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与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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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秋,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赵朴初先生(1907—2000)的遗骨乘愿归葬故里安徽省太湖县寺前河。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赵朴初一生追求进步,探索真理,孜孜以求,矢志不移。在近70年的漫长岁月中,他始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造福社会,振兴中华,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初识中国共产党
  
  赵朴初,1907年生于一个封建大家族,在家乡安徽省太湖县寺前河接受了启蒙教育。14岁时,母亲将赵朴初送到上海求学。1922年插班考入东吴大学附中。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赵朴初和同学们感到十分愤慨,也加入到游行大军,组织募捐,声援工人运动,抗议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1926年秋,赵朴初考入东吴大学读书。年轻的赵朴初亲眼目睹了在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下中华民族备受欺凌,在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下广大农民蒙受的苦难,从而立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
  赵朴初母亲的义姐关静之的弟弟关絅之是上海著名爱国人士,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晚年投身佛教事业,与沈心师等人发起成立上海佛教居士林。赵朴初与关家同住觉园内,耳濡目染,并经常同和尚居士们一起讲经说法,谈禅论道。后来身体多病、心情不好的他也走上了佛教的道路。经关絅之介绍,赵朴初在上海佛教会担任秘书,同时在中国佛教会兼办文书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赵朴初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参与了不少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
  赵朴初与中国共产党的情缘是从同学梅达君开始的。梅达君,1908年生,安徽宣城人。他们一起上东吴大学附中,一起考入东吴大学,而且是终生的好朋友。梅达君思想进步,在学校读书期间,就与中国共产党有所接触,对党有较多的了解。他经常向赵朴初讲党的故事,还给赵朴初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等。共产党救国救民的思想,令赵朴初非常赞同。
  梅达君大学毕业后,也来到了上海,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与赵朴初常有来往。通过梅达君,赵朴初对党的情况又有了新的了解,知道了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他对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表示极大的同情,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的步步退让,激起了全国抗日军民的不满,全国欣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1936年,沈钧儒先生发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各党派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国民党政府随后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这给赵朴初以很大的震动,他对坚决主张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敬重。
  
  投身抗日救亡
  
  1937年七七事变后,形势越来越紧张,上海军民合办了一个“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赵朴初任常务委员,驻会办公,兼任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股主任,全面负责难民的收容工作。
  “八一三”前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大批难民无家可归。赵朴初和朋友吴大琨等帮助成千上万灾民脱离险境,使之得到安置。
  第二天,慈联会负责人屈映光、黄涵之等几位老先生来了,听了赵朴初的情况汇报,看到国民党当局派驻“慈联会”的人员已无踪影,便在“慈联会”下设了一个“战区难民委员会”,统筹难民的收容救济工作,屈映光任主任,下设收容股、卫生股、遣送股等,赵朴初任收容股主任。
  面对大好河山沦入敌手,难民们同仇敌忾,强烈要求走上战场,报仇雪恨。赵朴初想集中青壮年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和军事训练,让有劳动能力的妇女生产支前。他的计划得到“慈联会”的批准,设立了“正大收容所”。中共秘密党员焦明来帮助赵朴初,组织青壮年难民白天训练,晚上学习。一个月后,第一批300名青壮年难民列队宣誓,赵朴初为他们壮行,由焦明带队,补充到正与日军浴血奋战的第三十六师,并立即投入战斗。淞沪抗战期间,他们先后组织数批青壮年难民上了前线。
  随着淞沪抗战的失败,上海沦陷,租界沦为“孤岛”,难民越来越多。“慈联会”所属的难民收容所共有50多个,收容难民50多万人次。那时,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后来人们才知道,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曹荻秋、刘述周、陈国栋、韩念龙、杨堤等人,都曾在难民收容所得到过掩护和救助。
  1938年,赵朴初准备把一部分训练有素的难民送到新四军那里去。但是,如何将他们送出上海呢?赵朴初以“慈联会”的名义,向租界当局提出,让难民疏散到后方垦荒,支援抗战。租界当局对疏散难民表示赞同。经焦明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接洽,周密安排,第一批700多名青壮年难民,其中有共产党员40多人,顺利地到达新四军军部。此后,他们又陆续输送人员。两年间累计输送到新四军的有3000人左右。此外,还输送了一批积极分子到工厂和农村,以后也都成了革命的骨干。
  在抗日烽火中,赵朴初有幸认识了不少共产党人。他们的进步立场、坚贞骨气,他们铁肩担道义、慷慨赴国难的精神,鼓舞着赵朴初为救国救民做更多的工作。
  
  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1945年12月,赵朴初和其他进步的知识分子一起,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为争取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上海解放后,赵朴初担任华东民政部、人事部副部长,并负责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的工作。
  1949年9月,赵朴初作为宗教界代表之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商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大事。此后,他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发扬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为巩固与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宗教界尽心尽职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想调赵朴初到民政部工作,但赵朴初觉得自己还是应该留在宗教界,更能为国家做些事情。
  与旧传统、旧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佛教界,在新的社会如何处世立足?这是当时佛教界面临的新课题。在这历史转折关头,赵朴初担负起了组织和领导佛教协会团体的职责。1953年6月,由赵朴初与佛教界高僧大德发起的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赵朴初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
  赵朴初团结全国佛教徒加强对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习,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民主建设和文化建设,积极开展国际友好交流活动。他参与创建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当选为该会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拨乱反正,提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使中国佛教事业得到恢复振兴。赵朴初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后,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政策。他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理论上有不少新的建树,提出了宗教工作要“理顺理论观点,理顺法律政策观点,理顺体制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有存在的现实根源和基础”,“宗教要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也要圆融宗教”等思想。
  
  和平使者
  
  赵朴初一生还协助党开展了许多中外友好交流活动,是一位伟大的和平使者。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日邦交迟迟未能解冻。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把赵朴初找到西花厅,指示他要根据日本民众多信奉佛教的习俗,通过佛教交流渠道,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1952年12月,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赵朴初代表中国佛教界将一尊药师佛像,委托与会的日本朋友带回,赠送日本佛教界,以此表达中国佛教徒期盼和平与友谊的愿望。来自中国的药师佛像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日本佛教界专门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寄赠佛像奉迎会”,并写来致谢函。
  我国唐代的鉴真法师曾东渡日本,把佛法和文明带到日本。1962年,赵朴初着手联络日本佛教界和文化界,发起纪念鉴真法师逝世1200周年活动,赵朴初亲自担任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主任。5月5日,赵朴初率中国佛教访日友好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纪念鉴真法师逝世1200周年”活动。这年10月4日,我国首都佛教界、文化界、医学界在政协礼堂隆重集会,召开“纪念鉴真法师逝世1200周年,发扬光大中日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大会”,赵朴初在会上作了《古代中日文化和友谊的伟大传播者鉴真大师》的讲话。纪念鉴真的系列活动,掀起了中日友好的一个高潮,为中日外交正常化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赵朴初关于“黄金纽带”的构想和实践,是他晚年对促进国际宗教友好的又一杰作。他认为中日韩三国佛教友好交流的关系,在历史上曾如“黄金纽带”一样熠熠生辉,他希望继续缔结“黄金纽带”,为东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做出贡献。这个构想,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同时也得到了日本、韩国政府的赞许。1995年,首届中、日、韩三国佛教友好交流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以“友好、和平”为主题,旨在构建三国佛教的友好关系,积极推动三国人民的友好交流,维护东亚稳定,维护世界和平。
  
  关心千秋大业
  
  赵朴初始终关心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直到晚年仍在为此殚心竭虑。
  在赵朴初的牵线下,台湾、香港地区的法师以及新加坡的法师先后到中国内地拜佛观光。赵朴初在同海外宗教界朋友展开友好交流时,也积极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策。
  1956年,赵朴初从泰国曼谷回国途经香港,他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与香港佛教界取得了联系。香港佛教界在宝莲寺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赵朴初一行的到来,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大陆与香港佛教界的联系。“文化大革命”之后,两地佛教界交往与合作越来越密切。1982年10月,中国佛教协会将一部清版《大藏经》赠送宝莲禅寺,《大藏经》后来成为该寺镇寺之宝。
  香港回归,使赵朴初的心情格外振奋。1997年7月1日,他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在广济寺举办香港回归祈福法会,又组织在京理事召开了喜迎香港回归座谈会。
  为了佛教事业的发展,为了香港的繁荣稳定,长期住院的赵朴初不顾自己的病体,亲自奉送佛牙舍利去香港。1995年5月22日,香港佛教界迎请释迦牟尼佛牙舍利瞻礼大会在香港隆重举行。赵朴初与董建华、姜恩柱、叶小文等人同时按下电钮,为瞻礼大会亮灯。从香港回来,赵朴初就再次住进了医院,直到离开人世。
  
  亲密友谊
  
  赵朴初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共中央三代领导人都有着亲密的友谊。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与世界佛教界的交流日渐增多,赵朴初经常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友人。1958年6月30日,赵朴初陪同毛泽东会见由胡达法师率领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团。毛泽东一边等待客人,一边开玩笑地问赵朴初:“佛说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先肯定,再否定,再来一个否定的否定,是吗?”赵朴初说:“不是,是同时肯定,又同时否定。”
  在赵朴初笔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1964年,赵朴初把三首曲子呈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十分欣赏,指示将这组散曲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并大笔一挥,写了“某公三哭”作为总标题。
  周恩来与赵朴初情谊深厚,是对赵朴初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周恩来非常欣赏他的才华,还介绍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尽管周恩来是前辈,却一直亲切地称呼他为“赵朴老”。“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也给了他以极大的保护。1976年1月,周恩来与世长辞,赵朴初悲痛欲绝,泣不成声。他写了很多纪念周恩来的诗,惹恼了“四人帮”一伙,他们追查所谓“政治谣言”,矛头直指赵朴初。在一次座谈会上,赵朴初说:“我可以坦率地讲,在总理去世之后,不仅我自己撰写悼念总理的诗词,而且还修改过不少别人写的悼念总理的诗词。那是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热爱总理,心心相通之故,并没有什么深不可测的背景,并没有什么可调查、可责难之处!”在那个时代,作这样一番发言,不难看出赵朴初的勇气、正气和骨气。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赵朴初就与陈毅元帅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上海解放后,他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从事人事和民政方面的工作。到北京后,陈毅主管外交工作,与赵朴初经常往来,写诗唱和。1972年,陈毅含冤去世。后来,在陈毅的追悼会上,赵朴初特做挽诗一首,交给张茜。
  赵朴初与邓小平的交往在上海时就开始了。1977年,赵朴初听说邓小平已经回到了北京,非常高兴。这年8月,他在友人家看到赖少其先生画的《万松图》,立即在空白处挥毫写下了著名的长诗《题万松图》,表达了对邓小平的敬意,以“三落复三起”呼唤邓小平出山。后来他又将此诗写成了一幅字,送给一位将军,将军又转呈邓小平。邓小平特意将它压在自己办公室的大玻璃板下。1994年,赵朴初面对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又写了一首《再题万松图》。
  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以来,对宗教工作十分重视,多次与赵朴初一起,或会见外国宗教代表团,或座谈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问题。1991年1月30日,江泽民还邀请赵朴初等各宗教团体领导人到中南海做客。江泽民亲切地称朴老为“国宝”,还说,赵朴初给他的信,他都作为文物保存着。2000年5月21日,赵朴初病危,江泽民在曾庆红等领导人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医院病房,看望了处于弥留之际的赵朴初。江泽民对在座的说:“我很佩服赵朴老,他每次说话都那样精确,处处都考虑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天下午,赵朴初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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