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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在我们国土上已消失多年了,现在除了银幕上偶尔出现这个话题之外,人们几乎忘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匪患。然而,在解放初期,它却祸及全国。当时,蒋介石在全国组织了200多万政治土匪,其中江西就有近300股,5万5千余人。蒋介石把江西作为它的15个“重点游击区”之一,并派大员何应钦亲自来赣组建“豫章山区綏靖司令部”。这些土匪怀着对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刻骨仇恨,以赣东山区为活动中心,烧杀、劫掠,杀害我革命干部,攻击我政府机关,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所以当时江西的剿匪斗争也显得特别激烈,前后延续达三年之久。
《生死对决——赣东剿匪反特纪实》一书再现了当年剿匪反特的真实历史,揭露了敌人的狰狞面目和残酷本性,讴歌了剿匪英雄的伟大品格。书中没有详细叙述剿匪过程,而是聚集在剿匪反特英雄身上,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在生死关头所显现的无惧无畏、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1950年2月21日,资溪县城被土匪攻陷时,副教导员林兴才仍带领干部战士与土匪激烈地搏斗,为了营救被困城中的同志,他几次冲进顽敌聚集、弹雨横飞的城里,最后壮烈牺牲。妇女干部杨秀峰,与离别多年的爱人相逢才几个月,便遭到土匪的围困。为了掩护同志脱险,她毅然扑向敌人,把生的希望留给其他同志。乡村基层干部络运年和傅全仂,在抢劫公粮的残暴的土匪面前正气凛然,对着敌人的枪口,拍着自己的额头说:“要粮食没有,要脑壳在这里……”是什么使他们如此勇敢如此顽强置生死于不顾?是共产主义理想,也正是胡锦涛同志强调要我们“学习和弘扬”的“对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坚定信念”。
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开拓精神和创造精神,也是这本书浓墨重彩着力描述之处。1949年初解放时,在赣东地区这块有10个县市、10万人口、1.8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着大量的土匪、特务、地主、恶霸等敌对势力,仅政治土匪就有一个军的编制。而我们的力量总共只有一个200多人的南下热辽干部大队,以及不足一个团的剿匪部队。要涤荡那么大面积的污泥浊水,就必须富于开拓性和创造性。南城三区区长未放一枪,运用政治智慧,降服了一个土匪大队。分区侦察参谋“以‘匪’制匪”,没有出动一兵一卒,便使数以百计的土匪拖枪来降。匪首向理安,被剿匪部队打得无处立足,跑到香港做了国民党双料特务,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但他的行程全在我公安部门的手掌心……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革命事业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这本书以大量的事实证明,哪里的群众工作做好了,哪里的土匪、特务就受到遏止,并很快被歼灭。匪首汪澜所部在临川被歼后,他逃亡福建,一人在山区小村藏匿,化装成一个卖灯芯的老头,剿匪部队找他不着,他也自以为得计。可不久便被两个手无寸铁的民兵抓获了。匪首、特务吴勋民,在宜黄被剿匪部队重创师部后逃到福建宁化,躲到深山老林一个庙里当和尚。这里大山绵延,林木苍莽,不要说藏一两个人,就是一两百人躲到这里,也如几粒沙子落到大海里一样,难见踪影。但觉悟了的农民很快就将这个假和尚捉拿归案。资溪是匪患的重灾区,到1952年夏,仍有以熊文辉为首的一股残匪在蔡家岭一带活动。我剿匪部队多次围剿、追剿,以致拉网式的搜剿,都被他们逃脱了。但是,后来熊文辉等还是被几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绑得结结实实地送到了区政府。时任资溪县委书记的韩增田深有感触地说:“你不行,我不行,群众能行。”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本书的作者是5位年过古稀的离休老同志,他们有的参加过抗日战争,有的参加过解放战争。解放初期他们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人,亲身参加了那场剧烈的斗争,书中一些事件是他们亲身参与、经历过的,有的本人就是直接在前沿指挥剿匪的公安局长、区长,而许多英雄人物则是他们所熟悉的同志和战友,所以他们写起来充满激情。为了收集资料,他们不但跑遍赣东各县,深入农村山区,而且还北上山东,南下福建,采访当年战斗在剿匪反特前线的英雄。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写作态度又严肃认真,反复推敲,数易其稿。因此,本书不仅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且读来自然流畅,引人入胜,具有相当的艺术性。年轻人会在陌生中产生新的渴求、新的兴味,老年人则将从熟悉的往事里找到自己激情如火的岁月和那绚丽如花的青春年华。正如本书的三位顾问之一、原省人大主任许勤同志在书的序言中说的那样,“重新翻一翻这页剿匪史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因为重温当年的斗争和剿匪英雄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可以激励人们居安思危,奋发图强”,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勇前进。
责编/何之
《生死对决——赣东剿匪反特纪实》一书再现了当年剿匪反特的真实历史,揭露了敌人的狰狞面目和残酷本性,讴歌了剿匪英雄的伟大品格。书中没有详细叙述剿匪过程,而是聚集在剿匪反特英雄身上,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在生死关头所显现的无惧无畏、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1950年2月21日,资溪县城被土匪攻陷时,副教导员林兴才仍带领干部战士与土匪激烈地搏斗,为了营救被困城中的同志,他几次冲进顽敌聚集、弹雨横飞的城里,最后壮烈牺牲。妇女干部杨秀峰,与离别多年的爱人相逢才几个月,便遭到土匪的围困。为了掩护同志脱险,她毅然扑向敌人,把生的希望留给其他同志。乡村基层干部络运年和傅全仂,在抢劫公粮的残暴的土匪面前正气凛然,对着敌人的枪口,拍着自己的额头说:“要粮食没有,要脑壳在这里……”是什么使他们如此勇敢如此顽强置生死于不顾?是共产主义理想,也正是胡锦涛同志强调要我们“学习和弘扬”的“对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坚定信念”。
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开拓精神和创造精神,也是这本书浓墨重彩着力描述之处。1949年初解放时,在赣东地区这块有10个县市、10万人口、1.8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着大量的土匪、特务、地主、恶霸等敌对势力,仅政治土匪就有一个军的编制。而我们的力量总共只有一个200多人的南下热辽干部大队,以及不足一个团的剿匪部队。要涤荡那么大面积的污泥浊水,就必须富于开拓性和创造性。南城三区区长未放一枪,运用政治智慧,降服了一个土匪大队。分区侦察参谋“以‘匪’制匪”,没有出动一兵一卒,便使数以百计的土匪拖枪来降。匪首向理安,被剿匪部队打得无处立足,跑到香港做了国民党双料特务,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但他的行程全在我公安部门的手掌心……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革命事业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这本书以大量的事实证明,哪里的群众工作做好了,哪里的土匪、特务就受到遏止,并很快被歼灭。匪首汪澜所部在临川被歼后,他逃亡福建,一人在山区小村藏匿,化装成一个卖灯芯的老头,剿匪部队找他不着,他也自以为得计。可不久便被两个手无寸铁的民兵抓获了。匪首、特务吴勋民,在宜黄被剿匪部队重创师部后逃到福建宁化,躲到深山老林一个庙里当和尚。这里大山绵延,林木苍莽,不要说藏一两个人,就是一两百人躲到这里,也如几粒沙子落到大海里一样,难见踪影。但觉悟了的农民很快就将这个假和尚捉拿归案。资溪是匪患的重灾区,到1952年夏,仍有以熊文辉为首的一股残匪在蔡家岭一带活动。我剿匪部队多次围剿、追剿,以致拉网式的搜剿,都被他们逃脱了。但是,后来熊文辉等还是被几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绑得结结实实地送到了区政府。时任资溪县委书记的韩增田深有感触地说:“你不行,我不行,群众能行。”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本书的作者是5位年过古稀的离休老同志,他们有的参加过抗日战争,有的参加过解放战争。解放初期他们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人,亲身参加了那场剧烈的斗争,书中一些事件是他们亲身参与、经历过的,有的本人就是直接在前沿指挥剿匪的公安局长、区长,而许多英雄人物则是他们所熟悉的同志和战友,所以他们写起来充满激情。为了收集资料,他们不但跑遍赣东各县,深入农村山区,而且还北上山东,南下福建,采访当年战斗在剿匪反特前线的英雄。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写作态度又严肃认真,反复推敲,数易其稿。因此,本书不仅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且读来自然流畅,引人入胜,具有相当的艺术性。年轻人会在陌生中产生新的渴求、新的兴味,老年人则将从熟悉的往事里找到自己激情如火的岁月和那绚丽如花的青春年华。正如本书的三位顾问之一、原省人大主任许勤同志在书的序言中说的那样,“重新翻一翻这页剿匪史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因为重温当年的斗争和剿匪英雄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可以激励人们居安思危,奋发图强”,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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