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手脚”则需要另一种勇气。电影从某种程度而言可称之为对“物质世界的复原”，电影的现实主义不仅仅是客观记录的现实题材，还包括历史和当下的人类的内心现实的忠实摹写，不管是何种题材，只要力图逼近“现实”，就必然会触及各种试图遮蔽现实的阻力。要拿出司马迁修史的勇气进行电影创作确实很难，但总有人身体力行。上海电影的人文传统应当在这方面敢于突围。
　　一、上海电影市场现状
　　中国电影产业在近三年来实现井喷式的增长，上海这座历史悠久的现代大都市拥有文化素质较高的中产阶层和独特浓郁的市民文化，也不缺乏影视产业所必需的金融环境和硬件支持。然而，作为中国电影发祥地的上海却渐渐丢失了领先的地位。观察近些年上海本土制作的影片，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本地原创作品的无论在票房业绩和还是在市场号召力方面都难以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衡量一个地区的电影产业有着诸多指标，院线是流通环节要素。上海电影集团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集合制片、发行、放映一体化大型企业几乎能够轻而易举地整合上海电影产业的优势力量，上影集团所拥有的院线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资源型电影企业。近三年来，上影联和院线年票房从1.4亿元成长为2013年的20亿元，占全国1/10强，在23个省市、85个城市拥有240多家影院、1300多块银幕，地位仅次于万达地产集团。但除却院线之外，作为文化产业中的重要一环，电影的内容生产代表着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力量。从历史经验来看，强大的院线网络是电影制片发行的助推力量，如同民国时代的联华影业公司，曾是华北地区的院线之王，但是联华电影的品牌在电影史上为人所称道的仍是众多熠熠生辉的影片，例如《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神女》等。同样，上海的电影产业必然也要以作品留名，并树立真正的文化品牌。
　　二、上海电影出品状况分析
　　而近年来上海的电影出品数量较少，具影响力的作品多数为合拍片。例如上影集团多次与贾樟柯、王家卫合作，贾樟柯导演作品《世界》、《天注定》以及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2046》、《一代宗师》均在国内外电影节斩获各项殊荣。然而将其称为上海出品显然勉为其难。两位导演均非出自上海本土，只是在资金、硬件或拍摄场景等环节仰仗上海这座城市所能提供的资源，但是无法体现上海电影自身的创作实力。
　　除了合拍影片之外，上海电影集团出品的作品还包括一部分主旋律影片，每年均有一到两部主旋律大片出自上影集团的倾力打造。较有代表性的影片包括《东京审判》、《东方大港》《辛亥革命》、《高考1977》、《西藏的天空》等。上海近些年出品的主旋律影片可谓精雕细琢，尤其注重历史事件的真实还原。
　　在经济利益驱动的电影市场，上海本土电影的艺术选择颇让人钦佩。宏大历史题材需要极强的驾驭能力，不仅仅要实现商业电影的娱乐功能，还需兼顾历史书写的责任感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向问题。而这三者之间往往很难获得一个绝佳的平衡。以2011年出品的历史大片《辛亥革命》为例，这部影片在拍摄技术层面无可挑剔，镜头调度、剪辑技巧以及特效运用毫不逊色于好莱坞主流大片，这些技术手段生动还原了辛亥革命如火如荼的战争场面；而在表演层面，孙淳、陈冲、成龙、赵文，以及魏宗万、陶泽如这几位堪称“老戏骨”的资深演员加盟该片，无论主角、配角的表演都堪称精湛。但是该片还是存在不足之处，较为突出的问题在于剧本的人物设定。就戏剧创作规律而言，人物设定最忌“高、大、全”，有一定缺点的人物才有发展的空间。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悲剧英雄须“在道德品质和正义上并不是好到极点”，这一准则至今仍未被颠覆。历史题材影片将大家公认的英雄人物拔高至接近完美的地位，不仅令观众难以产生亲近感，更导致人物从头至尾缺乏变化和发展，进而成为扁平化、静止化的人物形象。剧中的辛亥革命领袖和黄花岗烈士等正面人物均存在着这样的薄弱面，宣讲口号和革命理念成为了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相比较而言，剧中袁世凯、隆裕太后等“反面角色”刻画得相当成功，他们在纷乱战局中的勾心斗角、揣测试探、当众表演、愤懑与反击充满了戏剧张力。据此来看，所谓的“正面”、“反面”角色的划分原本就是一种僵化的编剧手段，以所属的政治阵营来划分角色，反倒将人性的复杂性抹杀了。参见去年热播的美国电视剧《纸牌屋》，其编剧技巧可谓纯熟，每个人物难分善恶，但是在暧昧的边界设计人物的冲突反而令该剧透出一种真实感。《辛亥革命》的题材原本也具有不输于《纸牌屋》的开掘空间，然而还是欠缺火候。
　　三、上海电影的尴尬之处
　　以《辛亥革命》为例，或多或少折射出上海电影的一些尴尬之处。一方面，上海电影对于文化传承的自觉担当难能可贵，这种担当使其不能放下身段，完全融入市场的投机浪潮；而另一方面，政治宣传系统和电影审查制度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又高悬头顶，不能真的放开手脚。
　　“放下身段”——意味着仅从商业利益考量制片和投资。正如华谊兄弟传媒集团总裁王中军多年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论坛上坦言：他不会投资《南京！南京！》，是因为担心这样的影片无法取得预期的票房。民营股份制电影企业似乎从不将电影的艺术价值放在首位加以考量，这就是为何近年来大量的粗制滥造的烂片涌现，在观众和业界的一片骂声中，依然有大量热钱涌入这些只图短期盈利目的的电影公司。《爸爸去哪儿》仅仅拍摄五天完成，却能席卷7亿票房，而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市场图景最早可上溯至《天机·富春山居图》。话题炒作和粉丝效应几乎主导了现今的中国电影市场。在这样的电影市场环境中，想要坚持不放下身段，反倒需要一定的勇气。上海，不可能忘却往昔辉煌，众多的中国经典电影均出自于这座城市，《神女》、《马路天使》、《十字街头》所承载的文化底蕴不仅属于这座城市，也属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究竟是为了获取短时期内的巨额票房，还是要在电影史上留下当仁不让的位置？相信更多的电影人深藏内心的梦想是后者。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了多部经过修复的中国经典默片，例如卜万苍导演、阮玲玉主演的《恋爱与义务》，令观者由衷赞叹，经历七八十年后的重映的老电影，尽管技术简陋，但依旧难掩其影像的细腻和生动，而这正是电影创作者梦寐以求的艺术追求：好电影不会惧怕时光的流逝。而《天机·富春山居图》这样的影片，即使动用了再多炫目的特效，仍难掩其粗制滥造的本质。上海电影集团选择与贾樟柯、王家卫、李安合作投拍《天注定》、《一代宗师》、《花样年华》、《色戒》等影片，间接证明了上海电影业独有的文艺情怀。而这些精心制作的电影作品票房却无法比肩《小时代》、《分手大师》等等商业电影，有些甚至未获得公映许可（例如《天注定》），这或许便是“不放下身段”所要付出的代价，然而，这种对于艺术水准的坚持，却是中国电影的幸事，毕竟热爱电影并具备鉴赏力的电影观众会了解并珍惜那些票房虽然不高但却充满诚意、对于历史和现实有所担当的电影作品。 　　四、上海电影需要有“放开手脚”的勇气
　　而“放开手脚”则需要另一种勇气。电影从某种程度而言可称之为对“物质世界的复原”，电影的现实主义不仅仅是客观记录的现实题材，还包括历史和当下的人类的内心现实的忠实摹写，不管是何种题材，只要力图逼近“现实”，就必然会触及各种试图遮蔽现实的阻力。要拿出司马迁修史的勇气进行电影创作确实很难，但总有人身体力行。上海电影的人文传统应当在这方面敢于突围。如要举一范例，李安和上影集团合作拍摄的《色戒》堪称榜样，导演专注于大时代语境下对小人物的细腻刻画，淡化了政治立场，仅仅充满同情地将镜头对准不同阵营的一对男女纠葛而又难言的感情。上海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原作的戏剧张力在影像中得以复活，实属不易。其创作尺度的突破，并不是在性爱场面，而是在于艺术格局的打开，一旦格局打开，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谨小慎微的表述便可以一笔带过，甚而获得某种程度的超脱。
　　艺人拙于商场，商人则重财轻艺。自从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电影的商业性与艺术性的高下之争从未休止过。但客观事实是，电影艺术自诞生起便不可能摆脱其商品属性，在目前动辄投资数亿的电影大片时代，这一点更是毋庸置疑。然而颇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大家时常将商业电影挂在嘴边，每家媒体对此加以报道时均细数各部国产影片的喜人票房，言谈间无不倍感自豪，但电影市场火爆的背后则是影片质量的层次不齐。粉丝经济推动年轻观众涌入影院，但难掩影片叙事的薄弱和意识形态的守旧格局。优秀的商业电影究竟该拥有何种格局？看来一切尚无定论。商业是介质、是环境、是运作机制，但商业电影绝不可能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和人文环境。这也是为何业界讨论中国商业电影，既难舍票房业绩，又念念不忘“冲奥”情结。前者是商业利益，后者则关系到中国电影的文化价值输出。鱼和熊掌能否兼得？需要电影人不断的通过尝试获得答案。目前的中国电影市场，有人忧心忡忡甚至痛心疾首于影片的艺术质量低下，然而笔者却认为中国电影史所给出的规律是：所谓的经典佳片均是在量的积累上产生质变。目前的中国电影市场颇类似于上海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的电影产业格局：市场繁荣、烂片云集，但不出数年，便会有导演交出令人惊喜的作品。如果市场萧条、观影者寥寥，导演们无片可拍，才是最糟糕的情形。上海的电影产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有发展空间，如若能坚持创作激情，将新与旧、俗和雅、本帮与外埠、东方与西方等多重矛盾对立的文化形态芜杂地容纳在作品中，并坚持传承上海电影的人文精神：既不放下身段，又敢于放开手脚。那样的话，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或许会迎来属于中国电影的新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