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开发后的文化自觉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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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旅游开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红利,但同时也给当地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对脆弱的少数民族文化有着极大的影响。如何避免旅游业发展对民族文化资源的负面影响,延长少数民族文化生命力,是上至政府部门、下达原住居民应当深思熟虑的问题。本文以贵州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为例进行分析,探析旅游开发后当地的文化自觉境况。为实现一个民族整体性可行性的保护、实现民族文化原生态持续发展的愿景,必须激发当地民众和政府部门的对本民族、地区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觉意识。
  【关键字】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文化自觉;文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少数民族村落因其独特的文化环境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旅游开发给村民们带去了丰厚的旅游红利,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一部分村民富裕后开始意识到,本地区吸引游客前来旅游的魅力在于民族历史和文化习俗上的独特性,开始思考怎样使自己的民族在发展中不被同化,保留属于民族自己的文化创造形式,怎样在信息社会中保存自己民族的独立性,由此产生了迫切想了解自己民族的过去,并开始设想未来前景的想法。贵州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就是其中一个较早进行整体性保护构思和实际操作的试点。
  一、生态博物馆概念
  生态博物馆最早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法国。法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是由博物馆学家雨果·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在1971—1974年建立的克勒索—蒙西生态博物馆(écomùsée Le Creusot-Montceau)。已故的法国博物馆学家希维贺(Georges Henri Rivière 1897 ─1985) 在《生态博物馆:演化型定义》中曾提道:“生态博物馆是一种工具,它是由公共机关与地方族群共同构思、形塑和营运。公共机关的参与方式是提供专家、设备和资源,地方族群的参与则是基于其本身的愿望、知识以及个别化的方式。”
  法国政府在1981年颁布的有关文件,对生态博物馆的官方定义为:“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机构,这个机构以一种永久的方式,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伴随着人们的参与,保证研究、保护和陈列的功能,强调自然和文化的整体,以展现其代表性的某个领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
  在我国,国家文物局对生态博物馆的定义是:“生态(社区)博物馆是一种通过村落、街区建筑格局、整体风貌、生产生活等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保护和展示,整体再现人类文明发展轨迹的新型博物馆。”
  1995年至2004年,在挪威政府的资助下,中国和挪威两国文化部门着手建立生态博物馆合作项目,选取了贵州省四个不同文化类型的民族村建立生态博物馆,它们是梭戛箐苗生态博物馆、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和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作为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群,建立至今已有十余年,其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值得回顾总结,因此本文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镇山生态博物馆为例进行考察论述。
  二、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概况
  布依族是中国古代“百越”的一支,其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布依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一直使用汉文。布依族的文化艺术绚丽多彩。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形式丰富。布依族居住的石板房,显著特点是依山傍水聚族而居。民居多为干栏式楼房或半边楼(前半部正面是楼,后半部背面看是平房)式的石板房。
  (一)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建成前镇山村基本情况
  镇山村位于贵阳市西南21公里处,濒临花溪水库,三面环水。是一个具有400多年历史的布依族村寨,村寨民居多以石板为建材。居民多班、李两姓,虽是异姓,但为同宗。据族谱记载,李氏始祖李仁宇原为江西吉安府卢陵县大鱼塘李家村人,明万历年间任职为官,奉命率数千军入黔,屯守于石板哨,“入赘班氏始祖太之门,不数年,生二子,以长房属李,次房属班”。不论姓氐,班、李均自称布依族。由于离贵阳较近,大部分居民外出打工,有的也经营农家乐,经济水平一般。镇山村体现了布依族文化和屯堡文化两种文化,其虽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但文化构成主体仍为布依族的民族文化,以石板木料为主构建的布依族石板房,“六月六歌节”“七月三十的老人节”“正月的跳花场”等传统节日均体现出镇山的布依文化特色。而在400多年前,明代朝廷平藩,协调镇李仁宗以军务入黔屯兵安顺,后移屯石板哨镇山,与布依族女子班氏结缘并繁衍生息至今留下了浓重的屯堡文化色彩。镇山村既是座古寨,又是一座军事城堡,从布局上表现出明显的防御特征,以古城墙(高3m,周长约700m)为界分为上下两寨,上寨堡建筑原貌。村寨分上、下两寨,共有4.1hm2。其中上寨3hm2,以武庙为中心,庭院空间完整,分布错落有致。下寨约1.1hm2,民居呈梯形状布局,分布在四级台地上,并向两侧延伸,每栋长约30m,下寨东南设有游船码头。位于村寨中心的武庙为李仁宗习武的象征,现存大殿,石础木构青瓦,五开间歇山项。全寨民居,以石板、木料为主构建的“石板房”。
  在镇山村,对歌是青年男女恋爱的主要方式,恋人们以歌代表、借歌传情。对歌最先是互唱《赞美歌》,接着是女问男答的《盘歌》,有《盘花歌》《盘古歌》《盘八仙》等,唱到高潮处是《情歌》,这时男子转答为问。经过如此一段时间的对歌了解后,男方家才请人上中意的姑娘家提亲。在这个民族村寨中,除了恋爱时唱的歌外,当地还有许多神话故事,如《半边山的由来》《盘古开天地》等。而绣花、挑花也是其民间艺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其针法多样,内容也十分丰富,花鸟虫鱼多入绣花图案。
  (二)贵州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现状
  镇山村属典型的布依族村寨, 全村有布依族 105户, 苗族 68 户, 汉族 1 户。80%的年轻人仍然以外出打工为主,大部分在离家较远的外省打工,部分田地也因无人耕作而弃荒。笔者采访时正值暑假,老人与小孩坐在进村的小路旁售卖农副产品,却不见年轻人。
  由于村寨小地形的曲折隐蔽,早年这里的村民与外界沟通较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逐渐被外界尤其是都市休闲群体所关注,由此也引起了保护部门和旅游发展部门的重视。镇山村的保护历程至少可以追溯到1993年8月,从“贵州镇山民族文化保护村”、“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镇山露天民俗博物馆”到“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等项目的批准确立。1995年4月19日,筹备的课题组到达镇山进行考察时发现现代电器和交通方式改变了原本的生活,他们共享着现代文明,却没有改变传统文化。在考察中,课题组围绕镇山的屯堡、古墓葬、民居建筑、服饰、节日庆典、口头文学等开展了可行性论证,认为镇山已经是一座准生态博物馆了,为建成一座生态博物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终于2002年正式建成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   然而,自1993年以来,该村寨始终处于保护与开发并行发展的局面。10多年间,村寨的空间形态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其变化的速度、规模、方向均出乎保护行为的预期。1998年镇山的建筑风格保护较好,与周围环境也比较协调。但1999年确定在镇山建立生态博物馆后,品牌效应带来了大批的游客。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多年轻的村民几乎已忘了自己的民族语言,村中能流利使用布依语进行交流的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老人,大多数年轻人不会布依语,甚至自己的民族服饰也很少再见。民族节日的庆典也失去了传统特色,不能树立自己民族的传统旗帜,少数民族文化内涵慢慢消失,甚至数典忘祖,游客们已经很难从自己所见的景象分辨出这是一个布依族民族村寨,这种现象与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宗旨格格不入。
  外来文化的入侵便让这个文化链条相对脆弱的村寨备感无奈,甚至一度迷失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外来文化的入侵威胁着博物馆的传统文化和基础设施。首先是文化主人自觉不够,缺乏民族自信心,为满足旅游接待需求,不断扩建兴建建筑,不依照传统,致使环境遭到破坏;其次是本民族文化逐渐被外来文化取代,民族语言、民族服饰、民族习俗等正逐渐消失。如今的镇山村随处可见扩张而修建的现代建筑物,村民们古朴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服饰早已荡然无存。
  在急速转型的今天,如何延续民族生命力,树立自己民族传统的旗帜,保留自己的传统特色,激活文化创造自觉,繁荣文化创造形式等等一切都急切地需要一个合理的处理方式。
  三、镇山村旅游开发后文化自觉萌芽
  当村民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后,便开始对自己的祖先进行了解。希望通过对本村落,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尝试还原出祖先们生活的情况,体会过去生活的不易,珍惜今天生活的美好。
  在镇山村里,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叫李秀良,自己开办了一个叫“李老汉布依物文园”的私人博物馆。博物馆位于镇山村上寨中部,是李老汉自己的房子。当笔者前去采访时,正是早稻收获的季节,院子中晒着刚收获的粮食,李秀良的老伴扛着锄头正准备出门耕作。可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耕生活仍是当地原住民的主要生活方式。李老汉文化程度不高,上过几年小学,尔后到贵阳市乌当区供销社工作。在农耕之余,他开始思考本民族的历史渊源、民俗神话、艺术文化等,萌发了较为朴素的文化自觉意识。在此意识力量的推动下,李老汉花费五六年时间搜集、整理布依族的文献、文物、生活、生产工具等等,并将这些物品归类展示,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私人博物馆。跨入院落,迈进房间,堂屋内有神道及一些关于镇山生态博物馆的报道资料,堂屋右房作为服饰展览厅,条件简陋,用塑料薄膜罩着以阻隔灰尘,堂屋左侧的房间是会客厅,院子左手边的偏房里则展示着布依族传统石雕。老人还自发撰写并在政府资助下出版了《镇山村简史》《半边山的传说》和《镇山村布依族文化风俗》等书籍和小册子,记录了镇山村的来历、神话、民俗、歌词等,有一定的文化、历史价值,是了解镇山村的有效资料。除此之外,老人还撰写一些以镇山村神话传说为基础的电视剧剧本,虽然并未拍摄成电视剧,但为推广镇山布依族文化有一定效果。
  前文述及,李秀良老人虽已开办博物馆,但其生活仍然未脱离农业耕作。像他家一样生活方式的原住民还有很多,虽然均已经营农家乐农庄增加收入、补贴家用,却仍未脱离农业耕作,大部分人家依然养牛,沿用牛耕、人工插秧等原始的耕种方式。但有的人家也引进了小型机械帮助生产,这种机械化生产方式有逐年扩大的趋势。
  类似于李秀良一样,对本村本族文化进行搜集的还有其他人。如老村长班有做,他也进行有关于本村历史内容的记录,特别是神话类故事是全村最全的。每到民族节日,村内也会集合全村人进行传统活动展示,如对山歌、斗牛等传统活动。
  当然,只有这样的老人家在做,是达不到传承的最佳效果,而是需要社区内的其他人,特别是年轻人参与进来。比如,在贵州六枝梭戛博物馆,在1998年就开展过,“箐苗记忆培训班”。在这个培训班里,来自挪威和中国的专家对本地区的十多名年轻人进行培训,通过培训,都掌握了录音机的操作和调查的方法,他们利用白天农闲和晚上的时间,上门调查,讲述者则是用本民族语言讲述他们的历史和文化。自己对自己的文化进行了解,进行调查,把文化的采集整理,交到年轻人的手中,让他们真正地继承文化。梭戛生态博物馆的熊玉文和熊华艳,已成为梭戛生态博物馆的中流砥柱,他们在完成日常接待的同时,也对日常的生活进行记录。这样有助于打破传统的田野调查由专业人员进行调查的模式,这种客位局外人的征集、调查,往往忽视了文化的渊源和传承,非但对原住民没有任何启迪作用,甚至可能将社区居民边缘化。而由本地区居民对自己习俗文化进行记录和调查,是树立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意识的最好途径。
  四、文化自觉的概念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目的是为了应对全球一体化的势必发展,而提出了解决人与文化关系的方法。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笔者认为要达到“文化自觉”,需要首先对本民族有自知之明,树立文化自信,也就是所谓的“民族认同”,然后进入“文化转型”阶段,以此组成完整的“文化自觉”。
  (一)民族认同的界定
  “民族认同”是包括两个层次、三个成分。两个层次是指对中华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和本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这里我们取后者——本民族的认同。对于本民族认同而言,它包括对民族身份的态度和民族文化的态度,还包括对民族社会状况(比如,政治地位、经济状况、教育水平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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