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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章太炎堪称国学大师。然而,正如鲁迅所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这位真诚的爱国者,具有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毕生都在提醒国人,警惕帝国主义“文明豺狼”,尤其是对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万万不可存有侥幸之心,倘若日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战火,华夏子孙的回答是:“唯兵刃耳!”
今日之势惟有一战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三省垂危,大片国土即将沦丧,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天塌地陷的消息传来,使章太炎痛心疾首,他虽已是迟暮晚景,却犹如一头震怒的雄狮,投袂而起,奔走呼唤,凫入全民抗日救亡的热潮之中。
面对强大的敌人,国人亦有怯敌情绪,而他则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应向日本正式宣战,“今日之势使我辈处之,惟有一战,明知必败,然败亦不过失东三省耳,战败而失之,与拱手而授之,有人格与无人格之异,则国家根本之兴废亦异也”。
可是,中国守军不战而退,使他对国民政府十分失望,他说:“有此总司令,此副总司令(指蒋介石、张学良,作者注),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欲使此畏葸怠玩者,起而与东人争,虽敝口瘏舌,焉能听见?所以默无一言也。”
193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锦州,中国守军全线溃逃,东三省沦入敌手,他悲愤至极,焦虑至极,于1月13日,与马相伯、张一麐、李根源、沈钧儒、章士钊、黄炎培联名通电:“守土大军,不战先撤,全国将领,猜贰自私,所谓中央政府,更若有若无”,要求国民政府“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并说:“全民悲愤,不甘坐毙,恐有采用非常手段,以谋自救救国者。”
时隔六天,他又与张一麐、赵恒惕、沈钧儒、李根源等,联名通电《请国民援救辽西》,表彰东北义勇军,“以散兵民团合编,妇女老弱,皆充负担之役,胜则以墙而进,败则尽室偕亡,所谓将军有死之心,士率无生之气者,于此见之”。
他特别不满意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提醒最高当局注意,不可无视全民抗日热情,“全国上下所当聚精会神力图攻守者,唯辽西与热河耳。……苟令江左弃地如遗,当国者将何以谢天下乎?”
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
1932年1月28日,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与偷袭闸北的日军展开悲壮的自卫战争,从而揭开“淞沪之役”的序幕。是时,章太炎身居沪上,亲见十九路军的英勇战绩,深受感动,欣然撰写《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翔实地记述了战事,热情地歌颂“一·二八”大捷:
自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六日,大战三次,小战不可记,敌死伤八千余人,而我军死伤不逾千。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士卒奋厉,进退无不知节度,上下辑睦,能均劳逸。战剧时,至五昼夜不卧,未尝有怨言,故能以弱胜强,若从灶上扫除焉。
他从淞沪之战中,看到团结御敌、光复中华的希望,故而深有感触地说:“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民闻兵至,如闻寇仇。今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固其所也。”
他不仅通电全国,支持十九路军抗日,还支持夫人汤国梨等创办战地医院,救护从火线上撤下来的伤兵,这所战地医院名为第十九伤兵医院,设在康脑脱路(今康定路),是汤国梨邀约黄绍兰、沈仪宾、赵敬若等女界名流共同创立的。这所医院至战事结束时解散,历时一年,共救护一百四十多名伤病员,除一人伤势过重死亡外,全都治愈重返岗位。
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后,国民政府于次年9月将淞沪之役的死难将士,迁葬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章太炎闻之极为高兴,认为烈士所归,得其所哉,撰写《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褒奖十九路军:
功虽未成,自中国与海外诸国战斗以来,未有杀敌致果如是役者也。十九路军所部多广东子弟,死即槁葬上海,不得返其故。二十二年九月,度地广州黄花岗之南,以为公墓,迁而堋之。黄花岗者,清末志士倡义死葬其地者也。以二十一年上海之役与比,功足相副。
1932年2月23日,章太炎离沪赴北平,当记者询以北上之意,他答道:“此次来平,将访张汉卿、吴子玉诸氏”,“对日本之侵略,惟有一战,中国目前只此一路可走”。张学良和他乃忘年之交,对他向执子侄之礼,当他将满腹怨愤倾泻而出时,张学良只有诺诺。他和老友吴佩孚的见面,影响就更为深远。后来,当侵华日军软硬兼施,拉吴佩孚下水时,吴始终不为所动,坚守民族气节。其间,章太炎和他的推心置腹的谈话,不无效用。
冯君之功后之良史
1933年1月12日,西北军首脑冯玉祥派人面见章太炎,对时局表示焦虑和担忧,坦言:“倘有赴难之机,决不惜一切之牺牲也。”他为这种抗战热忱所感动,立即给冯玉祥复信,希望他与张学良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这封信尖锐地批评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其比喻为卖国媚寇的西太后,说:“外患方亟,而彼又托名剿共,只身西上。似此情形,恐有如前清西太后所言‘宁送朋友,不送家奴’。”
他和马相伯联名致信张学良,保荐冯玉祥任热河统军,率军御敌,信中说:
今日能统十万军独当一面者,唯冯玉祥一人,其人曾以逼溥仪之故,亦不容易有他肠。愚辈虽在草野,为作保证有余矣。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封举荐信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热河终于沦陷,张学良也作为替罪羊,被迫辞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
同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通电全国,宣誓抗日,决心“武装保卫察省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章太炎读此通电,欢欣鼓舞,立即与马相伯联名通电声援:
执事之心,足以代表全国有血气者之心;执事之言,足以代表全国有血气者之言:执事之行,必能彻底领导全国有血气者之行。某等虽在暮年,一息尚存,必随全国民众为执事后盾。
他的心随前方将士而驰骋,军中每有捷报传来,他总是欢欣鼓舞,致电祝贺。
可是,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掣肘,察哈尔抗战连连受挫,冯玉祥被迫离职,章太炎对其处境深表同情,致书冯玉祥说:“自察事结束后,华北形势,愈走愈歧。主军政者虽一意媚日,而日又不受彼之媚。南方则赤军炽盛,当之辄败。料彼固无自存之理,然继之者亦甚棘手矣。”
他还为《察哈尔抗日实录》作序,大力表彰冯玉祥身处逆境之中,“发愤与强寇搏战”的爱国精神:
夫处猜忌之朝,而以劳苦示人者,危身之道也。冯君为是,其石之利害不可知,要其为国家捍卫之实,与其苦心尝寇,足以开发民志者,固不可以不布也。世无正议,冯君之功,将以俟后之良史。
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
章太炎对“九·一八”以来的对日策略,可谓是洞察秋毫,中国守军贪生怕死,闻风而逃,使他切齿痛恨,于是,他不得不通电全国,公开谴责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
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前此沈阳之变,不加抵抗,犹谓准备未完,逮上海战事罢后,边疆无事者八九月,斯时正可置备军械,简练士卒,以图最后之一战,乃主持军事者绝不关心于此,反以剿匪名义,自图规避。驯自今日热河衅起,才及旬余,十万军同时溃退。汤玉麟委职潜逃,诚应立斩;而处汤之上者,或则选耎不不前,或则避地他适,论其罪状,亦岂未减于汤。应请以国民名义,将此次军事负责者,不论在南在北,一切以军法判处,庶几平亿兆之愤心,为后来之惩戒。
华北失守后,敌寇又将践踏南京,章太炎义愤填膺,他在一首诗中,借古讽今,将最高当局比喻为南宋小朝廷,无情地鞭挞其苟且偷安、怯弱可怜之况:
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
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
他的无所顾忌的言论,很使蒋介石恼火,可是,对待这位国人注目的民国元勋,蒋介石也是无良策可施。蒋介石知道章太炎和张继乃金兰兄弟,让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张继从中劝说,张继受命函告章太炎:“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愤然回书,责问张继:“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栋折榱崩,吾辈亦将受压。而弟欲使人人不言,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他在信中尤为感叹:
吾之于人,不念旧恶,但论今日之是,不言往日之非。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及前岁关东事起,吾于往事,即置之不言,幸其兵力尚盛,谓犹有恢复之望,不图侵寻二岁,动与念违。……年已耆艾,惟望以中华民国人民之名表吾墓道,乃今亦几不可得。
他还反问张继:“谁使吾辈为小朝廷之民者?谁使同盟会为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愿弟明以教我。”如此慷慨悲愤的质询,张继当然无以作答,只得默然。
黑水白山不变易其颜色
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便扶植傀儡建立伪满州国。国民政府强烈抗议,反对把东三省从中国分裂出去,希望欧美列强干涉,希望国联公正仲裁。1932年3月,国联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也随团共往。章太炎知道后,便给顾维钧去信说:“牺牲一身,而可以彰日人之暴行,启国联之义愤,为利于中国者正大。”他甚至要顾维钧在不得已时杀身成仁,以死相争,借以表白他的激愤的心境。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他处顾维钧的地位,以其言行观之,于万般无奈的情景之下,他倒真的能做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日寇居心叵测散布弥天大谎,说东三省的主权为满洲人所有,以兜售其伪满洲国“独立”的谬论。国内一些媚日的汉奸也趁机鼓吹“放弃东三省”。在沸沸扬扬的错误舆论的引导下,很多中外人士为谎言所蒙蔽,变得无所适从。
这时,章太炎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合发表《证明东三省属中国向世界人士之宣言》、《论日本不应伸至热河且应退出高丽向世界人士宣言》等,坚决反对日本制造“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和朝鲜变成殖民地,并向全国同胞号召:
惟有切实认清,以自力、自助、自救之意义,于当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仅作消极之抵抗,同时更应动员全民族积极收得失地,根本消灭伪国。
他揭露国民党当局是,“阳示抵抗以息人言,阴作妥协以受敌饵”,亡国灭种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所以,他号召:
故全国人民今日急应一致奋起,予政府以有力之督促,务使东北半壁河山,不于自我沦亡,黑水白山不至就此变易其颜色也。
同时,他又呼吁:“予前线将士以物质之补助与精神之安慰,以鼓其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之勇气。”
章太炎等的宣言义正词严,震撼人心,博得全社会的积极回应。有报刊评论说,章太炎等“为中国第一流学者,联合对外宣言,将能代表其数千弟子、名教授、科学家及教育界正服务者,为拥护中国固有主权,向全世界作公正宣布,证明东三省当属中国”。
正是在强大的舆论影响下,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决议,不承认“满州国”,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受到各主权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中国在外交上取得了胜利。
不应贸然加以共党头衔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是为“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国民党当局如临大敌,派出军警镇压学生运动。章太炎闻讯,立即致电宋哲元,严厉责询:“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他认为,学生请愿抗日,乃爱国爱民族的赤子之心,政府应该珍惜与保护,不能动辄以“加入共党”而羁系之。宋哲元服膺章太炎的人品学问,况且,章之质询乃仗义为国,正大光明,所以,只得复电表示:“先生之嘱,自当遵办。”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2月25日,上海学生举行请愿游行,支持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他们还冲破警察的阻拦,北上南京请愿。由于雨雪载途,火车受阻苏州,章太炎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让夫人汤国梨率章氏国学讲习所学生前往东站慰问。他还对记者发表谈话,同情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行为,希望政府当局珍惜学生的爱国热情,“不应贸然加以共党头衔,武力制止。尤其政府当局,教育当局,应对饥寒交迫之学生,负责接济粮食,并沿途妥为照料”。
1936年6月4日,他致书蒋介石说,因为共产党“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伏明甚”,所以,建议将察哈尔“交付之共党”,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姑以民军视之”。他曾以反共著称,在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能够识大体,顾大局,摒弃往日的政治成见,愿意联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党派、团体和个人,共同团结抗日,这是他晚年最为炫目的闪光点。这封信所提出的主张和思想,是他陈述自己政见的最后一篇文字。
他在信中告诫蒋介石,对于抗日救国大计,切不可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言行一致,以取信于国人。“言之非难,欲其心悦诚服则难。……若欲其杀敌致果,为国牺牲,此在枢府之以实,固非可以口舌致也”。
6月14日,章太炎与世长辞,留有遗嘱曰:“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苏州沦陷时,伪浙江省省长傅说派去说客,请章太炎之子章导出任伪职,夫人汤国梨以章之遗嘱出示,说客看罢羞愧难耐,悻然退去。
章太炎逝世后,他的学生鲁迅完成其一生中的最后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对他作了最为客观、公允的评价,称颂他的“战斗的文章”,可“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鲁迅说:“考其生平,以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监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世的楷范。”
今日之势惟有一战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三省垂危,大片国土即将沦丧,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天塌地陷的消息传来,使章太炎痛心疾首,他虽已是迟暮晚景,却犹如一头震怒的雄狮,投袂而起,奔走呼唤,凫入全民抗日救亡的热潮之中。
面对强大的敌人,国人亦有怯敌情绪,而他则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应向日本正式宣战,“今日之势使我辈处之,惟有一战,明知必败,然败亦不过失东三省耳,战败而失之,与拱手而授之,有人格与无人格之异,则国家根本之兴废亦异也”。
可是,中国守军不战而退,使他对国民政府十分失望,他说:“有此总司令,此副总司令(指蒋介石、张学良,作者注),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欲使此畏葸怠玩者,起而与东人争,虽敝口瘏舌,焉能听见?所以默无一言也。”
193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锦州,中国守军全线溃逃,东三省沦入敌手,他悲愤至极,焦虑至极,于1月13日,与马相伯、张一麐、李根源、沈钧儒、章士钊、黄炎培联名通电:“守土大军,不战先撤,全国将领,猜贰自私,所谓中央政府,更若有若无”,要求国民政府“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并说:“全民悲愤,不甘坐毙,恐有采用非常手段,以谋自救救国者。”
时隔六天,他又与张一麐、赵恒惕、沈钧儒、李根源等,联名通电《请国民援救辽西》,表彰东北义勇军,“以散兵民团合编,妇女老弱,皆充负担之役,胜则以墙而进,败则尽室偕亡,所谓将军有死之心,士率无生之气者,于此见之”。
他特别不满意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提醒最高当局注意,不可无视全民抗日热情,“全国上下所当聚精会神力图攻守者,唯辽西与热河耳。……苟令江左弃地如遗,当国者将何以谢天下乎?”
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
1932年1月28日,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与偷袭闸北的日军展开悲壮的自卫战争,从而揭开“淞沪之役”的序幕。是时,章太炎身居沪上,亲见十九路军的英勇战绩,深受感动,欣然撰写《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翔实地记述了战事,热情地歌颂“一·二八”大捷:
自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六日,大战三次,小战不可记,敌死伤八千余人,而我军死伤不逾千。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士卒奋厉,进退无不知节度,上下辑睦,能均劳逸。战剧时,至五昼夜不卧,未尝有怨言,故能以弱胜强,若从灶上扫除焉。
他从淞沪之战中,看到团结御敌、光复中华的希望,故而深有感触地说:“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民闻兵至,如闻寇仇。今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固其所也。”
他不仅通电全国,支持十九路军抗日,还支持夫人汤国梨等创办战地医院,救护从火线上撤下来的伤兵,这所战地医院名为第十九伤兵医院,设在康脑脱路(今康定路),是汤国梨邀约黄绍兰、沈仪宾、赵敬若等女界名流共同创立的。这所医院至战事结束时解散,历时一年,共救护一百四十多名伤病员,除一人伤势过重死亡外,全都治愈重返岗位。
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后,国民政府于次年9月将淞沪之役的死难将士,迁葬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章太炎闻之极为高兴,认为烈士所归,得其所哉,撰写《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褒奖十九路军:
功虽未成,自中国与海外诸国战斗以来,未有杀敌致果如是役者也。十九路军所部多广东子弟,死即槁葬上海,不得返其故。二十二年九月,度地广州黄花岗之南,以为公墓,迁而堋之。黄花岗者,清末志士倡义死葬其地者也。以二十一年上海之役与比,功足相副。
1932年2月23日,章太炎离沪赴北平,当记者询以北上之意,他答道:“此次来平,将访张汉卿、吴子玉诸氏”,“对日本之侵略,惟有一战,中国目前只此一路可走”。张学良和他乃忘年之交,对他向执子侄之礼,当他将满腹怨愤倾泻而出时,张学良只有诺诺。他和老友吴佩孚的见面,影响就更为深远。后来,当侵华日军软硬兼施,拉吴佩孚下水时,吴始终不为所动,坚守民族气节。其间,章太炎和他的推心置腹的谈话,不无效用。
冯君之功后之良史
1933年1月12日,西北军首脑冯玉祥派人面见章太炎,对时局表示焦虑和担忧,坦言:“倘有赴难之机,决不惜一切之牺牲也。”他为这种抗战热忱所感动,立即给冯玉祥复信,希望他与张学良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这封信尖锐地批评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其比喻为卖国媚寇的西太后,说:“外患方亟,而彼又托名剿共,只身西上。似此情形,恐有如前清西太后所言‘宁送朋友,不送家奴’。”
他和马相伯联名致信张学良,保荐冯玉祥任热河统军,率军御敌,信中说:
今日能统十万军独当一面者,唯冯玉祥一人,其人曾以逼溥仪之故,亦不容易有他肠。愚辈虽在草野,为作保证有余矣。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封举荐信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热河终于沦陷,张学良也作为替罪羊,被迫辞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
同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通电全国,宣誓抗日,决心“武装保卫察省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章太炎读此通电,欢欣鼓舞,立即与马相伯联名通电声援:
执事之心,足以代表全国有血气者之心;执事之言,足以代表全国有血气者之言:执事之行,必能彻底领导全国有血气者之行。某等虽在暮年,一息尚存,必随全国民众为执事后盾。
他的心随前方将士而驰骋,军中每有捷报传来,他总是欢欣鼓舞,致电祝贺。
可是,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掣肘,察哈尔抗战连连受挫,冯玉祥被迫离职,章太炎对其处境深表同情,致书冯玉祥说:“自察事结束后,华北形势,愈走愈歧。主军政者虽一意媚日,而日又不受彼之媚。南方则赤军炽盛,当之辄败。料彼固无自存之理,然继之者亦甚棘手矣。”
他还为《察哈尔抗日实录》作序,大力表彰冯玉祥身处逆境之中,“发愤与强寇搏战”的爱国精神:
夫处猜忌之朝,而以劳苦示人者,危身之道也。冯君为是,其石之利害不可知,要其为国家捍卫之实,与其苦心尝寇,足以开发民志者,固不可以不布也。世无正议,冯君之功,将以俟后之良史。
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
章太炎对“九·一八”以来的对日策略,可谓是洞察秋毫,中国守军贪生怕死,闻风而逃,使他切齿痛恨,于是,他不得不通电全国,公开谴责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
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前此沈阳之变,不加抵抗,犹谓准备未完,逮上海战事罢后,边疆无事者八九月,斯时正可置备军械,简练士卒,以图最后之一战,乃主持军事者绝不关心于此,反以剿匪名义,自图规避。驯自今日热河衅起,才及旬余,十万军同时溃退。汤玉麟委职潜逃,诚应立斩;而处汤之上者,或则选耎不不前,或则避地他适,论其罪状,亦岂未减于汤。应请以国民名义,将此次军事负责者,不论在南在北,一切以军法判处,庶几平亿兆之愤心,为后来之惩戒。
华北失守后,敌寇又将践踏南京,章太炎义愤填膺,他在一首诗中,借古讽今,将最高当局比喻为南宋小朝廷,无情地鞭挞其苟且偷安、怯弱可怜之况:
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
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
他的无所顾忌的言论,很使蒋介石恼火,可是,对待这位国人注目的民国元勋,蒋介石也是无良策可施。蒋介石知道章太炎和张继乃金兰兄弟,让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张继从中劝说,张继受命函告章太炎:“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愤然回书,责问张继:“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栋折榱崩,吾辈亦将受压。而弟欲使人人不言,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他在信中尤为感叹:
吾之于人,不念旧恶,但论今日之是,不言往日之非。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及前岁关东事起,吾于往事,即置之不言,幸其兵力尚盛,谓犹有恢复之望,不图侵寻二岁,动与念违。……年已耆艾,惟望以中华民国人民之名表吾墓道,乃今亦几不可得。
他还反问张继:“谁使吾辈为小朝廷之民者?谁使同盟会为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愿弟明以教我。”如此慷慨悲愤的质询,张继当然无以作答,只得默然。
黑水白山不变易其颜色
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便扶植傀儡建立伪满州国。国民政府强烈抗议,反对把东三省从中国分裂出去,希望欧美列强干涉,希望国联公正仲裁。1932年3月,国联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也随团共往。章太炎知道后,便给顾维钧去信说:“牺牲一身,而可以彰日人之暴行,启国联之义愤,为利于中国者正大。”他甚至要顾维钧在不得已时杀身成仁,以死相争,借以表白他的激愤的心境。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他处顾维钧的地位,以其言行观之,于万般无奈的情景之下,他倒真的能做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日寇居心叵测散布弥天大谎,说东三省的主权为满洲人所有,以兜售其伪满洲国“独立”的谬论。国内一些媚日的汉奸也趁机鼓吹“放弃东三省”。在沸沸扬扬的错误舆论的引导下,很多中外人士为谎言所蒙蔽,变得无所适从。
这时,章太炎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合发表《证明东三省属中国向世界人士之宣言》、《论日本不应伸至热河且应退出高丽向世界人士宣言》等,坚决反对日本制造“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和朝鲜变成殖民地,并向全国同胞号召:
惟有切实认清,以自力、自助、自救之意义,于当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仅作消极之抵抗,同时更应动员全民族积极收得失地,根本消灭伪国。
他揭露国民党当局是,“阳示抵抗以息人言,阴作妥协以受敌饵”,亡国灭种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所以,他号召:
故全国人民今日急应一致奋起,予政府以有力之督促,务使东北半壁河山,不于自我沦亡,黑水白山不至就此变易其颜色也。
同时,他又呼吁:“予前线将士以物质之补助与精神之安慰,以鼓其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之勇气。”
章太炎等的宣言义正词严,震撼人心,博得全社会的积极回应。有报刊评论说,章太炎等“为中国第一流学者,联合对外宣言,将能代表其数千弟子、名教授、科学家及教育界正服务者,为拥护中国固有主权,向全世界作公正宣布,证明东三省当属中国”。
正是在强大的舆论影响下,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决议,不承认“满州国”,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受到各主权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中国在外交上取得了胜利。
不应贸然加以共党头衔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是为“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国民党当局如临大敌,派出军警镇压学生运动。章太炎闻讯,立即致电宋哲元,严厉责询:“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他认为,学生请愿抗日,乃爱国爱民族的赤子之心,政府应该珍惜与保护,不能动辄以“加入共党”而羁系之。宋哲元服膺章太炎的人品学问,况且,章之质询乃仗义为国,正大光明,所以,只得复电表示:“先生之嘱,自当遵办。”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2月25日,上海学生举行请愿游行,支持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他们还冲破警察的阻拦,北上南京请愿。由于雨雪载途,火车受阻苏州,章太炎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让夫人汤国梨率章氏国学讲习所学生前往东站慰问。他还对记者发表谈话,同情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行为,希望政府当局珍惜学生的爱国热情,“不应贸然加以共党头衔,武力制止。尤其政府当局,教育当局,应对饥寒交迫之学生,负责接济粮食,并沿途妥为照料”。
1936年6月4日,他致书蒋介石说,因为共产党“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伏明甚”,所以,建议将察哈尔“交付之共党”,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姑以民军视之”。他曾以反共著称,在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能够识大体,顾大局,摒弃往日的政治成见,愿意联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党派、团体和个人,共同团结抗日,这是他晚年最为炫目的闪光点。这封信所提出的主张和思想,是他陈述自己政见的最后一篇文字。
他在信中告诫蒋介石,对于抗日救国大计,切不可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言行一致,以取信于国人。“言之非难,欲其心悦诚服则难。……若欲其杀敌致果,为国牺牲,此在枢府之以实,固非可以口舌致也”。
6月14日,章太炎与世长辞,留有遗嘱曰:“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苏州沦陷时,伪浙江省省长傅说派去说客,请章太炎之子章导出任伪职,夫人汤国梨以章之遗嘱出示,说客看罢羞愧难耐,悻然退去。
章太炎逝世后,他的学生鲁迅完成其一生中的最后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对他作了最为客观、公允的评价,称颂他的“战斗的文章”,可“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鲁迅说:“考其生平,以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监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世的楷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