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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成贺、张辉在2010年第3期《学习与探索》杂志上发表的《动态·多元·互文——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理论》指出：
文本（text）的意义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大致经历了四种变迁：从早期以文本指称作品，到新批评视文本为独立自足的有机体，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法国“原样派”（Tel quel）提倡的开放、不定和自我解构的空间，直至后结构主义思潮中所形成的与其他社会意指系统相关联的互文性。“原样派”自20世纪60年代成立直至1983年解散，是法国理论界的一个重要流派。法国当代著名符号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作为该流派的成员，成为后结构主义文学文本理论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她的文本理论涉及西方主要文化理论，并影响了文学批评中许多问题的讨论。在纷繁冗杂的后结构主义文本论潮中，克里斯蒂娃独树一帜，始终强调语言和文本的变化性与发展性。Megan将克里斯蒂娃研究方法的独到之处归纳为三点：严格而多元的跨学科研究、“文本”被视为一个深受其他文本影响的动态“过程”、批评话语研究中的理论自觉性。可见，文本理论是克里斯蒂娃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它既受到其符号学理论的影响，也吸收心理分析及主体理论的精髓。文本不再是结构主义者眼中静态、抽象、狭隘的概念，而是动态、多元、互文的意指过程。与此同时，文学文本的阐释需要的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渐次递进过程：辨析语言、体察结构、文本间的联系。本文即以文本为线索，从这渐次递进的三个方面探讨克里斯蒂娃文本理论的独特性。
一、辨析语言：从日常语言到诗歌语言
克里斯蒂娃早期研究的知识背景包括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和黑格尔哲学，这样的知识背景使她不仅能够很快地接受结构主义，而且能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运用和改造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诗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具体的文学作品，而是文学话语的抽象性质，这样的研究完全忽略了文本的主体性与历史性。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理论则是一种超语言学的研究，她所研究的符号学不是完全包含、容纳在语言学内部，而是提出了既和语言学重叠又超出语言学的内容，因此被命名为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cs）。在研究对象上，克里斯蒂娃首先选择了“文学文本”，这是因为“作为特殊的符号实践的文学，可以比其他实践更便于把握意义的生产”。因此，文学能够作为不可还原于规范的语言学对象加以考察……任何“文学文本”的生产性也都是可以考察的。围绕日常使用的语言与这种便于把握意义生产的文学文本的区别与联系，克里斯蒂娃首先对日常语言与文本语言进行了区分。
二、体察结构：言说主体理论
克里斯蒂娃关于文本结构的观点与其言说主体理论难脱干系，她试图在语言学和心理分析之间建立起联系，将语言学与主体性这两个研究领域合二为一。这种联结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形式主义语言学把作为先验自我行为的意义生产系统固定化和形式化，这样很容易把主体从历史、无意识和言说者自身中分离出去。在5符号学：关于符号分析的探究6中，克里斯蒂娃提出了“言说主体”概念，将其作为语言分析的主要对象。她的基本观点是，把语言理解为主体，把主体理解为语言过程的一个结果。在语言学方面，克里斯蒂娃深受同时代的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影响。本维尼斯特将语言引入实践，他的话语理论认为，索绪尔所说的“语言”，其自身并不存在，它只是规则系统和交流手段，而话语则是语言的具体运用。显然，这里已经不再承认索绪尔的“语言”“言语”的区分，而是提出了“语言”“话语”的新区分，这种研究注重的不再是对类型和层次的区分，而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话语”之上。
三、文本之间的联系：互文性理论
克里斯蒂娃的“言说”主体作为语言分析的主要对象，是在5符号学：关于符号分析的探究6一文中提出的。她认为，对话是主体文本与接受文本之间永无休止的交换，由此另一个重要概念“互文性”得以成形。互文意味着此在文本与前在文本之间存在着可证实的文字术语或不可证实的精神意念上的多样联系，它是理解文本意义必然涉及的因素。文本的动态性是互文性的前提。互文性概念的提出，使原本仅仅被视为一个语言结构的文学作品变得生机盎然。“任何文本都是形形色色的引用拼贴而成的，一切文本无非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变形。”文本成为向文化环境与外部历史敞开的研究把对能指的欲望陈述转化为历史性客观法则的自发运动。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论将文本的意识形态功能与文本语言结合起来，从这一语言客体中窥见意识形态因素。尽管克里斯蒂娃并没有将文本视为实践的产物，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论延续了解构开放、多元的语言模式，坚持语言学分析模式与意识形态生活的有机统一，其理论核心是意义的生成性和意义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由是观之，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理论对解构主义理论和当代西方文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 摘自《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3期）
[责任编辑 王 莉]
文本（text）的意义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大致经历了四种变迁：从早期以文本指称作品，到新批评视文本为独立自足的有机体，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法国“原样派”（Tel quel）提倡的开放、不定和自我解构的空间，直至后结构主义思潮中所形成的与其他社会意指系统相关联的互文性。“原样派”自20世纪60年代成立直至1983年解散，是法国理论界的一个重要流派。法国当代著名符号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作为该流派的成员，成为后结构主义文学文本理论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她的文本理论涉及西方主要文化理论，并影响了文学批评中许多问题的讨论。在纷繁冗杂的后结构主义文本论潮中，克里斯蒂娃独树一帜，始终强调语言和文本的变化性与发展性。Megan将克里斯蒂娃研究方法的独到之处归纳为三点：严格而多元的跨学科研究、“文本”被视为一个深受其他文本影响的动态“过程”、批评话语研究中的理论自觉性。可见，文本理论是克里斯蒂娃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它既受到其符号学理论的影响，也吸收心理分析及主体理论的精髓。文本不再是结构主义者眼中静态、抽象、狭隘的概念，而是动态、多元、互文的意指过程。与此同时，文学文本的阐释需要的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渐次递进过程：辨析语言、体察结构、文本间的联系。本文即以文本为线索，从这渐次递进的三个方面探讨克里斯蒂娃文本理论的独特性。
一、辨析语言：从日常语言到诗歌语言
克里斯蒂娃早期研究的知识背景包括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和黑格尔哲学，这样的知识背景使她不仅能够很快地接受结构主义，而且能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运用和改造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诗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具体的文学作品，而是文学话语的抽象性质，这样的研究完全忽略了文本的主体性与历史性。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理论则是一种超语言学的研究，她所研究的符号学不是完全包含、容纳在语言学内部，而是提出了既和语言学重叠又超出语言学的内容，因此被命名为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cs）。在研究对象上，克里斯蒂娃首先选择了“文学文本”，这是因为“作为特殊的符号实践的文学，可以比其他实践更便于把握意义的生产”。因此，文学能够作为不可还原于规范的语言学对象加以考察……任何“文学文本”的生产性也都是可以考察的。围绕日常使用的语言与这种便于把握意义生产的文学文本的区别与联系，克里斯蒂娃首先对日常语言与文本语言进行了区分。
二、体察结构：言说主体理论
克里斯蒂娃关于文本结构的观点与其言说主体理论难脱干系，她试图在语言学和心理分析之间建立起联系，将语言学与主体性这两个研究领域合二为一。这种联结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形式主义语言学把作为先验自我行为的意义生产系统固定化和形式化，这样很容易把主体从历史、无意识和言说者自身中分离出去。在5符号学：关于符号分析的探究6中，克里斯蒂娃提出了“言说主体”概念，将其作为语言分析的主要对象。她的基本观点是，把语言理解为主体，把主体理解为语言过程的一个结果。在语言学方面，克里斯蒂娃深受同时代的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影响。本维尼斯特将语言引入实践，他的话语理论认为，索绪尔所说的“语言”，其自身并不存在，它只是规则系统和交流手段，而话语则是语言的具体运用。显然，这里已经不再承认索绪尔的“语言”“言语”的区分，而是提出了“语言”“话语”的新区分，这种研究注重的不再是对类型和层次的区分，而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话语”之上。
三、文本之间的联系：互文性理论
克里斯蒂娃的“言说”主体作为语言分析的主要对象，是在5符号学：关于符号分析的探究6一文中提出的。她认为，对话是主体文本与接受文本之间永无休止的交换，由此另一个重要概念“互文性”得以成形。互文意味着此在文本与前在文本之间存在着可证实的文字术语或不可证实的精神意念上的多样联系，它是理解文本意义必然涉及的因素。文本的动态性是互文性的前提。互文性概念的提出，使原本仅仅被视为一个语言结构的文学作品变得生机盎然。“任何文本都是形形色色的引用拼贴而成的，一切文本无非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变形。”文本成为向文化环境与外部历史敞开的研究把对能指的欲望陈述转化为历史性客观法则的自发运动。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论将文本的意识形态功能与文本语言结合起来，从这一语言客体中窥见意识形态因素。尽管克里斯蒂娃并没有将文本视为实践的产物，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论延续了解构开放、多元的语言模式，坚持语言学分析模式与意识形态生活的有机统一，其理论核心是意义的生成性和意义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由是观之，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理论对解构主义理论和当代西方文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 摘自《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3期）
[责任编辑 王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