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末，英国利用一周时间从法国的敦刻尔克港口成功撤退30余万英法联军，敦刻尔克因此名垂史册，为盟国保存了反攻所需的关键人员。而在比这更早一些时候，发生在中国川江航线上的宜昌大撤退，为中国民族工业保存了发展命脉。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决定“以空间换时間”，将东部沿海地区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等向西部迁移。迁移所依靠的交通工具中，飞机、火车、汽车资源有限，速度最慢的水路成为内迁主要通道。
　　当时，大多数人，包括国民政府，对能抵抗到哪一步并不清楚。有些厂家以为到了武汉基本就安全了，于是开始寻址建厂，着手恢复生产。但战事发展超出预料，南京沦陷不久，国民政府发布迁都重庆的宣言，随后，企业被要求继续内迁入川。
　　由汉入川，宜昌是必经之地。长江航道，自宜昌至四川，水流湍急，滩险林立，两岸峭壁，船只只能满帆借助风力上行，且大型船只根本无法上驶。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宜昌处在日军的星月形包围之中。此刻的宜昌长江码头，物资器材积压成堆，从下游运来的各种器材设备，加上兵工器材总计在12万吨以上，可以说，全中国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了宜昌，一旦无法及时入川，后果实难预料。
　　但以当时可用轮船数和单艘轮船运力计算，完成这批人员与物资的抢运，需要约1年时间，且此时离川江枯水期只有40多天，一旦进入枯水期，抢运就更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时，日军飞机在头顶盘旋轰炸，人们争先恐后地挤在码头上抢着登船，慌乱和无序的境况成为制约抢运工作最大的不确定性问题。
　　已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兼任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的卢作孚临危受命，经过调查和计算后，他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驾驶员以及宜昌港口的管理人员开会，商定出详细的抢运计划。
　　在这次抢运计划中，首先要求所有单位将物资按轻重缓急分为三个顺序，优先起运最重要物资，按秩序装船，不得争先恐后;根据航段情况、物资重要程度和装卸难度实行分段航运，调节航程以提高现有运力;增加装卸设备，设立转运站，增添趸船大型起重吊杆;同时增设电台，加强调度，把船、岸和宜昌指挥中心连接起来，随时了解船舶运输情况，以保证有序调度。
　　为此，卢作孚每天都到码头、驳船、轮船上实地查看，发现问题立即调整。在他的指挥下，整个抢运工作如同一台精密仪器在高速运转。
　　最终，在宜昌失守前，堆积的物资和滞留的难民、伤病员全部运入四川，这些物资在重庆周围和西南各地重新建立起工业基地，生产出的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对支援长期抗战、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见证了这次抢运的著名教育家晏阳初认为，“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敦刻尔克大撤退离不开部分英法军队的英勇阻击，同样，宜昌抢运得以顺利完成，除了卢作孚的卓越组织指挥外，也离不开多方力量的支持和牺牲。
　　当时，张自忠、薛岳等部在宜昌周边地区与日军作战，迟滞了日军的推进步伐，给抢运留下了较多时间。民生公司的职工在卢作孚的带动和影响下，不怕牺牲，冒着敌机轰炸进行抢运，“民俗”号轮遭遇敌机轰炸，加油工邱宝定在机舱值班时腹部中弹、流血不止，但他坚守岗位，最后连同加煤工杨培之、引水员王炳荣、大副李晖汉等人壮烈牺牲。
　　摘自《军事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