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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李骏虎的中短篇小说集《前面就是麦季》①后，我觉得可以把他的作品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现城市生活的，另一类是表现乡村生活的。
李骏虎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生人，对与他基本同龄的年轻人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十分熟悉。当这些年轻人跨入社会时，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集体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念逐渐遭到瓦解，社会呈现出个人化和多元化的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年轻一代人的人生舞台的历史背景已经非乌托邦化了。要在一个普遍缺乏个人安全保障、而且变得越来越世俗和讲求实际的社会中讨生活，就要独自面对更大的精神和物质压力。他们只能去适应，并凭借个人的智慧、才华和拼搏精神来为自己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此，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价值取向都与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受一元化的理想主义教育影响的那批人完全不同。如果说，身处于一个已逐渐变得无意义的世界之中，后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其内心深处仍会受到人生意义和精神归宿的困扰的话，那么前者中的绝大多数人则早已对“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梦想。因为当他们得以感知和应对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这个远非理想的世界时，世界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所以，他们是现实的、多半也是随波逐流的；或者毋宁说，他们更是无奈的、无可选择的一代。当然，在其冲突的内心中，他们也仍然试图找到一种调试和平衡的可能。
中短篇小说集《前面就是麦季》中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品，主要体现了李骏虎对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一拨人的生存状态、思维方式和情感特点的独到体验和把握。已有评论指出，李骏虎的作品，是在给其同龄人画像。但这种画像是斑驳多面的。在李骏虎笔下，由于失去了与历史的联系以及对未来的确定性的憧憬，他们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及未来的归属都缺乏明确的概念，不知将充沛的精力和意志如何使用。他们时而茫然、时而听凭着内心欲念的驱使而行动，是难以概括和评价的一代。这些人的生活选择，无论是无奈、执着和克制，还是麻木沉沦、自我救赎式的挣扎和升华，都呈现出人的精神面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七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一个名叫孙开的年轻人（这个人物也是另外两篇小说《逆流而上》和《玫瑰》的主人公），与一个叫庄宁的女孩已认识多年，彼此都有些好感，但他俩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阻力，使两人的关系既无法升温，也不能干脆断掉，就那么不死不活地拖着，使这种关系变得像一场没有结果的游戏。“七年之痒”是个泊来的词语，意指许多事情发展到第七年就会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出现一些问题，一般用来指称婚姻状态中的情感疲惫。我们惊讶地看到，由这篇小说所呈现的两性感情根本无法朝婚姻方向作正常发展就无疾而终了。
初读《七年》时，会被两个年轻人之间所保持的那种似热非热、似冷非冷的奇特关系所迷惑。按以前的阅读经验，读者会期待着事情的发展出现某种意外，但小说却于似乎总该有所发生、却终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平淡中戛然而止。期待落空之后，再返回头去细读，我们能体会到作者在平淡至极的笔墨中那种绝不平淡的观察和发现：庄宁的形象，可以说在当代年轻人中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心机复杂却常常表现出一副无所用心的模样，在与人交往时尽可以表现得热力外溢而实际上则淡漠于心。在没心没肺、不加掩饰、一切都无所谓的外表下，他们其实是工于心计的。比如说庄宁，她从受排挤离开公司，到后来成为该公司酒店的负责人，其过程都令人捉摸不透。但是，当一个人不得不在谋生领域中将自己的精力和心智运用到极致时，往往也就失去了爱的能力和唤起被爱的能力了。
事隔多年后，孙开已是一个离了婚的大学教师。他在与不同女性交往的过程中结识了欢场小姐、保险推销员和他个人诗歌的粉丝。在这种接触中，都是由肉体欲望产生感情，可又让他把握不住是否与爱情有关：小姐关心钱，推销员忘不了业务，粉丝说到底也是为了找个男人有钱花、玩得开心。这是一种真实的苦恼（《逆流而上》）。当一个人硬要在世俗的洪流中寻找真情，岂不是在逆流而上？
身为副教授的孙开，竟喜欢上了自己所招的一名女研究生，但最后还是战胜了自己的情感。他知道，“爱一个人会让你处于幸福的感觉当中”，但是爱就意味着要对对方负责。“有时候付出自己的爱，是一种自私和不负责任的行为”。玫瑰虽好，刺却有可能会伤人，还不如把它珍藏于心中。这是一个中年男人复杂丰富的内心情感以及精神境界的升华过程（《玫瑰》）。在这篇小说中，李骏虎把两性间的情感变化和微妙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
《牛郎》、《解决》和《心跳如鼓》中的主人公，虽性格迥异，却无一不是在生存环境的压力下、受到具体情境的拨弄和摆布而无法把握自己的人物。
一个缺乏创业的雄心和勇气、不想吃苦而总想依附于人的小伙子，为了满足自己人前显摆的虚荣，甚至宁愿去尝试着应征做“鸭”，最后还是因为交不出三千元的押金才作罢（《牛郎》）。一个为结婚租了房、还不知道适合自己的结婚对象在哪里的年轻人，在一次意外的劫持事件中，顺其自然地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戏剧，婚姻大事竟得以顺利解决。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荒诞故事是要说明：计划赶不上变化。而人生中的许多问题是超出计划或设计的，算计得再多也往往事与愿违，还不如将一切托付给命运去安排，不去过多思索和盘算。显然，这样的好事也只有在梦中才能实现了（《解决》）。一个在老婆出差期间和朋友找小姐鬼混的胆小鬼，在接到老婆提前返回的电话后匆匆往家赶，不料途经一个犯罪现场时被歹徒打伤。他为了隐瞒真相说了谎，然后事情就超出了自己的控制：媒体把他作为见义勇为的英雄来宣传，而受伤带来的后遗症又让他落入尴尬的境地。他为此而烦恼不堪，想象着如果自己胆量大些，情况也许就能完全两样。但遭逢突发事件时他仍然胆怯懦弱，只能以幻想来自慰却注定了与挺身而出的壮举无缘（《心跳如鼓》）。
“人格的‘创发性心向’”是弗洛姆人本主义伦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种基本态度，一种贯穿于人的经历的所有领域的与人发生关系的方式。它包括对他人、自身及事物的心理、情感和感觉上的反应。创发性是人的能力所在，是一种使用自己的力量和实现自己的固有潜力的能力。……一个人具有创发性意味着：他体验到了自己是其力量的体现者和‘行动者’，他感觉到了自己是一个强者，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没有受到阻碍和遭致异化”②。而在李骏虎描绘的城市生活场景中，即使是那些竭力想扮演强者角色的人物，其行为也是“非创发性”的，受到无法改变的外在力量的操控和刺激，为贪婪的欲望和恶意所驱迫。 公司老板的情人李美，倚仗着与老板的特殊关系占据着公司人事部经理的位置，她将自己的亲戚不断安排进公司，引起了董事会几个副总的不满。老板迫于压力，要她让出这个职位。深谋远虑的李美动用心机，下了套子让蒙在鼓里的老板聘用了她的表妹却浑然不知，还以为她已服从自己的安排到了广州的分公司，岂料李美已远赴日本（《流氓兔》）。这是一个算计中的算计的故事。原本是老板手中玩物的李美，最终却成功地将老板玩弄于股掌之中。这种算计高手，孕育自怎样的生存环境也就可想而知。
一个其姑父为本市副市长的年轻人，想揽开发区的工程，于是满怀希望带着姑父写的条子去见开发区主任，不料却碰了钉子。就在他无法排解内心的失衡时，正好遇到了一个女大学毕业生，她正好要去见那个好色的开发区主任，以便为自己在开发区谋求一份理想的工作。结果这个意识到不能在腐败的格局中分得一杯羹的年轻人竟抢先对女孩下了手，并视为是对开发区主任的报复，从而为自己的挫败感找回了某种心理平衡（《那我们去哪里呢》）。通过性占有来弥补未能获得更大利益的那种失落感，从无辜者身上寻找阿Q式的精神满足，其心理的阴暗和卑劣都令人震惊。
看得出来，在李骏虎的城市小说中，他都是在写当下现在对生活的感受和体察。然而，城市“‘空间’的本能是膨胀和扩张，它有喜新厌旧的倾向”，“面对无限放大和变奏、一刻也不消停的城市”及其永无止息的欲望，人难免会在其中迷失自己，因为城市空间“极不稳定，容颜时时变幻，布局任意涂改，无相对牢固和永久的元素供人体味，一切皆暂时、偶然，沉淀不下故事——于是你记不住它，产生不了依赖和深厚情怀”。③这就使得李骏虎笔下的人物大都呈现出一种无根的漂浮状态。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旋涡中身不由己，随波逐流也好，逆流而上也罢，总归是身心困顿疲惫、行为方式诡异，就像是从大地的土壤中拔出的植物，生命之根已被抽离，这也为缺乏心理准备的读者的理解增加了难度。也许就如同李骏虎在《局外人》中所记述的梦境那样，只有在梦中，他们的爱与自由意志才能恢复活力，兴奋起来，“成为生活的当局者”吧。
二
经常写这类有如水上浮萍似的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物，李骏虎的内心总会觉得不那么踏实。他开始对自己创作发展的可持续性产生了危机感。作为农民之子，李骏虎在寻找创作突破口。2005年，他回到故乡，挂职体验生活。熟悉的乡村生活又给了他心灵的滋养和创作的灵感。2007年，短暂的鲁院学习生活，使李骏虎得以重新思考“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意识到“要想写出好东西，还得向农村去找”。他在一篇专访中曾这样谈到他对乡村土地的热爱：“每次回乡，一踩上乡村的土地就感觉到非常踏实。从村口步行回家，走在村巷里与晒太阳的老汉、抱娃娃的妇女简单打个招呼，就能给我一种力量，心里特别温暖。”“从《前面就是麦季》起，我开始写晋南文化，开始写乡村。我之所以要写农村，是因为我意识到作品要有思想力量和精神向度。这要求我必须回到大地，才能仰望天空。不能老写中国这种不成型都市的人的情感困惑，因为它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空中的东西。只有回到农村，脚踩大地，才能找到精神向度和思想力量。”④
在以乡村为背景进行创作时，李骏虎得以调动和运用自己成长历程中对故乡土地的丰厚的情感积累，所以写起来充满感情，语言上也显得驾轻就熟。因为故乡“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作为“有根、有物象、有丰富内涵的信息体”，故乡“繁殖记忆与情感，承载着人生活动和岁月内容”并构成了“抒情的可能和心灵基础”。⑤这是精神漂泊者的回归，它也赋予了李骏虎的创作以自我更新的力量。
在《用镰刀割草的男孩》《前面就是麦季》《五福临门》《留鸟》《还乡》等作品中，李骏虎是在做一种逆向性的精神寻觅。在想象的催孕和重酿的作用下，他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幅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和乡村风貌的生动画面，表现出对这种生活的熟谙程度和感情上的依恋。在对这种已经或行将逝去的中国乡村及乡村生活的描绘中，人是大地之子，人在自然的环境中活动；心属于身，因身的存在而存在，它们是统一的，正如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是自然的一部分一样，尚未因过度的贪欲而分裂。人的欲望和心理活动也都能得到充分合理的解释。
《用镰刀割草的男孩》中的马开，是一个14岁的乡村男孩。这个少年对外面的世界和夜晚头顶上浩瀚的星空充满了向往和敬畏，但这些不着边际的想象并不足以让他引起别人的注意。目前最能满足他虚荣心的、可以落实的想象对象不过是一只小小的戒指，这种欲望是由村中来了一个打戒指的工匠引起的。马开想象着自己戴着一枚银戒走在校园里的情景，“那么多的惊羡目光啊，真、真不敢往下想了”。在一次帮父母及时地为玉米地施化肥的劳动后，马开借着爸爸妈妈心情挺好，就小心翼翼地提到村里的女人打戒指的事，没想到妈妈真的决定要打两只银戒了。戒指打好后，马开缠着妈妈说，只要让他戴一只，以后什么活儿他都肯干。妈妈答应了，说只要马开天黑前到前村地里割一筐猪草回来就让他戴，并把刚打好的一只刻着梅花的银戒递给了马开。小说中是这样描写马开心花怒放的心情的：“梅花戒指套上手指的一刹那，马开的胸腔膨胀到他无法呼吸，他发出一声类似狗被踩住尾巴的声音，飞快地从妈妈身边跑开，在水泊间跳跃着，奔回自家的院子，从厦屋里的砖缝里拔出镰刀，背起挎篓去割草。”一路上，他用“戴戒指的那只手扶着挎篓把儿，手搁在肩头那里，这个位置正好让所有碰见他的人看见他手指上多出的那个亮闪闪的东西。”割草时，他还在美滋滋地想象明天到学校后，同学们看到他手上戴的梅花戒时会是怎样的表情。等他割完草回到家，才发现戒指不知什么时候弄丢了。再返回头去寻找，哪里还有戒指的影子？……小说把一个乡村少年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渴望、短暂拥有时的满足和突然经历了丧失后的痛苦以及绝望，表现得纯朴、细腻和感人。
《前面就是麦季》书写的是人性的纯净和善良。 霍麓之南、汾河以东的那片土地，不仅每年能迎来两季的收成，也养育了有着悠久文明传承的晋南乡村那种道德心态上的清正和富足。秀娟，一个年过40岁还未嫁人的老姑娘，其弟因不能生育，抱养了一个男孩延续香火。在为孩子过满月办的酒席上，秀娟喝多了，任总管的副村长托本村的两个年轻人送她回独居的老磨房。但过后那两个年轻人就慌慌张张地逃到外地去了，给秀娟惹下了闲话。面对村里的风言风语，秀娟不加申辩，平稳地过日子，直到最后事情真相大白：原来两个送她回家的小伙子趁她酒醉，从她屋里偷了七千元钱跑到广州做买卖，准备挣了钱后再还她；结果刚下火车就被骗了，搞到几乎要沿街乞讨的地步。其实，秀娟酒醒后就知道钱被偷走了，却一直没有声张。事情水落石出后秀娟也无意追究，表现出宽厚而博大的人性之美。在秀娟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中，我们看到了具有“创发性心向”的人所应有的强者形象：自主地运用人内心的力量而不受任何外力的影响和控制，遵从心的召唤，用大爱来包容一切。 在这个故事中，“麦季”已成为了一个极具张力的隐喻。 尽管在利益面前，人性不免会遭到扭曲，亲人之间也会有明争暗斗和算计，如《后福》中展现的那样；但总的来说，李骏虎呈现的场面和故事，都是晋南乡村生活的原生态。它是生生不息的，并因人对土地和乡村的感情依恋而显得温暖、丰厚和实在；它是包容的，或如李骏虎所说，深入到骨子里的那种朴素大气并未受到真正的伤害。⑥在《留鸟》、《师傅越来越温柔》和《还乡》中，以城市及其商业化的进程为背景，土地和乡村生活被赋予了人精神归宿的意义。如《还乡》中的“我”，因工作压力大而失眠情况加剧，回老家疗养。主人公沉醉在家乡宁静神奇的景物和浓浓的亲情中，在乡土的怀抱中获得了新生。在这种心灵的回归中，人才能找到自我，安顿自己那颗不得其所的心。“真正的乡村精神——那种骨子里的安详和宁静，是装不出来的。”“没有故乡，没有身世，人何以确认自己是谁、属于谁？/没有地点，没有路标，人如何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时代，不变的东西太少了，慢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头也不回地疾行，而身后的脚印、村庄、影子，早已无踪。/我们唱了一路的歌，却发现无词无曲。/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⑦
仿佛预感到可能会有质疑的声音出现，李骏虎在解释他为什么“要把乡村写得那么诗意，那么美好”时说，“因为在我的感觉里就是这样，在我的心里乡村就是一个精神归宿”，“我并不是有意规避权力之争和农民的生活困苦，而是为了从文本上避免走农村小说写作的老套路。很多的农村小说主题好像都是权力斗争的、家族倾轧的、兄弟反目的、仇富的，但是他们表现得太片面性了。他们没有表现过农村这种诗意的乡村生活，没有表现过这种朴素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同样是农村，就看你用什么眼光去看。如果用狭隘的眼光去看，那么看到的全是斗争，全是农民的狭隘与贫乏。如果用爱的眼光去看，用温和的眼光去看，就能看到人性里面让人感动的东西。”⑧
“晋军新锐作家创作暨山西文学发展座谈会”期间，通过与李骏虎的私下交流，我得知他正在潜心创作一部描写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内容将深入到基层权力的运作层面。让我们期待李骏虎在其长篇新作中为读者别开生面地呈现出县一级的官场生态，也为读者展现出一幅更为广阔、鲜活而繁复的乡村生活画卷。
注 释
①李骏虎：《前面就是麦季》，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②埃里希·弗洛姆：《寻找自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③⑤⑦王开岭：《每个故乡都在消失》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245/24525.html
④⑥⑧张志刚：《专访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山西作家李骏虎》，山西新闻网《发展导报》2010年10月28日。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科院文学所）
李骏虎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生人，对与他基本同龄的年轻人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十分熟悉。当这些年轻人跨入社会时，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集体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念逐渐遭到瓦解，社会呈现出个人化和多元化的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年轻一代人的人生舞台的历史背景已经非乌托邦化了。要在一个普遍缺乏个人安全保障、而且变得越来越世俗和讲求实际的社会中讨生活，就要独自面对更大的精神和物质压力。他们只能去适应，并凭借个人的智慧、才华和拼搏精神来为自己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此，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价值取向都与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受一元化的理想主义教育影响的那批人完全不同。如果说，身处于一个已逐渐变得无意义的世界之中，后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其内心深处仍会受到人生意义和精神归宿的困扰的话，那么前者中的绝大多数人则早已对“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梦想。因为当他们得以感知和应对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这个远非理想的世界时，世界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所以，他们是现实的、多半也是随波逐流的；或者毋宁说，他们更是无奈的、无可选择的一代。当然，在其冲突的内心中，他们也仍然试图找到一种调试和平衡的可能。
中短篇小说集《前面就是麦季》中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品，主要体现了李骏虎对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一拨人的生存状态、思维方式和情感特点的独到体验和把握。已有评论指出，李骏虎的作品，是在给其同龄人画像。但这种画像是斑驳多面的。在李骏虎笔下，由于失去了与历史的联系以及对未来的确定性的憧憬，他们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及未来的归属都缺乏明确的概念，不知将充沛的精力和意志如何使用。他们时而茫然、时而听凭着内心欲念的驱使而行动，是难以概括和评价的一代。这些人的生活选择，无论是无奈、执着和克制，还是麻木沉沦、自我救赎式的挣扎和升华，都呈现出人的精神面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七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一个名叫孙开的年轻人（这个人物也是另外两篇小说《逆流而上》和《玫瑰》的主人公），与一个叫庄宁的女孩已认识多年，彼此都有些好感，但他俩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阻力，使两人的关系既无法升温，也不能干脆断掉，就那么不死不活地拖着，使这种关系变得像一场没有结果的游戏。“七年之痒”是个泊来的词语，意指许多事情发展到第七年就会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出现一些问题，一般用来指称婚姻状态中的情感疲惫。我们惊讶地看到，由这篇小说所呈现的两性感情根本无法朝婚姻方向作正常发展就无疾而终了。
初读《七年》时，会被两个年轻人之间所保持的那种似热非热、似冷非冷的奇特关系所迷惑。按以前的阅读经验，读者会期待着事情的发展出现某种意外，但小说却于似乎总该有所发生、却终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平淡中戛然而止。期待落空之后，再返回头去细读，我们能体会到作者在平淡至极的笔墨中那种绝不平淡的观察和发现：庄宁的形象，可以说在当代年轻人中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心机复杂却常常表现出一副无所用心的模样，在与人交往时尽可以表现得热力外溢而实际上则淡漠于心。在没心没肺、不加掩饰、一切都无所谓的外表下，他们其实是工于心计的。比如说庄宁，她从受排挤离开公司，到后来成为该公司酒店的负责人，其过程都令人捉摸不透。但是，当一个人不得不在谋生领域中将自己的精力和心智运用到极致时，往往也就失去了爱的能力和唤起被爱的能力了。
事隔多年后，孙开已是一个离了婚的大学教师。他在与不同女性交往的过程中结识了欢场小姐、保险推销员和他个人诗歌的粉丝。在这种接触中，都是由肉体欲望产生感情，可又让他把握不住是否与爱情有关：小姐关心钱，推销员忘不了业务，粉丝说到底也是为了找个男人有钱花、玩得开心。这是一种真实的苦恼（《逆流而上》）。当一个人硬要在世俗的洪流中寻找真情，岂不是在逆流而上？
身为副教授的孙开，竟喜欢上了自己所招的一名女研究生，但最后还是战胜了自己的情感。他知道，“爱一个人会让你处于幸福的感觉当中”，但是爱就意味着要对对方负责。“有时候付出自己的爱，是一种自私和不负责任的行为”。玫瑰虽好，刺却有可能会伤人，还不如把它珍藏于心中。这是一个中年男人复杂丰富的内心情感以及精神境界的升华过程（《玫瑰》）。在这篇小说中，李骏虎把两性间的情感变化和微妙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
《牛郎》、《解决》和《心跳如鼓》中的主人公，虽性格迥异，却无一不是在生存环境的压力下、受到具体情境的拨弄和摆布而无法把握自己的人物。
一个缺乏创业的雄心和勇气、不想吃苦而总想依附于人的小伙子，为了满足自己人前显摆的虚荣，甚至宁愿去尝试着应征做“鸭”，最后还是因为交不出三千元的押金才作罢（《牛郎》）。一个为结婚租了房、还不知道适合自己的结婚对象在哪里的年轻人，在一次意外的劫持事件中，顺其自然地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戏剧，婚姻大事竟得以顺利解决。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荒诞故事是要说明：计划赶不上变化。而人生中的许多问题是超出计划或设计的，算计得再多也往往事与愿违，还不如将一切托付给命运去安排，不去过多思索和盘算。显然，这样的好事也只有在梦中才能实现了（《解决》）。一个在老婆出差期间和朋友找小姐鬼混的胆小鬼，在接到老婆提前返回的电话后匆匆往家赶，不料途经一个犯罪现场时被歹徒打伤。他为了隐瞒真相说了谎，然后事情就超出了自己的控制：媒体把他作为见义勇为的英雄来宣传，而受伤带来的后遗症又让他落入尴尬的境地。他为此而烦恼不堪，想象着如果自己胆量大些，情况也许就能完全两样。但遭逢突发事件时他仍然胆怯懦弱，只能以幻想来自慰却注定了与挺身而出的壮举无缘（《心跳如鼓》）。
“人格的‘创发性心向’”是弗洛姆人本主义伦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种基本态度，一种贯穿于人的经历的所有领域的与人发生关系的方式。它包括对他人、自身及事物的心理、情感和感觉上的反应。创发性是人的能力所在，是一种使用自己的力量和实现自己的固有潜力的能力。……一个人具有创发性意味着：他体验到了自己是其力量的体现者和‘行动者’，他感觉到了自己是一个强者，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没有受到阻碍和遭致异化”②。而在李骏虎描绘的城市生活场景中，即使是那些竭力想扮演强者角色的人物，其行为也是“非创发性”的，受到无法改变的外在力量的操控和刺激，为贪婪的欲望和恶意所驱迫。 公司老板的情人李美，倚仗着与老板的特殊关系占据着公司人事部经理的位置，她将自己的亲戚不断安排进公司，引起了董事会几个副总的不满。老板迫于压力，要她让出这个职位。深谋远虑的李美动用心机，下了套子让蒙在鼓里的老板聘用了她的表妹却浑然不知，还以为她已服从自己的安排到了广州的分公司，岂料李美已远赴日本（《流氓兔》）。这是一个算计中的算计的故事。原本是老板手中玩物的李美，最终却成功地将老板玩弄于股掌之中。这种算计高手，孕育自怎样的生存环境也就可想而知。
一个其姑父为本市副市长的年轻人，想揽开发区的工程，于是满怀希望带着姑父写的条子去见开发区主任，不料却碰了钉子。就在他无法排解内心的失衡时，正好遇到了一个女大学毕业生，她正好要去见那个好色的开发区主任，以便为自己在开发区谋求一份理想的工作。结果这个意识到不能在腐败的格局中分得一杯羹的年轻人竟抢先对女孩下了手，并视为是对开发区主任的报复，从而为自己的挫败感找回了某种心理平衡（《那我们去哪里呢》）。通过性占有来弥补未能获得更大利益的那种失落感，从无辜者身上寻找阿Q式的精神满足，其心理的阴暗和卑劣都令人震惊。
看得出来，在李骏虎的城市小说中，他都是在写当下现在对生活的感受和体察。然而，城市“‘空间’的本能是膨胀和扩张，它有喜新厌旧的倾向”，“面对无限放大和变奏、一刻也不消停的城市”及其永无止息的欲望，人难免会在其中迷失自己，因为城市空间“极不稳定，容颜时时变幻，布局任意涂改，无相对牢固和永久的元素供人体味，一切皆暂时、偶然，沉淀不下故事——于是你记不住它，产生不了依赖和深厚情怀”。③这就使得李骏虎笔下的人物大都呈现出一种无根的漂浮状态。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旋涡中身不由己，随波逐流也好，逆流而上也罢，总归是身心困顿疲惫、行为方式诡异，就像是从大地的土壤中拔出的植物，生命之根已被抽离，这也为缺乏心理准备的读者的理解增加了难度。也许就如同李骏虎在《局外人》中所记述的梦境那样，只有在梦中，他们的爱与自由意志才能恢复活力，兴奋起来，“成为生活的当局者”吧。
二
经常写这类有如水上浮萍似的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物，李骏虎的内心总会觉得不那么踏实。他开始对自己创作发展的可持续性产生了危机感。作为农民之子，李骏虎在寻找创作突破口。2005年，他回到故乡，挂职体验生活。熟悉的乡村生活又给了他心灵的滋养和创作的灵感。2007年，短暂的鲁院学习生活，使李骏虎得以重新思考“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意识到“要想写出好东西，还得向农村去找”。他在一篇专访中曾这样谈到他对乡村土地的热爱：“每次回乡，一踩上乡村的土地就感觉到非常踏实。从村口步行回家，走在村巷里与晒太阳的老汉、抱娃娃的妇女简单打个招呼，就能给我一种力量，心里特别温暖。”“从《前面就是麦季》起，我开始写晋南文化，开始写乡村。我之所以要写农村，是因为我意识到作品要有思想力量和精神向度。这要求我必须回到大地，才能仰望天空。不能老写中国这种不成型都市的人的情感困惑，因为它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空中的东西。只有回到农村，脚踩大地，才能找到精神向度和思想力量。”④
在以乡村为背景进行创作时，李骏虎得以调动和运用自己成长历程中对故乡土地的丰厚的情感积累，所以写起来充满感情，语言上也显得驾轻就熟。因为故乡“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作为“有根、有物象、有丰富内涵的信息体”，故乡“繁殖记忆与情感，承载着人生活动和岁月内容”并构成了“抒情的可能和心灵基础”。⑤这是精神漂泊者的回归，它也赋予了李骏虎的创作以自我更新的力量。
在《用镰刀割草的男孩》《前面就是麦季》《五福临门》《留鸟》《还乡》等作品中，李骏虎是在做一种逆向性的精神寻觅。在想象的催孕和重酿的作用下，他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幅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和乡村风貌的生动画面，表现出对这种生活的熟谙程度和感情上的依恋。在对这种已经或行将逝去的中国乡村及乡村生活的描绘中，人是大地之子，人在自然的环境中活动；心属于身，因身的存在而存在，它们是统一的，正如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是自然的一部分一样，尚未因过度的贪欲而分裂。人的欲望和心理活动也都能得到充分合理的解释。
《用镰刀割草的男孩》中的马开，是一个14岁的乡村男孩。这个少年对外面的世界和夜晚头顶上浩瀚的星空充满了向往和敬畏，但这些不着边际的想象并不足以让他引起别人的注意。目前最能满足他虚荣心的、可以落实的想象对象不过是一只小小的戒指，这种欲望是由村中来了一个打戒指的工匠引起的。马开想象着自己戴着一枚银戒走在校园里的情景，“那么多的惊羡目光啊，真、真不敢往下想了”。在一次帮父母及时地为玉米地施化肥的劳动后，马开借着爸爸妈妈心情挺好，就小心翼翼地提到村里的女人打戒指的事，没想到妈妈真的决定要打两只银戒了。戒指打好后，马开缠着妈妈说，只要让他戴一只，以后什么活儿他都肯干。妈妈答应了，说只要马开天黑前到前村地里割一筐猪草回来就让他戴，并把刚打好的一只刻着梅花的银戒递给了马开。小说中是这样描写马开心花怒放的心情的：“梅花戒指套上手指的一刹那，马开的胸腔膨胀到他无法呼吸，他发出一声类似狗被踩住尾巴的声音，飞快地从妈妈身边跑开，在水泊间跳跃着，奔回自家的院子，从厦屋里的砖缝里拔出镰刀，背起挎篓去割草。”一路上，他用“戴戒指的那只手扶着挎篓把儿，手搁在肩头那里，这个位置正好让所有碰见他的人看见他手指上多出的那个亮闪闪的东西。”割草时，他还在美滋滋地想象明天到学校后，同学们看到他手上戴的梅花戒时会是怎样的表情。等他割完草回到家，才发现戒指不知什么时候弄丢了。再返回头去寻找，哪里还有戒指的影子？……小说把一个乡村少年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渴望、短暂拥有时的满足和突然经历了丧失后的痛苦以及绝望，表现得纯朴、细腻和感人。
《前面就是麦季》书写的是人性的纯净和善良。 霍麓之南、汾河以东的那片土地，不仅每年能迎来两季的收成，也养育了有着悠久文明传承的晋南乡村那种道德心态上的清正和富足。秀娟，一个年过40岁还未嫁人的老姑娘，其弟因不能生育，抱养了一个男孩延续香火。在为孩子过满月办的酒席上，秀娟喝多了，任总管的副村长托本村的两个年轻人送她回独居的老磨房。但过后那两个年轻人就慌慌张张地逃到外地去了，给秀娟惹下了闲话。面对村里的风言风语，秀娟不加申辩，平稳地过日子，直到最后事情真相大白：原来两个送她回家的小伙子趁她酒醉，从她屋里偷了七千元钱跑到广州做买卖，准备挣了钱后再还她；结果刚下火车就被骗了，搞到几乎要沿街乞讨的地步。其实，秀娟酒醒后就知道钱被偷走了，却一直没有声张。事情水落石出后秀娟也无意追究，表现出宽厚而博大的人性之美。在秀娟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中，我们看到了具有“创发性心向”的人所应有的强者形象：自主地运用人内心的力量而不受任何外力的影响和控制，遵从心的召唤，用大爱来包容一切。 在这个故事中，“麦季”已成为了一个极具张力的隐喻。 尽管在利益面前，人性不免会遭到扭曲，亲人之间也会有明争暗斗和算计，如《后福》中展现的那样；但总的来说，李骏虎呈现的场面和故事，都是晋南乡村生活的原生态。它是生生不息的，并因人对土地和乡村的感情依恋而显得温暖、丰厚和实在；它是包容的，或如李骏虎所说，深入到骨子里的那种朴素大气并未受到真正的伤害。⑥在《留鸟》、《师傅越来越温柔》和《还乡》中，以城市及其商业化的进程为背景，土地和乡村生活被赋予了人精神归宿的意义。如《还乡》中的“我”，因工作压力大而失眠情况加剧，回老家疗养。主人公沉醉在家乡宁静神奇的景物和浓浓的亲情中，在乡土的怀抱中获得了新生。在这种心灵的回归中，人才能找到自我，安顿自己那颗不得其所的心。“真正的乡村精神——那种骨子里的安详和宁静，是装不出来的。”“没有故乡，没有身世，人何以确认自己是谁、属于谁？/没有地点，没有路标，人如何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时代，不变的东西太少了，慢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头也不回地疾行，而身后的脚印、村庄、影子，早已无踪。/我们唱了一路的歌，却发现无词无曲。/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⑦
仿佛预感到可能会有质疑的声音出现，李骏虎在解释他为什么“要把乡村写得那么诗意，那么美好”时说，“因为在我的感觉里就是这样，在我的心里乡村就是一个精神归宿”，“我并不是有意规避权力之争和农民的生活困苦，而是为了从文本上避免走农村小说写作的老套路。很多的农村小说主题好像都是权力斗争的、家族倾轧的、兄弟反目的、仇富的，但是他们表现得太片面性了。他们没有表现过农村这种诗意的乡村生活，没有表现过这种朴素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同样是农村，就看你用什么眼光去看。如果用狭隘的眼光去看，那么看到的全是斗争，全是农民的狭隘与贫乏。如果用爱的眼光去看，用温和的眼光去看，就能看到人性里面让人感动的东西。”⑧
“晋军新锐作家创作暨山西文学发展座谈会”期间，通过与李骏虎的私下交流，我得知他正在潜心创作一部描写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内容将深入到基层权力的运作层面。让我们期待李骏虎在其长篇新作中为读者别开生面地呈现出县一级的官场生态，也为读者展现出一幅更为广阔、鲜活而繁复的乡村生活画卷。
注 释
①李骏虎：《前面就是麦季》，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②埃里希·弗洛姆：《寻找自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③⑤⑦王开岭：《每个故乡都在消失》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245/24525.html
④⑥⑧张志刚：《专访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山西作家李骏虎》，山西新闻网《发展导报》2010年10月28日。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科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