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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1915.11—2009.11)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他与夫人戴乃迭的译作(中译英)遍及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各门类,约1000万字,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他享年95岁,人生经历将近一个世纪,既有辉煌成就,亦有坎坷磨难,充满传奇色彩。笔者从他丰富的人生历程中撷取几个片断写成此文,以飨读者。
从富家少爷到革命同志
杨宪益出生于民国四年(1915年),祖父是一名地位颇高的清朝地方官,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几位叔祖都是袁世凯以及许多北洋高官的同僚。父亲虽不是高官,但和早期的中国北洋政府首脑们关系密切。他是这个豪富家庭中惟一的公子,从小就穿着袁世凯赠送的、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丝质黄马褂。父亲有三房妻室,他母亲是第二位夫人。他还有一个异母妹妹(是父亲第三个妻子所生)以及两个亲妹妹杨敏如和杨静如。
杨宪益5岁时,父亲因患伤寒而过早去世,给寡妻们留下一笔丰厚的财产。父亲去世后,只有七八岁的他就须穿戴整齐,以父亲的名义出席董事会。父亲给寡妻留下的巨资都存在银行里,后被两个叔叔哄骗拿去做投机生意,结果血本无归。再加上家里仍维持着高标准开支及遭到仆人们的大肆偷盗,家产便被挥霍掉了。到1949年解放时,杨家的房产、田产已卖罄,银行存款化为乌有。
杨宪益生肖属虎,母亲在生他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白虎星是凶星,但“算命先生”说,这个梦既是凶兆又是吉兆:这个男孩将是家中惟一的男丁,克父伤子,而他在经历重重磨难后将会成就辉煌。
他在自传中曾说:“我不知道自己一生的事业是否算得上辉煌,但是我确实是母亲惟一的男孩,而且我5岁时父亲就病逝了。在过去的生涯中,我确实经历了重重磨难。所以,那位算命先生尽可以说他的推算大致不差。”
由于杨宪益是独生子,母亲怕他遭绑架或遇意外,在他12岁以前不许出门上学,在家跟家庭塾师学习,读儒家经典和旧体诗。他十一二岁时就读了许多古代笔记小说和明清通俗传奇。十三岁时,说服了大母亲,才允许他进入天津新学书院(英国教会学校)学习。喜欢英国文学、中国文学和古代史的杨宪益当时读了很多旧体诗和西方诗歌。
1934年杨宪益高中毕业,准备上清华或北大,当时教物理的英籍教员朗曼和教英国文学的妻子非常喜欢杨宪益,提出要带他去伦敦求学。
1934年冬,他到了伦敦,前往牛津大学求学。那时的牛津每年只接受一位亚裔学生,在得知他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入学考试时,学校的官员认为他一定是侥幸过关,坚持让他推迟一年入学。这位阔绰的中国少爷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州大陆,见识了赌场、妓院、夜总会……喝遍了各式各样的小酒馆,还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1936年春,杨宪益搬到牛津大学,在那里认识了历史学家向达、攻读语言学的吕叔湘,还有在牛津读书的钱钟书、杨绛夫妇。
在学校,他还参加了中国学会(由中国友好人士及中国留学生组成),1936年被推选为学会秘书,1937年又被选为学会主席,直到离开牛津大学为止。
1937年夏末到1938年初,杨宪益除了在牛津上课外,大部分时间在伦敦,组织集会,进行抗日宣传,创办《抗日时报》,每天晚上出版一张,散发给当地的中国居民,还办了一份英文杂志《再生》。
1938年春天,他用英文写了一部反映中国军队在山西平型关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独幕剧。在此期间,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抗日宣传工作,还参加了荣誉学位的初试,并且考试合格。
1940年春,杨宪益通过了毕业考试,准备回中国,此时突然接到美国学者的邀请函,哈佛大学请他去当助教。他回信谢绝了,同时又接到国内来信,请他到迁往昆明的西南联大当教授。母亲也从天津给他来信,决定到重庆避难。于是,杨宪益拿定主意:先前往昆明,开始教书生涯。
杨宪益在英国留学7年,很多事情都变了。去的时候,他是坐一等舱挥金如土的翩翩公子;回来时,他连路费都是靠变卖书籍和跟人借贷——他在天津的大家庭早已坐吃山空,沦为贫困了。可幸的是,去时是单身,回时抱得美人归——未婚妻陪伴他身旁。
当他们回到中国时,这个国家已满目疮痍,物资匮乏,人民流离失所。他和夫人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怀揣一张任教聘书,身无他物,颠簸于内地的旅途中。
他俩先后在重庆、贵阳、成都、北碚等地工作。后来诗人卢前介绍他们夫妻俩到北碚的国立编译馆担任高级研究员。
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了,他俩随着编译馆迁回南京。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4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垮台,杨宪益目睹国民党的种种劣迹,决心要和共产党站在一起,推翻这个可恨的政权。1946年春,他和编译馆的两名年轻同事参加了一个反对国民党的地下组织。该组织于1948年并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南京解放后,他被任命为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主持南京各界人士的会议,专门从事统战工作。
1952年,他们夫妇俩受北京外文出版社(后改名为外文局)聘请到出版社当翻译。杨宪益在那个岗位上翻译了不少作品,还担任了《中国文学》杂志的主编。
1980年,杨宪益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申请被搁置多年,部分原因是他早已是民革的老资格成员。直到1985年4月,在他被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的一个月,70岁的杨宪益终于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共党员。他之所以要入党,是因为解放前就立下了这个心愿,对国民党早已失去信心,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免于毁灭。
1990年2月,杨宪益违反了党的纪律,最后经过正常的组织程序,他退出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仍保留着全国政协委员的职位,仍是民革的一名领导成员,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文联的地位也没有变。
译著等身的异国伉俪
早年,杨宪益在埃及沙漠旅游时,一位会“算命”的向导对他说:“在大西洋有一位美丽的金发少女正在为你憔悴,你们尚未相遇,但不久将会见面。”
后来他说,这事发生在他认识爱人之前一两年。很奇妙,但他还是不相信算命。
杨宪益的妻子戴乃迭是英国人,1919年生于北京。她的父亲戴乐仁大学毕业后决心当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曾在天津新学书院、燕京大学任教,后来作为工业合作化组织的一名教师到甘肃工作。
戴乃迭四五岁时,母亲把她和她姐姐带回英国,后来在牛津大学学习,成为杨宪益进修法国文学课的同学。两人在一起听课,逐渐相识、相爱。
杨在牛津大学担任中国学会主席时,她是这个学会的秘书。杨宪益爱上了这位获得“牛津大学中文学科荣誉学位第一人”的戴乃迭,两人互倾衷情,于1940订婚,并一起返回中国。
杨宪益和戴乃迭准备结婚的决定引起双方母亲极大的忧虑,她们都担心这个跨国婚姻不能维持长久。杨宪益的母亲在天津得知这一消息时竟哭泣起来。后来,她在中国见到了戴乃迭才放下心来。
戴乃迭的母亲塞林娜更是激烈反对,她甚至对女儿说:“如果你们结婚,婚姻持续不了4年。”但她的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尽管婚后由于中英两种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两人曾遇到过不少磨难,但都被一一克服了。他俩近半个世纪都在一起工作,联袂完成了从《史记》、《资治通鉴》、《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到《红楼梦》、《鲁迅选集》、郭沫若的《屈原》等百余部,近千万字文学作品的中译英工作。如果没有真挚深沉的爱,要做到这一点是难以想像的。
杨宪益常自谦地说,他的爱人才是真正的翻译家,正是这位可爱、可敬的英国淑女,让杨宪益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翻译之路。
杨宪益和戴乃迭最著名的译本是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红楼梦》英文译本除了杨、戴本外,还有一个是英国的霍克斯在1973年的译本《石头记》。霍克斯是意译,而杨宪益夫妇采用的是直译。1960年,外文出版社决定让杨宪益翻译《红楼梦》。从1960年到1964年,已完成100回译文的草稿,但上级又让他停下来,直到1972年,杨宪益出狱后才重新翻译下去,终于在1974年译成全书。该译著出版后,获得各方面的好评。例如,1989年西班牙文译本《红梦楼》就是根据杨宪益、戴乃迭的英译本转译的。
杨宪益自己认为,他的译作中最有分量的还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兼思想家鲁迅的四卷本选集。1954年,外文出版社的领导介绍杨宪益认识了鲁迅的亲密朋友冯雪峰。杨宪益、戴乃迭和冯雪峰一起选编、翻译鲁迅的作品。先由冯雪峰和杨宪益来选,然后由杨宪益、戴乃迭把选定的作品翻译成英文。
此外,杨宪益和戴乃迭还翻译了两本鲁迅早期的散文诗集《野草》和回忆性质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以及鲁迅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杂文选集《无声的中国》。
杨宪益通过辛勤的劳作,把自己民族的文化呈现给一个英语世界。
杨宪益曾向《人物周刊》的记者介绍:戴乃迭毕竟是英国人,她的英文比我好。她小时候在中学也是一个好学生,从小就读了许多莎士比亚著作。我刚刚开始中译英的时候,那时她的中文还不行,我就先翻译初稿,她给改改,加加工。两个人在翻译上的合作都是这样子,后来一直都是这个模式。以后她的中文也可以了,有时候她自己一个人翻译,我就看一看有没有错误。“文革”后,夫妻俩仍继续一同翻译作品。
他们还有英译中的荷马史诗《奥德修记》、法国古典史诗《罗马之歌》和中文著作《译余偶拾》以及诗集《银翘集》等著作问世。
戴乃迭的母亲曾反对女儿和杨宪益结合,还预言:“你们将来的孩子会自杀而死。”这是诅咒还是谶语?杨宪益最疼爱的儿子杨烨,因为“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逐渐精神分裂,后来在英国姨妈家中用汽油点火自焚。这成为一生恩爱的杨戴二人之间永恒的隔阂。戴乃迭始终认为杨宪益在儿子的叛逆期忙于政治,疏忽了孩子。戴乃迭内心深处也因为母亲当年的预言应验而深感挫败。
1979年以后,旅行重新进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生活,这对同甘共苦的异国伉俪又携手相伴,漫游世界。1979年,戴乃迭回英国探亲,杨宪益与她同行;1980年,杨宪益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团长,赴澳大利亚参加狂欢节,戴乃迭和他去了澳大利亚;1981年,杨宪益和夫人去日本访问,玩得非常畅快;1981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派代表团访问西欧,杨宪益夫妇走访了卢森堡、荷兰、英国、威尔士、爱尔兰;1982年,杨宪益、戴乃迭双双受到印度政府邀请,游览了新德里、加尔各答、班加罗尔、马德拉斯;1983年,他俩受英国英中协会邀请,再次访问英国;1989年春,杨宪益与夫人随中国出版家代表团访问西班牙……在这些出国访问活动中,夫妻俩感受着幸福、温馨。
晚年的戴乃迭患了老年痴呆症,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朋友们去看望她,她有时已认不出他们,但她一直微笑着,白色卷发松软地围着老太太泛红的脸。
画家郁风为她画了一幅肖像,题词是:“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夫人去世后,此画长伴杨老案头。他写了一首诗悼念亡妻:
早期比翼赴幽冥,
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
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
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
从来银汉隔双星。
毛泽东问《离骚》中译英
《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之作。这首充满浪漫主义思想的抒情长诗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诗集《楚辞》中的代表作。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
杨宪益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曾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偶句体形式翻译出来,这是杨宪益第一次把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英语。那一年,他24岁,其在翻译中显示出来的磅礴才华和独立性让英国人大吃一惊。现在,这部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代的传奇人物、中国第一位伟大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写的长诗译作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而将繁难深奥的先秦古典诗歌翻译成现代英语诗歌,充分体现了杨宪益深厚的古文功底和中西文化融汇精深的修养。
1953年,杨宪益以特邀委员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大会,还当选为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委员。
1954年初,杨宪益和其他科学家、作家、艺术家20人,应邀去会见毛泽东主席,地点是中南海。他们站成一排,等待领袖的接见。毛主席走过来,一个一个地和他们握手。周恩来跟在毛主席身边给他介绍,当毛泽东走到杨宪益跟前时,周恩来说:“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英文。”
毛泽东喜欢中国古典诗词,《离骚》正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于是伸出大手和杨宪益热烈握了握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杨宪益不假思索地答道:“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
毛泽东停住脚步,像是想就此问题再说些什么,但转眼间又没说,微微一笑,再次和杨宪益握手后,就去和其他人打招呼去了。
杨宪益心想,毛主席显然不相信像《离骚》这样的伟大诗篇能够翻译成其他语言。毛主席本人就写诗,他又不是不懂,可惜那天没有详细说出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就匆匆离去了,杨宪益也没有再和毛主席讨论这个问题。
此后,杨宪益在不同场合还见过毛主席两次。一次是毛泽东邀请一些作家和其他人士吃饭,杨宪益和作家们坐在一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另坐一桌。喝了点酒后,杨宪益便同《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向毛主席敬酒。毛泽东稍稍有点吃惊,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坐在其他桌子前的人跑来向他敬酒的。周恩来马上说:“现今毛主席不喝酒,我来陪两位喝一杯。”他俩干杯后就离开了,没有再对毛主席说别的话。毛主席只是微笑着向他俩点点头。
另一次是毛泽东邀请少数作家和戏剧演员去参加晚会,杨宪益也在应邀之列。那天晚上参加晚会的人太多,杨宪益也没有机会和毛主席谈话。
诗酒逍遥的亲密文友
杨宪益在后方任教期间,结交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中央音乐学院的杨荫浏教授、杨仲子教授和翻译《莎士比亚》剧本的梁实秋等人。
杨宪益在重庆北碚时期的一位亲密朋友是复旦大学(那时已迁到重庆)的梁宗岱教授,他是广西籍的诗人,曾在法国巴黎留学,年轻时就非常赞赏杨宪益翻译的《水仙辞》。因此两人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平时每隔一天的晚饭后,梁宗岱就要来到杨宪益的宿舍,一边喝着当地的烈性酒,一边畅谈在牛津和巴黎留学的日子,畅谈法国诗歌和文学。
1943年冬的一个晚上,梁宗岱到了杨家,杨宪益有一坛泡着龙眼的白酒,酒坛就藏在床底下。凑巧的是床底下还放着同样大小的一个盛满煤油的坛子。煤油颜色浅黄,和那坛龙眼酒的颜色相同。那晚又停电了,杨宪益摸黑端起煤油坛子,给梁宗岱倒上满满一碗。梁教授尝了尝说:“你的酒似乎很有劲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碗里的酒喝干了。梁宗岱离开后,杨宪益才发现自己拿错了坛,但为时已晚,梁宗岱已回复旦了。杨宪益真怕会把朋友毒死,但梁宗岱第二天又到杨宪益家来了,什么事也没有,两人为此事笑得前俯后仰。
当时梁宗岱身体很棒,好酒贪杯,爱追求年轻漂亮的女士,绯闻不断,还和有年轻美貌太太的教务长大打出手,最后不得不离开复旦大学回到家乡广西,与雷沛鸿合办西江学院,任教务长兼教授,代理院长。解放后不久,这位优秀学者兼诗人于1952年蒙冤入狱,两年后出狱,在广州讲授《莎士比亚》和英国诗歌。
20世纪70年代末,杨宪益在广州举办的一次英国文学研讨会议上,遇见了这位同样经历过牢狱之灾的好友,当时梁宗岱年事已高,但身体健康,神情愉悦,他已完成《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还从德文翻译了《浮士德》,正对祖国的中医药发生浓厚的兴趣,还专门赠送给老朋友杨宪益一瓶自己特制的强身药水。一年后,杨宪益听说梁宗岱去世了,还在想: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自己配制的药水害死自己的?
岁月艰难但良心未泯
“文革”前,领导交待杨宪益翻译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此书是山东一位教授写的,这位教授效法苏联的《联共党史》,在文学史每一章结尾都整版地引用毛主席语录。杨宪益认为这种写法荒唐可笑,完全不符合国外读者的需要,于是征得编辑同意后,把语录统统删掉。结果这本书的篇幅还不到原来长度的一半。在审查时,“造反派”发现了这件事,都震惊得目瞪口呆。新来的局长在群众大会上咆哮:“杨宪益这个家伙怎么敢做出这样的事来,真是胆大妄为!”
还有一件事:1961年早春,杨宪益写了几首诗,为反对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新路线”辩护,并对时政进行了批评。这些诗被《中国文学》社的党支部书记偶尔看见了,抄录了一份。“文革”开始后,这几首诗被抄成“大字报”张贴出去,成了一桩严重事件。杨宪益因此受到批判和监督改造,在运动初期还出现过轻微的神经分裂征兆,常有幻听,并产生迫害妄想。而他的妻子戴乃迭所面临的则是孤独与不被信任,所有的同事都不再与这个金色头发的外国人说话。
1968年4月,美籍犹太人爱泼斯坦和他的英国籍妻子被捕入狱。这一切起因是江青在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必须警惕外国间谍,他们伪装成我们的朋友,还以专家身份为我们工作。”她发表这次讲话后,许多外国专家就被抓起来了。196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杨宪益和戴乃迭也因涉嫌“外国间谍”双双被捕。被捕的那天晚上,夫妇俩坐在家里,情绪低沉地喝着一瓶白酒,刚喝掉瓶中的三分之二,就被带走了。
杨宪益为人乐观正直,在狱友中很快赢得了尊敬。与此同时,戴乃迭被关在另一所女子监狱。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跟戴乃迭同在半步桥监狱。据郁风回忆说,在狱中,这位可敬的英国女子也依然保持着文明和风度,她爱清洁,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壁刷得干干净净,每天送牢饭的过来时,隔着一条走廊的郁风听见戴乃迭从来不忘记对狱卒说:“谢谢!”
杨宪益在监狱被关了4年。一天,监狱来人通知他,立即收拾个人物品跟他们走。一位监狱的官员对他说,他们为了替他澄清这桩“间谍”案不知耗费了多少心力,跑遍了21个外省城市去核实案子的每一个细节,现在案子已得到澄清,他是无辜的,可以回原单位工作了。那位官员接着说:“你为党做过好事,但你也做过坏事。一个人总有正反两个方面,我们希望你以后继续做好事,不做坏事。现在你可以回家了。”杨宪益出狱后不久,戴乃迭也被无罪释放了。
杨家的新“二流堂”
杨宪益是个豁达、可爱的老知识分子。上个世纪40年代,一群知识分子曾在重庆搞过一个“二流堂”,朋友们在一起相聚,高谈阔论。杨宪益是其中一位并不怎么活跃的成员,但嗜酒成性。有一回空袭警报宵禁时,他们把酒喝光了,酩酊大醉,也没办法出去买酒,竟然把“堂主”唐瑜老婆存的煤油误当作酒给喝了。
“文革”期间,“二流堂”被打成“反革命俱乐部”,堂中成员后来的命运遭际虽各不相同,但都吃了不少苦头。
“文革”后,老朋友们又开始互相往来了。杨宪益家房间比较多,是外文局分配下来的,加起来有5个房间,那时候这样的房子连部长算起来也就只有3套,因此朋友们都喜欢来杨家聚会。杨宪益把自己家的聚会戏称为新“二流堂”。
去他家的多是外国驻北京的记者、大使、外国专家,还有一些老朋友,如黄苗子、郁风、丁聪、黄永玉、新凤霞等人。原来的“堂主”唐瑜已搬到香港去了。那个时候,从台湾到大陆来发展的作曲家侯先生和杨老是相差41岁的忘年交,侯先生有小汽车,也最年轻,大伙就说:“唐瑜不干了,小侯干吧。”就这么成立了新“二流堂”。
上世纪80年代,杨宪益是朋友们了解海外消息的一个重要渠道,因为他每天听国外的广播。有一天,大伙去他家,杨老对朋友们说:“你们知不知道呀,里根死了。”那时候,美国总统还在台上哩,大家都很惊讶,杨老乐呵呵地说:“嘿嘿,今天是愚人节。”
只要“堂主”侯先生在北京,每周至少去杨家一次,就在他家吃饭,侯负责采买。杨家有一个老保姆,很会做饭,尤其会做“金华火腿”。侯去杨家,时不时买只“金华火腿”送去。
有一回,一位澳大利亚的大使跟他夫人前来,杨老刚从东北回来,带回一个驴鞭,切成一节一节,拿来招待这些外国客人。那些人不讲究,杨老也不说这是什么。戴乃迭在一旁偷笑。后来杨老告诉他们,这就是酱过的驴鞭,把老外们吓个半死。
2006年秋天,杨宪益已经查出身患癌症,但他自己却不在乎,总说自己身体没什么大毛病,每天看报纸像没有什么问题。他一生嗜酒,医生对他有禁酒令,可他却笑呵呵地说:“喝几杯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有一回,记者采访时问他的养生之道是什么?他答:“喝酒、抽烟,不运动。”他抽烟抽得凶,一会儿一根,每天喝半瓶多威士忌是平常事。
杨老很幽默,每次开玩笑时他都说:“我的追悼会得赶快开,人说好话的时候都是在追悼会上说。人已经死了才去说,有什么用?所以我们早点开。”
他还说:“我死了以后,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骨灰倒到抽水马桶里面一冲,这样最干净。”
瞧,杨宪益就是这么一个“可爱的好老头”。
从富家少爷到革命同志
杨宪益出生于民国四年(1915年),祖父是一名地位颇高的清朝地方官,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几位叔祖都是袁世凯以及许多北洋高官的同僚。父亲虽不是高官,但和早期的中国北洋政府首脑们关系密切。他是这个豪富家庭中惟一的公子,从小就穿着袁世凯赠送的、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丝质黄马褂。父亲有三房妻室,他母亲是第二位夫人。他还有一个异母妹妹(是父亲第三个妻子所生)以及两个亲妹妹杨敏如和杨静如。
杨宪益5岁时,父亲因患伤寒而过早去世,给寡妻们留下一笔丰厚的财产。父亲去世后,只有七八岁的他就须穿戴整齐,以父亲的名义出席董事会。父亲给寡妻留下的巨资都存在银行里,后被两个叔叔哄骗拿去做投机生意,结果血本无归。再加上家里仍维持着高标准开支及遭到仆人们的大肆偷盗,家产便被挥霍掉了。到1949年解放时,杨家的房产、田产已卖罄,银行存款化为乌有。
杨宪益生肖属虎,母亲在生他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白虎星是凶星,但“算命先生”说,这个梦既是凶兆又是吉兆:这个男孩将是家中惟一的男丁,克父伤子,而他在经历重重磨难后将会成就辉煌。
他在自传中曾说:“我不知道自己一生的事业是否算得上辉煌,但是我确实是母亲惟一的男孩,而且我5岁时父亲就病逝了。在过去的生涯中,我确实经历了重重磨难。所以,那位算命先生尽可以说他的推算大致不差。”
由于杨宪益是独生子,母亲怕他遭绑架或遇意外,在他12岁以前不许出门上学,在家跟家庭塾师学习,读儒家经典和旧体诗。他十一二岁时就读了许多古代笔记小说和明清通俗传奇。十三岁时,说服了大母亲,才允许他进入天津新学书院(英国教会学校)学习。喜欢英国文学、中国文学和古代史的杨宪益当时读了很多旧体诗和西方诗歌。
1934年杨宪益高中毕业,准备上清华或北大,当时教物理的英籍教员朗曼和教英国文学的妻子非常喜欢杨宪益,提出要带他去伦敦求学。
1934年冬,他到了伦敦,前往牛津大学求学。那时的牛津每年只接受一位亚裔学生,在得知他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入学考试时,学校的官员认为他一定是侥幸过关,坚持让他推迟一年入学。这位阔绰的中国少爷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州大陆,见识了赌场、妓院、夜总会……喝遍了各式各样的小酒馆,还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1936年春,杨宪益搬到牛津大学,在那里认识了历史学家向达、攻读语言学的吕叔湘,还有在牛津读书的钱钟书、杨绛夫妇。
在学校,他还参加了中国学会(由中国友好人士及中国留学生组成),1936年被推选为学会秘书,1937年又被选为学会主席,直到离开牛津大学为止。
1937年夏末到1938年初,杨宪益除了在牛津上课外,大部分时间在伦敦,组织集会,进行抗日宣传,创办《抗日时报》,每天晚上出版一张,散发给当地的中国居民,还办了一份英文杂志《再生》。
1938年春天,他用英文写了一部反映中国军队在山西平型关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独幕剧。在此期间,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抗日宣传工作,还参加了荣誉学位的初试,并且考试合格。
1940年春,杨宪益通过了毕业考试,准备回中国,此时突然接到美国学者的邀请函,哈佛大学请他去当助教。他回信谢绝了,同时又接到国内来信,请他到迁往昆明的西南联大当教授。母亲也从天津给他来信,决定到重庆避难。于是,杨宪益拿定主意:先前往昆明,开始教书生涯。
杨宪益在英国留学7年,很多事情都变了。去的时候,他是坐一等舱挥金如土的翩翩公子;回来时,他连路费都是靠变卖书籍和跟人借贷——他在天津的大家庭早已坐吃山空,沦为贫困了。可幸的是,去时是单身,回时抱得美人归——未婚妻陪伴他身旁。
当他们回到中国时,这个国家已满目疮痍,物资匮乏,人民流离失所。他和夫人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怀揣一张任教聘书,身无他物,颠簸于内地的旅途中。
他俩先后在重庆、贵阳、成都、北碚等地工作。后来诗人卢前介绍他们夫妻俩到北碚的国立编译馆担任高级研究员。
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了,他俩随着编译馆迁回南京。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4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垮台,杨宪益目睹国民党的种种劣迹,决心要和共产党站在一起,推翻这个可恨的政权。1946年春,他和编译馆的两名年轻同事参加了一个反对国民党的地下组织。该组织于1948年并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南京解放后,他被任命为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主持南京各界人士的会议,专门从事统战工作。
1952年,他们夫妇俩受北京外文出版社(后改名为外文局)聘请到出版社当翻译。杨宪益在那个岗位上翻译了不少作品,还担任了《中国文学》杂志的主编。
1980年,杨宪益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申请被搁置多年,部分原因是他早已是民革的老资格成员。直到1985年4月,在他被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的一个月,70岁的杨宪益终于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共党员。他之所以要入党,是因为解放前就立下了这个心愿,对国民党早已失去信心,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免于毁灭。
1990年2月,杨宪益违反了党的纪律,最后经过正常的组织程序,他退出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仍保留着全国政协委员的职位,仍是民革的一名领导成员,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文联的地位也没有变。
译著等身的异国伉俪
早年,杨宪益在埃及沙漠旅游时,一位会“算命”的向导对他说:“在大西洋有一位美丽的金发少女正在为你憔悴,你们尚未相遇,但不久将会见面。”
后来他说,这事发生在他认识爱人之前一两年。很奇妙,但他还是不相信算命。
杨宪益的妻子戴乃迭是英国人,1919年生于北京。她的父亲戴乐仁大学毕业后决心当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曾在天津新学书院、燕京大学任教,后来作为工业合作化组织的一名教师到甘肃工作。
戴乃迭四五岁时,母亲把她和她姐姐带回英国,后来在牛津大学学习,成为杨宪益进修法国文学课的同学。两人在一起听课,逐渐相识、相爱。
杨在牛津大学担任中国学会主席时,她是这个学会的秘书。杨宪益爱上了这位获得“牛津大学中文学科荣誉学位第一人”的戴乃迭,两人互倾衷情,于1940订婚,并一起返回中国。
杨宪益和戴乃迭准备结婚的决定引起双方母亲极大的忧虑,她们都担心这个跨国婚姻不能维持长久。杨宪益的母亲在天津得知这一消息时竟哭泣起来。后来,她在中国见到了戴乃迭才放下心来。
戴乃迭的母亲塞林娜更是激烈反对,她甚至对女儿说:“如果你们结婚,婚姻持续不了4年。”但她的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尽管婚后由于中英两种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两人曾遇到过不少磨难,但都被一一克服了。他俩近半个世纪都在一起工作,联袂完成了从《史记》、《资治通鉴》、《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到《红楼梦》、《鲁迅选集》、郭沫若的《屈原》等百余部,近千万字文学作品的中译英工作。如果没有真挚深沉的爱,要做到这一点是难以想像的。
杨宪益常自谦地说,他的爱人才是真正的翻译家,正是这位可爱、可敬的英国淑女,让杨宪益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翻译之路。
杨宪益和戴乃迭最著名的译本是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红楼梦》英文译本除了杨、戴本外,还有一个是英国的霍克斯在1973年的译本《石头记》。霍克斯是意译,而杨宪益夫妇采用的是直译。1960年,外文出版社决定让杨宪益翻译《红楼梦》。从1960年到1964年,已完成100回译文的草稿,但上级又让他停下来,直到1972年,杨宪益出狱后才重新翻译下去,终于在1974年译成全书。该译著出版后,获得各方面的好评。例如,1989年西班牙文译本《红梦楼》就是根据杨宪益、戴乃迭的英译本转译的。
杨宪益自己认为,他的译作中最有分量的还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兼思想家鲁迅的四卷本选集。1954年,外文出版社的领导介绍杨宪益认识了鲁迅的亲密朋友冯雪峰。杨宪益、戴乃迭和冯雪峰一起选编、翻译鲁迅的作品。先由冯雪峰和杨宪益来选,然后由杨宪益、戴乃迭把选定的作品翻译成英文。
此外,杨宪益和戴乃迭还翻译了两本鲁迅早期的散文诗集《野草》和回忆性质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以及鲁迅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杂文选集《无声的中国》。
杨宪益通过辛勤的劳作,把自己民族的文化呈现给一个英语世界。
杨宪益曾向《人物周刊》的记者介绍:戴乃迭毕竟是英国人,她的英文比我好。她小时候在中学也是一个好学生,从小就读了许多莎士比亚著作。我刚刚开始中译英的时候,那时她的中文还不行,我就先翻译初稿,她给改改,加加工。两个人在翻译上的合作都是这样子,后来一直都是这个模式。以后她的中文也可以了,有时候她自己一个人翻译,我就看一看有没有错误。“文革”后,夫妻俩仍继续一同翻译作品。
他们还有英译中的荷马史诗《奥德修记》、法国古典史诗《罗马之歌》和中文著作《译余偶拾》以及诗集《银翘集》等著作问世。
戴乃迭的母亲曾反对女儿和杨宪益结合,还预言:“你们将来的孩子会自杀而死。”这是诅咒还是谶语?杨宪益最疼爱的儿子杨烨,因为“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逐渐精神分裂,后来在英国姨妈家中用汽油点火自焚。这成为一生恩爱的杨戴二人之间永恒的隔阂。戴乃迭始终认为杨宪益在儿子的叛逆期忙于政治,疏忽了孩子。戴乃迭内心深处也因为母亲当年的预言应验而深感挫败。
1979年以后,旅行重新进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生活,这对同甘共苦的异国伉俪又携手相伴,漫游世界。1979年,戴乃迭回英国探亲,杨宪益与她同行;1980年,杨宪益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团长,赴澳大利亚参加狂欢节,戴乃迭和他去了澳大利亚;1981年,杨宪益和夫人去日本访问,玩得非常畅快;1981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派代表团访问西欧,杨宪益夫妇走访了卢森堡、荷兰、英国、威尔士、爱尔兰;1982年,杨宪益、戴乃迭双双受到印度政府邀请,游览了新德里、加尔各答、班加罗尔、马德拉斯;1983年,他俩受英国英中协会邀请,再次访问英国;1989年春,杨宪益与夫人随中国出版家代表团访问西班牙……在这些出国访问活动中,夫妻俩感受着幸福、温馨。
晚年的戴乃迭患了老年痴呆症,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朋友们去看望她,她有时已认不出他们,但她一直微笑着,白色卷发松软地围着老太太泛红的脸。
画家郁风为她画了一幅肖像,题词是:“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夫人去世后,此画长伴杨老案头。他写了一首诗悼念亡妻:
早期比翼赴幽冥,
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
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
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
从来银汉隔双星。
毛泽东问《离骚》中译英
《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之作。这首充满浪漫主义思想的抒情长诗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诗集《楚辞》中的代表作。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
杨宪益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曾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偶句体形式翻译出来,这是杨宪益第一次把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英语。那一年,他24岁,其在翻译中显示出来的磅礴才华和独立性让英国人大吃一惊。现在,这部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代的传奇人物、中国第一位伟大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写的长诗译作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而将繁难深奥的先秦古典诗歌翻译成现代英语诗歌,充分体现了杨宪益深厚的古文功底和中西文化融汇精深的修养。
1953年,杨宪益以特邀委员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大会,还当选为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委员。
1954年初,杨宪益和其他科学家、作家、艺术家20人,应邀去会见毛泽东主席,地点是中南海。他们站成一排,等待领袖的接见。毛主席走过来,一个一个地和他们握手。周恩来跟在毛主席身边给他介绍,当毛泽东走到杨宪益跟前时,周恩来说:“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英文。”
毛泽东喜欢中国古典诗词,《离骚》正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于是伸出大手和杨宪益热烈握了握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杨宪益不假思索地答道:“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
毛泽东停住脚步,像是想就此问题再说些什么,但转眼间又没说,微微一笑,再次和杨宪益握手后,就去和其他人打招呼去了。
杨宪益心想,毛主席显然不相信像《离骚》这样的伟大诗篇能够翻译成其他语言。毛主席本人就写诗,他又不是不懂,可惜那天没有详细说出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就匆匆离去了,杨宪益也没有再和毛主席讨论这个问题。
此后,杨宪益在不同场合还见过毛主席两次。一次是毛泽东邀请一些作家和其他人士吃饭,杨宪益和作家们坐在一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另坐一桌。喝了点酒后,杨宪益便同《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向毛主席敬酒。毛泽东稍稍有点吃惊,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坐在其他桌子前的人跑来向他敬酒的。周恩来马上说:“现今毛主席不喝酒,我来陪两位喝一杯。”他俩干杯后就离开了,没有再对毛主席说别的话。毛主席只是微笑着向他俩点点头。
另一次是毛泽东邀请少数作家和戏剧演员去参加晚会,杨宪益也在应邀之列。那天晚上参加晚会的人太多,杨宪益也没有机会和毛主席谈话。
诗酒逍遥的亲密文友
杨宪益在后方任教期间,结交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中央音乐学院的杨荫浏教授、杨仲子教授和翻译《莎士比亚》剧本的梁实秋等人。
杨宪益在重庆北碚时期的一位亲密朋友是复旦大学(那时已迁到重庆)的梁宗岱教授,他是广西籍的诗人,曾在法国巴黎留学,年轻时就非常赞赏杨宪益翻译的《水仙辞》。因此两人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平时每隔一天的晚饭后,梁宗岱就要来到杨宪益的宿舍,一边喝着当地的烈性酒,一边畅谈在牛津和巴黎留学的日子,畅谈法国诗歌和文学。
1943年冬的一个晚上,梁宗岱到了杨家,杨宪益有一坛泡着龙眼的白酒,酒坛就藏在床底下。凑巧的是床底下还放着同样大小的一个盛满煤油的坛子。煤油颜色浅黄,和那坛龙眼酒的颜色相同。那晚又停电了,杨宪益摸黑端起煤油坛子,给梁宗岱倒上满满一碗。梁教授尝了尝说:“你的酒似乎很有劲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碗里的酒喝干了。梁宗岱离开后,杨宪益才发现自己拿错了坛,但为时已晚,梁宗岱已回复旦了。杨宪益真怕会把朋友毒死,但梁宗岱第二天又到杨宪益家来了,什么事也没有,两人为此事笑得前俯后仰。
当时梁宗岱身体很棒,好酒贪杯,爱追求年轻漂亮的女士,绯闻不断,还和有年轻美貌太太的教务长大打出手,最后不得不离开复旦大学回到家乡广西,与雷沛鸿合办西江学院,任教务长兼教授,代理院长。解放后不久,这位优秀学者兼诗人于1952年蒙冤入狱,两年后出狱,在广州讲授《莎士比亚》和英国诗歌。
20世纪70年代末,杨宪益在广州举办的一次英国文学研讨会议上,遇见了这位同样经历过牢狱之灾的好友,当时梁宗岱年事已高,但身体健康,神情愉悦,他已完成《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还从德文翻译了《浮士德》,正对祖国的中医药发生浓厚的兴趣,还专门赠送给老朋友杨宪益一瓶自己特制的强身药水。一年后,杨宪益听说梁宗岱去世了,还在想: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自己配制的药水害死自己的?
岁月艰难但良心未泯
“文革”前,领导交待杨宪益翻译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此书是山东一位教授写的,这位教授效法苏联的《联共党史》,在文学史每一章结尾都整版地引用毛主席语录。杨宪益认为这种写法荒唐可笑,完全不符合国外读者的需要,于是征得编辑同意后,把语录统统删掉。结果这本书的篇幅还不到原来长度的一半。在审查时,“造反派”发现了这件事,都震惊得目瞪口呆。新来的局长在群众大会上咆哮:“杨宪益这个家伙怎么敢做出这样的事来,真是胆大妄为!”
还有一件事:1961年早春,杨宪益写了几首诗,为反对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新路线”辩护,并对时政进行了批评。这些诗被《中国文学》社的党支部书记偶尔看见了,抄录了一份。“文革”开始后,这几首诗被抄成“大字报”张贴出去,成了一桩严重事件。杨宪益因此受到批判和监督改造,在运动初期还出现过轻微的神经分裂征兆,常有幻听,并产生迫害妄想。而他的妻子戴乃迭所面临的则是孤独与不被信任,所有的同事都不再与这个金色头发的外国人说话。
1968年4月,美籍犹太人爱泼斯坦和他的英国籍妻子被捕入狱。这一切起因是江青在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必须警惕外国间谍,他们伪装成我们的朋友,还以专家身份为我们工作。”她发表这次讲话后,许多外国专家就被抓起来了。196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杨宪益和戴乃迭也因涉嫌“外国间谍”双双被捕。被捕的那天晚上,夫妇俩坐在家里,情绪低沉地喝着一瓶白酒,刚喝掉瓶中的三分之二,就被带走了。
杨宪益为人乐观正直,在狱友中很快赢得了尊敬。与此同时,戴乃迭被关在另一所女子监狱。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跟戴乃迭同在半步桥监狱。据郁风回忆说,在狱中,这位可敬的英国女子也依然保持着文明和风度,她爱清洁,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壁刷得干干净净,每天送牢饭的过来时,隔着一条走廊的郁风听见戴乃迭从来不忘记对狱卒说:“谢谢!”
杨宪益在监狱被关了4年。一天,监狱来人通知他,立即收拾个人物品跟他们走。一位监狱的官员对他说,他们为了替他澄清这桩“间谍”案不知耗费了多少心力,跑遍了21个外省城市去核实案子的每一个细节,现在案子已得到澄清,他是无辜的,可以回原单位工作了。那位官员接着说:“你为党做过好事,但你也做过坏事。一个人总有正反两个方面,我们希望你以后继续做好事,不做坏事。现在你可以回家了。”杨宪益出狱后不久,戴乃迭也被无罪释放了。
杨家的新“二流堂”
杨宪益是个豁达、可爱的老知识分子。上个世纪40年代,一群知识分子曾在重庆搞过一个“二流堂”,朋友们在一起相聚,高谈阔论。杨宪益是其中一位并不怎么活跃的成员,但嗜酒成性。有一回空袭警报宵禁时,他们把酒喝光了,酩酊大醉,也没办法出去买酒,竟然把“堂主”唐瑜老婆存的煤油误当作酒给喝了。
“文革”期间,“二流堂”被打成“反革命俱乐部”,堂中成员后来的命运遭际虽各不相同,但都吃了不少苦头。
“文革”后,老朋友们又开始互相往来了。杨宪益家房间比较多,是外文局分配下来的,加起来有5个房间,那时候这样的房子连部长算起来也就只有3套,因此朋友们都喜欢来杨家聚会。杨宪益把自己家的聚会戏称为新“二流堂”。
去他家的多是外国驻北京的记者、大使、外国专家,还有一些老朋友,如黄苗子、郁风、丁聪、黄永玉、新凤霞等人。原来的“堂主”唐瑜已搬到香港去了。那个时候,从台湾到大陆来发展的作曲家侯先生和杨老是相差41岁的忘年交,侯先生有小汽车,也最年轻,大伙就说:“唐瑜不干了,小侯干吧。”就这么成立了新“二流堂”。
上世纪80年代,杨宪益是朋友们了解海外消息的一个重要渠道,因为他每天听国外的广播。有一天,大伙去他家,杨老对朋友们说:“你们知不知道呀,里根死了。”那时候,美国总统还在台上哩,大家都很惊讶,杨老乐呵呵地说:“嘿嘿,今天是愚人节。”
只要“堂主”侯先生在北京,每周至少去杨家一次,就在他家吃饭,侯负责采买。杨家有一个老保姆,很会做饭,尤其会做“金华火腿”。侯去杨家,时不时买只“金华火腿”送去。
有一回,一位澳大利亚的大使跟他夫人前来,杨老刚从东北回来,带回一个驴鞭,切成一节一节,拿来招待这些外国客人。那些人不讲究,杨老也不说这是什么。戴乃迭在一旁偷笑。后来杨老告诉他们,这就是酱过的驴鞭,把老外们吓个半死。
2006年秋天,杨宪益已经查出身患癌症,但他自己却不在乎,总说自己身体没什么大毛病,每天看报纸像没有什么问题。他一生嗜酒,医生对他有禁酒令,可他却笑呵呵地说:“喝几杯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有一回,记者采访时问他的养生之道是什么?他答:“喝酒、抽烟,不运动。”他抽烟抽得凶,一会儿一根,每天喝半瓶多威士忌是平常事。
杨老很幽默,每次开玩笑时他都说:“我的追悼会得赶快开,人说好话的时候都是在追悼会上说。人已经死了才去说,有什么用?所以我们早点开。”
他还说:“我死了以后,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骨灰倒到抽水马桶里面一冲,这样最干净。”
瞧,杨宪益就是这么一个“可爱的好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