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关于加缪的意义，我的一个始终不变的理解是：直到1960年去世前，他始终在和某些特定的观念作斗争，并和他的读者分享这场斗争。这样一场斗争凭借着一种智性的正直与诚恳，引发了不断加剧的绝望——其特性也成为了读到他作品的所有人的特性。如果存在某种学者和非学者共同拥有的信念，那就是在我们的知识生活和伦理生活里，加缪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伙伴。极少有作家像他一样，作为一个为他自己的生命、也为我们的生命写作的人，展现在我们面前。
　　当我们关注他人时，我们倾向于聆听，而不是对话。因此，“关注”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就是“沉默”。加缪的艺术造诣和道德，部分地由这种“沉默”表达出来。20世纪50年代末期法属阿尔及利亚突陷战火时，加缪陷入沉默。加缪在阿尔及利亚出生，接受的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价值观。在敌对且终究难以调和的法帝国主义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诉求之间，加缪忍受着分裂之苦。最后，在1957年，他宣布他将永远不在公开场合谈论这场战争——除了两次例外，他遵守着这个誓言直到三年后去世。
　　自那以后，诸般喧扰就不可避免地旋绕着这种沉默。对于在加缪最后的几年间，萦绕着他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沉默，情况同样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加缪感到窒息和空虚；他担心自己已陷入沉默，因为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已无话可说。加缪的哲学论文集《反叛者》在他和萨特之间引发了激烈的公开争论，最终不仅终结了两人之间的友谊，也加剧了加缪本人对自己作品的疑惑。正如他对一位朋友所说：“我感到自己就像被一团纸吸干了的墨水。”他后来出版的小说《堕落》减轻了这种疑惑，但仅仅是暂时的。当加缪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一些评论家认为，对于这项奖项来说，他有些太年轻了（他刚年满44岁）。然而对于另一些人，加缪又太老了，而且事业也已经到头。
　　加缪在其艺术作品和政治生活中对沉默的强调，反映了他决意替那些出于不同原因而被迫沉默的人代言。他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宣称，艺术的崇高之处根植于“对于我们明知之事决不说谎，以及对压迫进行抵抗”。加缪描述了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困境，谴责大多数法国公民对此置若罔闻。战后不久，他同样猛烈地攻击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实施的折磨。让他震惊的是，不久前尚处于德国人压迫下的法国人，如今竟已变成阿拉伯人的压迫者。
　　接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几个月，他又固执地同法国政府的审查官进行斗争，坚持不懈地批判那种“认为一个民族要振奋精神，必须以失去自由为代价的诡辩论点”。这种论调，以及加缪对法兰西共和国在宣战后取缔共产党的谴责——“法律关乎所有人”，决不能区别对待——不但适用于加缪时代的危机，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在当今时代所面临的危机。加缪的呼吁所具有的紧迫性仍然要求我们对此关注，而他的洞察力仍是我们的榜样。
　　一些评论家正确地观察到，加缪固执的人道主义在今天显得尤为突出。然而，如果我们不够仔细，我们就可能忽略，他的立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如此非同寻常。这并非说加缪是一位圣人——相反，他的同僚、朋友和家人都证明他身上有很多缺点。回顾他和萨特的争论，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对这位曾经的友人的攻击令我们感到害怕，而加缪那些被萨特正确指出的智识与个性上的缺陷则令我们感到不安，这两种情绪撕扯着我们。矛盾的是，加缪的一些德行也模糊了他的重要性。
　　他与极权主义的斗争在当时是大胆之举，自此之后却成为了正统。他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即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厌恶，被后来的历史证明不无道理——阿尔及利亚成了专制国家。他欲为道德奠定一个基础的努力，曾经被他的一些同代人视为异类。现如今，有谁会对加缪为直接、真诚的对话之必要性作出的辩护提出质疑？某种程度上，这个世界——或者说，至少那些倾其一生分析这个世界的人——已经赶上了加缪的脚步。
　　然而问题在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种地位颇感满足：我们的道德准则和我们的人道主义似乎都是很容易习得的，而非通过努力争得。如果加缪仍然在世，当他面对那些声称是受他启发的新自由主义者，或者新保守主义者时，他是否会感到坦然？我对此是有疑问的。相反，他仍会是一个流亡者，一个局外人——一位道德主义者，如同托尼·朱特评论说，是一位天生就与自己、与自己的世界合不来的人。
　　《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美）罗伯特·泽拉塔斯基著，王兴亮译，漓江出版社2016年6月。本文摘自该书，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