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淡马锡”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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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如期挂牌,但它能否成长为外界期待的上海“淡马锡”,尚有诸多不确定因素
  
  3月31日傍晚6点,上海西郊宾馆,一场20分钟左右的揭牌仪式宣告了上海国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成立。次日,上海市国资委在官方网站公布,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国盛集团)董事长施德容将兼任该公司董事长。国盛集团是上海国有独资的大型投资控股和资本运营公司。
  至此,风传已久的上海国资运营新平台终于揭开面纱。
  然而,挂牌仪式只是开始,围绕新平台的诸多疑问远未厘清。据一位与会人士的描述,挂牌仪式上,上海国资委仅宣读了成立新平台的意义等官样文章,至于新平台的具体布局与人员架构则并未提及。
  新平台在上海国资改革中究竟将有何作为,是否能够成为外界期待的“上海淡马锡”,仍然是个问号。
  
  新平台使命
  
  上海国资运营新平台的浮出水面与上海国有资产证券化浪潮密不可分。
  设立新平台的动议最初于2009年4月8日召开的上海市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上提出,目的是为了加速上海国有资产证券化。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上海市长韩正提出未来上海国有资产证券化的比例将从彼时的18%提高到40%左右。
  “资产证券化是为了方便国资在各行业间进退,新平台是为了管理上市国资,也为未上市国资将来的证券化做准备,”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所所长杨建文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远较上海国资委设想的复杂。根据韩正的讲话,即使保守估计,即将注入资本市场的上海国有经营性资产总量也将达到1800亿左右。一时间,“千亿国资上市潮”为街头巷尾热议,也使得“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模式”这一话题从学界移步资本市场的聚光灯下。
  因此,新平台被投资者赋予“上海淡马锡”的厚望亦不难理解。
  “新加坡的淡马锡是经营国有资产的标杆,所以,在缺乏其他可资借鉴的模式时,淡马锡模式就会被提出来。此外,人们对于淡马锡的向往很大程度是出于变革现有国资管理模式的希望,”杨建文指出。
  再提新平台,已经是2009年1月12日。上海市国资委主任杨国雄于当日的“2010年上海国资国企工作会议”上将新平台定性为“专司股权管理的国有资本管理公司”,同时为其“定调”为“促进国资合理布局和结构优化,满足重大产业项目建设需求,确保国有资产在流动中保值增值,发挥国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杨国雄在当日会议上向媒体记者表示,这个国资运营平台,将会集中持有核心主业已经整体上市的企业集团中的国有股权,例如已经完成整体上市的上海国际港务集团。
  他进一步指出,上海国资领域所对应的净资产为1600多亿,“目前的股权是国资委直接持有,而象港务集团这样整体上市的企业集团越来越多,就需要有一个平台来管理”。
  这一表态表明,新平台将是一个纯粹型控股公司,仅做股权管理,不参与旗下控股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此外,新平台最为重要的作用是“满足于重大产业项目的建设需求”、“集中力量办大事”。
  
  产业双平台
  
  新平台之所以称之为“新”,原因之一是与上海国资委现有的两家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国盛集团和上海国际集团相区分。
  国盛集团成立于2007年9月,后合并上海盛融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盛融)与上海大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大盛)两家国有独资的资产管理公司,成为上海国有独资的大型投资控股和资本运营公司,下辖上海家化、上海建材、上海蔬菜集团等公司股权,是上海产业资本运营平台。
  现在的上海国际集团则由原上海国际集团兼并上海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而成,下辖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证券等公司股权,是上海金融资本运营平台。
  国盛集团与上海国际集团这两家平台共同组成了上海国资管理的产业、金融“双平台”模式。
  根据上海国资委的表态,作为新平台的上海国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亦将专注于产业资本。于是,如何在定位与业务上将新平台与国盛集团相区分,甚为外界关注。
  国盛集团内部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盛融与大盛都是为处置不良资产及为政府盘活部分垄断性、公益性领域中的国有特殊资源而设,国盛集团成立后的主要功能亦是将国资欲退出的企业进行“关、停、并、转”,并投资进入一些市政府决定扶持的项目,如大飞机项目。
  根据杨国雄向媒体透露的信息,新平台将集中管理整体上市国资企业的国有股权。“或许可以理解为,新平台着眼于存量资本的运营,国盛着眼于增量资本的投资”,一位资深投资银行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但杨国雄提及的“满足重大产业项目建设需求”、“集中力量办大事”,又与国盛集团目前的功能类似。截至目前,上海市国资委并未对此做出明确回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曾将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分为三大类。其一专司处理不良资产,如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之前的盛融与大盛亦可归于此类。其二为持股公司。上市的国有企业股权多样化后,需要有一实体持国有股份,而国资委因行政身份所限不宜直接持股,此时往往会考虑成立一家公司代表自己。第三类专司操作企业重组和产业整合。
  根据这一分类,新平台兼具第二类与第三类公司的特点,而国盛集团则同时具备三种功能,因此,两者之间的业务交叉与功能重复从目前的情况看无法避免。
  另据权威人士消息,国盛集团副总裁林益彬将兼任上海国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加上由国盛董事长施德容兼任新平台董事长,更使两家公司难分彼此。
  “(新平台)与国盛集团以后肯定是要有区分的,但是目前仍然是在国盛集团的基础上运作,”杨建文说。
  一位在国资系统工作多年的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新平台方案未定时,还曾考虑过将这一平台作为国盛集团的一个部门来运作。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认为,国盛集团由盛融与大盛合并而成,有浓厚的政府行政机关色彩,人员安置、项目划转等历史遗留问题也较多。另设新平台,有利于规避这类问题,淡化政府行政色彩,使国有资本管理更快地市场化。所以,新平台揭牌,“总是个好事情”。但他同时指出,新平台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尚有待实践检验,与平台管理团队的业务水平也直接相关。
  这与上述国盛集团内部人士的看法颇有相通。“新的平台,可以与历史包袱划清界线,重新开始。目前的国盛集团,主要还是卖资产,大家以前干什么,现在还是干什么,协同效应没有发挥出来”。
  上海财税局的一位工作人员看法则更为本质。她指出,上海国资委在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并无财权与人事权,只有实施具体政策的事权。“设立新平台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财权、人事权与事权全部集中于国资委。”
  按照相关法规,国有股权的出让收入与国有股份的红利收入需上交财政部门,上海国资委的职责限于监督上交。如果上海国资委欲投资新目,则需向财政部门申请所需资金再进行投资。而成立一个代表国资委的国有资本管理公司,则该公司所持国有股份的出让收入与国有股份红利收入可直接以该公司名义投资于其它项目,节省中间环节,实现国资的快速流动。
  此外,上海国资委为事业单位,人员数量受事业单位编制限制,不可能随意调整。而下属的国有资本管理公司则可以实现市场化招聘,根据需要随时调整人员数量。
  “因此,尽管已有国盛集团、上海国际集团等平台,国资委仍然乐于再设平台以谋求对于国有资产更多的话语权。” 上述财税局工作人员讲述到。
  
  难舍重组魔方
  
  对于新平台的设立,无论是市场投资者,还是专家学者,都有着同一个疑问,即新平台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上海国资的下一步改革。
  “市场化重组”是本轮上海国资企业改革的关键词,也是提高资产证券化率的具体体现。但上海国资企业重组长期以来难以走出“合并同类项”的思维定式,即将多个企业合并为一个大集团,百联集团、锦江集团、光明集团即是典型案例。
  这种“简单”的重组方式弊端颇多,新成立集团难以发挥协同效应,“一加一小于二”的失败案例时有发生。
  百联集团成立后旗下华联超市因与联华超市的同业竞争最终倒闭,锦江集团成立后旗下锦江饭店与新亚集团管理团队长期不和,光明集团成立后光明乳业从国内最大乳品公司滑落至第二梯队。
  在此轮以提高资产证券化率发端的国资企业重组潮中,上海国资委如何避免重蹈覆辙,使国资企业重组后真正发挥协同效应、提升国资企业盈利能力,是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外界对旨在促进资产证券化率的新平台最大期望所在。
  东方证券在研究报告中显示,此轮国资企业重组的思路与过往确有不同,国资委将整合思路拓展至集团间产业链的战略合作以及跨地区、跨所有制重组的高度。
  3月9日复牌的上海医药(601607.SH)是集团间产业链战略合作的范例。新上海医药囊括此前上药集团和上实集团旗下核心医药资产,成为上海国资委旗下医药产业的唯一上市平台,资产达到223.4亿元,市值超过300亿元,成为最大的A股医药类上市公司。
  此前光明集团收购云南最大糖业公司英茂糖业、上海航空“归顺”东方航空,则被视为上海国资企业跨区域重组的案例。
  然而,跨所有制重组始终未见大手笔,即使是盛传已久的光明集团收购澳大利亚最大的糖提炼企业CSR旗下的糖和可再生能源业务一事,亦无实质进展。
  有专家认为,根本的问题在于,无论是上海医药的重组,还是上航、东航的合并,抑或光明集团的收购,其背后都是上海市国资委的强势推动,并非完全出于企业自身的决策计划。“重组的动力仍然来自国资委的意愿而非企业本身的需要,‘包办婚姻’的本质并未改变。或许这也是上海国资跨所有制重组缺乏成功案例的根本原因。”
  而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新平台,似乎更多的是承载政策目标,寄希望于其来实现国资重组与国资进退的市场化,似乎强人所难。
  东方证券策略分析师毛楠也指出,地方国资委对于进退哪些行业往往从下属资产未来盈利能力的角度考虑,做不到国务院国资委放手零售、百货等完全竞争行业只专注于关乎国计民生基础工业的超然态度。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周效门则认为,“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他指出,上海的企业管理者与政府官员是不分的,“俞正声曾经说过,上海的企业老总讲的都是政府官员讲的话,讲政治,讲大局,不像是企业家讲的话”。此外,海派文化本身具有保守、稳健、不愿意冒风险的特点,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上海“强政府,强国企,弱企业,弱民企”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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