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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胡平与项南是廉洁自律的典范
1、待遇都不达标
办公室、住房、车子、配秘书和司机、优质的医疗保健以及职务消费等，这些都属于高级领导干部享有待遇的范畴。待遇与官职高低是成正比的，是合法的。需要指出，有待遇就会产生费用。费用从何而来？西方人说是来自于纳税人，中国人却坦言为“老百姓的血汗钱”，说法不一，实则来路相同。领导干部在位时，享受国家规定的相应待遇合情合理。问题是，不少在职与离退休领导干部享受了超规定的待遇。
项南、胡平则完全不同。
办公室不达标。胡平任职五年多里，始终在仅仅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工作。项南的办公室也简陋得很。
住房不达标。项南刚到福建，不顾省委其他领导的强烈反对，执意不进汤井巷的高干宿舍，而是住在省委、省政府办公驻地靠山顶端的部队营房里。那是一栋平房，夏天潮热得很，蚊虫多，冬天常常寒风凛冽，冷飕飕的，尤其四周没有围墙，缺乏安全保卫条件。但他不在乎。那时笔者也住于省委机关大院里，散步时常碰到平民一般的项南。
胡平的住房是20世纪70年代末任省计委副主任时配给的，面积仅90多平方米。他日后升任省计委主任、副省长、常务副省长，都不调整。由于该房建造时间早、外观陈旧且内部结构差，又靠近东街口闹市区，既不安静也不够安全。胡平于1982年末任省长后，上至省委秘书长、副省长，下至工作人员，都劝其搬离，但他执意不搬，直到离任时仍居住于此。而且，其住房内部格局与摆设都极其简陋，并不让装修。
用车不达标。胡平任常务副省长后的一段时间里仍使用从省计委带过来的挂着一般车牌的小轿车，在福州城里穿行与出差途中，时有被交警拦截进行安全检查。他任省长后使用了一部老式伏尔加牌汽车，有一段时间空调不灵了，也不让修理。笔者记忆犹新的是：1983年夏天，胡平到龙海县考察，时值高温酷暑，他在没有空调的车子里汗流浃背，而陪同的地、县领导的车子都开着空调。
项南的用车始终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2、都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接待标准
1979年，党中央专门就国内往来接待标准做出了“四菜一汤”的规定。胡平、项南对此不折不扣执行，这在省里甚至全国是出了名的。
项南、胡平从不喝酒，不论开会或出差在外，用餐都很简单。下乡时，项南都要事先对伙食标准提出严格且不容变通的规定：四菜一汤，严禁上酒。下面如果违反了，就马上受到他的严厉批评，并当场纠正。如“当事者”仍我行我素，他决不留面子，拒绝吃饭并离席，使其颇为难堪。中央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来闽视察，如由项南陪同的，也照此办理。
1983年初，项南与胡平到某县调研某海岛的对外开放，这是解放后省委书记、省长第一次赴该岛，县、乡负责人作为头等大事，认真汇报工作，且唯恐招待不周，怠慢领导。午餐开始了，按规定上了四道菜后，接待人员依照县、乡领导要求，随即上了两道好菜，项南立即把脸沉下来。虽然一声不吭，但其秘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立即吩咐把那两道好菜撤下去，才避免了一頓严厉批评。
被香港媒体曝光的“赴某省考察罢宴事件”在福建和某省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广为流传。1983年12月5日，项南、胡平带领全省沿海地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前往某兄弟省考察取经。当晚该省领导设宴款待，并决定第二天晚上再宴请，项南不同意。可对方坚持。次日晚上，宴会快开始了，主人都到场了，但客人迟迟未到，这可急坏了该省搞接待的负责人，他亲自到考察团住地邀请，没有结果。接着，随同考察的福建省委秘书长去当说客，也无济于事。不久，该省省长亲自给胡平打来电话，讲了很多理由，要求他做工作。项南坚持到底，最后说了一声：要去，你们去，我坚决不去！晚宴最终取消了。第二天，“项南罢宴”的消息马上传开了。
胡平同样严格按规定办。他有次出差到一个县，就餐时县委书记想了一“奇招”：先后端上四个大盘，每个盘里有四道菜，胡平幽默而又严肃地批评说，这不是四四十六道菜了吗？马上要求改正了。
3、拒绝个人收受礼品
胡平一律不接受与工作有关的送礼，即使老乡、朋友，如与工作有关联，也毫无例外地拒绝。如1985年间，其浙江老家有一位县领导出差带来了珍贵特产，胡平认为是花公款，就婉言拒绝，经过反复推辞不过，他最后不顾情面地发脾气：“你再不拿走，我就把东西从窗户扔下去”！来者只好遵从。他下乡时也如此。在对外交往中，客商送的礼品，一律交公。当时，省政府办公厅印制了“礼品进仓单”，上面设有“赠送单位或姓名”，“品名、规格、单位、数量”和 “经交人”、“经收人”，经收单位“主管”、“交物日期”以及“备注”等栏目。
胡平十几年前回忆说：“当时国家规定，凡收受价值15元以上的礼品都要上交，烟酒除外。1984年，我参加永春一中大礼堂落成剪彩活动，捐资的海外华侨郑文尧先生送一把金剪刀，上面刻有我的姓名，这是我第一次拿起金剪刀剪裁，才知道纯金剪刀是不能剪东西的。事后马上交公了。我还收过一个‘金老虎’，也交公了。我始终认为上交礼品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人家认我是官员才会赠送（比如，我的随员就不可能得到贵重礼品），而官员是组织上任命的嘛。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还有送红包的，但即将调离福建时碰上了。1987年9月15日，有个大华侨特地从海外前来福州为我饯行，席间他跟随我进厕所悄悄说：你这几年帮了我的大忙。你到北京需要花钱。接着就塞给我一大叠钞票，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他是诚心诚意的赠予，没有非分之想，更不会加害于我，但不能要啊！可我怕伤他的自尊心，不好意思说不能收钱，只是说我有钱，婉言谢绝了”。
项南不论在家里或出差时，绝不接受也绝不允许下面送礼品；对外活动中礼尚往来收受的礼品，也是一律交公。
4、对亲属与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
胡平定了几条家规：第一，夫人不能随便坐他的车，如确需用车或顺便搭车，都要交钱（这在省政府办公厅行政处有据可查）。而其子女不论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坐他的车。第二，家里任何人都不能接受送礼。第三，家人、亲戚、朋友不能利用他的职务之便捞取好处。他的儿子直到1986年以前还是省计委计算机中心的工人。1985年，屏南县有个工人到他家上访，反映其丈夫（国家干部）被迫害致死，要求给一个指标让她当国家干部。当她证实省长的儿子还是工人时，大为惊讶，并当场表示撤回诉求。胡平的女儿高考差几分就可以上本科分数线，但他绝不走后门，最后进了闽江大学读大专。胡平的不少亲戚、朋友，也时有要求帮忙，如孩子读书、子女就业、调动工作以及职务提升等，他都予以婉言拒绝。例如，他的连襟在厦门大学任教，思想先进，教学优秀，完全有条件提拔为系领导，但不敢直接找胡平反映，笔者知悉后劝首长疏通一下关系，没想到吃了“闭门羹”：他已经够条件了，还用疏通什么？这不是画蛇添足吗？胡平的青年时代是在浙江嘉兴老家和苏南度过的，他经常收到一些同学、朋友的来信，其中不少是求助的，全部交由笔者处理，并明确两条原则：违反政策规定、搞特殊化的均不予办理。 胡平对身边工作人员同样严格要求。这里提一件有趣的事情。1986年上半年，胡平到惠安县考察，给一个乡的渔业生产项目提供了几万元的资金支持。事后的一个星期天，该乡党委书记为了表示感谢，拿了一些新鲜海产品来笔者家，笔者得知后马上躲起来不见，由妻子打发客人。没想到笔者3岁的不谙世事的儿子大声对客人说：“我妈妈骗你，我爸爸在凉台上，我带你找他”。笔者只好出来向客人推辞，但由于时值酷暑，那些海产品再拿回去就变质了（他是乘坐没有空调的公交车来回的），乡书记非常为难。笔者就耐心解释：省长规定绝不能收礼。今天由于客观原因，就破例收下，但要算钱。最后付了款，对方写了收条。笔者马上送一份海产品到省长家，并收回了相应货款。
综上所述，项南、胡平自我要求非常严格。但在省内外、社会上对此却有各种不同看法。有的说，高级干部最主要的是把工作搞好，让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至于多吃、多占一点，无关紧要。更多的人说，中国的官场文化是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不仅要以身作则地搞好工作，而且须率先垂范廉洁自律，做到“此地无声胜有声”，才能形成很强的感召力、凝聚力。项南早已作古，胡平离休也十几年了，但他们30年前的那些做法，仍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四、胡平与项南的偶有分歧及其原因
可以毫不忌讳地说，项南、胡平之间是偶有分歧的。
1、主要表现
对省情的看法有所差异。项南对福建新时期的自然地理优势、人文优势以及如何克服“穷、弱、差”的劣势比较乐观。胡平则对优势发挥和劣势克服的程度与进展速度比较谨慎。
对计划、财政工作视角有所不同。项南时有批评计划部门在年度计划与长远规划上偏保守，财政部门在财政的预算与执行上缺乏更积极的作为。胡平则较多地考虑这两个综合部门的难处，因为他长期在计划部门工作，对福建的“家底”一清二楚。在项南批评时，胡平有时还能巧妙地为其说情，实际上也是避免自己这个经济的“穷当家”最终挨批。
對经济发展所需条件的认同有所差异。项南力主快速发展，尽力而为，要求福建经济总量在2000年赶上台湾。胡平则从财力、物力、技术装备、能源交通、人才等方面的综合平衡进行通盘考虑，主张保持中等偏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可持续性。
关于放权。项南主张大力简政放权。胡平赞同项南的主张，但在某些涉及财政、税收，导致省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支出大量增加等问题上持谨慎态度。
2、意见分歧原因初析
角色不同所致。前文说过，由职位不同引起的视角不同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但有时也能产生矛盾。项南身为省委书记要负政治责任，他管党务，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方向，要求福建有更快的进步与更好的对外形象，这是必然的。胡平是省长，侧重于考虑经济“家底”与发展的条件够不够。他经常说，搞经济工作，不仅要考虑能不能做，更要注重能不能做好。例如，资金链断裂的半拉子工程，不但不能产生经济效益，还导致亏损倒贴，是极不划算的，不干还能打个平手，而干不好则造成负效应，比不干还差。
具体想法不同引起的歧义。例如，胡平回忆说：“在城市两个文明建设过程中，项南主张把城里有关建筑物的围墙打掉，改用铁栏杆。我表示不同意。我说哪有那么多钢材？而且还要花不少钱啊。在实际执行中，各地的新建工程，听他、听我的都有，而老的建筑物一般都没有动。项南思想超前，站得高看得远，而我这个负责具体工作的人则比较务实。从资金极度困难的眼前看是我对，从发展的长远看是他对。各地在执行中，无意中把我们两种观点协调起来了”。从这个例子看，这既有职位角色不同所致，也显露了他们由于个性差异而造成的不同想法。然而，这也为各地、各单位“因地制宜”提供了灵活的空间：经济条件较好的可以“以新换旧”，否则就“面目依旧”。实际上，面子和里子是辩证的统一体：面子是里子的外在表现，里子是面子的实力支撑，有面子可能会有里子，有里子就更有面子。
3、领导人之间偶有分歧完全正常
项南与胡平的上述分歧，是在共同目标下的偶有不同意见，是职位不同所致，是对某些具体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想法。更需指出，双方的出发点都是想把福建的事情办得更好。一个领导班子，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年龄不同、阅历不同、职责不同，加上各有千秋的个性，还有问题与决策的多样性，这决定了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意见一致。所以，班子成员偶有分歧完全正常，长时期铁板一块倒要打上问号。领导班子在重大问题上的民主科学决策，是班子成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过程，是班长博采众议——有肯定、有否定、有协调，再加上自己发表更高深见解的过程，最后形成了集体决策。◆
1、待遇都不达标
办公室、住房、车子、配秘书和司机、优质的医疗保健以及职务消费等，这些都属于高级领导干部享有待遇的范畴。待遇与官职高低是成正比的，是合法的。需要指出，有待遇就会产生费用。费用从何而来？西方人说是来自于纳税人，中国人却坦言为“老百姓的血汗钱”，说法不一，实则来路相同。领导干部在位时，享受国家规定的相应待遇合情合理。问题是，不少在职与离退休领导干部享受了超规定的待遇。
项南、胡平则完全不同。
办公室不达标。胡平任职五年多里，始终在仅仅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工作。项南的办公室也简陋得很。
住房不达标。项南刚到福建，不顾省委其他领导的强烈反对，执意不进汤井巷的高干宿舍，而是住在省委、省政府办公驻地靠山顶端的部队营房里。那是一栋平房，夏天潮热得很，蚊虫多，冬天常常寒风凛冽，冷飕飕的，尤其四周没有围墙，缺乏安全保卫条件。但他不在乎。那时笔者也住于省委机关大院里，散步时常碰到平民一般的项南。
胡平的住房是20世纪70年代末任省计委副主任时配给的，面积仅90多平方米。他日后升任省计委主任、副省长、常务副省长，都不调整。由于该房建造时间早、外观陈旧且内部结构差，又靠近东街口闹市区，既不安静也不够安全。胡平于1982年末任省长后，上至省委秘书长、副省长，下至工作人员，都劝其搬离，但他执意不搬，直到离任时仍居住于此。而且，其住房内部格局与摆设都极其简陋，并不让装修。
用车不达标。胡平任常务副省长后的一段时间里仍使用从省计委带过来的挂着一般车牌的小轿车，在福州城里穿行与出差途中，时有被交警拦截进行安全检查。他任省长后使用了一部老式伏尔加牌汽车，有一段时间空调不灵了，也不让修理。笔者记忆犹新的是：1983年夏天，胡平到龙海县考察，时值高温酷暑，他在没有空调的车子里汗流浃背，而陪同的地、县领导的车子都开着空调。
项南的用车始终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2、都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接待标准
1979年，党中央专门就国内往来接待标准做出了“四菜一汤”的规定。胡平、项南对此不折不扣执行，这在省里甚至全国是出了名的。
项南、胡平从不喝酒，不论开会或出差在外，用餐都很简单。下乡时，项南都要事先对伙食标准提出严格且不容变通的规定：四菜一汤，严禁上酒。下面如果违反了，就马上受到他的严厉批评，并当场纠正。如“当事者”仍我行我素，他决不留面子，拒绝吃饭并离席，使其颇为难堪。中央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来闽视察，如由项南陪同的，也照此办理。
1983年初，项南与胡平到某县调研某海岛的对外开放，这是解放后省委书记、省长第一次赴该岛，县、乡负责人作为头等大事，认真汇报工作，且唯恐招待不周，怠慢领导。午餐开始了，按规定上了四道菜后，接待人员依照县、乡领导要求，随即上了两道好菜，项南立即把脸沉下来。虽然一声不吭，但其秘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立即吩咐把那两道好菜撤下去，才避免了一頓严厉批评。
被香港媒体曝光的“赴某省考察罢宴事件”在福建和某省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广为流传。1983年12月5日，项南、胡平带领全省沿海地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前往某兄弟省考察取经。当晚该省领导设宴款待，并决定第二天晚上再宴请，项南不同意。可对方坚持。次日晚上，宴会快开始了，主人都到场了，但客人迟迟未到，这可急坏了该省搞接待的负责人，他亲自到考察团住地邀请，没有结果。接着，随同考察的福建省委秘书长去当说客，也无济于事。不久，该省省长亲自给胡平打来电话，讲了很多理由，要求他做工作。项南坚持到底，最后说了一声：要去，你们去，我坚决不去！晚宴最终取消了。第二天，“项南罢宴”的消息马上传开了。
胡平同样严格按规定办。他有次出差到一个县，就餐时县委书记想了一“奇招”：先后端上四个大盘，每个盘里有四道菜，胡平幽默而又严肃地批评说，这不是四四十六道菜了吗？马上要求改正了。
3、拒绝个人收受礼品
胡平一律不接受与工作有关的送礼，即使老乡、朋友，如与工作有关联，也毫无例外地拒绝。如1985年间，其浙江老家有一位县领导出差带来了珍贵特产，胡平认为是花公款，就婉言拒绝，经过反复推辞不过，他最后不顾情面地发脾气：“你再不拿走，我就把东西从窗户扔下去”！来者只好遵从。他下乡时也如此。在对外交往中，客商送的礼品，一律交公。当时，省政府办公厅印制了“礼品进仓单”，上面设有“赠送单位或姓名”，“品名、规格、单位、数量”和 “经交人”、“经收人”，经收单位“主管”、“交物日期”以及“备注”等栏目。
胡平十几年前回忆说：“当时国家规定，凡收受价值15元以上的礼品都要上交，烟酒除外。1984年，我参加永春一中大礼堂落成剪彩活动，捐资的海外华侨郑文尧先生送一把金剪刀，上面刻有我的姓名，这是我第一次拿起金剪刀剪裁，才知道纯金剪刀是不能剪东西的。事后马上交公了。我还收过一个‘金老虎’，也交公了。我始终认为上交礼品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人家认我是官员才会赠送（比如，我的随员就不可能得到贵重礼品），而官员是组织上任命的嘛。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还有送红包的，但即将调离福建时碰上了。1987年9月15日，有个大华侨特地从海外前来福州为我饯行，席间他跟随我进厕所悄悄说：你这几年帮了我的大忙。你到北京需要花钱。接着就塞给我一大叠钞票，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他是诚心诚意的赠予，没有非分之想，更不会加害于我，但不能要啊！可我怕伤他的自尊心，不好意思说不能收钱，只是说我有钱，婉言谢绝了”。
项南不论在家里或出差时，绝不接受也绝不允许下面送礼品；对外活动中礼尚往来收受的礼品，也是一律交公。
4、对亲属与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
胡平定了几条家规：第一，夫人不能随便坐他的车，如确需用车或顺便搭车，都要交钱（这在省政府办公厅行政处有据可查）。而其子女不论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坐他的车。第二，家里任何人都不能接受送礼。第三，家人、亲戚、朋友不能利用他的职务之便捞取好处。他的儿子直到1986年以前还是省计委计算机中心的工人。1985年，屏南县有个工人到他家上访，反映其丈夫（国家干部）被迫害致死，要求给一个指标让她当国家干部。当她证实省长的儿子还是工人时，大为惊讶，并当场表示撤回诉求。胡平的女儿高考差几分就可以上本科分数线，但他绝不走后门，最后进了闽江大学读大专。胡平的不少亲戚、朋友，也时有要求帮忙，如孩子读书、子女就业、调动工作以及职务提升等，他都予以婉言拒绝。例如，他的连襟在厦门大学任教，思想先进，教学优秀，完全有条件提拔为系领导，但不敢直接找胡平反映，笔者知悉后劝首长疏通一下关系，没想到吃了“闭门羹”：他已经够条件了，还用疏通什么？这不是画蛇添足吗？胡平的青年时代是在浙江嘉兴老家和苏南度过的，他经常收到一些同学、朋友的来信，其中不少是求助的，全部交由笔者处理，并明确两条原则：违反政策规定、搞特殊化的均不予办理。 胡平对身边工作人员同样严格要求。这里提一件有趣的事情。1986年上半年，胡平到惠安县考察，给一个乡的渔业生产项目提供了几万元的资金支持。事后的一个星期天，该乡党委书记为了表示感谢，拿了一些新鲜海产品来笔者家，笔者得知后马上躲起来不见，由妻子打发客人。没想到笔者3岁的不谙世事的儿子大声对客人说：“我妈妈骗你，我爸爸在凉台上，我带你找他”。笔者只好出来向客人推辞，但由于时值酷暑，那些海产品再拿回去就变质了（他是乘坐没有空调的公交车来回的），乡书记非常为难。笔者就耐心解释：省长规定绝不能收礼。今天由于客观原因，就破例收下，但要算钱。最后付了款，对方写了收条。笔者马上送一份海产品到省长家，并收回了相应货款。
综上所述，项南、胡平自我要求非常严格。但在省内外、社会上对此却有各种不同看法。有的说，高级干部最主要的是把工作搞好，让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至于多吃、多占一点，无关紧要。更多的人说，中国的官场文化是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不仅要以身作则地搞好工作，而且须率先垂范廉洁自律，做到“此地无声胜有声”，才能形成很强的感召力、凝聚力。项南早已作古，胡平离休也十几年了，但他们30年前的那些做法，仍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四、胡平与项南的偶有分歧及其原因
可以毫不忌讳地说，项南、胡平之间是偶有分歧的。
1、主要表现
对省情的看法有所差异。项南对福建新时期的自然地理优势、人文优势以及如何克服“穷、弱、差”的劣势比较乐观。胡平则对优势发挥和劣势克服的程度与进展速度比较谨慎。
对计划、财政工作视角有所不同。项南时有批评计划部门在年度计划与长远规划上偏保守，财政部门在财政的预算与执行上缺乏更积极的作为。胡平则较多地考虑这两个综合部门的难处，因为他长期在计划部门工作，对福建的“家底”一清二楚。在项南批评时，胡平有时还能巧妙地为其说情，实际上也是避免自己这个经济的“穷当家”最终挨批。
對经济发展所需条件的认同有所差异。项南力主快速发展，尽力而为，要求福建经济总量在2000年赶上台湾。胡平则从财力、物力、技术装备、能源交通、人才等方面的综合平衡进行通盘考虑，主张保持中等偏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可持续性。
关于放权。项南主张大力简政放权。胡平赞同项南的主张，但在某些涉及财政、税收，导致省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支出大量增加等问题上持谨慎态度。
2、意见分歧原因初析
角色不同所致。前文说过，由职位不同引起的视角不同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但有时也能产生矛盾。项南身为省委书记要负政治责任，他管党务，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方向，要求福建有更快的进步与更好的对外形象，这是必然的。胡平是省长，侧重于考虑经济“家底”与发展的条件够不够。他经常说，搞经济工作，不仅要考虑能不能做，更要注重能不能做好。例如，资金链断裂的半拉子工程，不但不能产生经济效益，还导致亏损倒贴，是极不划算的，不干还能打个平手，而干不好则造成负效应，比不干还差。
具体想法不同引起的歧义。例如，胡平回忆说：“在城市两个文明建设过程中，项南主张把城里有关建筑物的围墙打掉，改用铁栏杆。我表示不同意。我说哪有那么多钢材？而且还要花不少钱啊。在实际执行中，各地的新建工程，听他、听我的都有，而老的建筑物一般都没有动。项南思想超前，站得高看得远，而我这个负责具体工作的人则比较务实。从资金极度困难的眼前看是我对，从发展的长远看是他对。各地在执行中，无意中把我们两种观点协调起来了”。从这个例子看，这既有职位角色不同所致，也显露了他们由于个性差异而造成的不同想法。然而，这也为各地、各单位“因地制宜”提供了灵活的空间：经济条件较好的可以“以新换旧”，否则就“面目依旧”。实际上，面子和里子是辩证的统一体：面子是里子的外在表现，里子是面子的实力支撑，有面子可能会有里子，有里子就更有面子。
3、领导人之间偶有分歧完全正常
项南与胡平的上述分歧，是在共同目标下的偶有不同意见，是职位不同所致，是对某些具体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想法。更需指出，双方的出发点都是想把福建的事情办得更好。一个领导班子，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年龄不同、阅历不同、职责不同，加上各有千秋的个性，还有问题与决策的多样性，这决定了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意见一致。所以，班子成员偶有分歧完全正常，长时期铁板一块倒要打上问号。领导班子在重大问题上的民主科学决策，是班子成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过程，是班长博采众议——有肯定、有否定、有协调，再加上自己发表更高深见解的过程，最后形成了集体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