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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洛宾带着对西北民族音乐事业的一颗火热的心，永远向那遥远的地方走了。对王洛宾，我并不陌生，可以谈得上是三代情谊了。通过与他的几次相见和近20多年的书信往来，我多少知道一些他的遭遇、他的顽强精神、他的忠于民族音乐事业的心。每当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或坐下来静静地从录音机里品味他创作的西北民歌时，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我面对那流逝了的时光波涛，拾取几块可作纪念的彩贝，以此寄托我对他老人家的怀念与哀思！
哀国忧时的音乐创作开端
王洛宾1913年生于北京。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时期，王洛宾便受到了音乐的影响，同时受到教会音乐的薰陶，成为唱诗班中的佼佼者。1931年，他考进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同当时在师大任教的俄籍教师学习声乐和钢琴。1934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到一所中学教音乐。“九·一八”事变后，在哀国忧时的思想指导下，王洛宾开始了歌曲创作。最初的作品是为萧军小说《八月的乡村》写的插曲——《奴隶之爱》。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逃出北京，几经周折，步行到了山西，参加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洗衣歌》、《老乡，上战场》、《风陵渡的歌》等都是当时的创作，并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伉俪共进西北抗战剧团
1938年初，先期来兰州创办救亡刊物《战号》（“战号”二字为毛泽东主席所题）的青年作家吴勃（原名吴皋原，笔名白危），为加强大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文化宣传，便写信邀请作家萧军、戏剧家塞克（即陈凝秋）、舞台美术家朱星南及作曲家王洛宾和他的妻子罗珊（话剧演员）五人一同来到兰州。初来的一段时间，我父亲丛德滋将他们全部安置在民众通讯社所在小院的两间小屋里，并在生活上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照顾。5月14日，丛德滋以民众通讯社发起，相约兰州社会各界民众组织和各文化团体，在陶乐春饭庄为欢迎五位文化人举行了联欢会。会议由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主持，并致欢迎词，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和处长伍修权出席，谢老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由王氏兄妹剧团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新安旅行团演出各种抗战小节目，还放映了苏联电影《夏伯阳》。第二天，丛德滋写了专题文章，在《甘肃民国日报》上报道了这次联欢会的情况。在这之后，王洛宾夫妇参加了西北抗战剧团的工作。
兰州传唱起《达坂城》
在兰州西关车马店，王洛宾从一位过路的新疆维吾尔族司机那里学习、记录、改编了吐鲁番民歌《达坂城》，这是全国第一首经过专业工作者收集、整理的维吾尔族民歌，当时兰州的大街小巷一时出现了《达坂城》热，很快不胫而走，传遍了全国各地。从此，王洛宾便不间断地每到一处，就在当地进行民歌的收集、整理工作。
踏破铁鞋收集民歌步不停
1938年6月，王洛宾所在的西北抗战剧团20余人由兰州出发赴各地巡回演出。先经永登去河西等地，归途经民乐入青海省，从大通、西宁、乐都等地返回兰州。稍事休整后，即赴定西、通渭、天水，并徒步到甘谷、武山、渭源、临洮等地演出。在到甘肃各地巡回演出期间，在酒泉，他收集了《流浪者之歌》、《我等你到天明》；在青海，他收集了《玛依拉》、《黄昏的炊烟》、《都地尔和玛丽亚》等；在西宁，他记录了维吾尔族的《阿拉木汗》、《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民歌。这些民歌至今都为全国群众所演唱。
《在那遥远的地方》传遍祖国大地
王洛宾对西北民族音乐执着钻研的精神令人敬佩。许多民歌所以能够广泛流传，这与他对歌词翻译的用力是分不开的。他的翻译注意到“信”——忠实于歌词的原意，但又使之尽量符合汉语的语法——“达”和“雅”，有时，他是边译边编的。如他根据哈萨克民歌《洁白的前额》（又名《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改编而成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从甘肃、青海、重庆流传到全国各地，以至流传到国外，多少华侨亦称之为新疆民歌的代表作品，并被誉为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经典曲目。
用歌声吹响抗日救亡的号角
在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中，抗战剧团每到一地，即将几幅宣传画贴出，然后演出抗日话剧，进行演讲，为民众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在《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保卫卢沟桥》、《烙痕》、《凤凰城》、《突击》、《葡萄美酒夜光杯》等剧目中，王洛宾夫妇分别扮演剧中角色。《放下你的鞭子》，每到一处必演。其剧情讲的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人民不愿当亡国奴，纷纷流亡关内。一个卖艺老头带着女儿香姐到处流浪谋生，当香姐演唱“九·一八”小调时想起了自己东北的家乡，泣不成声，悲伤得唱不下去了。老头嫌她演得不好便举鞭抽打，这时一位青年伙计站出来大声疾呼：“放下你的鞭子！自己人不打自己人！”伙计接着给老头讲解不当亡国奴、打回老家去必须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道理，向观看演出的群众进行宣传，使其受到教育。在剧中，王德彰演老头，罗珊演香姐，王洛宾演青年伙计，演出非常成功。提起演这部剧，王洛宾给我讲道：“……在临洮演出，有些农村的老年人竟然把这戏看成了真事。当香姐被打，青年伙计指责老头时，当时有一位农民老奶奶端了一碗凉面给罗珊（香姐），罗珊戏中做戏不敢吃，问王德彰（老头），德彰点了点头，她才接过碗吃了一半，而将另一半递给老头吃了。演出之后，罗珊还把老奶奶认作了干娘。”他们每到一地演出，围观的人们便纷纷掏出铜钱扔向场内，当时有一位当兵的，将他一个月的薪饷—— 一块银元全都捐献了。剧团的每个成员，对群众为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精神深受感动和鼓舞。
1992年8月，兰州市政府举办第一届“中国丝绸之路节”时，王洛宾作为贵宾被邀请来兰。每谈到抗日战争时期在兰的活动，老人总是心情激动，感慨万千。他回忆说：“那时有许多人顶着风雨和酷暑，有的同志脚上磨出血泡、嘴唇干裂，但谁都没叫过一声苦和累。我们只记得演完戏后，群众的热泪，留有手温的铜钱和那热情呼喊的口号声。我们的双眼也满含着泪花，只觉到全国同胞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长夜漫漫梦难圆
1938年秋末冬初，王洛宾离兰去了青海，在那里，他一方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一方面收集、整理民族音乐。1939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青海塔尔寺庙会期间，中共党组织派丛德滋到西宁，住在王洛宾家，二人同睡在一张床铺上，彻夜长谈，互相倾诉对故乡的想念之情和报效祖国的心愿。丛德滋还专门给他讲述、分析了当时西北反动军阀马步芳与国民党中央（重庆）的矛盾。丛德滋离开西宁前，向他介绍了欧亚航空公司驻西宁的负责人汪祖继及西宁师范学校教师张兴佳（中共地下党员），让王洛宾经常与他们二人联系，同时授意王洛宾通过各种渠道和社会关系搜集马步芳在青海及在西北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情况。在这之后，王洛宾就在青海做了一些对党、对革命有利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1939年春，苏共派了一位叫盛健（也叫盛鑫涛）的同志经新疆到兰州，主要搞情报工作。盛健是黑龙江省哈尔滨人，“九·一八”事变后，曾在东北抗日联军搞组织工作，后便去了苏联并加入了苏共组织。盛健同丛德滋来往比较密切。他刚来时，丛德滋将他安排在黄河北咬家沟一所院内居住，为工作方便，不久便迁到县门街附近小巷子里的一所小院内。1940年夏，盛健受命去青海，并经丛德滋介绍见到王洛宾，他们畅谈了对当时抗日战争形势的看法及为中华民族进步事业奋斗的决心。两个月后，王洛宾从西宁来兰，将盛健在青海访问他的情况告诉了丛德滋。第二天，盛健约请王洛宾在中山林茶园吃茶，作了长时间的交谈。此时，王洛宾表示，放弃准备去云南的打算，决心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路。隔了两天后，王洛宾把一份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申请交给盛健。但就在王洛宾回到青海后没几天，盛健奉命又经新疆去了苏联。直到全国解放，经组织多方联络寻找，也未得到有关盛健的消息。这样，王洛宾的组织问题便因盛健同志及1941年丛德滋的被捕牺牲而无法证明，被搁浅了。
狱中谱写“岂仅是幽默的铁窗味”
1941年春，王洛宾从青海到兰州与妻子罗珊办理离婚手续，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拘押在贤后街四川会馆候审室。国民党军统西北特区专员孙步墀和中统西北调统室主任王继德轮流对其审讯，逼他承认与丛德滋等共产党人及有关进步人士的关系，但他始终没有出卖同志和朋友。数日后，便被押解到兰州大沙沟秘密监狱。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丛德滋已先于他两个月被关押到这里。他们都被关在一个大房间隔成的小笼子里（共有12个小笼子，单数号为一排，对面一排是双号），这种小笼子躺下伸不直腿，站着直不起腰。丛德滋住1号，王洛宾住5号，中间隔着3号，3号对面是4号。笼中住着一位西北公路局的女职员，通过她，丛德滋与王洛宾用手指在空间写字的方式彼此传递心声，他们的心，再一次拧在一起。放风时，他们并肩晒太阳，在狱长的监视下，不能讲话，但他们用眼睛望着彼此，互相勉励斗志和信心。王洛宾给我讲起在狱中的这段历史时，非常深沉地说：“当时你父亲与我这种无言的会意，是多少张稿纸也写不完的。”
在狱中，王洛宾始终对人生充满了乐观的情怀。一同被关押的狱友经常听见他放开嗓子唱那群众熟悉的抗战歌曲和西北民歌，给铁窗里的人增添了些许欢乐。1942年4月，当他得知丛德滋牺牲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悲痛，为纪念丛德滋和表达对敌人的愤恨，王洛宾卷起牙膏皮当笔，依然写出了《来，我们排成队》，并将丛德滋在狱中写的一首诗《岂仅是幽默的铁窗味》谱写成歌曲，鼓励难友们的斗志，和敌人继续斗争。1944年，特务头子孙步墀翻车摔死，王洛宾被保释出狱。不久，他便又去了青海，在一所中学当教师。
《亚克西》受老一辈革命家赞扬
1949年，王洛宾在西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第一野战军进军新疆。20世纪50年代，他在新疆军区文工团工作时，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歌曲《亚克西》（维语“好”的意思）、《撒拉姆，毛主席》及歌剧《两代人的历程》、《无人村》、《战斗的历程》等作品，受到彭德怀、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肯定与鼓励。
“切切秋意”仍结无花果
1960年，王洛宾被错误地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度过了漫长的15年牢狱生活，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他的军籍，重新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和活力的他，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歌剧《带血的项链》、《奴隶的爱情》等大量歌曲。
王洛宾的一生，可谓是坎坷的一生、创造的一生。他对发展民族音乐历尽辛苦，甚至在蒙受冤屈的狱中，还恭恭敬敬地向一位被错误地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难友学习维吾尔族的语言、民歌和维吾尔族的文化史。
王洛宾告诉我：“你父亲写过一首词《无花果》，记得内容是‘纵然是花儿不在枝头开，你仍将切切秋意结硕果’，几十年来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1981年，王洛宾去北京，中国音乐家协会将十几首新疆民歌作者，都恢复成“王洛宾”的名字。在这之前，他自己始终没有吭过声，他相信，历史总有一天会给他澄清的。他说：“我的作品虽然不怎么样，但它们的风格是统一的，这风格，永远属于我。”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40年代读过一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位指挥官的文章，他是盟军的一位旅长，打败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后，他把自己荣获的战功全部推给了人民，而他自己仍回到一所大学的化学系做教授，声言他将为人类做出建设性的发明创造。这位旅长如果不去当教授，他的功勋也是足够吃一辈子的。但他不依赖过去，而是重视今天和未来。”接着，他又说：“今天我如果什么事也不去做，只是背诵过去，应感觉到不好意思才对。”
1982年4月，北京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杜亚雄专程去新疆访问王洛宾，探讨我国近代音乐史中西北民歌的问题。当谈到20世纪40年代的新疆民歌问题时，王洛宾很自信地坦言说：“我是唯一付出劳动的人。”王洛宾就是这样一位勤于学习、勤于工作，对事业勇于追求的长者。他在一封信中勉励我：“努力给人民工作，以此填满自己的生活，这本身就是幸福。像你父亲说的那样做一枝无花果，默默点缀祖国的壮丽山河。”
给后人留下《往事》的回忆
1981年，王洛宾写的维吾尔族歌剧《奴隶的爱情》，准备在9月12日公演。8月在乌鲁木齐市彩排的那天晚上，他坐在剧院的最后一排座位上，当看见许多观众用手绢擦眼泪时，他感触极深，发现观众对剧中人物的同情和他自己是一致的，他说：“这眼泪是对我无尚的奖励。如果观众叫我出来谢幕，我一定表示决心，两年以后将写出更美的歌剧奉献给大家。当此之际，在年轻时写过的许多歌曲，似乎是多余的了。”
王洛宾对事业的态度极其认真和严肃，他的这种精神也感染、教育着青少年一代。我的儿子从小喜爱音乐，当他在中学读书时，经常把自己写好的诗词学习谱成曲调自弹自唱。其中有数首歌曲直接寄给王洛宾，向这位音乐专家爷爷请教。而王洛宾从未推辞过，每首都亲自修改后再寄给孩子，批语非常尖锐，但又非常亲切地指出他在音乐写作中的缺点。例如，孩子写的歌曲《往事》，王洛宾在回信中是这样指教的：“创作中仿古是很难的，作曲首要的是不能为追求旋律的动听而破坏了民族语言的美。应该先了解自己民族语言的美，在创作旋律时，认真地与它结合起来，这是最艰苦的劳动。把曲调和语言糅在一起，说起来容易，其实是艰苦的艺术创作。”王洛宾告诫、勉励孩子应该多体会蓬勃向上的旋律，多观察生活，写一些向往美的歌词，唱出自己理想的人生和世界。
《新疆民歌集》再领风骚
王洛宾从不计较自己的苦，相反，他把这种苦看成是一种享受。1985年是他本命年（他属相牛）。这年春天，他不小心摔伤了腰，住了两个月的医院进行治疗。许多老朋友去看望他，并开玩笑地说：“如果早系上一条红裤带，就不会发生摔伤的事。”王洛宾听了感到对他启发很大，他说：“我要用精神的红裤带纠正这些灾难。”躺在病床上的50多天，他还和一位英语教授合译了五首新疆民歌，出院后又翻译了六首，再加上旧译的五首，共计16首英汉对照的、带有钢琴伴奏曲的《新疆民歌集》于当年出版问世，完成了王洛宾多年的一个夙愿。用他自己的话讲，在音乐界要克服民族自卑感，敢于致力于自己民族的东西，然后介绍出去，让全世界都唱我们中华民族的歌。
唱完最后一曲《歌唱万年青》
1996年3月，在最后的日子里，王洛宾在病床上完成了最后一首歌曲《歌唱万年青》。那是在住院前，他收到美国“万年青老年合唱团”100多人签名、祝他生日快乐的贺卡。他心情非常激动，表示要为沟通大洋两岸的文化交流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病床上，他忍受着癌症带给他的疼痛，用颤抖的手写出了凝聚老人生命光辉的最后一首歌。
王洛宾毕生献身民族音乐事业，先后整理、创作700多首民歌。而今，他却永远离开了我们。每当想起同他相见的欢愉情景，仍历历如在眼前。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对民族音乐事业执着追求的勇敢者的形象。“坎坷一生，锲而不舍”，我想用这八个字可概括我对老人的敬爱和怀念。
哀国忧时的音乐创作开端
王洛宾1913年生于北京。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时期，王洛宾便受到了音乐的影响，同时受到教会音乐的薰陶，成为唱诗班中的佼佼者。1931年，他考进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同当时在师大任教的俄籍教师学习声乐和钢琴。1934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到一所中学教音乐。“九·一八”事变后，在哀国忧时的思想指导下，王洛宾开始了歌曲创作。最初的作品是为萧军小说《八月的乡村》写的插曲——《奴隶之爱》。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逃出北京，几经周折，步行到了山西，参加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洗衣歌》、《老乡，上战场》、《风陵渡的歌》等都是当时的创作，并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伉俪共进西北抗战剧团
1938年初，先期来兰州创办救亡刊物《战号》（“战号”二字为毛泽东主席所题）的青年作家吴勃（原名吴皋原，笔名白危），为加强大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文化宣传，便写信邀请作家萧军、戏剧家塞克（即陈凝秋）、舞台美术家朱星南及作曲家王洛宾和他的妻子罗珊（话剧演员）五人一同来到兰州。初来的一段时间，我父亲丛德滋将他们全部安置在民众通讯社所在小院的两间小屋里，并在生活上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照顾。5月14日，丛德滋以民众通讯社发起，相约兰州社会各界民众组织和各文化团体，在陶乐春饭庄为欢迎五位文化人举行了联欢会。会议由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主持，并致欢迎词，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和处长伍修权出席，谢老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由王氏兄妹剧团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新安旅行团演出各种抗战小节目，还放映了苏联电影《夏伯阳》。第二天，丛德滋写了专题文章，在《甘肃民国日报》上报道了这次联欢会的情况。在这之后，王洛宾夫妇参加了西北抗战剧团的工作。
兰州传唱起《达坂城》
在兰州西关车马店，王洛宾从一位过路的新疆维吾尔族司机那里学习、记录、改编了吐鲁番民歌《达坂城》，这是全国第一首经过专业工作者收集、整理的维吾尔族民歌，当时兰州的大街小巷一时出现了《达坂城》热，很快不胫而走，传遍了全国各地。从此，王洛宾便不间断地每到一处，就在当地进行民歌的收集、整理工作。
踏破铁鞋收集民歌步不停
1938年6月，王洛宾所在的西北抗战剧团20余人由兰州出发赴各地巡回演出。先经永登去河西等地，归途经民乐入青海省，从大通、西宁、乐都等地返回兰州。稍事休整后，即赴定西、通渭、天水，并徒步到甘谷、武山、渭源、临洮等地演出。在到甘肃各地巡回演出期间，在酒泉，他收集了《流浪者之歌》、《我等你到天明》；在青海，他收集了《玛依拉》、《黄昏的炊烟》、《都地尔和玛丽亚》等；在西宁，他记录了维吾尔族的《阿拉木汗》、《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民歌。这些民歌至今都为全国群众所演唱。
《在那遥远的地方》传遍祖国大地
王洛宾对西北民族音乐执着钻研的精神令人敬佩。许多民歌所以能够广泛流传，这与他对歌词翻译的用力是分不开的。他的翻译注意到“信”——忠实于歌词的原意，但又使之尽量符合汉语的语法——“达”和“雅”，有时，他是边译边编的。如他根据哈萨克民歌《洁白的前额》（又名《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改编而成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从甘肃、青海、重庆流传到全国各地，以至流传到国外，多少华侨亦称之为新疆民歌的代表作品，并被誉为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经典曲目。
用歌声吹响抗日救亡的号角
在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中，抗战剧团每到一地，即将几幅宣传画贴出，然后演出抗日话剧，进行演讲，为民众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在《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保卫卢沟桥》、《烙痕》、《凤凰城》、《突击》、《葡萄美酒夜光杯》等剧目中，王洛宾夫妇分别扮演剧中角色。《放下你的鞭子》，每到一处必演。其剧情讲的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人民不愿当亡国奴，纷纷流亡关内。一个卖艺老头带着女儿香姐到处流浪谋生，当香姐演唱“九·一八”小调时想起了自己东北的家乡，泣不成声，悲伤得唱不下去了。老头嫌她演得不好便举鞭抽打，这时一位青年伙计站出来大声疾呼：“放下你的鞭子！自己人不打自己人！”伙计接着给老头讲解不当亡国奴、打回老家去必须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道理，向观看演出的群众进行宣传，使其受到教育。在剧中，王德彰演老头，罗珊演香姐，王洛宾演青年伙计，演出非常成功。提起演这部剧，王洛宾给我讲道：“……在临洮演出，有些农村的老年人竟然把这戏看成了真事。当香姐被打，青年伙计指责老头时，当时有一位农民老奶奶端了一碗凉面给罗珊（香姐），罗珊戏中做戏不敢吃，问王德彰（老头），德彰点了点头，她才接过碗吃了一半，而将另一半递给老头吃了。演出之后，罗珊还把老奶奶认作了干娘。”他们每到一地演出，围观的人们便纷纷掏出铜钱扔向场内，当时有一位当兵的，将他一个月的薪饷—— 一块银元全都捐献了。剧团的每个成员，对群众为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精神深受感动和鼓舞。
1992年8月，兰州市政府举办第一届“中国丝绸之路节”时，王洛宾作为贵宾被邀请来兰。每谈到抗日战争时期在兰的活动，老人总是心情激动，感慨万千。他回忆说：“那时有许多人顶着风雨和酷暑，有的同志脚上磨出血泡、嘴唇干裂，但谁都没叫过一声苦和累。我们只记得演完戏后，群众的热泪，留有手温的铜钱和那热情呼喊的口号声。我们的双眼也满含着泪花，只觉到全国同胞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长夜漫漫梦难圆
1938年秋末冬初，王洛宾离兰去了青海，在那里，他一方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一方面收集、整理民族音乐。1939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青海塔尔寺庙会期间，中共党组织派丛德滋到西宁，住在王洛宾家，二人同睡在一张床铺上，彻夜长谈，互相倾诉对故乡的想念之情和报效祖国的心愿。丛德滋还专门给他讲述、分析了当时西北反动军阀马步芳与国民党中央（重庆）的矛盾。丛德滋离开西宁前，向他介绍了欧亚航空公司驻西宁的负责人汪祖继及西宁师范学校教师张兴佳（中共地下党员），让王洛宾经常与他们二人联系，同时授意王洛宾通过各种渠道和社会关系搜集马步芳在青海及在西北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情况。在这之后，王洛宾就在青海做了一些对党、对革命有利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1939年春，苏共派了一位叫盛健（也叫盛鑫涛）的同志经新疆到兰州，主要搞情报工作。盛健是黑龙江省哈尔滨人，“九·一八”事变后，曾在东北抗日联军搞组织工作，后便去了苏联并加入了苏共组织。盛健同丛德滋来往比较密切。他刚来时，丛德滋将他安排在黄河北咬家沟一所院内居住，为工作方便，不久便迁到县门街附近小巷子里的一所小院内。1940年夏，盛健受命去青海，并经丛德滋介绍见到王洛宾，他们畅谈了对当时抗日战争形势的看法及为中华民族进步事业奋斗的决心。两个月后，王洛宾从西宁来兰，将盛健在青海访问他的情况告诉了丛德滋。第二天，盛健约请王洛宾在中山林茶园吃茶，作了长时间的交谈。此时，王洛宾表示，放弃准备去云南的打算，决心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路。隔了两天后，王洛宾把一份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申请交给盛健。但就在王洛宾回到青海后没几天，盛健奉命又经新疆去了苏联。直到全国解放，经组织多方联络寻找，也未得到有关盛健的消息。这样，王洛宾的组织问题便因盛健同志及1941年丛德滋的被捕牺牲而无法证明，被搁浅了。
狱中谱写“岂仅是幽默的铁窗味”
1941年春，王洛宾从青海到兰州与妻子罗珊办理离婚手续，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拘押在贤后街四川会馆候审室。国民党军统西北特区专员孙步墀和中统西北调统室主任王继德轮流对其审讯，逼他承认与丛德滋等共产党人及有关进步人士的关系，但他始终没有出卖同志和朋友。数日后，便被押解到兰州大沙沟秘密监狱。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丛德滋已先于他两个月被关押到这里。他们都被关在一个大房间隔成的小笼子里（共有12个小笼子，单数号为一排，对面一排是双号），这种小笼子躺下伸不直腿，站着直不起腰。丛德滋住1号，王洛宾住5号，中间隔着3号，3号对面是4号。笼中住着一位西北公路局的女职员，通过她，丛德滋与王洛宾用手指在空间写字的方式彼此传递心声，他们的心，再一次拧在一起。放风时，他们并肩晒太阳，在狱长的监视下，不能讲话，但他们用眼睛望着彼此，互相勉励斗志和信心。王洛宾给我讲起在狱中的这段历史时，非常深沉地说：“当时你父亲与我这种无言的会意，是多少张稿纸也写不完的。”
在狱中，王洛宾始终对人生充满了乐观的情怀。一同被关押的狱友经常听见他放开嗓子唱那群众熟悉的抗战歌曲和西北民歌，给铁窗里的人增添了些许欢乐。1942年4月，当他得知丛德滋牺牲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悲痛，为纪念丛德滋和表达对敌人的愤恨，王洛宾卷起牙膏皮当笔，依然写出了《来，我们排成队》，并将丛德滋在狱中写的一首诗《岂仅是幽默的铁窗味》谱写成歌曲，鼓励难友们的斗志，和敌人继续斗争。1944年，特务头子孙步墀翻车摔死，王洛宾被保释出狱。不久，他便又去了青海，在一所中学当教师。
《亚克西》受老一辈革命家赞扬
1949年，王洛宾在西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第一野战军进军新疆。20世纪50年代，他在新疆军区文工团工作时，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歌曲《亚克西》（维语“好”的意思）、《撒拉姆，毛主席》及歌剧《两代人的历程》、《无人村》、《战斗的历程》等作品，受到彭德怀、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肯定与鼓励。
“切切秋意”仍结无花果
1960年，王洛宾被错误地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度过了漫长的15年牢狱生活，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他的军籍，重新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和活力的他，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歌剧《带血的项链》、《奴隶的爱情》等大量歌曲。
王洛宾的一生，可谓是坎坷的一生、创造的一生。他对发展民族音乐历尽辛苦，甚至在蒙受冤屈的狱中，还恭恭敬敬地向一位被错误地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难友学习维吾尔族的语言、民歌和维吾尔族的文化史。
王洛宾告诉我：“你父亲写过一首词《无花果》，记得内容是‘纵然是花儿不在枝头开，你仍将切切秋意结硕果’，几十年来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1981年，王洛宾去北京，中国音乐家协会将十几首新疆民歌作者，都恢复成“王洛宾”的名字。在这之前，他自己始终没有吭过声，他相信，历史总有一天会给他澄清的。他说：“我的作品虽然不怎么样，但它们的风格是统一的，这风格，永远属于我。”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40年代读过一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位指挥官的文章，他是盟军的一位旅长，打败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后，他把自己荣获的战功全部推给了人民，而他自己仍回到一所大学的化学系做教授，声言他将为人类做出建设性的发明创造。这位旅长如果不去当教授，他的功勋也是足够吃一辈子的。但他不依赖过去，而是重视今天和未来。”接着，他又说：“今天我如果什么事也不去做，只是背诵过去，应感觉到不好意思才对。”
1982年4月，北京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杜亚雄专程去新疆访问王洛宾，探讨我国近代音乐史中西北民歌的问题。当谈到20世纪40年代的新疆民歌问题时，王洛宾很自信地坦言说：“我是唯一付出劳动的人。”王洛宾就是这样一位勤于学习、勤于工作，对事业勇于追求的长者。他在一封信中勉励我：“努力给人民工作，以此填满自己的生活，这本身就是幸福。像你父亲说的那样做一枝无花果，默默点缀祖国的壮丽山河。”
给后人留下《往事》的回忆
1981年，王洛宾写的维吾尔族歌剧《奴隶的爱情》，准备在9月12日公演。8月在乌鲁木齐市彩排的那天晚上，他坐在剧院的最后一排座位上，当看见许多观众用手绢擦眼泪时，他感触极深，发现观众对剧中人物的同情和他自己是一致的，他说：“这眼泪是对我无尚的奖励。如果观众叫我出来谢幕，我一定表示决心，两年以后将写出更美的歌剧奉献给大家。当此之际，在年轻时写过的许多歌曲，似乎是多余的了。”
王洛宾对事业的态度极其认真和严肃，他的这种精神也感染、教育着青少年一代。我的儿子从小喜爱音乐，当他在中学读书时，经常把自己写好的诗词学习谱成曲调自弹自唱。其中有数首歌曲直接寄给王洛宾，向这位音乐专家爷爷请教。而王洛宾从未推辞过，每首都亲自修改后再寄给孩子，批语非常尖锐，但又非常亲切地指出他在音乐写作中的缺点。例如，孩子写的歌曲《往事》，王洛宾在回信中是这样指教的：“创作中仿古是很难的，作曲首要的是不能为追求旋律的动听而破坏了民族语言的美。应该先了解自己民族语言的美，在创作旋律时，认真地与它结合起来，这是最艰苦的劳动。把曲调和语言糅在一起，说起来容易，其实是艰苦的艺术创作。”王洛宾告诫、勉励孩子应该多体会蓬勃向上的旋律，多观察生活，写一些向往美的歌词，唱出自己理想的人生和世界。
《新疆民歌集》再领风骚
王洛宾从不计较自己的苦，相反，他把这种苦看成是一种享受。1985年是他本命年（他属相牛）。这年春天，他不小心摔伤了腰，住了两个月的医院进行治疗。许多老朋友去看望他，并开玩笑地说：“如果早系上一条红裤带，就不会发生摔伤的事。”王洛宾听了感到对他启发很大，他说：“我要用精神的红裤带纠正这些灾难。”躺在病床上的50多天，他还和一位英语教授合译了五首新疆民歌，出院后又翻译了六首，再加上旧译的五首，共计16首英汉对照的、带有钢琴伴奏曲的《新疆民歌集》于当年出版问世，完成了王洛宾多年的一个夙愿。用他自己的话讲，在音乐界要克服民族自卑感，敢于致力于自己民族的东西，然后介绍出去，让全世界都唱我们中华民族的歌。
唱完最后一曲《歌唱万年青》
1996年3月，在最后的日子里，王洛宾在病床上完成了最后一首歌曲《歌唱万年青》。那是在住院前，他收到美国“万年青老年合唱团”100多人签名、祝他生日快乐的贺卡。他心情非常激动，表示要为沟通大洋两岸的文化交流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病床上，他忍受着癌症带给他的疼痛，用颤抖的手写出了凝聚老人生命光辉的最后一首歌。
王洛宾毕生献身民族音乐事业，先后整理、创作700多首民歌。而今，他却永远离开了我们。每当想起同他相见的欢愉情景，仍历历如在眼前。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对民族音乐事业执着追求的勇敢者的形象。“坎坷一生，锲而不舍”，我想用这八个字可概括我对老人的敬爱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