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今天闲着，下午咱们拔柴去。
　　我说，这年头，哪里还有拔柴的人。家家不是用蜂窝煤炉子就是用煤气灶，要么就是用电磁炉，都啥年代了。
　　母亲说，烧填大过吃穿。这几年家里没种麦，没柴烧。今年雨水多，野狐沟畔有块麻椒地，长满了黄蒿，我问过了主人，人家让我们去拔。
　　野狐沟就在霍家坪和温家集以及我们村的交界处，沟这边正是我们村的“十字路地”，这里原先就有我们家的地。黄昏时分，我和母亲引着儿子，拿好镰刀，拉着架子车出发了。说是拔柴，其实往往要用到镰刀，因为有些柴草没有它还真的拔不了。
　　出了村，一条刚刚被硬化的水泥路延伸到邻村霍家坪。一路上，两边的玉米“站”在地里，骄傲地展示着自己壮实的身体。一行行的葡萄藤鼓劲攀登，吃力地拖着大串的葡萄果实。葡萄上面覆盖着白色网，让上面成群的麻雀面对着下面心爱的食物干着急，麻雀只能在上面探头探脑。庄稼地里不时地传出一两声鸟叫，偶尔有看葡萄的人为吓唬鸟儿放出的爆竹声，惊起一只野鸡，咯咯地叫着，飞窜起老高，引来庵房里老狗的汪汪声。也有三两只野兔在黄豆地里时隐时现。这些年，国家对农民的政策好多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植被破坏少了，走在田野，你不得不赞叹生态的完好。
　　走着走着，我记起了第一次拔柴时的情景来。9岁时，一次，我和同巷道两个大我三四岁的同伴去拔柴，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来到烂山湾里，据说这里的柴草是很多的，簸箕形的山湾里还有个泉眼。结果到了这里一看，干地里，除了冰草，就是些老灰苕、沙棘，很少见到黄蒿。黄蒿是很惹人爱的，它的火烟子大。原来我们晓得的，人家早就晓得了，哪里还能等到我们来呢。半天过去，我们又饿又渴，找到泉眼旁，准备挖出水来。用镰刀挖了小半天，只见泉眼越来越湿，却并没流出一滴水。换了我正挖着，突见一个伙伴大叫一声，拿起镰刀飞跑了，另一个几乎是同时的一声惊叫，也飞跑了。我惊呆在原地，挪不动脚步，很是害怕，不知道他们是突然见到了大蛇还是传说里的抽小孩子血的人。紧接着，我看见他们奔到了同一个地方：一个高高的田埂。那里有几棵很大的黄蒿在正午的日头下耷拉着脑袋。他们几乎同时到达，然后就抢夺，接着扭打起来，然后一块儿抱着滚下了田埂。那天，我们连野生小榆钱树也拔了，都没能填满背篓。多年以后，这一幕深深刻在我的记忆深处。经历了那个年月，平添了一份执着和坚强，岁月早已磨平了当年我手上的老茧，但那种精神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强健起来。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一大块花椒地里，满地的黄蒿长得密不透风，还有水蒿、沙棘，里面夹杂着芦苇、冰草等，高过了人，把整地的麻椒给围了个严严实实，来不得半点呼吸。我想，麻椒虽然喜欢干旱，但这种让荒草吸干水分的旱法，最终会要了麻椒的命。它们这儿一丛，那儿一簇，坐着聊天；也有的干脆手拉着手，连成一片，笑看着你。它们放肆地疯长，蟋蟀不间断地在里面唱歌，时不时地从中飞出。
　　母亲早已经拿起了镰刀，分开黄蒿割了起来，炕大点的地方，也可以割许多捆呢。我给儿子指了个玩耍的位置，然后也拿把镰刀，没割几捆，母亲嫌我慢，就让我束捆。我捡起些长黄蒿，把他们的头绾在一起，做成一捆的腰，然后抱来一捆黄蒿放在腰上，束捆。束捆了些，一边转运到路边的架子车下。麻椒地旁就是野狐沟畔，有条小路，草深得人都有些挪不开脚步，行人宁可绕行，也不去割，我建议母亲割了它们，母亲说，正割的还没割呢，割完了再说吧。
　　一大片地的黄蒿终于割完了，我转运到车子旁边的也够一车了。母亲说，装吧，剩在地里的明天拉，我这就去拾掇拾掇地里的。儿子抬着车杆，我装了车。一个地邻见了，打趣母亲说：“你尽给娃娃丢脸呢！你家里的光阴能成嘛！不歇着，往地里瞎跑干啥哩嘛！”母亲说：“敖就是个贱命嘛，有啥说呆！”儿子硬要自己拉车过过瘾，我从小路上拉到了水泥路上，然后把车杆交给了儿子，我和母亲帮扶着。
　　夕阳洒在田野，一片金黄。我给儿子说：“想听故事吗？”儿子说：“又要说爷爷了！”我说：“对了！记得你爷爷说，困难时期，缺吃少穿，没烧填的……”儿子打断说：“啥是‘困难时期’？”“就是有点粮食也没啥烧着做熟的时候嘛！人们就到距离我们村10里远的四沟里去拔柴。有次你爷和村里的伙伴去拔柴，结果半途遇到大雨，只得返回。一个人说‘回去要挨我妈的骂了’，又一个人说‘挨骂是小事，我妈为今天的拔柴给我做了干粮，白浪费了许多柴禾！’”
　　儿子听了，半天不吱声后说：“我爷那时咋不烧煤啊。”
　　母亲无语，我也无语。
　　儿子不明白，过去的日子比今天差远了。他还不明白，正是在艰难的劳作中，人们维系着自己贫穷的日子，维持着自己生命的最低限度，都要挣扎着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最终会明白：走入田野，一天天拔柴，总能拔出一片开阔的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