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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司马迁在《史记》中展现出多种类型的人性。在畸形人性中有变态的人性、失真的人性、失落的人性，涉及到许多具体人物，揭示出他们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司马迁在刻画这些畸形形象时，从社会背景方面指出造成人性异化和损伤的原因。
关键词：《史记》 人性 失真 失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人”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出发点，也是他撰写《史记》的最后归宿，同样，他也在《史记》中思索探讨了人性，展示各种畸形人性及美丽人性遭到剧烈冲撞甚至毁灭，描述人性原生状态及异化现象、人本质的丧失与复归，让读者思考为什么美丽人性总遭到毁灭。
一 变态的人性
嫉妒本是一种激情释放，在涉及两性关系时，它表现为性的独占，并且有时与权力独占有密切关系。正因为这样，一个人在被嫉妒啃噬时，往往做出违背道德规范，甚至伤天害理的事，从而使人性异化，甚至变态。
《史记》中吕后就属于此类型。她在与刘邦、戚夫人的斗争中，逐渐使她的人性异化，最终达到变态的地步。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中详述吕后由“贤妻良母”到“最毒妇人”的异化过程，揭示出吕后的人性原本状态及异化原因。
吕后本是“贤妻良母”。在刘邦未发迹时，她辛劳地下田劳作，养儿育女；在刘邦发迹后，为刘邦出谋划策，积极地替刘邦扫除后患，帮助刘邦除掉彭越、韩信等人。可她这位“贤妻良母”在经过半生的颠沛流离和备尝艰辛之后未能过上她应该得到的高枕无忧的生活。早在刘邦取得天下之前，吕后就因年老珠黄而被刘邦疏远，刘邦宠爱的是定陶女子戚姬。刘邦成为天子后，依然是疏远吕后而亲近戚姬，“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而“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这必然引起吕后的嫉妒。这种嫉妒是与性独占相关的，刘邦虽说可以娶三妻四妾，可吕后还是从骨子里想独占刘邦，这种性独占具有排他性，而且吕后是皇后，也赋予了她这个权力。刘邦活着的时候，她的权力小于刘邦，无法惩治戚夫人，嫉妒也不好表现出来，但这种压制导致了她日后情感和行为的极端化。在刘邦死后，心中所有的愤懑犹如泉不择地一涌而出，她迫不及待且不择手段地迫害戚夫人，残忍地将戚夫人“断手足、去眼、事科学院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以极端的方式报复了自认为引起战争的“罪魁祸首”——戚夫人。吕后本身是一个悲剧角色，但她利用与刘邦“同甘苦，共患难”获得的权力，导演了另一幕悲剧。诚如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所言：“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人。”戚夫人成了吕后想独占刘邦的牺牲品，吕后没有讲半点“姐妹情谊”，而是毁了她，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吕后的嫉妒源于本能的排他性，但她杀害戚夫人和赵王如意不仅仅是与性独占有关，还与权力的占有欲相关。刘邦未死前，欲废刘盈，“改立戚夫人如意”，理由是“孝惠荏弱，不类我”。这对一个先失去丈夫的情爱，又面临儿子权力将被剥夺的吕后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日本心理学家服部正在《女性心理学》中说：“爱情的历史事实上也是嫉妒的历史，嫉妒本质不是固定概念，是和对方的‘固定影像’的斗争。”经过这一番炼狱，吕后再也无法忍受嫉妒在其心中的咬噬，将戚夫人变成“人彘”，并将赵王如意毒死。将戚姬变成“人彘”后，吕后竟让儿子刘盈去看她导演的“好戏”。可怜善良的刘盈看到戚夫人的惨象后，派人对吕后说，“此非人所为”。经过此次刺激，刘盈一病不起，“日饮为淫乐，不听政”。吕后原本想保护儿子，以胜利者的姿态告诉儿子，这就是那些和我们母子竞争者的下场，想给儿子一种安全感，可适得其反，变态的母爱使她惟一的儿子在恐怖伤心中离开了她。刘盈死时，吕后虽哭却无泪，“太后哭，泣不下”，因为现在她心中除了权力还是权力。没有了后顾之忧，她开始积极夺取刘氏江山，完全不顾刘邦“非刘氏不得封”的规定，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削弱刘氏，封吕氏为王。她虽然暂时胜利了，可读者看到的却不是让人肃然起敬的皇太后，而是一个变态的毒妇人。
吕后在遭到刘邦疏远，儿子刘盈面临被废危险时，她的处境是令人同情的。可是，当她的妒火燃烧，凭借手中权力疯狂地进行报复的时候，她的心里已经变态，她的人性呈现为畸形，成为令人恐怖的疯子和恶魔。
二 失真的人性
人性本身是丰富的，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之一。人有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如果按自然属性划分，人性无善恶之分——“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与东西也。”但人生活在社会中，社会促进、制约人性发展，不同的社会环境会引起人性的变化，会出现人性丧失与复归的现象。司马迁正是从动态的角度来刻画他笔下角色的人性变化。《史记》中人性的变化主要有两个类型：一类人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丑恶人性一次次暴露，身上那点善性总如昙花一现，只有在生命快结束时，才感到天性本真的可贵；另一类人在强权束缚下，不得不压抑其美好人性，被逼得显出其“恶性”。李斯属于前类，萧何、魏公子属于后一类人。
李斯在其前期生活中，是一个利益追逐者。在利益的驱使下“恶性昭彰”。他帮助秦始皇“竞并天下”取得成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获得满足。韩非入秦后，李斯自以为不如同窗韩非，害怕韩非受宠而危及自身地位，就与姚贾一起进谗言，陷韩非入狱，又“使人遗非药，非自杀”。秦始皇死后，李斯的“恶”更一发不可收拾。早已被利益遮住了双眼的李斯，贪图富贵，曲媚求荣。当赵高分析如果扶苏继位，蒙恬成为丞相，会威胁李斯的利益时，李斯不同意胡亥继承皇位的口气由强硬变得含糊，最后终于屈服于赵高，并假惺惺地说：“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从此，听从奸人赵高的安排，设计逼扶苏自杀、蒙恬被害。事情成功后，“斯大喜”。为了迎合二世，他写了《论督责》，提出“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上书后，二世非常高兴地说：“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从此“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李斯为了自己，卖身投靠赵高，又鼓励胡亥幸残虐，全然不管他人死活，利益已经将他熏染成“恶性满心”之人。
在李斯“恶”的层面下，其“善”也曾几度显露。前期他还能劝谏秦始皇，写《谏逐客书》为外来策士说话，大刀阔斧地在秦实行改革，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在荣华富贵中也曾模模糊糊地萌生过不安和担心，“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求名逐利的强烈欲望和全身远祸的自危意识也曾在他的内心斗争。此时还可挖掘出他人性“善”的一面。在他人生的后期，当他身陷囹圄时感叹说：“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他的良心开始复苏，人性中“善”的一面要浮出水面。他临刑前对儿子发出哀鸣：“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李斯也曾经有一颗纯洁的心，他也渴望平民的自由，呼唤人性的回归。但这些都太晚了，他在善恶间摇摆太久，作恶过多，已经被彻底吞噬。功利心与道德心的二律背反与严重对立，使他处于痛苦的煎熬中，陷入深层意义上的生命悲剧。他一生在宦海中沉沉浮浮，人性的本善与丑恶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恶性最终占了主导。
李斯为了逐利，恶性彰显。而萧何、魏公子却迫于压力，不得不将美好的人性活生生地加以压抑，迫不得已彰显“恶”的一面，以各种方式泯灭人性。
萧何是汉初功臣，精通法律，善于谋断，一生都尽心尽力忠于刘邦，忠于汉朝，帮助刘邦消秦灭项，统一天下，解决政治难题，连刘邦本人也称他为汉初“三杰”之一，并且说“镇国家、抚百姓、给馈养、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正是由于萧何的聪明、效忠，才更加让刘邦不放心。为了生存，更迫于压力，萧何不得不一次次自污，违背自己本愿，以那原本美好的人性作牺牲、妥协，隐藏起他那颗爱民之心、廉洁本性，甚至让“恶”性完全浮在“善”上。这一过程对萧何来说是极其痛苦的。
第一次是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萧何为之镇守关中，刘邦多次派人慰问萧何。不谙人性奥妙的萧何还处于懵懂中，幕僚鲍生对萧何说刘邦有疑心：“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萧何照办了，于是“汉王大悦”。萧何又协助刘邦杀掉韩信，刘邦欲封萧何为相国卫，萧何很高兴，他的幕僚召平说：“非以宠君也，以今者淮阴新反，有疑君心，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财佐军。”萧何照办了，“高帝乃大喜”。这时的萧何对人性稍有领悟。可那颗热心仍未安于平静，骨子里忠君爱民的本性依然如旧。当黥布造反时，刘邦亲往镇压，萧何还想和以往一样，“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这时又有人及时提醒他有功高震主的危险，萧何马上用低价买田置地，作出与民争利的样子。萧何这么做完全是让刘邦放心，他这么一个贪小利的人怎么会有野心呢？更别说什么震憾江山了。于是，当刘邦得知一向清廉的萧何也贪起小利来，便放心了。
经过这三次事件，萧何的人性终于得到改造，“恶”性浮到了表面，真实人性被压制，以此保全了性命，不然会同韩信一样遭到厄运。为了生存，美好人性被迫隐蔽起来，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魏公子无忌身上。他一生礼贤下士，为魏国着想，可却总遭人毁谤。魏王听信谗言而不再用他作主将，他“谢病不朝”并且“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以这种方式来消磨自己的生命，最后“病酒而卒”。他由一个礼贤下士的君子变成贪杯好色之徒，完全不是出于本然，而是当时权力高压迫使他自毁形象，从而导致美好人心的损伤和毁灭。
无论是李斯，还是萧何、魏公子，也无论他们或因主动追求权力而使人性泯灭，还是在权力高压下使人性失真，总之，他们未能在个人与社会的对抗中保持住自己的本性，使美好的天性被扭曲和异化。
三 失落的人性
《史记•万石张叔列传》中记载了一批整天提心吊胆地活着的谨小慎微的人物。《佞幸列传》中的那些男性，他们靠着皇帝的宠爱，盲目而苟且地活着。这两类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完全丧失自主人性，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可悲的奴性。
《万石张叔列传》中石建、石奋父子等谨小慎微。石奋过宫门阙时必下车；石建做良中令，上书报告政务时因奏章中写“马”字漏掉一笔而惊呼惶恐；石庆为太仆时，为武帝驾车，武帝问他车中有几匹马，本是一目了然，可他还是挨个数了一遍，石庆是诸子中最为简易的，可也竟然如此。
《佞幸列传》中邓通、李延年、韩嫣三个幸臣奴性百态。邓通由于与汉文帝梦中助他上天的人一样，便被文帝找去，召进宫内。邓通进宫后老实谨慎，在宫中陪着汉文帝，从不离开，即使在官员放假的日子也不回家。汉文帝身上生了痛疮，邓通亲自用嘴把脓吸出来，而文帝的儿子做这样的事，还面有难色。邓通就是靠这样的“本事”讨主人欢心。李延年也是性格柔顺，善于顺迎皇帝，与武帝同起同卧，贵幸无比。韩嫣在汉武帝为胶东王时，就与他书信往来，武帝成为太子后“愈益亲嫣”。他为迎合皇帝，先练习匈奴人的兵器和阵法，武帝因此更加宠信他，让他做大夫，赏赐财物无数，常常和汉武帝一起睡眠，一起出行，尊贵无比。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为讨皇帝喜欢，像皇帝的宠物一样用尽浑身解术，百般媚取皇帝，跟随在皇帝身边亦步亦趋。他们因“佞”而“幸”，尊贵生活来得偶然，失去得也很快。邓通在文帝死后，景帝不喜欢他，被免官、又被告发，最后穷饿而死；韩嫣得罪了太后被赐死；李延年在其妹妹死后，“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也”。由得幸到失宠，完全由帝王的喜怒哀乐而定，在命运恍惚中他们的人性失落得无影无踪。有如此社会，如此制度，必然有如此失落的人性。
司马迁刻画了畸形人性及美丽人性遭到重创的人物，向读者展示了《史记》的又一面。读者在解读这些人物时，联系其生活环境、时代背景、社会背景，找出他们人性异化及损伤的原因，才能更好地解读《史记》中的人物。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线装书局，2006年版。
[2] 鲁迅：《坟》，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
[3] [日]服部正：《女性心理学》，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
[4] 鲁国尧：《孟子注评》，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袁棠华，女，1979—，吉林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北华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史记》 人性 失真 失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人”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出发点，也是他撰写《史记》的最后归宿，同样，他也在《史记》中思索探讨了人性，展示各种畸形人性及美丽人性遭到剧烈冲撞甚至毁灭，描述人性原生状态及异化现象、人本质的丧失与复归，让读者思考为什么美丽人性总遭到毁灭。
一 变态的人性
嫉妒本是一种激情释放，在涉及两性关系时，它表现为性的独占，并且有时与权力独占有密切关系。正因为这样，一个人在被嫉妒啃噬时，往往做出违背道德规范，甚至伤天害理的事，从而使人性异化，甚至变态。
《史记》中吕后就属于此类型。她在与刘邦、戚夫人的斗争中，逐渐使她的人性异化，最终达到变态的地步。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中详述吕后由“贤妻良母”到“最毒妇人”的异化过程，揭示出吕后的人性原本状态及异化原因。
吕后本是“贤妻良母”。在刘邦未发迹时，她辛劳地下田劳作，养儿育女；在刘邦发迹后，为刘邦出谋划策，积极地替刘邦扫除后患，帮助刘邦除掉彭越、韩信等人。可她这位“贤妻良母”在经过半生的颠沛流离和备尝艰辛之后未能过上她应该得到的高枕无忧的生活。早在刘邦取得天下之前，吕后就因年老珠黄而被刘邦疏远，刘邦宠爱的是定陶女子戚姬。刘邦成为天子后，依然是疏远吕后而亲近戚姬，“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而“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这必然引起吕后的嫉妒。这种嫉妒是与性独占相关的，刘邦虽说可以娶三妻四妾，可吕后还是从骨子里想独占刘邦，这种性独占具有排他性，而且吕后是皇后，也赋予了她这个权力。刘邦活着的时候，她的权力小于刘邦，无法惩治戚夫人，嫉妒也不好表现出来，但这种压制导致了她日后情感和行为的极端化。在刘邦死后，心中所有的愤懑犹如泉不择地一涌而出，她迫不及待且不择手段地迫害戚夫人，残忍地将戚夫人“断手足、去眼、事科学院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以极端的方式报复了自认为引起战争的“罪魁祸首”——戚夫人。吕后本身是一个悲剧角色，但她利用与刘邦“同甘苦，共患难”获得的权力，导演了另一幕悲剧。诚如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所言：“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人。”戚夫人成了吕后想独占刘邦的牺牲品，吕后没有讲半点“姐妹情谊”，而是毁了她，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吕后的嫉妒源于本能的排他性，但她杀害戚夫人和赵王如意不仅仅是与性独占有关，还与权力的占有欲相关。刘邦未死前，欲废刘盈，“改立戚夫人如意”，理由是“孝惠荏弱，不类我”。这对一个先失去丈夫的情爱，又面临儿子权力将被剥夺的吕后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日本心理学家服部正在《女性心理学》中说：“爱情的历史事实上也是嫉妒的历史，嫉妒本质不是固定概念，是和对方的‘固定影像’的斗争。”经过这一番炼狱，吕后再也无法忍受嫉妒在其心中的咬噬，将戚夫人变成“人彘”，并将赵王如意毒死。将戚姬变成“人彘”后，吕后竟让儿子刘盈去看她导演的“好戏”。可怜善良的刘盈看到戚夫人的惨象后，派人对吕后说，“此非人所为”。经过此次刺激，刘盈一病不起，“日饮为淫乐，不听政”。吕后原本想保护儿子，以胜利者的姿态告诉儿子，这就是那些和我们母子竞争者的下场，想给儿子一种安全感，可适得其反，变态的母爱使她惟一的儿子在恐怖伤心中离开了她。刘盈死时，吕后虽哭却无泪，“太后哭，泣不下”，因为现在她心中除了权力还是权力。没有了后顾之忧，她开始积极夺取刘氏江山，完全不顾刘邦“非刘氏不得封”的规定，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削弱刘氏，封吕氏为王。她虽然暂时胜利了，可读者看到的却不是让人肃然起敬的皇太后，而是一个变态的毒妇人。
吕后在遭到刘邦疏远，儿子刘盈面临被废危险时，她的处境是令人同情的。可是，当她的妒火燃烧，凭借手中权力疯狂地进行报复的时候，她的心里已经变态，她的人性呈现为畸形，成为令人恐怖的疯子和恶魔。
二 失真的人性
人性本身是丰富的，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之一。人有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如果按自然属性划分，人性无善恶之分——“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与东西也。”但人生活在社会中，社会促进、制约人性发展，不同的社会环境会引起人性的变化，会出现人性丧失与复归的现象。司马迁正是从动态的角度来刻画他笔下角色的人性变化。《史记》中人性的变化主要有两个类型：一类人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丑恶人性一次次暴露，身上那点善性总如昙花一现，只有在生命快结束时，才感到天性本真的可贵；另一类人在强权束缚下，不得不压抑其美好人性，被逼得显出其“恶性”。李斯属于前类，萧何、魏公子属于后一类人。
李斯在其前期生活中，是一个利益追逐者。在利益的驱使下“恶性昭彰”。他帮助秦始皇“竞并天下”取得成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获得满足。韩非入秦后，李斯自以为不如同窗韩非，害怕韩非受宠而危及自身地位，就与姚贾一起进谗言，陷韩非入狱，又“使人遗非药，非自杀”。秦始皇死后，李斯的“恶”更一发不可收拾。早已被利益遮住了双眼的李斯，贪图富贵，曲媚求荣。当赵高分析如果扶苏继位，蒙恬成为丞相，会威胁李斯的利益时，李斯不同意胡亥继承皇位的口气由强硬变得含糊，最后终于屈服于赵高，并假惺惺地说：“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从此，听从奸人赵高的安排，设计逼扶苏自杀、蒙恬被害。事情成功后，“斯大喜”。为了迎合二世，他写了《论督责》，提出“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上书后，二世非常高兴地说：“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从此“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李斯为了自己，卖身投靠赵高，又鼓励胡亥幸残虐，全然不管他人死活，利益已经将他熏染成“恶性满心”之人。
在李斯“恶”的层面下，其“善”也曾几度显露。前期他还能劝谏秦始皇，写《谏逐客书》为外来策士说话，大刀阔斧地在秦实行改革，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在荣华富贵中也曾模模糊糊地萌生过不安和担心，“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求名逐利的强烈欲望和全身远祸的自危意识也曾在他的内心斗争。此时还可挖掘出他人性“善”的一面。在他人生的后期，当他身陷囹圄时感叹说：“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他的良心开始复苏，人性中“善”的一面要浮出水面。他临刑前对儿子发出哀鸣：“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李斯也曾经有一颗纯洁的心，他也渴望平民的自由，呼唤人性的回归。但这些都太晚了，他在善恶间摇摆太久，作恶过多，已经被彻底吞噬。功利心与道德心的二律背反与严重对立，使他处于痛苦的煎熬中，陷入深层意义上的生命悲剧。他一生在宦海中沉沉浮浮，人性的本善与丑恶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恶性最终占了主导。
李斯为了逐利，恶性彰显。而萧何、魏公子却迫于压力，不得不将美好的人性活生生地加以压抑，迫不得已彰显“恶”的一面，以各种方式泯灭人性。
萧何是汉初功臣，精通法律，善于谋断，一生都尽心尽力忠于刘邦，忠于汉朝，帮助刘邦消秦灭项，统一天下，解决政治难题，连刘邦本人也称他为汉初“三杰”之一，并且说“镇国家、抚百姓、给馈养、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正是由于萧何的聪明、效忠，才更加让刘邦不放心。为了生存，更迫于压力，萧何不得不一次次自污，违背自己本愿，以那原本美好的人性作牺牲、妥协，隐藏起他那颗爱民之心、廉洁本性，甚至让“恶”性完全浮在“善”上。这一过程对萧何来说是极其痛苦的。
第一次是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萧何为之镇守关中，刘邦多次派人慰问萧何。不谙人性奥妙的萧何还处于懵懂中，幕僚鲍生对萧何说刘邦有疑心：“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萧何照办了，于是“汉王大悦”。萧何又协助刘邦杀掉韩信，刘邦欲封萧何为相国卫，萧何很高兴，他的幕僚召平说：“非以宠君也，以今者淮阴新反，有疑君心，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财佐军。”萧何照办了，“高帝乃大喜”。这时的萧何对人性稍有领悟。可那颗热心仍未安于平静，骨子里忠君爱民的本性依然如旧。当黥布造反时，刘邦亲往镇压，萧何还想和以往一样，“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这时又有人及时提醒他有功高震主的危险，萧何马上用低价买田置地，作出与民争利的样子。萧何这么做完全是让刘邦放心，他这么一个贪小利的人怎么会有野心呢？更别说什么震憾江山了。于是，当刘邦得知一向清廉的萧何也贪起小利来，便放心了。
经过这三次事件，萧何的人性终于得到改造，“恶”性浮到了表面，真实人性被压制，以此保全了性命，不然会同韩信一样遭到厄运。为了生存，美好人性被迫隐蔽起来，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魏公子无忌身上。他一生礼贤下士，为魏国着想，可却总遭人毁谤。魏王听信谗言而不再用他作主将，他“谢病不朝”并且“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以这种方式来消磨自己的生命，最后“病酒而卒”。他由一个礼贤下士的君子变成贪杯好色之徒，完全不是出于本然，而是当时权力高压迫使他自毁形象，从而导致美好人心的损伤和毁灭。
无论是李斯，还是萧何、魏公子，也无论他们或因主动追求权力而使人性泯灭，还是在权力高压下使人性失真，总之，他们未能在个人与社会的对抗中保持住自己的本性，使美好的天性被扭曲和异化。
三 失落的人性
《史记•万石张叔列传》中记载了一批整天提心吊胆地活着的谨小慎微的人物。《佞幸列传》中的那些男性，他们靠着皇帝的宠爱，盲目而苟且地活着。这两类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完全丧失自主人性，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可悲的奴性。
《万石张叔列传》中石建、石奋父子等谨小慎微。石奋过宫门阙时必下车；石建做良中令，上书报告政务时因奏章中写“马”字漏掉一笔而惊呼惶恐；石庆为太仆时，为武帝驾车，武帝问他车中有几匹马，本是一目了然，可他还是挨个数了一遍，石庆是诸子中最为简易的，可也竟然如此。
《佞幸列传》中邓通、李延年、韩嫣三个幸臣奴性百态。邓通由于与汉文帝梦中助他上天的人一样，便被文帝找去，召进宫内。邓通进宫后老实谨慎，在宫中陪着汉文帝，从不离开，即使在官员放假的日子也不回家。汉文帝身上生了痛疮，邓通亲自用嘴把脓吸出来，而文帝的儿子做这样的事，还面有难色。邓通就是靠这样的“本事”讨主人欢心。李延年也是性格柔顺，善于顺迎皇帝，与武帝同起同卧，贵幸无比。韩嫣在汉武帝为胶东王时，就与他书信往来，武帝成为太子后“愈益亲嫣”。他为迎合皇帝，先练习匈奴人的兵器和阵法，武帝因此更加宠信他，让他做大夫，赏赐财物无数，常常和汉武帝一起睡眠，一起出行，尊贵无比。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为讨皇帝喜欢，像皇帝的宠物一样用尽浑身解术，百般媚取皇帝，跟随在皇帝身边亦步亦趋。他们因“佞”而“幸”，尊贵生活来得偶然，失去得也很快。邓通在文帝死后，景帝不喜欢他，被免官、又被告发，最后穷饿而死；韩嫣得罪了太后被赐死；李延年在其妹妹死后，“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也”。由得幸到失宠，完全由帝王的喜怒哀乐而定，在命运恍惚中他们的人性失落得无影无踪。有如此社会，如此制度，必然有如此失落的人性。
司马迁刻画了畸形人性及美丽人性遭到重创的人物，向读者展示了《史记》的又一面。读者在解读这些人物时，联系其生活环境、时代背景、社会背景，找出他们人性异化及损伤的原因，才能更好地解读《史记》中的人物。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线装书局，2006年版。
[2] 鲁迅：《坟》，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
[3] [日]服部正：《女性心理学》，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
[4] 鲁国尧：《孟子注评》，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袁棠华，女，1979—，吉林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北华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