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古代品近150年来的价格都是由外国人决定的，经过嘉德十年的拍卖，我们能够看到中国艺术品的价值取向逐渐向中国人的审美靠拢了，这种公开、公平的买卖方式给了我们跟国际市场公平交易的机会。”
　　
　　陈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认识马未都了，那是在北京劳动文化宫开的一个展览，汇集了当时并不多的古玩藏家。展览期间他们住在一个房间，陈业很爱说，而且没遮没拦，碰上马未都也是个兴致来了会说个不停的人。
　　马未都还记得陈业送了他一个大银元作为“见面礼”，但这个举动并没有获得马未都的好感，“我当时感觉跟他有差异，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文人，搞收藏也没有想过赚钱，主要是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能赚钱，就是喜欢。”
　　陈业和马未都恰恰相反，他本身学财务，自然比一般人更懂得“买卖”的玄机。还在商务部当公务员的时候，他就经常利用出差的机会，走一路买一路，而且经常是买两件，自己留一件，转手卖一件。最重要的是，陈业从来不会让自己家庭的财务因此受到影响，所以也没有谁反对他包括他后来决定丢掉国家机关公务员的“铁饭碗”。
　　“捡漏”对聪明的陈业是最熟悉不过的事情。他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在市场转悠，碰到一个农民在卖一堆沾着泥的钱币，1元钱1枚随便挑。陈业一眼就认出其中有一枚南宋的钱币，他就叫同行的朋友去建国门一家最好的餐厅等他，说自己要请客。那顿饭吃了1000多元，陈业埋单也特别干脆，因为在拿到那枚钱币后他转手就以15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市场上另一位识货的人。
　　在后来创立观复博物馆的时候，马未都还是选择了陈业作为助手，因为他自己对收藏与投资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当对一种文化尊重的时候，它必须有一个标尺来衡量，我们过去很习惯于说什么东西价值连城，而没有具体的数字，全世界都希望有一个通俗易懂的标准来衡量艺术品，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用钱这个东西，用很庸俗的东西来作为标尺。”
　　古董、文物之类的东西，本来就带着点神秘色彩，马未都作为民间收藏的权威人物，自然声名在外，什么人都会找到他，聊天、买卖、鉴宝。
　　流传很久的一个段子能证明马未都有多“厉害”：一个澳大利亚人用报纸包着件瓷器，来找马未都鉴定。他隔着报纸用手一摸，就确定是件乾隆时期的缩腰盖碗。老外纳闷儿这个中国人怎么会有这么大本事。马未都则说不是他本事大，只不过见过的东西多，一摸就知道这种缩腰盖碗只有乾隆时才有。
　　马未都还记得2002年春天，嘉德拍卖以2530万元在北京成功地拍出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现场每一个参与拍卖的人是多么兴奋和激动。十几个人勇敢地举起了手中的号牌，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轮番冲剂，“还有一位老者，在1300万高价位时勇敢地伸出了自己那只苍劲的手，虽然那是老先生全部的财产，但他用行动阐释了收藏的魅力。事后他告诉我，那东西属于了他一秒钟。”
　　当“钱”作为艺术品的衡量工具，圈子外面的人也有机会更直接地领略收藏的魅力，比如在外企任总经理的袁博。几年前，他在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栏目第一次看到马未都，就被他和他“玩”的东西吸引了。
　　马未都在节目中带来了一把交椅。据资料考证，交椅起源于古代的马扎。大约在唐代以后，人们才把带后背与扶手的坐具称为椅子，在宋元时已出现了带靠背的交椅，而明代的交椅就是圈背交椅的延续与发展。由于交椅可折叠，搬运方便，故在古代常为野外郊游、围猎、行军作战所用。后逐渐演变成厅堂家具，而且是上场面的坐具，古书所说的那些英雄好汉论资排辈坐第几把交椅，即源出于此。马未都当时带的那把交椅市价在30万美元以上这让袁博感到吃惊，也有了兴趣。
　　后来，袁博辗转找到了马未都花80万元买了自己的第一件古典艺术品——一个黄花梨条案。后来收藏的东西大多数也都是从马未都那儿得来的。我信任他。这东西上瘾，我也不大和他谈价格，现在社会中找一个值得你信任的人并不容易。几年下来断断续续买了数百万元的东西，而我现在最喜欢的还是当时买的这个条案。
　　“我没有太多精力去研究这些马未都帮了我特别大的忙。”袁博说，这个市场鱼龙混杂，他并不想去冒险。他也把房子换成了更大的，就是为了能放下这些买来的宝贝。
　　对越来越多的人和资金进入古代艺术品收藏领域，马未都并不担心。事实上，在北京嘉德公司首场古代艺术品拍卖举行的时候，马未都就撰文说：它给市场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了中国古代艺术品和当代艺术品都可能通过正当销售途径进入市场，中国艺术品的交易及价格走向公开化，不再需要通过私下的传言得知某件东西到底值多少钱……我们古代艺术品近150年来的价格都是由外国人决定的，经过嘉德十年的拍卖我们能够看到中国艺术品的价值取向逐渐向中国人的审美靠拢，这种公开、公平的买卖方式给了我们一个公平交易的机会，这不仅是买家卖家之间的公平交易，更重要的是我们跟国际市场的公平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