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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纵观建国以来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演变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初期党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方针，并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为我国知识分子工作开创了一个新局面。1957年开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历了一个“一起一落”的曲折过程，造成了知识分子工作的严重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
关键词：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
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阶层，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联盟，因而知识分子问题不但成了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成了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如何保护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巨大作用，就成为摆在党面前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历史经验证明，关键在于政策。
一、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1949年---1945年）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的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各条战线急需建设人才，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了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各项建设的重要性。
（一）知识分子政策的提出
建国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是“团结、教育、改造”，党提出这一政策是因为“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经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有程度不同的革命性。但是，他们还没有和共产党相处，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对人民政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都还很不了解，很不熟悉。要使他们适应新中国的需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重新学习，逐步改造旧的世界观”。[1]可以看出，“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当时实行这种政策是必要和正确的。但它是有针对性和一时性的政策，而不是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的政策，当产生这种政策的特定历史条件不再存在的时候，这种政策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对旧社会过来的在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为了使他们适应飞速发展的政治经济形势，促进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为落实这个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工作安排上，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对原来有职业的知识分子大多让他们继续在原岗位上服务，或者换调工作单位，但仍操旧业。在业务上，采取许多措施和步骤，组织他们学习，提高业务水平，改进工作方；在政治上，人民政府给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以应有的地位；对高级知识分子给以较优厚的物质待遇；欢迎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知识分子回国服务；
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各种训练班、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学习马克思主義基本知识和党的各种方针政策；组织知识分子参加或参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群众运动，并专门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经过思想改造，大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分清了敌我，初步学习了革命理论，批判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开始确立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对他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个运动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主要是要求过高过急，方法简单生硬，混淆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用政治压力解决思想问题等，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了伤害。
（三）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中共中央提出了争取提前和超额完成“一五”计划，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依靠知识分子，而且经过改造，原有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严重妨碍了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与此同时，解放后由党培养起来的无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完成学业，开始成为我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正是基于这些变化，党和政府开始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6年1月14日，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它与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一起构成了此时刻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第一次把知识分子从争取和团结的对象提升到依靠对象，并向广大知识分子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第一次明确指出广大知识分子不但在阶级属性上，而且在政治归属上都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批评了在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上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提出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方针及具体措施；提出“双百”方针。
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曲折和失误（1957年----1976年）
1956年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比较宽松。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心情比较舒畅的一年。这一年在当时被称为“文艺和科学的春天”。然而，从1957年开始，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认识逐渐被否定，这之后的二十年中，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历了一个的曲折过程。
（一）知识分子政策的错位
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反共逆流和波、匈事件，1957年国内少数右派分子乘整风运动之机向党进攻。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反击是必需的，但是，“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以致造成扩大化的错误”。[2]对当时的阶级斗争估计得过于严重主要是由于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左的逆转，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把知识分子明确划入资产阶级的行列中；在知识分子的改造目标上，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在知识分子改造的方式上，突出强调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实现自身工农化的意义。
（二）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1961年1月，随着对国民经济采取的八字方针，开始了全国性的调整工作，对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具体工作制定了调整内容：关于知识分子红与专的界定及二者的辩证关系；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加强了落实知识分子的工作。
（三）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做法，在1962年8月收到毛泽东的错误指责，接着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又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从此，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和政策出现严重的“左”的偏差，“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倾错误被推到了极端，对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状况做出了错误估计，把知识分子重新定性为资产阶级，并突出强调其具有政治上的危险性，并提出“两个估计”。
三、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丰富和发展（1977年至今）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确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实现了转变，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进入了一个大调整和大发展的时期。
（一）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在推动和指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推翻“两个估计”，重新恢复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从根本上端正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创造性地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形成了党在新时期知识分子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提出了干部的“四化”标准，要求在知识分子中选拔和培养接班人；
提出应尽力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
（二）知识分子政策的新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面对日新月异发展的新趋势和国内经济建设、科技进步的新需要，几代领导集体系统地、全面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关知识分子的重大政策问题：发展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新定位；基于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新认识，提出了科教新国的伟大战略；明确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号召知识分子要加快知识创新；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新贡献：进一步将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表述为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加快了干部“四化”的进程；加强了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的力度。
关键词：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
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阶层，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联盟，因而知识分子问题不但成了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成了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如何保护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巨大作用，就成为摆在党面前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历史经验证明，关键在于政策。
一、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1949年---1945年）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的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各条战线急需建设人才，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了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各项建设的重要性。
（一）知识分子政策的提出
建国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是“团结、教育、改造”，党提出这一政策是因为“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经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有程度不同的革命性。但是，他们还没有和共产党相处，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对人民政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都还很不了解，很不熟悉。要使他们适应新中国的需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重新学习，逐步改造旧的世界观”。[1]可以看出，“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当时实行这种政策是必要和正确的。但它是有针对性和一时性的政策，而不是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的政策，当产生这种政策的特定历史条件不再存在的时候，这种政策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对旧社会过来的在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为了使他们适应飞速发展的政治经济形势，促进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为落实这个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工作安排上，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对原来有职业的知识分子大多让他们继续在原岗位上服务，或者换调工作单位，但仍操旧业。在业务上，采取许多措施和步骤，组织他们学习，提高业务水平，改进工作方；在政治上，人民政府给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以应有的地位；对高级知识分子给以较优厚的物质待遇；欢迎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知识分子回国服务；
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各种训练班、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学习马克思主義基本知识和党的各种方针政策；组织知识分子参加或参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群众运动，并专门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经过思想改造，大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分清了敌我，初步学习了革命理论，批判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开始确立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对他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个运动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主要是要求过高过急，方法简单生硬，混淆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用政治压力解决思想问题等，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了伤害。
（三）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中共中央提出了争取提前和超额完成“一五”计划，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依靠知识分子，而且经过改造，原有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严重妨碍了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与此同时，解放后由党培养起来的无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完成学业，开始成为我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正是基于这些变化，党和政府开始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6年1月14日，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它与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一起构成了此时刻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第一次把知识分子从争取和团结的对象提升到依靠对象，并向广大知识分子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第一次明确指出广大知识分子不但在阶级属性上，而且在政治归属上都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批评了在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上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提出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方针及具体措施；提出“双百”方针。
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曲折和失误（1957年----1976年）
1956年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比较宽松。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心情比较舒畅的一年。这一年在当时被称为“文艺和科学的春天”。然而，从1957年开始，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认识逐渐被否定，这之后的二十年中，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历了一个的曲折过程。
（一）知识分子政策的错位
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反共逆流和波、匈事件，1957年国内少数右派分子乘整风运动之机向党进攻。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反击是必需的，但是，“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以致造成扩大化的错误”。[2]对当时的阶级斗争估计得过于严重主要是由于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左的逆转，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把知识分子明确划入资产阶级的行列中；在知识分子的改造目标上，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在知识分子改造的方式上，突出强调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实现自身工农化的意义。
（二）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1961年1月，随着对国民经济采取的八字方针，开始了全国性的调整工作，对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具体工作制定了调整内容：关于知识分子红与专的界定及二者的辩证关系；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加强了落实知识分子的工作。
（三）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做法，在1962年8月收到毛泽东的错误指责，接着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又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从此，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和政策出现严重的“左”的偏差，“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倾错误被推到了极端，对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状况做出了错误估计，把知识分子重新定性为资产阶级，并突出强调其具有政治上的危险性，并提出“两个估计”。
三、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丰富和发展（1977年至今）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确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实现了转变，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进入了一个大调整和大发展的时期。
（一）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在推动和指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推翻“两个估计”，重新恢复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从根本上端正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创造性地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形成了党在新时期知识分子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提出了干部的“四化”标准，要求在知识分子中选拔和培养接班人；
提出应尽力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
（二）知识分子政策的新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面对日新月异发展的新趋势和国内经济建设、科技进步的新需要，几代领导集体系统地、全面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关知识分子的重大政策问题：发展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新定位；基于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新认识，提出了科教新国的伟大战略；明确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号召知识分子要加快知识创新；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新贡献：进一步将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表述为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加快了干部“四化”的进程；加强了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