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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仲秋季节，我从外地出差回林业局，突然得知老于师傅病故了，真遗憾未能亲自为他老人家送葬。
于师傅是我在林场二十多年的老邻居，他很平凡，很普通，以至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然而，他又极不平凡，极不普通，甚至应该永载史册。因为，他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的一名早期创业者，是林业企业的一位奠基人，是数百名支援林区开发建設荣转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他虽然长眠于内蒙古大兴安岭的绵绵群山之中，只有那满山的苍松与他常年相伴，我想，从他登上这高高的大兴安岭山脉，他就将根牢牢地扎在了这茫茫的林海雪原里，就将全身心的挚爱和血汗都倾注给了这里，“献了终身，献子孙”，“老死青山不留坟，终有青山伴我眠”，如果在天有灵，于师傅他不会感到孤独和遗憾。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正处在开发创建时期，生产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当时我与于师傅同在距局址约八里路的林场居住。林场当时没有机械运输车辆，全场千余口居民的衣食等日用品，全靠仅有的一挂由三匹马拉的大板车，负责从局址往林场运输。
于师傅从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部队转业，同许多战友一起来到林区。由于在部队时就同马打交道，对摆弄马有一套业务，自从采伐作业砸伤了腰以后，他就被安排当上了林场的车老板。
当年，于师傅才二十多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为人直率，干活干脆利落。他把三匹马装扮得十分漂亮，马缰绳、笼头、搭腰一律是铜环花腰双穗，每匹马头上都戴着铜铃。于师傅赶车大鞭子的鞭梢上，总系着鲜红的棕绳鞭穗。夏天，他穿一身劳动布工作服，胳膊上套着套袖，胸前扎一件很长的灰色帆布围裙。冬天，他头顶貉皮棉帽，脚蹬一双黑色长筒毛毡靴，身披白茬大皮袄，穿着厚厚的粗布棉裤，最惹眼的是他腰里别着的一尺多长的旱烟袋，红玛瑙的烟嘴，黄铜的烟锅，黑羊皮带穗的烟口袋，一年四季不离身。那时候，于师傅的大车每到一处，他都会抽空来上一口关东烟儿，招引许多路人驻足观赏。
于师傅的大车，曾给林区小镇带来无限欢乐。那时，林区文化生活非常贫乏，没有秧歌没有戏，也没有什么娱乐设施，山场居民最大的文化享受，就是盼望每月能看上一场露天电影。于师傅接放映队的大车还没有进村，全村的人们都已经知道了，孩子们都早早在村口等候了。
林场场部大院一侧有一个“井”字形的木架子，那是挂银幕的地方。天还没黑，孩子们已从家里搬来板凳、木墩、板皮等占座位，各家也都早早吃完晚饭，陆续来到大院里等着，大人们借此机会唠唠家常；孩子们聚在一起乱耍，整个大院就像过年一样热闹。
天完全黑下来了，人们的眼神都凝聚在银色的映幕上，夜幕中星光闪烁，远处的群山密林已经隐去，影片的声音引发出群山和谐的回响，大家完全沉浸在影片的故事之中，时而欢笑，时而悲愤，时而窃窃私语，时而欢呼雀跃。每次，无论刮风下雨，人们一直到“剧终”还迟迟不肯离去。
电影放映完以后，当人们已经进入甜蜜梦境的时候，于师傅正在夜幕中，赶着他的大车往局址送放映队，大兴安岭的夏天夜很短，等到大车再返回林场时，又一个黎明已经来临了。
于师傅的大车，也曾给林场小镇送来物质享受。当时林场居民所用的油盐酱醋茶，一律靠大车从局址往林场运送。林场人多车少，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马不停蹄，越是过节越忙乎。
记得有一年秋季，连阴雨足足下了五天，还没有停的意思，林场粮店已无米可售了。于师傅只好赶着大车，冒着雨到局里拉粮，那天正赶上跟车的徒弟家里有事没上班，在拉粮回来的路上，有一座涵洞被从山上下来的洪水冲垮了。车上装有五十多个大麻袋，每袋都装有180斤的玉米米查子，天生倔强的于师傅，硬是把麻袋从车上卸下来，一袋一袋背过涵洞，又一袋一袋重新装回大车上，星夜赶回了林场。
于师傅自部队转业来林区，就将根牢牢地扎在了大兴安岭的山林中，成家后，相继养育了两儿两女，遗憾的是次子生下来就患小儿痴呆症，不仅有语言障碍，而且走路也一瘸一拐的。于师傅对呆儿子特别关爱，每次到局里出车回来，都为呆儿子捎点好吃的。谁知“船破偏遇顶头风”，呆儿子长到13岁那年，寒冬腊月的一天傍晚，突然走失了，正当老两口焦急寻找的时候，林场突然有一少妇难产，急需到林业局局址大医院抢救，当场领导找到于师傅时，他二话没说，就冒着漫天大雪，赶着大车向局址奔去。等到半夜返回林场后，于师傅又急匆匆同邻居们在村子四周深一脚浅一脚地继续寻找他的呆儿子。第二天早上9点多钟，于师傅在距林场十多里运材路的一个涵洞里终于找到了走失的呆儿子，孩子当时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手指和脚趾都冻成了冰棍，后来在医院做了截肢手术，呆儿子旧疾未除又添新患。
据熟人讲，在于师傅去世时，呆儿子一直守在于师傅身旁，一连三天都没有吃东西。还听说，在为于师傅穿寿衣的时候，人们发现于师傅因长年从事重体力劳动，积劳成疾，受伤的腰椎严重变形，身上还始终穿着在天津医院配的“铁支架背心”。
于师傅离我们而去了，他就像在寒风中赫然倒下的一棵枯老的落叶松树，只有山林中那厚厚的植被才感觉到他的存在，才领悟到他对青山绿树的实在意义。于师傅的那挂大车，也满载着主人的毕生情感和希冀，驶离了那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时代……
在于师傅去世的第一年春节前，我到山场抚育伐小队去慰问一线生产职工，遇到了于师傅的长子，真没想到，他也干起了同马打交道的差事，在用马爬犁为小队集材。紧握着“小于师傅”那双粗壮且布满老茧的手，看着他那憨厚黝黑的面孔，我仿佛又看到了年轻时的老于师傅，我一时不知道用什么话语去安慰他，看着那渐渐远去的马爬犁，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老于师傅的那挂大车……
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但愿“小于师傅”他们这一代，别再像老于师傅那样苦。
于师傅是我在林场二十多年的老邻居，他很平凡，很普通，以至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然而，他又极不平凡，极不普通，甚至应该永载史册。因为，他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的一名早期创业者，是林业企业的一位奠基人，是数百名支援林区开发建設荣转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他虽然长眠于内蒙古大兴安岭的绵绵群山之中，只有那满山的苍松与他常年相伴，我想，从他登上这高高的大兴安岭山脉，他就将根牢牢地扎在了这茫茫的林海雪原里，就将全身心的挚爱和血汗都倾注给了这里，“献了终身，献子孙”，“老死青山不留坟，终有青山伴我眠”，如果在天有灵，于师傅他不会感到孤独和遗憾。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正处在开发创建时期，生产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当时我与于师傅同在距局址约八里路的林场居住。林场当时没有机械运输车辆，全场千余口居民的衣食等日用品，全靠仅有的一挂由三匹马拉的大板车，负责从局址往林场运输。
于师傅从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部队转业，同许多战友一起来到林区。由于在部队时就同马打交道，对摆弄马有一套业务，自从采伐作业砸伤了腰以后，他就被安排当上了林场的车老板。
当年，于师傅才二十多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为人直率，干活干脆利落。他把三匹马装扮得十分漂亮，马缰绳、笼头、搭腰一律是铜环花腰双穗，每匹马头上都戴着铜铃。于师傅赶车大鞭子的鞭梢上，总系着鲜红的棕绳鞭穗。夏天，他穿一身劳动布工作服，胳膊上套着套袖，胸前扎一件很长的灰色帆布围裙。冬天，他头顶貉皮棉帽，脚蹬一双黑色长筒毛毡靴，身披白茬大皮袄，穿着厚厚的粗布棉裤，最惹眼的是他腰里别着的一尺多长的旱烟袋，红玛瑙的烟嘴，黄铜的烟锅，黑羊皮带穗的烟口袋，一年四季不离身。那时候，于师傅的大车每到一处，他都会抽空来上一口关东烟儿，招引许多路人驻足观赏。
于师傅的大车，曾给林区小镇带来无限欢乐。那时，林区文化生活非常贫乏，没有秧歌没有戏，也没有什么娱乐设施，山场居民最大的文化享受，就是盼望每月能看上一场露天电影。于师傅接放映队的大车还没有进村，全村的人们都已经知道了，孩子们都早早在村口等候了。
林场场部大院一侧有一个“井”字形的木架子，那是挂银幕的地方。天还没黑，孩子们已从家里搬来板凳、木墩、板皮等占座位，各家也都早早吃完晚饭，陆续来到大院里等着，大人们借此机会唠唠家常；孩子们聚在一起乱耍，整个大院就像过年一样热闹。
天完全黑下来了，人们的眼神都凝聚在银色的映幕上，夜幕中星光闪烁，远处的群山密林已经隐去，影片的声音引发出群山和谐的回响，大家完全沉浸在影片的故事之中，时而欢笑，时而悲愤，时而窃窃私语，时而欢呼雀跃。每次，无论刮风下雨，人们一直到“剧终”还迟迟不肯离去。
电影放映完以后，当人们已经进入甜蜜梦境的时候，于师傅正在夜幕中，赶着他的大车往局址送放映队，大兴安岭的夏天夜很短，等到大车再返回林场时，又一个黎明已经来临了。
于师傅的大车，也曾给林场小镇送来物质享受。当时林场居民所用的油盐酱醋茶，一律靠大车从局址往林场运送。林场人多车少，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马不停蹄，越是过节越忙乎。
记得有一年秋季，连阴雨足足下了五天，还没有停的意思，林场粮店已无米可售了。于师傅只好赶着大车，冒着雨到局里拉粮，那天正赶上跟车的徒弟家里有事没上班，在拉粮回来的路上，有一座涵洞被从山上下来的洪水冲垮了。车上装有五十多个大麻袋，每袋都装有180斤的玉米米查子，天生倔强的于师傅，硬是把麻袋从车上卸下来，一袋一袋背过涵洞，又一袋一袋重新装回大车上，星夜赶回了林场。
于师傅自部队转业来林区，就将根牢牢地扎在了大兴安岭的山林中，成家后，相继养育了两儿两女，遗憾的是次子生下来就患小儿痴呆症，不仅有语言障碍，而且走路也一瘸一拐的。于师傅对呆儿子特别关爱，每次到局里出车回来，都为呆儿子捎点好吃的。谁知“船破偏遇顶头风”，呆儿子长到13岁那年，寒冬腊月的一天傍晚，突然走失了，正当老两口焦急寻找的时候，林场突然有一少妇难产，急需到林业局局址大医院抢救，当场领导找到于师傅时，他二话没说，就冒着漫天大雪，赶着大车向局址奔去。等到半夜返回林场后，于师傅又急匆匆同邻居们在村子四周深一脚浅一脚地继续寻找他的呆儿子。第二天早上9点多钟，于师傅在距林场十多里运材路的一个涵洞里终于找到了走失的呆儿子，孩子当时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手指和脚趾都冻成了冰棍，后来在医院做了截肢手术，呆儿子旧疾未除又添新患。
据熟人讲，在于师傅去世时，呆儿子一直守在于师傅身旁，一连三天都没有吃东西。还听说，在为于师傅穿寿衣的时候，人们发现于师傅因长年从事重体力劳动，积劳成疾，受伤的腰椎严重变形，身上还始终穿着在天津医院配的“铁支架背心”。
于师傅离我们而去了，他就像在寒风中赫然倒下的一棵枯老的落叶松树，只有山林中那厚厚的植被才感觉到他的存在，才领悟到他对青山绿树的实在意义。于师傅的那挂大车，也满载着主人的毕生情感和希冀，驶离了那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时代……
在于师傅去世的第一年春节前，我到山场抚育伐小队去慰问一线生产职工，遇到了于师傅的长子，真没想到，他也干起了同马打交道的差事，在用马爬犁为小队集材。紧握着“小于师傅”那双粗壮且布满老茧的手，看着他那憨厚黝黑的面孔，我仿佛又看到了年轻时的老于师傅，我一时不知道用什么话语去安慰他，看着那渐渐远去的马爬犁，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老于师傅的那挂大车……
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但愿“小于师傅”他们这一代，别再像老于师傅那样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