位还有三百米，她终于接起了电话。她大概睡着了，声音里也有火药味：“干嘛？”
“你为什么不现在发给我？”
她停了一会儿，“哼”了一记：“当你看了三行，办公桌上的破电话响了;当你正在惊呼，领导推开了你的门;当你准备动笔，你要开会了。”
她对我的处境了如指掌。
“那你可以晚上告诉我。”我压低声音。左手接上手机，右手从口袋中取出门卡，刷开了单位的门。
“我愿意。”
她挂了电话，不由分说地。
堵在喉咙口的一阵气流瞬间下冲。我抬起嘴角，向身边经过的每个人打招呼。
大学时，我还不会微笑满满与人打招呼，为避免尴尬，干脆不戴眼镜，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张臭脸。芮南遗憾，我为什么不去经营美好的一面？因此，她经常在我出没的论坛、群组和认识的人面前嚷嚷：某人为了好看，不戴眼镜，她外冷内热，超级好。因为她的缘故，我逐渐克服了那种尴尬。跟着她，混了各种圈子，结识各色人马，才有了丰满的大学生活，尽管，总是感到局促。
她那种精于扶持和烘托的属性在她日后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她毫无保留地鼓励每一篇来稿的作者，让他们以为自己即将成为“明日之星”。她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改稿，给他们指明方向。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们前来他们杂志“朝圣”，她必定好吃好喝地招待，素未谋面的人们盘踞在她那间郊区的大宅子里，喝酒吃肉，谈形式、谈结构、谈故事性、谈明天，也谈昨天。没有人在意此时。有时候，我也在场。陌生人的恭维让我恐惧。我并不希望看到那些作者，他们只需要躲在文字的背后，默默地耕耘。他们的样貌、说话的神态、眼神的方向会影响我的判断。芮南有时候会让我扮演“平庸”的仆从，有些文章我看不出什么亮点，其中的寓意一眼就能看穿，有些甚至我一点都不喜欢，但是芮南却透过文字看到了无限的潜力，“是的，你必须写”——她毫无愧色，反而让我感到内疚。没两天，我就把一篇充满着思考和理解的评论发给了她。她视我这种“妥协”为“和平”。在单位时，我就是这个样子。时间长了，习惯了，毕竟，是自己选的。
我的评论出现在他们杂志微信公众号每周一的上午。差不多刚刚进入工作状态，那个红点就出现了。我会仔细再看一遍，是陶醉于自己文字的意味。到了晚上，芮南会把后台收到的各种评论截图发给我，差不多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有趣的是，有一两个人每次都来评论。每个月他们杂志会给我寄一张绿色的汇款单。那一天，我会在午休时穿过五条马路，到邮局取款，有时候因为忘带身份证，我会折返再走一遍。晚上，和她约在大学门口新开的综合体，搓上一顿。酒足饭饱，照例去学校逛逛，美其名曰“纪念青春的伤逝”。
一次，遇到我的硕士导师叶楼（他让我们叫他“Yellow”），他呈一道斜线冲到我们面前，盯着我：“样子完全没变。”这个情节常常让我回味。我的衣柜里几乎不见学生时代的衣物，化妆品换成了国际大牌，摘掉了框架眼镜，留起了长发。但是，我竟然“样子完全没变”。若干年后的偶遇，收到一句语气平淡不知所云的评价，连追问的勇气都被捏炸。彼时，Yellow正在夜跑，他一刻不停，带着步子挥了两下手立刻不见了。
“我从英国回来的时候，你觉得我变了吗？”芮南双手放我肩上，瞪大眼睛问我。
“没有。”
“这不就好了嘛。”
硕士课程快结束的时候，Yellow曾鼓励我转博。相识三年余，从来没有听到一句期待中的表扬，他年轻有为，相比之下，我多么黯淡。不假思索拒绝了，找了工作，毕业走人。日常生态经常荒芜，脑子动过几次想回去读博，给Yellow的邮件在草稿箱里积了不少，最终，还是被自己能丰衣足食的那点快乐说服了。芮南不间断捎来的“粮草”让我欢喜，也让我忧。无限巨大的城市，淹没了不再扑腾的身体。仍有人万分努力地坚持播撒才华，尽管，他们并不是万分出色。芮南大概想象自己是巴黎的斯泰因夫人，乐音响起，她有了自己的王国。
手机响，办公室里另外三个人同时拿起了手机。我早就注意到铃声的问题，但一直懒得换，因为在工作时间大家都开着振动。
“我在加班。”没做的台账还有一摞，月亮已经爬上了窗台。
“我说，你们这种单位……”
这一次，我干脆利落挂了芮南的电话。
她心急火燎，足见她对已经躺在我邮箱里那篇文章的重视。 上一次，是一个年轻漂亮的男孩。原来，我完全不能相信，一个职高没毕业、文化体系尚不健全的人，竟然可以写得那么好。他在他爸爸的物流公司打工，干活的间隙，使劲地看小说，嘈杂根本影响不了他。那地儿我去了，真他妈的烂。他竟然看完了两个世纪的经典作品，然后在他那台手机上写下了没有任何模仿痕迹的文字。那晚，他请我们在街边撸串，我喝了一瓶啤酒以后就一直在哭。他被吓住了，芮南不说话，只喝酒。
回到家，我累得够呛，上了一天班，能记住的只有“累”。半夜我醒来，才打开芮南发来的邮件。
小说的题目叫《下坠》，一万多字，我把字体改成楷体，字号改成5号，打印了出来。住处是毕业时家里合力买的，蜷在老式公房里，這时节，能感到风穿墙而进。我重新钻进被窝，挣扎了一会儿，套上外套，开了空调。更年轻一点，白日里的无所事事为夜晚注射了过多的荷尔蒙，夜游的魂灵上过树，跨过江，翻过山，也落过泪。一旦开始挣钱糊口，夜晚只剩下无梦的疲倦。头晕，眼皮无力，睫毛在眼球上盖了一层……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在下坠——那大概是我吧，一身白，没有脸，软趴趴的。我到了那个夜晚，是有人描绘过的，沿街都是肉桂色铺子。高级定制通常使用的肉桂色在我的梦里比比皆是。水仙，蔬菜，棒棒糖，路灯，不会飘的旗，熟睡的狗……明暗交错，Yellow在大街尽头兴奋地挥手，他那个样子，还没有褪去少年的味道。我和另外几个人四散在各种铺子里，无一例外地垂着头，看不见脸。Yellow除了教授英文，也是一位波兰语专家，他好像说起过，读舒尔茨的小说英文版仍不过瘾，就跑去修了波兰语，他这种“任性”我根本学不来，因为我觉得读他翻译的中文就够了。我一直在挑选，店员用克制的笑容对着我，她肯定在琢磨我是否有消费能力。我的身体被下坠的力量拖曳，我特别想抓住什么，但没有成功。Yellow捧着一本发黄的舒尔茨小说集，用陌生的语言朗读起来，斯拉夫语系的粗犷与他略显纤弱的样子形成反差，在夕阳的最后一层光影里，他开始下坠，下坠……闹铃骤然响起，一颗珍珠从我的手中滑落。看呀，我弯倒在床上，床头灯柔和的黄光照在手中的A4纸上。
作者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描写一个叫小畔的女孩去看话剧的过程。从她下班前十分钟开始化妆，到她的屁股从票价最贵的位子上抬起来，事无巨细，正在把小畔看穿，以至于我认为他可能不是要写一篇短篇小说。单一的叙事者视角，上帝般的注视，老套但不会出错的写法，我开始担心后面的三分之二。平心而论，以评论者的身份开始阅读，太过傲慢。写作实苦，只有那些经历过书写、斟酌、修改和完稿的人才能体会，天赋的瞬间爆发在开疆辟土时尚有作为，一旦开始往深处走，对耐力的无限考验才刚刚开始。我吃不起那种苦，早早地放弃了，劝告自己天分有限。认真、缓慢且有所保留地看，经人之手出来的每一个字串成的故事经过眼睛的时候，我都在想那种“苦”，若能发表见光，就变成了“甜”。对小畔的注视在“苦”与“甜”间来回交错以致扑朔迷离，有时候作者非常客观公正，有时候带着恋人般的怜爱，但是时而也会有戏谑（笑她发型与前排的奶奶一致）、评判（认为她正在故作姿态）、挑剔（她不该咳嗽啊）。我抓不准作者的立场，也猜不出后续的发展。其实，我并不期待飞机起飞时的那一阵轰鸣，反而期待飞机在平流层匀速飞行，用词收敛、句子利落更能打动我——这种判断来自我所受的训练，Yellow功不可没。小说作者常年被假的自由之光笼罩，他们肆意享受“痛苦”，到头来还要继续琢磨编辑的口味甚至读者的口味。想到这，我感觉自己都快变成圣母了。但是，并不存在没有问题的小说，我的评论，一样漏洞百出。
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透进来，冬天的早晨，一碰就要碎。我来了兴致，出门了。我住的地方，面靠这座城市最大的市内公园，曾经的郊区，如今的闹市，留下了这城市许多孩子的美好童年。搬来这么久，从来没有走进去过，周末的时候太喧哗，好像没有一个角落属于我。芮南在微信里问我，看完没。她昨晚应该睡得早，她是那种睡眠时长固定的人，精确。看不下去，我如实回答。你要有耐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回。你怎么起这么早？周末啊。我坐在公园长凳上，等待有人出现。眼前冻牢了，水杉站成枯枯的一排，水面也不动，连那点雾气都静止了。手机铃声破坏了这种静谧，芮南不耐烦了。
“你在干嘛？”
“楼下公园转转。”
“干嘛不看完？”
“窒息。”
“你肯定会看完的。”
无言以对。
“跟你讲啊，Mr Yellow要结婚了。”
“哦？”一只水鸭冒出了头，“好事。”
“好事个屁！”芮南大概换了只手，一阵噪音钻进耳朵，“他朋友圈发的，两只戴婚戒的手，笑死了。看来你真的不用朋友圈了。”
遛狗的人从眼前经过，金毛跑得急，好像狗遛人。
“多方打听，女方是学校图书馆的，大概Yellow经常借书买文献，搞上了。”
我点开Yellow的微信主页，同学们在他最新发布的朋友圈下面点赞送花道“恭喜”。我也点了个赞，手指因为冷颤了一下。
“你在不在听啊？”
“在听，”公园里突然热闹起来，我觉得饿了，没头没尾来了一句，“要不回去吃早饭？”
她马上会意：“好！半小时后食堂门口见，打车啊，直接打进去，别像上次那样。”
她不知道，我只是想走一走从大门到食堂那段路，虽然，确实远了一点。
早晨的路况好得出奇，出租车师傅很兴奋，把车开得飞快，他一边打听我跟学校的渊源，一边炫耀地告诉我他儿子也在那里读大学。我实在不想搭理他，胃翻得难受，忍不住恶心，却也要礼貌地恭维他几句。
我照例在学校门口下车，以芮南的车技，从郊区赶来，绝对不止半小时。路的两边种着梧桐树，簇拥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拱门，阳光很稀，打在脸上无声无息。叶子几乎落完了，整条路敞亮得很，年轻的脸庞欢快地穿过，美好。我写不出一首诗，也不一定能写下那些故事。 等芮南时，继续看小说。城市新区最高的一幢楼是单身公寓，小畔住在里面，从剧院出来，她坐约好的车回来。屋子里开着空调，她赤裸着身子站在镀膜玻璃前，星星点点的城市她看得入迷。作者交代，回家脱光是小畔的习惯。我在想，戏大概要来了。一万字的小说应该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实在说不清。有的故事是一个圆，外观它的圆润，也赞叹它的充盈;有的故事是一段曲线，华丽地绽放，优雅但迅速落幕;有的故事是一个逗号，着力在书写的那个瞬间，至于前后有什么，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会想起Yellow的课堂，经典英文短篇小说鉴赏，细滑的日光灯影下，我们围坐在一起，朗读、分析、讨论，有时甚至会吵起来。他总是安静地坐着，不经意地抛出一个问题：“梅兰在红莓酒吧和哪些人聊过？”他用英文问，然后看着我。他知道，我记不住名字。另一个同学答了出来。他点头：“我们鉴赏小说，每一个字母都很重要。”那堂课后，我不再写小说，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初出茅庐前景明亮的青年作者。芮南经常问我，什么时候重新开始写作？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为换取学分而做的阅读和训练让我时常怀疑自己的写作，就好像叫小畔的女孩站在城市新区的制高点俯瞰城市的光芒时那种不确定。我对出现在我眼前的人物报以理解，并不完全出于我的同理心，而是看着他们，总能想到那些零碎的相似，这些人似乎都与某段时间、某个场合里的我擦肩而过，我们可能心照不宣地打过招呼，也可能礼貌地相拥过，或者悄悄地打听过对方。
右耳边传来“擦擦擦”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揪得心口发毛，警惕地斜睨了一眼，舒了口气，是一张卷曲的硬的塑料壳，在风的吹动下滑行，它继续“擦擦擦”地挪动，但是，我似乎听不见了。没叶子的树直挺挺地张在那里，冻得发红的手小心地捏着纸。各异的鞋，自行车的铃声，汽车的尾气，习以为常。大四保研，系主任抛来荣耀的橄榄枝，我却选了刚刚回国破格评上副教授的Yellow。也是这个时节，芮南陪我坐在这条路上，分析利弊，我什么也听不进，面前只有各异的鞋、自行车的铃声、汽车的尾气。
我在看小畔，好像也在看自己。门内，她是自己，赤身裸体，每一步都欢快。我想，裸露身体可能是一种仪式。我迅速联想到读过的那些社会学著作，鸿篇大作的规模，从神话开始说起，穿越古今，赋予“各种姿态”以意义，或者对抗虚无的生活本身。作者细致地描述起门铃响时小畔的反应，看得出，作者非常紧张。小畔裹了睡衣，开了门。反倒是作者失去了从容，他左顾右盼，生怕漏了什么。来访者是物业管家，他们聊得很开心。但是，作者毫不留情地描写起来访者猥琐的眼神，他好像愤怒了，因为戳穿了来客的企图，他把这种写作拖得非常慢，一字一顿，只差将怒火浇在来客头上。小说作者凌驾于文本之上，可不是理智的做法，让自己太明显，会逊了文本本身，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毕竟是有功底的，作者很快选择了“收”：送走了物业管家，小畔打开电脑，开始文字聊天。小畔告诉屏幕对面的那个人，她今天看了一部话剧，在叙述中，我得知，那是TNT的一部喜剧。她碎碎叨叨：买票要选最贵的票价后面这排——票价适中，位置最好，可惜这次没买到;家里的空调坏了，约了物业明天修，管家非常贴心;明天的早饭准备好了……作者继续写，我恍然大悟，小畔在和妈妈聊天。小畔笑眯眯，好像妈妈就在面前。妈妈似乎不在线，始终没有回复。小畔又打开了一个群，她刚打出“大家好”三个字，马上就有一大群人送玫瑰送拥抱，她重点问候了几个人，均迎来了热烈的回应。我继续看下去，才知这个群叫“失败者之歌”，小畔是一位志愿者。我不知他们因何事而失败，但大喊“拒绝失败”而搭建的群落，难免带着传销的样子，我不免担忧。我这样的阅读者可能会因忧虑过度而步向灭亡，我时常检讨，告诉自己要更加客观和淡定，但是，天性如此。在我即将按捺不住的时候，作者总算披露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蒙太奇式的写作，作者开始关注房间：中央空调出风口的灰尘，夹在衣橱缝里的一个裙角，开了一半的抽屉，枯萎的植物，粘在洗脸台上的一坨绿色牙膏……随处可见的细节堆砌着小畔的生活。这是我喜欢的书写方式，细节留给人幻想，眼前迅速出现画面：在新区最高的一间屋子里，陌生女孩的生活一览无余。静态和动态之间的鸿沟，大概只能靠我这样的阅读者来弥合。最后，视线落在床头柜上的一张相片上：小畔靠在一位雅致的女士肩头，幸福地甜笑。她们有一双相似的明眸，要不是作者说明，谁也不敢猜那是她的母亲。现代人驻颜有术，却无法躲开命运的玩笑。作者讲到，妈妈留给小畔的只有相片里的倚靠。原来，妈妈亡故了。作者选择了冷静的笔触交代了一场可怕的意外，那是小畔上大学第一年。太过克制，太过压抑，让人看得心塞，也让小畔太过特别，也许这才是作者的用心之处。作者把我们的视线重新拉回那张照片，照片底下有一排不显眼的字：我的余生开始了。乍一看，小畔与普通女孩无异，偏偏在节奏正好的时候，她变成了一个有伤的人。世上有很多情感无法用想象完全还原，即便我有特别强烈的同理心，也无法真切感受。好比，那一年，我执意选择Yellow作为导师，众人不解。但我知道，虽然在那之前，我只听过他的一次讲座，但是伦敦腔加男中音，足以回甘数年。
作者的意图仍不清晰，但湖面已经荡起了涟漪，娴熟的文字水平、良好的叙事能力以及透露出来的怜悯，都是好的。他开足火力，开始把无限的赞美投射向小畔，“失败者之歌”露出了真正的样子，这里的人们常年困在失去至亲的悲伤中无法自拔。我不理解，他们何以称自己为“失败”？这失败者的歌又是如何吟唱？大概是在脊椎注入一剂麻药，再掏出一把刀子，剖开皮肤、皮下组织、筋膜层、腹膜，再伸向那个生锈的器官，把它修整好，合上。除了腹上的一处刀疤，什么也没有留下吗？小畔在这个群里一次次揭开自己的伤疤，给别人看，看到的人也露出了自己的伤疤，木讷的伤疤聚在一起，变成了星星之火。但终归是失败的，终归是余生漫长。我琢磨到了芮南的心情。一个文学编辑，她全部的人生经验都来自别人的故事，这许是幸事，许是不幸。多年前，英美文學课上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师借简·爱的话回答我们对未来的迷惘，“人生来就是为了含辛茹苦”，课堂短暂地静止了一下，大家不免觉得残忍，我坐在教室后排，分析起这句话的语法和单词。课后，芮南红了眼。 恍惚间，过去了那么久。食堂还是原来的样子，毫无特色的建筑，门帘前簇拥着油腻的脚印，新刷上漆的招牌在寒风里枯枯地立着。自行车铃声由远及近，高调的少年三三两两，那些注定是过客的，却总以为自己是主角。
小说到了最后，“下坠”上演了。
一只全速直冲的鸟撞上了她的玻璃，整个房间抖了一下。当她冲到窗前，那可怜的家伙正被地球引力拉扯着往下落，小小的身体离开了小畔的视界，一条粘稠的痕迹拖过玻璃。小畔镇定自若地套上衣裤，冲出房门。三分钟后，她出现在那死物的跟前。不具名的鸟慢慢地合上了眼睛，类似液体的东西从它的眼角淌出。小畔用纸袋装起它，跟着赶来的物业管家杵着不动。“它老得不行了，自杀，”小畔想了想，“有铲子吗？”
我在她对面楼里看她庄重地挖了个坟。
我们曾经照过一次面，在“失败者之歌”的一次线下活动中，美好的十月，空气中全是桂花的香气。在临湖的一个大院子里，失独的父母、没妈的孩子抱成一团，常年生活在母亲因我而亡的内疚和痛苦中的我躲在一个角落。小畔穿梭在无组织的聚会中，她样子不突出，但是我注意到了她，因为她身上有光。在分享环节她讲了一个报恩自杀的鸟的故事——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她的声音，她的一蹙一颦，可爱至极。人散了，得知她也曾遭遇痛苦。疾驰而来的车，成了一堆冷漠的金属，母亲的血泊上踏过一个个冷漠的脚印。她讲，我们这群人不受“圆满”的眷顾，成了命运的失败者，但是，也要唱起歌来。
我经常回想起遇见她的那一天。在那之前，我都忘了如何唱歌。时间会冲淡母亲离开的痛苦，也会原谅家中剩下两个男人的默默无言。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些道理，但这么些道理从她口中出来显得那么珍贵。
她生活在我对面高楼那面什么也看不见的玻璃幕墙内，即使我有望远镜，她对于我，也只在想象中雀跃。每晚，她一上线，我准会第一个奉上玫瑰。我曾想单独与她聊聊，或者叩响她的门铃，或者站在公寓的出口等待她。我不能确定，这是由何而来的感情，也无法确定苔藓是否能迎来阳光。
日复一日，内疚和痛苦渐渐淡了，我走出了屋子，每天我会抬眼望望那片玻璃幕墙，怯懦和自卑却郁郁葱葱。
我好像在都柏林的那场雪里，手持爱美丽的玫瑰花，炉火的微光打在脸上。
远处，芮南向我走来。梧桐树光秃秃的，一片叶子坚挺地立在树梢，没有风，它保持着直立的姿势，对抗着万有引力。我拿出手机照相，余光里，芮南也拿起手机，对着我。她身边有位男生，面熟，但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介绍一下，卢均，社会学系青年教师，我们杂志的作者。”
我确实见过他，他来过我们课堂。
他朝我点点头，腼腆。
“总要有位‘地主’刷卡啊！”芮南似乎在解释，她看看我，“卢均说，你们一起上过课，还记得吗？”
“是的。他英文很好，观点也很独到。”文化研究课堂上的旁听生，谨慎，天真，又热切。
“不及你。”卢均说得很轻。
“我看完了。”芮南走在三人中间，我挽着她的手。
“怎么样？”
“不会是最好的，但足够让人回味。”
食堂里闹哄哄的，来来往往的年轻面孔让人垂涎。
“作者告诉我，他曾经历过让人绝望的暗恋，可能这是他写得好的原因，”她抽出手，又挽住我，“从前，我完全不能理解暗恋——想象一个人的好，想象一段关系，对方全然不知，又因为觉得自己不够优秀而一直失恋。现在，我略懂一些。你们，都是教科书。”
我使劲笑。脚踩着油腻的地面嘎吱嘎吱。
我们找座位坐下，芮南吩咐卢均去买些早餐。
我和芮南挨着坐，不说话，看人来人往。卢均颀长的身影向我们走来。
“卢均旁听的时候是坐在你的后面吧？”
“好像是。”
“喏，他就是那個每次都留言的人，也是你手上这篇文章的作者。”
她不会不知道，此时，我正在早高峰的地铁上东摇西晃，忍受着空气中混杂着的各种气味——从被窝里带出的烘臭，人体皮屑发酵的糜味，早饭憋在塑料袋里的濒馊味，一秒要人晕眩的香水味……分辨它们，易如反掌。在忍受的过程中，嗅觉得到了充分的训练。气味不同于文字，关于它的交流只能存在于想象中，而不是言语里。对于泛泛之辈，只需要知道一個“臭”字。这种“精确”毫不留情地把我和车厢里的其他人区别开来。大多数人都捏着手机，目不转睛，右手拇指或飞快或平静地滑动。我也捏着手机，只不过是担心被窃，仰着头盯着到站指示系统，每一个绿灯开始闪烁都会让我心头一热。
预告式是芮南喜欢的方式，她大概不会去想，我将如何度过这漫长的一天。普通的工作日，从开门开灯打水开始，到关门关灯拖地结束。惦记着一个好故事，直到夜晚锅碗瓢盆进行曲结束后，才能瞅见。她通常不会失误，这些年，她挖掘并培养了一些写得还不错的人，点评的活常分给我，可能觉得我还算中肯，也还算温和。渐渐地，我也被她培养起来了。按照她的意思，我工作清闲，她不过是为了我不至于堕落，也为了把大学里从我这蹭的饭变相还给我。我对她的逻辑保持观望。
下了地铁，我突然有点恼火。拨了芮南的电话，离单位还有三百米，她终于接起了电话。她大概睡着了，声音里也有火药味：“干嘛？”
“你为什么不现在发给我？”
她停了一会儿，“哼”了一记：“当你看了三行，办公桌上的破电话响了;当你正在惊呼，领导推开了你的门;当你准备动笔，你要开会了。”
她对我的处境了如指掌。
“那你可以晚上告诉我。”我压低声音。左手接上手机，右手从口袋中取出门卡，刷开了单位的门。
“我愿意。”
她挂了电话，不由分说地。
堵在喉咙口的一阵气流瞬间下冲。我抬起嘴角，向身边经过的每个人打招呼。
大学时，我还不会微笑满满与人打招呼，为避免尴尬，干脆不戴眼镜，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张臭脸。芮南遗憾，我为什么不去经营美好的一面？因此，她经常在我出没的论坛、群组和认识的人面前嚷嚷：某人为了好看，不戴眼镜，她外冷内热，超级好。因为她的缘故，我逐渐克服了那种尴尬。跟着她，混了各种圈子，结识各色人马，才有了丰满的大学生活，尽管，总是感到局促。
她那种精于扶持和烘托的属性在她日后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她毫无保留地鼓励每一篇来稿的作者，让他们以为自己即将成为“明日之星”。她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改稿，给他们指明方向。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们前来他们杂志“朝圣”，她必定好吃好喝地招待，素未谋面的人们盘踞在她那间郊区的大宅子里，喝酒吃肉，谈形式、谈结构、谈故事性、谈明天，也谈昨天。没有人在意此时。有时候，我也在场。陌生人的恭维让我恐惧。我并不希望看到那些作者，他们只需要躲在文字的背后，默默地耕耘。他们的样貌、说话的神态、眼神的方向会影响我的判断。芮南有时候会让我扮演“平庸”的仆从，有些文章我看不出什么亮点，其中的寓意一眼就能看穿，有些甚至我一点都不喜欢，但是芮南却透过文字看到了无限的潜力，“是的，你必须写”——她毫无愧色，反而让我感到内疚。没两天，我就把一篇充满着思考和理解的评论发给了她。她视我这种“妥协”为“和平”。在单位时，我就是这个样子。时间长了，习惯了，毕竟，是自己选的。
我的评论出现在他们杂志微信公众号每周一的上午。差不多刚刚进入工作状态，那个红点就出现了。我会仔细再看一遍，是陶醉于自己文字的意味。到了晚上，芮南会把后台收到的各种评论截图发给我，差不多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有趣的是，有一两个人每次都来评论。每个月他们杂志会给我寄一张绿色的汇款单。那一天，我会在午休时穿过五条马路，到邮局取款，有时候因为忘带身份证，我会折返再走一遍。晚上，和她约在大学门口新开的综合体，搓上一顿。酒足饭饱，照例去学校逛逛，美其名曰“纪念青春的伤逝”。
一次，遇到我的硕士导师叶楼（他让我们叫他“Yellow”），他呈一道斜线冲到我们面前，盯着我：“样子完全没变。”这个情节常常让我回味。我的衣柜里几乎不见学生时代的衣物，化妆品换成了国际大牌，摘掉了框架眼镜，留起了长发。但是，我竟然“样子完全没变”。若干年后的偶遇，收到一句语气平淡不知所云的评价，连追问的勇气都被捏炸。彼时，Yellow正在夜跑，他一刻不停，带着步子挥了两下手立刻不见了。
“我从英国回来的时候，你觉得我变了吗？”芮南双手放我肩上，瞪大眼睛问我。
“没有。”
“这不就好了嘛。”
硕士课程快结束的时候，Yellow曾鼓励我转博。相识三年余，从来没有听到一句期待中的表扬，他年轻有为，相比之下，我多么黯淡。不假思索拒绝了，找了工作，毕业走人。日常生态经常荒芜，脑子动过几次想回去读博，给Yellow的邮件在草稿箱里积了不少，最终，还是被自己能丰衣足食的那点快乐说服了。芮南不间断捎来的“粮草”让我欢喜，也让我忧。无限巨大的城市，淹没了不再扑腾的身体。仍有人万分努力地坚持播撒才华，尽管，他们并不是万分出色。芮南大概想象自己是巴黎的斯泰因夫人，乐音响起，她有了自己的王国。
手机响，办公室里另外三个人同时拿起了手机。我早就注意到铃声的问题，但一直懒得换，因为在工作时间大家都开着振动。
“我在加班。”没做的台账还有一摞，月亮已经爬上了窗台。
“我说，你们这种单位……”
这一次，我干脆利落挂了芮南的电话。
她心急火燎，足见她对已经躺在我邮箱里那篇文章的重视。 上一次，是一个年轻漂亮的男孩。原来，我完全不能相信，一个职高没毕业、文化体系尚不健全的人，竟然可以写得那么好。他在他爸爸的物流公司打工，干活的间隙，使劲地看小说，嘈杂根本影响不了他。那地儿我去了，真他妈的烂。他竟然看完了两个世纪的经典作品，然后在他那台手机上写下了没有任何模仿痕迹的文字。那晚，他请我们在街边撸串，我喝了一瓶啤酒以后就一直在哭。他被吓住了，芮南不说话，只喝酒。
回到家，我累得够呛，上了一天班，能记住的只有“累”。半夜我醒来，才打开芮南发来的邮件。
小说的题目叫《下坠》，一万多字，我把字体改成楷体，字号改成5号，打印了出来。住处是毕业时家里合力买的，蜷在老式公房里，這时节，能感到风穿墙而进。我重新钻进被窝，挣扎了一会儿，套上外套，开了空调。更年轻一点，白日里的无所事事为夜晚注射了过多的荷尔蒙，夜游的魂灵上过树，跨过江，翻过山，也落过泪。一旦开始挣钱糊口，夜晚只剩下无梦的疲倦。头晕，眼皮无力，睫毛在眼球上盖了一层……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在下坠——那大概是我吧，一身白，没有脸，软趴趴的。我到了那个夜晚，是有人描绘过的，沿街都是肉桂色铺子。高级定制通常使用的肉桂色在我的梦里比比皆是。水仙，蔬菜，棒棒糖，路灯，不会飘的旗，熟睡的狗……明暗交错，Yellow在大街尽头兴奋地挥手，他那个样子，还没有褪去少年的味道。我和另外几个人四散在各种铺子里，无一例外地垂着头，看不见脸。Yellow除了教授英文，也是一位波兰语专家，他好像说起过，读舒尔茨的小说英文版仍不过瘾，就跑去修了波兰语，他这种“任性”我根本学不来，因为我觉得读他翻译的中文就够了。我一直在挑选，店员用克制的笑容对着我，她肯定在琢磨我是否有消费能力。我的身体被下坠的力量拖曳，我特别想抓住什么，但没有成功。Yellow捧着一本发黄的舒尔茨小说集，用陌生的语言朗读起来，斯拉夫语系的粗犷与他略显纤弱的样子形成反差，在夕阳的最后一层光影里，他开始下坠，下坠……闹铃骤然响起，一颗珍珠从我的手中滑落。看呀，我弯倒在床上，床头灯柔和的黄光照在手中的A4纸上。
作者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描写一个叫小畔的女孩去看话剧的过程。从她下班前十分钟开始化妆，到她的屁股从票价最贵的位子上抬起来，事无巨细，正在把小畔看穿，以至于我认为他可能不是要写一篇短篇小说。单一的叙事者视角，上帝般的注视，老套但不会出错的写法，我开始担心后面的三分之二。平心而论，以评论者的身份开始阅读，太过傲慢。写作实苦，只有那些经历过书写、斟酌、修改和完稿的人才能体会，天赋的瞬间爆发在开疆辟土时尚有作为，一旦开始往深处走，对耐力的无限考验才刚刚开始。我吃不起那种苦，早早地放弃了，劝告自己天分有限。认真、缓慢且有所保留地看，经人之手出来的每一个字串成的故事经过眼睛的时候，我都在想那种“苦”，若能发表见光，就变成了“甜”。对小畔的注视在“苦”与“甜”间来回交错以致扑朔迷离，有时候作者非常客观公正，有时候带着恋人般的怜爱，但是时而也会有戏谑（笑她发型与前排的奶奶一致）、评判（认为她正在故作姿态）、挑剔（她不该咳嗽啊）。我抓不准作者的立场，也猜不出后续的发展。其实，我并不期待飞机起飞时的那一阵轰鸣，反而期待飞机在平流层匀速飞行，用词收敛、句子利落更能打动我——这种判断来自我所受的训练，Yellow功不可没。小说作者常年被假的自由之光笼罩，他们肆意享受“痛苦”，到头来还要继续琢磨编辑的口味甚至读者的口味。想到这，我感觉自己都快变成圣母了。但是，并不存在没有问题的小说，我的评论，一样漏洞百出。
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透进来，冬天的早晨，一碰就要碎。我来了兴致，出门了。我住的地方，面靠这座城市最大的市内公园，曾经的郊区，如今的闹市，留下了这城市许多孩子的美好童年。搬来这么久，从来没有走进去过，周末的时候太喧哗，好像没有一个角落属于我。芮南在微信里问我，看完没。她昨晚应该睡得早，她是那种睡眠时长固定的人，精确。看不下去，我如实回答。你要有耐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回。你怎么起这么早？周末啊。我坐在公园长凳上，等待有人出现。眼前冻牢了，水杉站成枯枯的一排，水面也不动，连那点雾气都静止了。手机铃声破坏了这种静谧，芮南不耐烦了。
“你在干嘛？”
“楼下公园转转。”
“干嘛不看完？”
“窒息。”
“你肯定会看完的。”
无言以对。
“跟你讲啊，Mr Yellow要结婚了。”
“哦？”一只水鸭冒出了头，“好事。”
“好事个屁！”芮南大概换了只手，一阵噪音钻进耳朵，“他朋友圈发的，两只戴婚戒的手，笑死了。看来你真的不用朋友圈了。”
遛狗的人从眼前经过，金毛跑得急，好像狗遛人。
“多方打听，女方是学校图书馆的，大概Yellow经常借书买文献，搞上了。”
我点开Yellow的微信主页，同学们在他最新发布的朋友圈下面点赞送花道“恭喜”。我也点了个赞，手指因为冷颤了一下。
“你在不在听啊？”
“在听，”公园里突然热闹起来，我觉得饿了，没头没尾来了一句，“要不回去吃早饭？”
她马上会意：“好！半小时后食堂门口见，打车啊，直接打进去，别像上次那样。”
她不知道，我只是想走一走从大门到食堂那段路，虽然，确实远了一点。
早晨的路况好得出奇，出租车师傅很兴奋，把车开得飞快，他一边打听我跟学校的渊源，一边炫耀地告诉我他儿子也在那里读大学。我实在不想搭理他，胃翻得难受，忍不住恶心，却也要礼貌地恭维他几句。
我照例在学校门口下车，以芮南的车技，从郊区赶来，绝对不止半小时。路的两边种着梧桐树，簇拥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拱门，阳光很稀，打在脸上无声无息。叶子几乎落完了，整条路敞亮得很，年轻的脸庞欢快地穿过，美好。我写不出一首诗，也不一定能写下那些故事。 等芮南时，继续看小说。城市新区最高的一幢楼是单身公寓，小畔住在里面，从剧院出来，她坐约好的车回来。屋子里开着空调，她赤裸着身子站在镀膜玻璃前，星星点点的城市她看得入迷。作者交代，回家脱光是小畔的习惯。我在想，戏大概要来了。一万字的小说应该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实在说不清。有的故事是一个圆，外观它的圆润，也赞叹它的充盈;有的故事是一段曲线，华丽地绽放，优雅但迅速落幕;有的故事是一个逗号，着力在书写的那个瞬间，至于前后有什么，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会想起Yellow的课堂，经典英文短篇小说鉴赏，细滑的日光灯影下，我们围坐在一起，朗读、分析、讨论，有时甚至会吵起来。他总是安静地坐着，不经意地抛出一个问题：“梅兰在红莓酒吧和哪些人聊过？”他用英文问，然后看着我。他知道，我记不住名字。另一个同学答了出来。他点头：“我们鉴赏小说，每一个字母都很重要。”那堂课后，我不再写小说，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初出茅庐前景明亮的青年作者。芮南经常问我，什么时候重新开始写作？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为换取学分而做的阅读和训练让我时常怀疑自己的写作，就好像叫小畔的女孩站在城市新区的制高点俯瞰城市的光芒时那种不确定。我对出现在我眼前的人物报以理解，并不完全出于我的同理心，而是看着他们，总能想到那些零碎的相似，这些人似乎都与某段时间、某个场合里的我擦肩而过，我们可能心照不宣地打过招呼，也可能礼貌地相拥过，或者悄悄地打听过对方。
右耳边传来“擦擦擦”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揪得心口发毛，警惕地斜睨了一眼，舒了口气，是一张卷曲的硬的塑料壳，在风的吹动下滑行，它继续“擦擦擦”地挪动，但是，我似乎听不见了。没叶子的树直挺挺地张在那里，冻得发红的手小心地捏着纸。各异的鞋，自行车的铃声，汽车的尾气，习以为常。大四保研，系主任抛来荣耀的橄榄枝，我却选了刚刚回国破格评上副教授的Yellow。也是这个时节，芮南陪我坐在这条路上，分析利弊，我什么也听不进，面前只有各异的鞋、自行车的铃声、汽车的尾气。
我在看小畔，好像也在看自己。门内，她是自己，赤身裸体，每一步都欢快。我想，裸露身体可能是一种仪式。我迅速联想到读过的那些社会学著作，鸿篇大作的规模，从神话开始说起，穿越古今，赋予“各种姿态”以意义，或者对抗虚无的生活本身。作者细致地描述起门铃响时小畔的反应，看得出，作者非常紧张。小畔裹了睡衣，开了门。反倒是作者失去了从容，他左顾右盼，生怕漏了什么。来访者是物业管家，他们聊得很开心。但是，作者毫不留情地描写起来访者猥琐的眼神，他好像愤怒了，因为戳穿了来客的企图，他把这种写作拖得非常慢，一字一顿，只差将怒火浇在来客头上。小说作者凌驾于文本之上，可不是理智的做法，让自己太明显，会逊了文本本身，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毕竟是有功底的，作者很快选择了“收”：送走了物业管家，小畔打开电脑，开始文字聊天。小畔告诉屏幕对面的那个人，她今天看了一部话剧，在叙述中，我得知，那是TNT的一部喜剧。她碎碎叨叨：买票要选最贵的票价后面这排——票价适中，位置最好，可惜这次没买到;家里的空调坏了，约了物业明天修，管家非常贴心;明天的早饭准备好了……作者继续写，我恍然大悟，小畔在和妈妈聊天。小畔笑眯眯，好像妈妈就在面前。妈妈似乎不在线，始终没有回复。小畔又打开了一个群，她刚打出“大家好”三个字，马上就有一大群人送玫瑰送拥抱，她重点问候了几个人，均迎来了热烈的回应。我继续看下去，才知这个群叫“失败者之歌”，小畔是一位志愿者。我不知他们因何事而失败，但大喊“拒绝失败”而搭建的群落，难免带着传销的样子，我不免担忧。我这样的阅读者可能会因忧虑过度而步向灭亡，我时常检讨，告诉自己要更加客观和淡定，但是，天性如此。在我即将按捺不住的时候，作者总算披露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蒙太奇式的写作，作者开始关注房间：中央空调出风口的灰尘，夹在衣橱缝里的一个裙角，开了一半的抽屉，枯萎的植物，粘在洗脸台上的一坨绿色牙膏……随处可见的细节堆砌着小畔的生活。这是我喜欢的书写方式，细节留给人幻想，眼前迅速出现画面：在新区最高的一间屋子里，陌生女孩的生活一览无余。静态和动态之间的鸿沟，大概只能靠我这样的阅读者来弥合。最后，视线落在床头柜上的一张相片上：小畔靠在一位雅致的女士肩头，幸福地甜笑。她们有一双相似的明眸，要不是作者说明，谁也不敢猜那是她的母亲。现代人驻颜有术，却无法躲开命运的玩笑。作者讲到，妈妈留给小畔的只有相片里的倚靠。原来，妈妈亡故了。作者选择了冷静的笔触交代了一场可怕的意外，那是小畔上大学第一年。太过克制，太过压抑，让人看得心塞，也让小畔太过特别，也许这才是作者的用心之处。作者把我们的视线重新拉回那张照片，照片底下有一排不显眼的字：我的余生开始了。乍一看，小畔与普通女孩无异，偏偏在节奏正好的时候，她变成了一个有伤的人。世上有很多情感无法用想象完全还原，即便我有特别强烈的同理心，也无法真切感受。好比，那一年，我执意选择Yellow作为导师，众人不解。但我知道，虽然在那之前，我只听过他的一次讲座，但是伦敦腔加男中音，足以回甘数年。
作者的意图仍不清晰，但湖面已经荡起了涟漪，娴熟的文字水平、良好的叙事能力以及透露出来的怜悯，都是好的。他开足火力，开始把无限的赞美投射向小畔，“失败者之歌”露出了真正的样子，这里的人们常年困在失去至亲的悲伤中无法自拔。我不理解，他们何以称自己为“失败”？这失败者的歌又是如何吟唱？大概是在脊椎注入一剂麻药，再掏出一把刀子，剖开皮肤、皮下组织、筋膜层、腹膜，再伸向那个生锈的器官，把它修整好，合上。除了腹上的一处刀疤，什么也没有留下吗？小畔在这个群里一次次揭开自己的伤疤，给别人看，看到的人也露出了自己的伤疤，木讷的伤疤聚在一起，变成了星星之火。但终归是失败的，终归是余生漫长。我琢磨到了芮南的心情。一个文学编辑，她全部的人生经验都来自别人的故事，这许是幸事，许是不幸。多年前，英美文學课上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师借简·爱的话回答我们对未来的迷惘，“人生来就是为了含辛茹苦”，课堂短暂地静止了一下，大家不免觉得残忍，我坐在教室后排，分析起这句话的语法和单词。课后，芮南红了眼。 恍惚间，过去了那么久。食堂还是原来的样子，毫无特色的建筑，门帘前簇拥着油腻的脚印，新刷上漆的招牌在寒风里枯枯地立着。自行车铃声由远及近，高调的少年三三两两，那些注定是过客的，却总以为自己是主角。
小说到了最后，“下坠”上演了。
一只全速直冲的鸟撞上了她的玻璃，整个房间抖了一下。当她冲到窗前，那可怜的家伙正被地球引力拉扯着往下落，小小的身体离开了小畔的视界，一条粘稠的痕迹拖过玻璃。小畔镇定自若地套上衣裤，冲出房门。三分钟后，她出现在那死物的跟前。不具名的鸟慢慢地合上了眼睛，类似液体的东西从它的眼角淌出。小畔用纸袋装起它，跟着赶来的物业管家杵着不动。“它老得不行了，自杀，”小畔想了想，“有铲子吗？”
我在她对面楼里看她庄重地挖了个坟。
我们曾经照过一次面，在“失败者之歌”的一次线下活动中，美好的十月，空气中全是桂花的香气。在临湖的一个大院子里，失独的父母、没妈的孩子抱成一团，常年生活在母亲因我而亡的内疚和痛苦中的我躲在一个角落。小畔穿梭在无组织的聚会中，她样子不突出，但是我注意到了她，因为她身上有光。在分享环节她讲了一个报恩自杀的鸟的故事——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她的声音，她的一蹙一颦，可爱至极。人散了，得知她也曾遭遇痛苦。疾驰而来的车，成了一堆冷漠的金属，母亲的血泊上踏过一个个冷漠的脚印。她讲，我们这群人不受“圆满”的眷顾，成了命运的失败者，但是，也要唱起歌来。
我经常回想起遇见她的那一天。在那之前，我都忘了如何唱歌。时间会冲淡母亲离开的痛苦，也会原谅家中剩下两个男人的默默无言。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些道理，但这么些道理从她口中出来显得那么珍贵。
她生活在我对面高楼那面什么也看不见的玻璃幕墙内，即使我有望远镜，她对于我，也只在想象中雀跃。每晚，她一上线，我准会第一个奉上玫瑰。我曾想单独与她聊聊，或者叩响她的门铃，或者站在公寓的出口等待她。我不能确定，这是由何而来的感情，也无法确定苔藓是否能迎来阳光。
日复一日，内疚和痛苦渐渐淡了，我走出了屋子，每天我会抬眼望望那片玻璃幕墙，怯懦和自卑却郁郁葱葱。
我好像在都柏林的那场雪里，手持爱美丽的玫瑰花，炉火的微光打在脸上。
远处，芮南向我走来。梧桐树光秃秃的，一片叶子坚挺地立在树梢，没有风，它保持着直立的姿势，对抗着万有引力。我拿出手机照相，余光里，芮南也拿起手机，对着我。她身边有位男生，面熟，但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介绍一下，卢均，社会学系青年教师，我们杂志的作者。”
我确实见过他，他来过我们课堂。
他朝我点点头，腼腆。
“总要有位‘地主’刷卡啊！”芮南似乎在解释，她看看我，“卢均说，你们一起上过课，还记得吗？”
“是的。他英文很好，观点也很独到。”文化研究课堂上的旁听生，谨慎，天真，又热切。
“不及你。”卢均说得很轻。
“我看完了。”芮南走在三人中间，我挽着她的手。
“怎么样？”
“不会是最好的，但足够让人回味。”
食堂里闹哄哄的，来来往往的年轻面孔让人垂涎。
“作者告诉我，他曾经历过让人绝望的暗恋，可能这是他写得好的原因，”她抽出手，又挽住我，“从前，我完全不能理解暗恋——想象一个人的好，想象一段关系，对方全然不知，又因为觉得自己不够优秀而一直失恋。现在，我略懂一些。你们，都是教科书。”
我使劲笑。脚踩着油腻的地面嘎吱嘎吱。
我们找座位坐下，芮南吩咐卢均去买些早餐。
我和芮南挨着坐，不说话，看人来人往。卢均颀长的身影向我们走来。
“卢均旁听的时候是坐在你的后面吧？”
“好像是。”
“喏，他就是那個每次都留言的人，也是你手上这篇文章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