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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围绕经济新常态的内在含义、经济新常态的价值与意义、新常态的时间维度界定、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新常态下面临的机遇等问题，学界展开了热烈讨论。厘清这些问题，对于准确认识新常态，妥善应对新常态，有效引领新常态，颇有益助。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内在含义；意义；时间界定；适应；特征；机遇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6-0022-08
自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以来，特别是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之后，经济新常态不仅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重要遵循，也成为理论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一、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内在含义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首要的问题在于准确理解经济新常态的内在含义。这是讨论中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经济新常态归纳为“一演化四转向”：“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存量調整、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吴敬琏是把新常态的内容与特征结合起来论述的：“我把新常态的内容和特征归结为两点：第一，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降温，进入一个下行通道，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第二，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1]
李伟认为：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迈向更高水平的必经阶段。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运行度过增速换挡期、转入中高速增长后的一种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进步模式发生变化后的必然结果，其实质则是经济发展迈向更高水平的新阶段。[2]
刘元春则把新常态视为一个“大过渡期”：“中国经济‘新常态’在本质上是一个从传统的稳态增长向新的稳态增长迈进的‘大过渡期’”。[3]
沈坤荣将自己的理解归纳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实质，是经济增长形态的跳跃；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是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4]
张平认定：“新常态是中国经济从规模扩张向高效均衡发展阶段的转换过程，它具有明确的转换方向、时间和转换中所具有的持续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调整特征。”[5]
刘伟、苏剑二位主张：“所谓‘新常态’，我们理解，是指在新的发展阶段，出现的新机遇、新条件、新失衡等，正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中较长期稳定存在的特征。”[6]
杨亮给出的定义是：“我国经济在向系统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进程中，呈现一系列趋势性变化。这些趋势性变化，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7]
陈启清认为新常态是“指我国经济发展在新阶段呈现的一种崭新的而且将持续一段时间的发展态势”“可以从六个方面理解新常态：（1）速度新常态；（2）管理新常态；（3）结构新常态；（4）民生新常态；（5）调控新常态；（6）开放新常态”。[8]
王军也提出自己对新常态内容六个方面的理解：“一是经济增速换挡回落，就业市场持续偏紧成为常态”；“二是物价水平缓慢抬升、通胀压力逐渐增大成为常态”；“三是结构优化升级和调整阵痛相伴而行成为常态”；“四是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成为常态”；“五是环环相扣、相互影响的各类风险显性化成为常态”；“六是宏观调控理念和思路创新成为常态”。[9]
徐以升则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大致包含如下四重含义：其一，GDP增长率和M2增长率面临台阶式下降和增长的中枢回落；其二，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规模与水平将迎来台阶式下降；其三，人民币汇率将从过去10年的单边持续升值和升值预期，转为进入弹性调整阶段；其四，外汇占款总规模将从过去年度2万亿元、3万亿元的高增长，回归到年度约1万亿元的水平。[10]
李佐军也主张新常态包括四重含义，但其理解的内容却完全不同：“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由一组新常态构成的画卷，包括：一是增长速度的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的新常态，‘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经济增长动力的新常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四是财富分配的新常态，‘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11]
洪银兴同样认为新常态包括四重含义，但其理解又有差别：“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一系列新常态的支撑，包括发展战略新常态、宏观调控新常态和发展动力新常态。”“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应突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再平衡战略；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宏观调控的新常态，就是实现经济增长由宏观调控政策推动转向由市场推动，宏观调控的对象只能限于影响经济稳定的价格总水平、就业总水平和利率总水平。”“新的动力就是需求拉动，这是发展动力的新常态。……突出消费拉动，并不排斥投资拉动，更不是替代投资拉动。两者存在协调关系：一是互补关系；二是配合关系。”[12]
陈昌胜强调了理解新常态的着眼点，他说：“新常态重在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但并不是新结果。”[13]
石建勋也提出：“经济新常态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描述的新常态的5大特征只是一种趋势性的理想状态，还不是已实现或达到的现实状态。”[14]
张军扩则主张将不同侧面的新常态区别开来：“我们现在讲的新常态，更多指的是客观环境的变化，发展条件变化的新常态，而不是发展动力、发展模式的新常态，发展模式的新常态还在形成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努力去争取。”[15] 准确理解新常态，自然需要注意纠偏、纠误。对于在经济新常态理解上的误读、误解、误区，四位学者提出了如下见解：
齐建国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使用‘新常态’一词以后，国内学者立即进行各自理解的诠释，国内各大媒体也迅速诠释和宣传，甚至把中国经济‘新常态’解释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创新驱动、低成本发展等理想状态，大有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叫好欢呼之意。显然，这些解释似乎偏离了习近平总书记当时使用‘新常态’的本意。我的理解是，其本意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将面临相当多的困难，鼓励大家要有信心，并非是说中国经济进入了‘理想状态’。”[16]
刘白强调：“最常见的误读是，新常态就意味着经济减速或下行。”“还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新常态要抛弃投资拉动。”“但新常态不只是一种速度状态……新常态是中国经济的‘正常化’‘规律化’……是一个社会经济合理化要求在宏观经济理论层面的投射和反映。”[17]
迟福林认为：“目前在新常态问题上存在三个误区：一是把新常态泛化；二是把新常态作为一种口号而不去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三是对它的理解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速度。”[18]
吴敬琏主张：“新常态主要指经济范畴，概念运用不可泛化。”[19]
简新华则在更广泛的视野下谈了自己的看法：“眼下有些人对‘新常态’的认识却出现了静态化、绝对化、泛化的偏差。”“新常态指的是新階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状态，特别是新的发展趋势，是一种存在起伏波动的动态。”“‘常态’里的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的情况都不可能完全一样。常态也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舆论中出现把新常态套用到其他领域的泛化现象，提出所谓‘政治新常态’‘社会新常态’‘文化新常态’‘生态新常态’等，需予以纠偏。因为这些很难科学界定，易造成思想混乱，干扰对具有特定内涵的、专指经济发展态势的新常态的正确理解和应对。”[20]
杨于泽还提出，正确理解“新常态”，还有一个因地制宜的问题，必须避免机械的、教条的思维。经济“新常态”，就不会是东、中、西部一个样。这种“新常态”的非均衡性意味着，今后我国中高速的发展仍将延续区域发展、区域竞争的特征。[21]
齐建国也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环境、发展阶段以及市场化程度都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区域的经济‘新常态’也有所不同。”[16]
二、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重大意义
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有着怎样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这也是讨论中涉及的问题之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将“新常态”定位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显示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新常态的高度重视和非同一般的强调。经济日报评论员在为此所发的评论中指出：“准确认识、深入认识、全面认识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是做好今后经济工作的重要前提。”[22]
陈昌胜直接指明了新常态的意义所在：“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对统一全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认识，指导各项经济工作，具有重大意义。”“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现实认识的创新与飞跃”，并从三个方面对这一论断展开分析：“新常态的提出是符合经济规律、尊重经济规律的直接体现”；“新常态的提出是深入调查分析和系统归纳总结的结果”；“新常态是经济发展普遍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飞跃”。[13]
顾海良认为：“‘新常态’是为了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方式和方法的战略思维和顶层设计。”[23]
光明日报评论员指出：“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24]
有权威专家指出，调整适应新常态“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发展思路的大转折”。第一次是从革命战争转型到国家建设，第二次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次是从规模速度发展转型为质量效益发展。[25]
杨亮把新常态的意义归纳为三句话：“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是对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律性认识，是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26]
迟全华则强调了新常态对先发地区独特的意义：新常态思想“不仅完全符合沿海先发地区的发展实际，而且把这一地区近年来的深刻感受和探索实践上升到了理论层面，更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27]
宋湛、刘培林专门论述了新常态的学术价值：“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和框架，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指导我国乃至其他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将起到重要作用。”“新常态理论立足于追赶型经济体经验，把经济发展的阶段论提高到新的水平。”“九个方面趋势的分析所指出的政策着力点，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的视野，围绕新阶段的主要矛盾，从需求面因素、供给面因素、市场竞争、产业组织、宏观调控等方面，提出了正确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对于我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28]
三、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时间维度
准确理解经济新常态，还包括对新常态在时间维度上的判断，即新常态从何时开始？新常态会持续多久？这是讨论中一个较有争议的问题。
对于经济新常态自何时开始，有以下几种观点。
李扬明确提出：“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势所难免。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双重下降。这一趋势自2008年以来变得十分突出，因此，我们倾向于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确定为由2009年开始。”[29]
李扬还谈到：“2007年是‘大稳定’转为大危机的关节点。……随着以大稳定为主要特征的旧常态的结束，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深度调整与再平衡的‘新常态’。世界和中国，概莫能外。”[30] 刘树成主张：“从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至2014年第四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了连续19个季度的回落。中国经济由此进入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速度换挡期，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常态。”[31]
石建勋则认为：“中国经济旧常态可理解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前的状态”。[14]他只讲旧常态到2008年为止，没有明确说新常态从何时开始。如果按照旧的结束，新的便开始这样的一般逻辑，那么2008年就应该是旧常态与新常态的分界线，新常态也就应该从2008年开始。
陶文昭的判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励精图治、攻坚克难，取得新成就、形成新风气、开创新局面。从这个角度，毋宁说新常态是十八大以来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一种状态。”[32]
肖罗的理解更晚：“‘新常态’成了2014年经济发展的年度热词，即将过去的2014年，可以称之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开局之年。”[33]
张军扩则把新常态界定为“将来时”：“现在大家都在讲新常态，‘三期叠加’时期不能算新常态。所谓新常态，至少过去粗放增长积累的结构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发展方式转变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基本确立。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说经济进入了新常态。”[34]
李佐军的看法与此相似：“严格说来，目前中国经济并非已处于新常态，而是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目前更准确的阶段判断是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期，只有当渡过这一时期后，经济才进入常态时期。……因此，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保证在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而是保证坚持全面改革以实现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问题。”[35]
陈昌胜则明确反对上述观点：“‘新常态’与‘三期叠加’阶段是包含关系而非承启关系。……部分人将新常态理解为一种相对较长时期的稳定态或均衡态。进而认为三期叠加是经济发展由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的过渡状态。也就是说，当三期叠加结束后，经济发展才会进入新常态，故而误将三期叠加阶段与新常态阶段理解为两个前后承启的不同阶段。在我看来，二者都是对经济新阶段性特点的描述。……新常态是一个更全面和动态的判断，是基于三期叠加判断基础上更高层次的总结。在时间上，三期叠加时期属于新常态时期，二者目前并行，新常态未来持续的时间可能更长。”[13]
人民日报评论员在评论中使用了“新常态下，‘三期’叠加……”这样的提法，[36]显然也是把“三期叠加”置于新常态之下，包含于新常態之中的。
对于经济新常态会持续多久，学者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陈昌胜的判断是：“新常态虽在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被系统阐述，但其并非仅仅对中国经济的年度性判断，预计将指导和贯穿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期的经济发展。”[13]曾培炎认为：“从时间维度看，新常态指的不是短期的一两年，也不是长期的二三十年，而是一个中期的概念。”[37]洪平凡明确提出：“这种新的平衡状态起码持续10年以上才能称其为常态。”[38]
四、如何理解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所在
在2015年地方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新常态”一词共出现207次，与“新常态”搭配最多的词是“适应”。适应经济新常态，关键问题是什么？这是讨论中最具实践价值的问题。也是讨论的热点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明确提出：“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他还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四个指向：“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39]
吴敬琏强调关键是改革，核心在创新：“关键问题就是消除体制性障碍，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核心问题就是要建立和优化、改善国家创新体系。”[1]
张卓元则将创新与改革并列为两个关键：“在新常态下实现稳增长、促转型，关键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是稳增长、促转型的关键”。[40]
马志刚也认为：“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在于以改革清除制约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和科技创新等的体制机制‘藩篱’，主动适应新变化，加快打造经济升级版。”[41]
钟经文在强调改革的同时，并列地强调了开放：“在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日渐式微时，我们唯一的出路仍然是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继续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动力，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创造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红利’，开启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42]
陈昌胜也持同样的看法：“适应新常态的根本出路是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13]
李伟强调，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的关键又在创新。至于创新的主要领域，他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第二，要着力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第三，要着力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第四，要统筹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创新，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进行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基础。[43]
辜胜阻则把创新归结为“双驱动”：“以创新驱动引领新常态需要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驱动’”。[44]
魏星将创新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科技创新将提升各类经济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体制创新将营造转型升级的市场空间”；“观念创新则将汇聚起市场主体强大的创业创新活力”。[45]
陈彦斌则旗帜鲜明地以 “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摆脱高增长依赖”为题，阐明了自己的主张。他说：中国“经济和社会患有明显的‘高增长依赖症’”。“笔者认为，以平常心适应新常态的根本之道在于，着力通过深化改革降低全社会对高增长的依赖程度。”[46] 作为适应新常态关键的改革，重点改什么？李扬明确指向改革投资机制：“新常态下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是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完善投资机制，处理好投什么、如何投和谁来投的问题。”[30]
马志刚也认为：“未来能否适应、引领新常态，投资是关键变量。要让那些在未来可能大有希望的产业真正落地，支撑新的增长，就一定离不开增加投资。”[47]
林毅夫特别强调了新常态下投资的重要性：“笔者不同意中国应从投资拉动型增长完全转向消费拉动型增长的观点。消费固然重要，但单纯以消费拉动增长，就意味着每年都必须增加消费……仅仅依靠消费拉动增长是无源之水。提高投资效率是必要的，但认为中国应完全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而改为实行单纯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则是不正确的。”“存在许多经济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最大差异之一……中国仍然存在很多经济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一是产业升级；二是基础设施；三是发展环保产业；四是城镇化中蕴含的投资机会。”[48]
钟经文指出：“新常态表面上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本质则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新的增长动力来自市场蕴藏的巨大活力的发挥，来自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来自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全面提升。”“只有依靠结构优化、效率提高、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才能为中国经济增长开启更为广阔的空间，绘就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新风景。”[49]
马志刚强调了创新在新常态下多方面的动力作用：“实现创新驱动对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重要且紧迫……经济增长亟需更大程度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给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装上新引擎。”“创新是新常态下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创新是新常态下提高投资效率的有效途径”；“创新对新常态下的出口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50]
曹远征则分析了来自产业的动力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特点。”“近些年来，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预计未来五年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还将继续上升，到2020年将达到55%左右，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51]
厉以宁突出了房地产业的拉动作用：“中国经济增长中，房地产业的作用不可低估。没有房地产带动，经济增长拉力不够。如果说经济发展中有一个大机车在前面跑，那就是房地产。不要谈到房地产就说泡沫，今天仍然要振兴房地产。”[52]
五、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習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39]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归纳为九个方面。
李扬把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归结为结构性减速：“在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消化前期政策效应三者之间，核心因素显然是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增速换挡是现象，结构调整是原因。于是，归结起来，结构性减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29]
陈彦斌的观点与李扬接近，他强调增速趋缓是新常态的核心特征：“所谓新常态，其最核心的特征是经济增速长期性趋缓，未来难以恢复到9%～10%的高增长轨道。”[53]
李伟认为：“新常态最核心的特征是增长动力的新旧接续。”[2]
钟经文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新常态下的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突出表现为：（1）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2）需求结构中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是主体；（3）收入结构中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4）动力结构中的人力、资源粗放投入明显下降，技术进步和创新成为决定成败的‘胜负手’。”[42]
刘伟、苏剑将新常态的特征归纳为六个方面：“中国经济将出现以下‘新常态’：（1）经济增长率将下降；（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成为常态；（3）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就业压力将减轻；（4）消费占比提高；（5）产业结构将向资金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换；（6）‘后发优势’越来越弱，技术进步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自主创新。”[6]
陈启清则认为中国经济近期的阶段性特征有八个方面：（1）增长速度进入新区间；（2）需求结构出现新变化，消费推动力增强；（3）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经济呈现服务化态势；（4）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提升，一改长期以来高增长低就业格局；（5）重化工业低迷，新兴产业加速发展；（6）出口低位增长，外部失衡缓解；（7）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关系更趋协调；（8）民众需求变化更加多元。[8]
马光远提出的五个方面的特征有所不同：“一是经济增速正式告别8%的快速增长，潜在增长率在2020年前后至7.5%左右；二是宏观政策告别常态的调控和刺激，如果经济增速在7.2%以上的合理区间，不会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措施；三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悄然转换，政府投资让位于民间投资，出口让位于国内消费，创新驱动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成败的胜负手；四是在推动新型工业化使命的同时，强力扶持服务业，经济结构避重就轻；五是告别货币推动型增长模式，控制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杠杆，这优于经济增长本身。[54]
李后强、邓子强二位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实质是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55]
刘培林认为，新常态的基本特点，主要是由我国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决定的，是由经济基本面因素变化决定的。[56] 为了准确把握新常态的特征，石建勋专门分析了中国经济旧常态的特征，他指出：中国经济旧常态“主要有五个特征：一是经济高速增长，年增长率10%以上是常态；二是通胀率比较低，；三是经济比较优势主要要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以及对环境资源掠夺式开发和粗放式利用；四是经济发展失衡，增长主要靠外延式大规模投资建设扩张、房地产业过渡投资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出口爆发式增长的拉动；五是高投资率、高储蓄率、高杠杆率和低消费率是常态。”[14]
刘元春则从国别角度描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发达国家近年来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的“新常态”具有的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表现在：“一是，它不是一个重返危机前繁荣状态的恢复过程，而是在全面结构性改革进程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和新的发展源泉的过渡过程；二是，它是一个潜在经济增长在波动中逐步回落的过程，而不是马上就要步入新的稳态增长路径，因此它不是一个增速不变的常态，而是一个增速变化的常态；三是，它不仅是一个‘去杠杆’‘去产能’的危机救助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结构问题在不断凸显中得到重构的过程，一个风险在不断暴露中得到缓释的过程，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题词是‘改革’‘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四是，它不仅是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货周期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叠加的产物，同时也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产物，因此中国‘新常态’更具有复杂性；五是，它不仅是一个外部经济结构失衡与金融结构失衡的调整过程，更是一个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与宏观治理系统之间失衡的改革与大重构过程”。[3]
石建勋则强调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世界经济新常态的一致性：“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持续‘弱增长’、国际分工体系和增长方式重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金融化生存竞争等世界经济新常态的现实环境而独善其身，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世界经济由旧常态转向新常态的必然结果和重要组成部分。”[14]
李伟总结了新常态下新动力的三个特征：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将发挥更大作用；经济增长要靠资本、资源、劳动力的高效集约使用，技术进步在其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将更多来源于部门内、区域内的优化配置。[43]
六、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机遇
经济新常态，既是挑战，也带来发展的机遇。但在新常态带来的机遇有那些这一问题上，同样存在多种不同看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提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39]
辜胜阻以此为题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将面临六大新机遇。第一是人口城镇化；第二是经济服务化；第三是发展低碳化；第四是产业高端化；第五是社会信息化；第六是经营国际化。”[44]
陈雨露同样专题论述此问题：“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57]
李扬将新常态带来的新机遇概括为五个“有利于”：“新常态再次给我们带来了发展机遇，并在新条件下与时俱进地为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赋予了全新的内容。”新常态有利于“挤水分”；新常态有利于创新驱动战略的推行；新常态有利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常态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新常态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29]
贾康则将新常态下的机遇概括为两大方面：“第一，从宏观经济走势来看，下行的态势给各级政府和许多企业带来较大的压力，但同时也形成促进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动力。从企业来看，……在由市场主导的竞争中，淘汰落后产能，通过以竞争压力转变为升级换代动力来提高核心竞争力。第二，……如果能处理好‘促改革’，就将有望相对顺利地企稳，并通过调动各种上行因素来对冲下行因素的努力，能够完成一个‘蓄势’的阶段，进而迈入长期的中高经济增长速度区间的阶段。”[58]
马志刚则重点分析了新常态下新的投资机遇：“顺应投资变化趋势，把握新常态下的投資机会，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必答题’，也是企业不可错失的重大发展机遇。”这包括：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特大城市的地铁投资；以核电为代表的新能源投资；环保技术、设备和人才投资；补齐养老等公共服务‘短板’的投资等。[4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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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钟庭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内在含义；意义；时间界定；适应；特征；机遇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6-0022-08
自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以来，特别是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之后，经济新常态不仅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重要遵循，也成为理论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一、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内在含义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首要的问题在于准确理解经济新常态的内在含义。这是讨论中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经济新常态归纳为“一演化四转向”：“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存量調整、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吴敬琏是把新常态的内容与特征结合起来论述的：“我把新常态的内容和特征归结为两点：第一，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降温，进入一个下行通道，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第二，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1]
李伟认为：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迈向更高水平的必经阶段。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运行度过增速换挡期、转入中高速增长后的一种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进步模式发生变化后的必然结果，其实质则是经济发展迈向更高水平的新阶段。[2]
刘元春则把新常态视为一个“大过渡期”：“中国经济‘新常态’在本质上是一个从传统的稳态增长向新的稳态增长迈进的‘大过渡期’”。[3]
沈坤荣将自己的理解归纳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实质，是经济增长形态的跳跃；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是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4]
张平认定：“新常态是中国经济从规模扩张向高效均衡发展阶段的转换过程，它具有明确的转换方向、时间和转换中所具有的持续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调整特征。”[5]
刘伟、苏剑二位主张：“所谓‘新常态’，我们理解，是指在新的发展阶段，出现的新机遇、新条件、新失衡等，正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中较长期稳定存在的特征。”[6]
杨亮给出的定义是：“我国经济在向系统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进程中，呈现一系列趋势性变化。这些趋势性变化，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7]
陈启清认为新常态是“指我国经济发展在新阶段呈现的一种崭新的而且将持续一段时间的发展态势”“可以从六个方面理解新常态：（1）速度新常态；（2）管理新常态；（3）结构新常态；（4）民生新常态；（5）调控新常态；（6）开放新常态”。[8]
王军也提出自己对新常态内容六个方面的理解：“一是经济增速换挡回落，就业市场持续偏紧成为常态”；“二是物价水平缓慢抬升、通胀压力逐渐增大成为常态”；“三是结构优化升级和调整阵痛相伴而行成为常态”；“四是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成为常态”；“五是环环相扣、相互影响的各类风险显性化成为常态”；“六是宏观调控理念和思路创新成为常态”。[9]
徐以升则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大致包含如下四重含义：其一，GDP增长率和M2增长率面临台阶式下降和增长的中枢回落；其二，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规模与水平将迎来台阶式下降；其三，人民币汇率将从过去10年的单边持续升值和升值预期，转为进入弹性调整阶段；其四，外汇占款总规模将从过去年度2万亿元、3万亿元的高增长，回归到年度约1万亿元的水平。[10]
李佐军也主张新常态包括四重含义，但其理解的内容却完全不同：“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由一组新常态构成的画卷，包括：一是增长速度的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的新常态，‘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经济增长动力的新常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四是财富分配的新常态，‘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11]
洪银兴同样认为新常态包括四重含义，但其理解又有差别：“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一系列新常态的支撑，包括发展战略新常态、宏观调控新常态和发展动力新常态。”“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应突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再平衡战略；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宏观调控的新常态，就是实现经济增长由宏观调控政策推动转向由市场推动，宏观调控的对象只能限于影响经济稳定的价格总水平、就业总水平和利率总水平。”“新的动力就是需求拉动，这是发展动力的新常态。……突出消费拉动，并不排斥投资拉动，更不是替代投资拉动。两者存在协调关系：一是互补关系；二是配合关系。”[12]
陈昌胜强调了理解新常态的着眼点，他说：“新常态重在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但并不是新结果。”[13]
石建勋也提出：“经济新常态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描述的新常态的5大特征只是一种趋势性的理想状态，还不是已实现或达到的现实状态。”[14]
张军扩则主张将不同侧面的新常态区别开来：“我们现在讲的新常态，更多指的是客观环境的变化，发展条件变化的新常态，而不是发展动力、发展模式的新常态，发展模式的新常态还在形成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努力去争取。”[15] 准确理解新常态，自然需要注意纠偏、纠误。对于在经济新常态理解上的误读、误解、误区，四位学者提出了如下见解：
齐建国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使用‘新常态’一词以后，国内学者立即进行各自理解的诠释，国内各大媒体也迅速诠释和宣传，甚至把中国经济‘新常态’解释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创新驱动、低成本发展等理想状态，大有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叫好欢呼之意。显然，这些解释似乎偏离了习近平总书记当时使用‘新常态’的本意。我的理解是，其本意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将面临相当多的困难，鼓励大家要有信心，并非是说中国经济进入了‘理想状态’。”[16]
刘白强调：“最常见的误读是，新常态就意味着经济减速或下行。”“还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新常态要抛弃投资拉动。”“但新常态不只是一种速度状态……新常态是中国经济的‘正常化’‘规律化’……是一个社会经济合理化要求在宏观经济理论层面的投射和反映。”[17]
迟福林认为：“目前在新常态问题上存在三个误区：一是把新常态泛化；二是把新常态作为一种口号而不去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三是对它的理解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速度。”[18]
吴敬琏主张：“新常态主要指经济范畴，概念运用不可泛化。”[19]
简新华则在更广泛的视野下谈了自己的看法：“眼下有些人对‘新常态’的认识却出现了静态化、绝对化、泛化的偏差。”“新常态指的是新階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状态，特别是新的发展趋势，是一种存在起伏波动的动态。”“‘常态’里的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的情况都不可能完全一样。常态也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舆论中出现把新常态套用到其他领域的泛化现象，提出所谓‘政治新常态’‘社会新常态’‘文化新常态’‘生态新常态’等，需予以纠偏。因为这些很难科学界定，易造成思想混乱，干扰对具有特定内涵的、专指经济发展态势的新常态的正确理解和应对。”[20]
杨于泽还提出，正确理解“新常态”，还有一个因地制宜的问题，必须避免机械的、教条的思维。经济“新常态”，就不会是东、中、西部一个样。这种“新常态”的非均衡性意味着，今后我国中高速的发展仍将延续区域发展、区域竞争的特征。[21]
齐建国也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环境、发展阶段以及市场化程度都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区域的经济‘新常态’也有所不同。”[16]
二、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重大意义
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有着怎样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这也是讨论中涉及的问题之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将“新常态”定位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显示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新常态的高度重视和非同一般的强调。经济日报评论员在为此所发的评论中指出：“准确认识、深入认识、全面认识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是做好今后经济工作的重要前提。”[22]
陈昌胜直接指明了新常态的意义所在：“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对统一全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认识，指导各项经济工作，具有重大意义。”“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现实认识的创新与飞跃”，并从三个方面对这一论断展开分析：“新常态的提出是符合经济规律、尊重经济规律的直接体现”；“新常态的提出是深入调查分析和系统归纳总结的结果”；“新常态是经济发展普遍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飞跃”。[13]
顾海良认为：“‘新常态’是为了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方式和方法的战略思维和顶层设计。”[23]
光明日报评论员指出：“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24]
有权威专家指出，调整适应新常态“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发展思路的大转折”。第一次是从革命战争转型到国家建设，第二次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次是从规模速度发展转型为质量效益发展。[25]
杨亮把新常态的意义归纳为三句话：“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是对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律性认识，是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26]
迟全华则强调了新常态对先发地区独特的意义：新常态思想“不仅完全符合沿海先发地区的发展实际，而且把这一地区近年来的深刻感受和探索实践上升到了理论层面，更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27]
宋湛、刘培林专门论述了新常态的学术价值：“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和框架，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指导我国乃至其他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将起到重要作用。”“新常态理论立足于追赶型经济体经验，把经济发展的阶段论提高到新的水平。”“九个方面趋势的分析所指出的政策着力点，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的视野，围绕新阶段的主要矛盾，从需求面因素、供给面因素、市场竞争、产业组织、宏观调控等方面，提出了正确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对于我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28]
三、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时间维度
准确理解经济新常态，还包括对新常态在时间维度上的判断，即新常态从何时开始？新常态会持续多久？这是讨论中一个较有争议的问题。
对于经济新常态自何时开始，有以下几种观点。
李扬明确提出：“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势所难免。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双重下降。这一趋势自2008年以来变得十分突出，因此，我们倾向于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确定为由2009年开始。”[29]
李扬还谈到：“2007年是‘大稳定’转为大危机的关节点。……随着以大稳定为主要特征的旧常态的结束，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深度调整与再平衡的‘新常态’。世界和中国，概莫能外。”[30] 刘树成主张：“从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至2014年第四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了连续19个季度的回落。中国经济由此进入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速度换挡期，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常态。”[31]
石建勋则认为：“中国经济旧常态可理解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前的状态”。[14]他只讲旧常态到2008年为止，没有明确说新常态从何时开始。如果按照旧的结束，新的便开始这样的一般逻辑，那么2008年就应该是旧常态与新常态的分界线，新常态也就应该从2008年开始。
陶文昭的判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励精图治、攻坚克难，取得新成就、形成新风气、开创新局面。从这个角度，毋宁说新常态是十八大以来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一种状态。”[32]
肖罗的理解更晚：“‘新常态’成了2014年经济发展的年度热词，即将过去的2014年，可以称之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开局之年。”[33]
张军扩则把新常态界定为“将来时”：“现在大家都在讲新常态，‘三期叠加’时期不能算新常态。所谓新常态，至少过去粗放增长积累的结构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发展方式转变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基本确立。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说经济进入了新常态。”[34]
李佐军的看法与此相似：“严格说来，目前中国经济并非已处于新常态，而是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目前更准确的阶段判断是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期，只有当渡过这一时期后，经济才进入常态时期。……因此，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保证在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而是保证坚持全面改革以实现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问题。”[35]
陈昌胜则明确反对上述观点：“‘新常态’与‘三期叠加’阶段是包含关系而非承启关系。……部分人将新常态理解为一种相对较长时期的稳定态或均衡态。进而认为三期叠加是经济发展由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的过渡状态。也就是说，当三期叠加结束后，经济发展才会进入新常态，故而误将三期叠加阶段与新常态阶段理解为两个前后承启的不同阶段。在我看来，二者都是对经济新阶段性特点的描述。……新常态是一个更全面和动态的判断，是基于三期叠加判断基础上更高层次的总结。在时间上，三期叠加时期属于新常态时期，二者目前并行，新常态未来持续的时间可能更长。”[13]
人民日报评论员在评论中使用了“新常态下，‘三期’叠加……”这样的提法，[36]显然也是把“三期叠加”置于新常态之下，包含于新常態之中的。
对于经济新常态会持续多久，学者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陈昌胜的判断是：“新常态虽在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被系统阐述，但其并非仅仅对中国经济的年度性判断，预计将指导和贯穿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期的经济发展。”[13]曾培炎认为：“从时间维度看，新常态指的不是短期的一两年，也不是长期的二三十年，而是一个中期的概念。”[37]洪平凡明确提出：“这种新的平衡状态起码持续10年以上才能称其为常态。”[38]
四、如何理解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所在
在2015年地方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新常态”一词共出现207次，与“新常态”搭配最多的词是“适应”。适应经济新常态，关键问题是什么？这是讨论中最具实践价值的问题。也是讨论的热点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明确提出：“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他还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四个指向：“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39]
吴敬琏强调关键是改革，核心在创新：“关键问题就是消除体制性障碍，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核心问题就是要建立和优化、改善国家创新体系。”[1]
张卓元则将创新与改革并列为两个关键：“在新常态下实现稳增长、促转型，关键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是稳增长、促转型的关键”。[40]
马志刚也认为：“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在于以改革清除制约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和科技创新等的体制机制‘藩篱’，主动适应新变化，加快打造经济升级版。”[41]
钟经文在强调改革的同时，并列地强调了开放：“在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日渐式微时，我们唯一的出路仍然是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继续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动力，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创造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红利’，开启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42]
陈昌胜也持同样的看法：“适应新常态的根本出路是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13]
李伟强调，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的关键又在创新。至于创新的主要领域，他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第二，要着力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第三，要着力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第四，要统筹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创新，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进行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基础。[43]
辜胜阻则把创新归结为“双驱动”：“以创新驱动引领新常态需要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驱动’”。[44]
魏星将创新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科技创新将提升各类经济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体制创新将营造转型升级的市场空间”；“观念创新则将汇聚起市场主体强大的创业创新活力”。[45]
陈彦斌则旗帜鲜明地以 “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摆脱高增长依赖”为题，阐明了自己的主张。他说：中国“经济和社会患有明显的‘高增长依赖症’”。“笔者认为，以平常心适应新常态的根本之道在于，着力通过深化改革降低全社会对高增长的依赖程度。”[46] 作为适应新常态关键的改革，重点改什么？李扬明确指向改革投资机制：“新常态下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是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完善投资机制，处理好投什么、如何投和谁来投的问题。”[30]
马志刚也认为：“未来能否适应、引领新常态，投资是关键变量。要让那些在未来可能大有希望的产业真正落地，支撑新的增长，就一定离不开增加投资。”[47]
林毅夫特别强调了新常态下投资的重要性：“笔者不同意中国应从投资拉动型增长完全转向消费拉动型增长的观点。消费固然重要，但单纯以消费拉动增长，就意味着每年都必须增加消费……仅仅依靠消费拉动增长是无源之水。提高投资效率是必要的，但认为中国应完全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而改为实行单纯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则是不正确的。”“存在许多经济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最大差异之一……中国仍然存在很多经济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一是产业升级；二是基础设施；三是发展环保产业；四是城镇化中蕴含的投资机会。”[48]
钟经文指出：“新常态表面上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本质则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新的增长动力来自市场蕴藏的巨大活力的发挥，来自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来自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全面提升。”“只有依靠结构优化、效率提高、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才能为中国经济增长开启更为广阔的空间，绘就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新风景。”[49]
马志刚强调了创新在新常态下多方面的动力作用：“实现创新驱动对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重要且紧迫……经济增长亟需更大程度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给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装上新引擎。”“创新是新常态下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创新是新常态下提高投资效率的有效途径”；“创新对新常态下的出口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50]
曹远征则分析了来自产业的动力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特点。”“近些年来，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预计未来五年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还将继续上升，到2020年将达到55%左右，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51]
厉以宁突出了房地产业的拉动作用：“中国经济增长中，房地产业的作用不可低估。没有房地产带动，经济增长拉力不够。如果说经济发展中有一个大机车在前面跑，那就是房地产。不要谈到房地产就说泡沫，今天仍然要振兴房地产。”[52]
五、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習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39]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归纳为九个方面。
李扬把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归结为结构性减速：“在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消化前期政策效应三者之间，核心因素显然是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增速换挡是现象，结构调整是原因。于是，归结起来，结构性减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29]
陈彦斌的观点与李扬接近，他强调增速趋缓是新常态的核心特征：“所谓新常态，其最核心的特征是经济增速长期性趋缓，未来难以恢复到9%～10%的高增长轨道。”[53]
李伟认为：“新常态最核心的特征是增长动力的新旧接续。”[2]
钟经文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新常态下的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突出表现为：（1）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2）需求结构中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是主体；（3）收入结构中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4）动力结构中的人力、资源粗放投入明显下降，技术进步和创新成为决定成败的‘胜负手’。”[42]
刘伟、苏剑将新常态的特征归纳为六个方面：“中国经济将出现以下‘新常态’：（1）经济增长率将下降；（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成为常态；（3）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就业压力将减轻；（4）消费占比提高；（5）产业结构将向资金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换；（6）‘后发优势’越来越弱，技术进步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自主创新。”[6]
陈启清则认为中国经济近期的阶段性特征有八个方面：（1）增长速度进入新区间；（2）需求结构出现新变化，消费推动力增强；（3）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经济呈现服务化态势；（4）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提升，一改长期以来高增长低就业格局；（5）重化工业低迷，新兴产业加速发展；（6）出口低位增长，外部失衡缓解；（7）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关系更趋协调；（8）民众需求变化更加多元。[8]
马光远提出的五个方面的特征有所不同：“一是经济增速正式告别8%的快速增长，潜在增长率在2020年前后至7.5%左右；二是宏观政策告别常态的调控和刺激，如果经济增速在7.2%以上的合理区间，不会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措施；三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悄然转换，政府投资让位于民间投资，出口让位于国内消费，创新驱动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成败的胜负手；四是在推动新型工业化使命的同时，强力扶持服务业，经济结构避重就轻；五是告别货币推动型增长模式，控制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杠杆，这优于经济增长本身。[54]
李后强、邓子强二位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实质是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55]
刘培林认为，新常态的基本特点，主要是由我国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决定的，是由经济基本面因素变化决定的。[56] 为了准确把握新常态的特征，石建勋专门分析了中国经济旧常态的特征，他指出：中国经济旧常态“主要有五个特征：一是经济高速增长，年增长率10%以上是常态；二是通胀率比较低，；三是经济比较优势主要要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以及对环境资源掠夺式开发和粗放式利用；四是经济发展失衡，增长主要靠外延式大规模投资建设扩张、房地产业过渡投资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出口爆发式增长的拉动；五是高投资率、高储蓄率、高杠杆率和低消费率是常态。”[14]
刘元春则从国别角度描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发达国家近年来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的“新常态”具有的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表现在：“一是，它不是一个重返危机前繁荣状态的恢复过程，而是在全面结构性改革进程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和新的发展源泉的过渡过程；二是，它是一个潜在经济增长在波动中逐步回落的过程，而不是马上就要步入新的稳态增长路径，因此它不是一个增速不变的常态，而是一个增速变化的常态；三是，它不仅是一个‘去杠杆’‘去产能’的危机救助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结构问题在不断凸显中得到重构的过程，一个风险在不断暴露中得到缓释的过程，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题词是‘改革’‘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四是，它不仅是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货周期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叠加的产物，同时也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产物，因此中国‘新常态’更具有复杂性；五是，它不仅是一个外部经济结构失衡与金融结构失衡的调整过程，更是一个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与宏观治理系统之间失衡的改革与大重构过程”。[3]
石建勋则强调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世界经济新常态的一致性：“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持续‘弱增长’、国际分工体系和增长方式重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金融化生存竞争等世界经济新常态的现实环境而独善其身，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世界经济由旧常态转向新常态的必然结果和重要组成部分。”[14]
李伟总结了新常态下新动力的三个特征：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将发挥更大作用；经济增长要靠资本、资源、劳动力的高效集约使用，技术进步在其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将更多来源于部门内、区域内的优化配置。[43]
六、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机遇
经济新常态，既是挑战，也带来发展的机遇。但在新常态带来的机遇有那些这一问题上，同样存在多种不同看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提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39]
辜胜阻以此为题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将面临六大新机遇。第一是人口城镇化；第二是经济服务化；第三是发展低碳化；第四是产业高端化；第五是社会信息化；第六是经营国际化。”[44]
陈雨露同样专题论述此问题：“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57]
李扬将新常态带来的新机遇概括为五个“有利于”：“新常态再次给我们带来了发展机遇，并在新条件下与时俱进地为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赋予了全新的内容。”新常态有利于“挤水分”；新常态有利于创新驱动战略的推行；新常态有利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常态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新常态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29]
贾康则将新常态下的机遇概括为两大方面：“第一，从宏观经济走势来看，下行的态势给各级政府和许多企业带来较大的压力，但同时也形成促进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动力。从企业来看，……在由市场主导的竞争中，淘汰落后产能，通过以竞争压力转变为升级换代动力来提高核心竞争力。第二，……如果能处理好‘促改革’，就将有望相对顺利地企稳，并通过调动各种上行因素来对冲下行因素的努力，能够完成一个‘蓄势’的阶段，进而迈入长期的中高经济增长速度区间的阶段。”[58]
马志刚则重点分析了新常态下新的投资机遇：“顺应投资变化趋势，把握新常态下的投資机会，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必答题’，也是企业不可错失的重大发展机遇。”这包括：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特大城市的地铁投资；以核电为代表的新能源投资；环保技术、设备和人才投资；补齐养老等公共服务‘短板’的投资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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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钟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