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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坛是中国古代祭坛文化的集大成者，代表了中国古建筑中祭坛建筑文化及艺术的最高水平，保留了现存最为完备的祭坛建筑形式，蕴含了丰厚的祭祀文化和建筑哲理。从天坛自古到今的身份变化中，我们可以窥探各个时代的主旋律，它是时代精神的载体之一，本文尝试对此梳理一条线索，以求大家对天坛当今的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进行更宏观的思考和探究，做出更合理判断的定位。
关键词：天坛社会功能文化内涵
北京天坛为我国现存最大的一处坛庙建筑，是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祈丰收、祈雨的地方，皇帝于每年冬至、正月上辛及孟夏来此举行祭奠，明代占地约2737万平方米，相当于北京故宫的四倍[1]。天坛是中国古代祭坛文化的集大成者，代表了中国古建筑中祭坛建筑文化及艺术的最高水平，保留了现存最为完备的祭坛建筑形式，蕴含了丰厚的祭祀文化和建筑哲理。
一、天坛的格局与建筑特点
现存的北京天坛地面建筑为清代所建，但其布局仍沿用了明嘉靖时期的旧址。天坛是圜丘和祈谷坛的总称，圜丘定南，祈谷坛位北，由内外两重坛墙环绕，围墙平面呈南方北苑，象征天圆地方。圜丘又分圜丘坛和皇穹宇两部分，同祈谷坛同在南北中轴线上，最南端的圜丘坛为冬至祭天所用，嘉靖十三年（1534年）下旨：“圜丘、方泽今后称天坛、地坛。”明确了祭祀分天地制度。圜丘坛为露天圆形祭台。坛分三层，每层坛面及周围的栏板柱子皆为汉白玉（明代用青色琉璃）。每层之面径、台高、围墙高的尺寸均用五、九作为尾数或者基数。中国历来视九、五为皇帝之尊，故用此数来表示对天帝的崇敬。
皇穹宇是存放“昊天上帝”神位的地方，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创建时出名“泰神殿”，嘉靖十七年（1538年）改称“皇穹宇”。此殿为单檐攒尖顶小殿（明代为重檐攒尖顶），殿前东西各建一配殿，存放圜丘从祀的神位。外以圆形围墙环绕，即是世人所熟知的“回音壁”。丹陛桥长360米，宽30米，砖石砌成，南北走向，因其下有两孔涵洞称其为桥，也称海墁大道。丹陛桥，其南端稍高出地表，北端高出地表约4.5米。它南接圜丘成贞门，北接祈谷坛南砖门，将圜丘与祈年殿结为一体，构成了天坛建筑的主轴线。
祈年殿（明代永乐时为大祀殿，嘉靖二十四年改建为“泰享殿”，也叫大享殿。清乾隆十六年改称“祈年殿”）是天坛北部的主要建筑，原为用作秋末大享祭天之用，但并未实行。祈年殿外檐12根大柱间有蓝色琉璃槛墙，槛墙上为三抹菱花窗，皆红漆并饰有龙纹，正南三间设门。大殿当中4根龙井柱，象征春夏秋冬四季；中层12根金柱通体朱红，象征1年的12个月；外层12根檐柱亦能象征1天12个时辰；中外两层共24根柱子，象征24个节气；加上中间4根大柱共28根，象征周天28星宿；28柱加上柱顶的8根童柱，合计36根，象征36天罡。[3]这种设计，反映了古人的天文学理念。
祈年门（明代称大祀门或大享门）为五间三门宽庑殿琉璃瓦顶。祈年殿为三重檐攒尖顶，明代上层用青色琉璃瓦，中层用黄色，下檐用绿色，后清乾隆十六年鉴于其三色顶与礼仪未当将其改建为单一青色改建，并更名为祈年殿（明代称大享殿）。大殿立在高六米的三层汉白玉基石上，其前有东西两配殿，外绕方形围墙，绿琉璃筒瓦通脊。祈年殿后有皇乾殿，五开间，蓝琉璃，日常供养神位。
斋宫位于天坛西门以南，是皇帝祭天坛时在天坛里居住的寝宫，其建筑轴线为东西向，改变了皇宫中“王向南”的建筑布局，以体现皇帝对天的尊敬。
二、天坛建造的历史沿革及其文化内涵和价值的转变
1、明清时期的天坛
（1）以天为敬
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社会，上天是否降雨，不仅关系到众生的生存，也影响到一个王朝的稳定。对天的理解及对天的崇敬在天坛建筑中有充分的体现：依照古人“阴阳”理论，他们将单数(奇数)看作阳数，而将双数(偶数)视为阴数，认为上帝居住在九天之上，“九”是阳数中最大的数，为了表示上天的崇高和展现祭天建筑的纯阳性，在祭天建筑的建造格式采用九的倍数进行设计。比如圜丘的建造是以天心石為中心，“外铺的扇形石板以9的倍数向外延展，以9的倍数向外延展，第一重为9块，第二重为18块，直到第九重为81块，上层坛面共计石板数405块（不计天心石）；下面两层台面的石板和四周的栏板、望柱也都是以9的倍数递增，中、下层各计石板1134块、1863块。”[4]此外，“天圆地方”“坛而不屋”“柴燎祭天”等等都体现了古人们对天的理解和崇敬。
（2）君权神授，儒家礼制
汉武帝时确立了封建制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儒学由此兴盛，当时大儒家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将天看做自然和社会秩序的最高统治者和安排者，天子受命于天，君主的所作所为是传达上天的意志，君主的无上权威也是来自天命。儒家形成的一套宗法伦理和等级观念在天坛建筑中也体现出来，例如丹陛桥在古代祭祀时，有严格的行走等级规范，中间一条弧形青石道为神道，东侧一条为御道，西侧一条为王道。这充分体现了人神之间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天人观念。斋宫的建筑形制和选址朝向，也都体现了对天的尊敬和等级尊卑的严格划分。
（3）帝王意志的产物
天坛为帝王所建，《周礼》有“冬至日，祭上帝于地上之圜丘”的记载。自周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大多于国都建圜丘祀天。明朝立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即钦定郊祀制度，并“岁必亲祀以为常”。
朱厚熜本是明孝宗皇帝兄弟兴献王的儿子，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病亡，由于没有子嗣，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在慈孝皇太后的支持下，以武宗“遗诏”的形式，使朱厚熜践祚，于是朱厚熜跃然成了万乘之君成为大明帝国的嘉靖皇帝。即位之初，他曾想追尊兴献王，但廷臣屡屡以“于礼不符”劝阻此事，这直接为朱厚熜日后改革礼制做了铺垫。
嘉靖九年二月，朱厚熜下令兴建圜丘，并强硬地诏诣昊天上帝尊谥为皇天上帝，尊兴献王为睿宗献皇帝，同时诏改泰神殿为皇穹宇，皇穹宇建成当年，朱厚熜也将大祀殿拆掉了，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新殿——大享殿在其遗址上落成，然而他再未踏上这片土地，“明堂大享礼”仍在大内的玄极宝殿中进行。朱厚熜的礼制改革就此结束正是他使明太宗朱棣所缔造的北京坛庙格局易制，天坛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从而奠定了北京帝都建筑群的基本格局，也最终确定了中国古代冬至祀天的祭祀礼制。
2、民国时期到解放前的天坛
自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在社会大动荡的背景下，除1941年12月23日袁世凯闹剧般进行过一次“祭天”外，天坛皇家庙坛的地位不夫存在，它更多的是侵略军的掠夺地、战争实验室、军队的驻扎区、难民的避难所。上天和世人互利互惠的关系破裂，面对比天灾更难应付的人祸，“天”和“天坛”的神圣都遭到质疑，并被抛到一边。1918年天坛以公园身份开放，正式宣布了其宗法功能向观光旅游功能的转化。
1935年北平市政府决定对天坛实施全面的修缮，并特向国内进行工程招标，最后确定由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领衔委托基泰工程司来承担天坛修缮工程的测绘和施工。[5]参与其中活动的有关颂声、杨廷宝、朱启钤、刘敦桢、梁思成、林徽因等这次修缮，以“修旧如旧”为原则，杨廷宝先生也亲自与工匠师傅们配色补样，祈年殿屋顶的防水措施也采用传统工艺的手法。这批学者以保护古代建筑珍品为出发点，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林徽因曾说“自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祀天地宫殿的女人”[6]此话再次表明，天坛不再是神的乐园，也不是皇家圣地，它已失去了原本实用的祭祀功能，而以古代建筑文物的身份进入人们的视野。
3、解放后至今的天坛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代表杨作良代表人民政府接管了坛庙管理事务所。[7]之后，为了统一管理全市公园风景区及城市绿化建设等工作，天坛划分到北京市园林处管理。在加强园艺绿化、古树保护的同时，斋宫建成了露天剧场，长廊、宰牲亭、北神厨3处辟为文化经济建设的展览场所。祈年殿东西配殿、皇穹宇及东西配殿、北神厨、长廊、宰牲亭等处先后举行过各种展览。天坛转变为公园，是由政府经营的作为自然观赏区和供公众的休息游玩的公共区域，是为人民生活服务的。
1998年12月天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天坛为：天坛是建筑和景观设计之杰作，朴素而鲜明的体现出对世界伟大文明之一的发展产生过影响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宇宙观；许多世纪以来，天坛所独具的象征性布局和计，对远东地区的建筑和规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王朝统治之下，而天坛的设计和布局正是这些封建王朝合法性之象征。[8]
天坛成为中国传统哲学在帝王身上的体现，保护天坛及其周围街区的文化遗迹具有传承文化的深远意义，它作为古代皇家建筑珍品、自然博物馆、儒家文化的经典、世界文化遗产、发展旅游业的载体等等，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成功申报了首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几年春节期间天坛都举行了“祭天”仪仗展演、“祭天乐舞”展演等活动[9]；政府和学者们也对其保护和发展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民众不知疲乏地参与到各项规划和活动之中。天坛正在迎来它的另一次辉煌和万众瞩目。
三、结语
天坛从娱神到娱人，在时间洗礼和历史变革中，不仅天坛建筑实物遭受摧毁，无法诠释其最初的面貌，让人痛惜。幸运的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民众都投入到文化发掘和文化振兴的狂热中，“天坛”被委以以世界文化遗产之名对建设特色鲜明的文化产业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宜居城市做出自己的贡献的重任。从天坛自古到今的身份变化中，我们可以窥探各个时代的主旋律，它是时代精神的载体之一，本文尝试对此梳理一条线索，以求大家对天坛当今的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进行更宏观的思考和探究，做出更合理判断的定位。
关键词：天坛社会功能文化内涵
北京天坛为我国现存最大的一处坛庙建筑，是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祈丰收、祈雨的地方，皇帝于每年冬至、正月上辛及孟夏来此举行祭奠，明代占地约2737万平方米，相当于北京故宫的四倍[1]。天坛是中国古代祭坛文化的集大成者，代表了中国古建筑中祭坛建筑文化及艺术的最高水平，保留了现存最为完备的祭坛建筑形式，蕴含了丰厚的祭祀文化和建筑哲理。
一、天坛的格局与建筑特点
现存的北京天坛地面建筑为清代所建，但其布局仍沿用了明嘉靖时期的旧址。天坛是圜丘和祈谷坛的总称，圜丘定南，祈谷坛位北，由内外两重坛墙环绕，围墙平面呈南方北苑，象征天圆地方。圜丘又分圜丘坛和皇穹宇两部分，同祈谷坛同在南北中轴线上，最南端的圜丘坛为冬至祭天所用，嘉靖十三年（1534年）下旨：“圜丘、方泽今后称天坛、地坛。”明确了祭祀分天地制度。圜丘坛为露天圆形祭台。坛分三层，每层坛面及周围的栏板柱子皆为汉白玉（明代用青色琉璃）。每层之面径、台高、围墙高的尺寸均用五、九作为尾数或者基数。中国历来视九、五为皇帝之尊，故用此数来表示对天帝的崇敬。
皇穹宇是存放“昊天上帝”神位的地方，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创建时出名“泰神殿”，嘉靖十七年（1538年）改称“皇穹宇”。此殿为单檐攒尖顶小殿（明代为重檐攒尖顶），殿前东西各建一配殿，存放圜丘从祀的神位。外以圆形围墙环绕，即是世人所熟知的“回音壁”。丹陛桥长360米，宽30米，砖石砌成，南北走向，因其下有两孔涵洞称其为桥，也称海墁大道。丹陛桥，其南端稍高出地表，北端高出地表约4.5米。它南接圜丘成贞门，北接祈谷坛南砖门，将圜丘与祈年殿结为一体，构成了天坛建筑的主轴线。
祈年殿（明代永乐时为大祀殿，嘉靖二十四年改建为“泰享殿”，也叫大享殿。清乾隆十六年改称“祈年殿”）是天坛北部的主要建筑，原为用作秋末大享祭天之用，但并未实行。祈年殿外檐12根大柱间有蓝色琉璃槛墙，槛墙上为三抹菱花窗，皆红漆并饰有龙纹，正南三间设门。大殿当中4根龙井柱，象征春夏秋冬四季；中层12根金柱通体朱红，象征1年的12个月；外层12根檐柱亦能象征1天12个时辰；中外两层共24根柱子，象征24个节气；加上中间4根大柱共28根，象征周天28星宿；28柱加上柱顶的8根童柱，合计36根，象征36天罡。[3]这种设计，反映了古人的天文学理念。
祈年门（明代称大祀门或大享门）为五间三门宽庑殿琉璃瓦顶。祈年殿为三重檐攒尖顶，明代上层用青色琉璃瓦，中层用黄色，下檐用绿色，后清乾隆十六年鉴于其三色顶与礼仪未当将其改建为单一青色改建，并更名为祈年殿（明代称大享殿）。大殿立在高六米的三层汉白玉基石上，其前有东西两配殿，外绕方形围墙，绿琉璃筒瓦通脊。祈年殿后有皇乾殿，五开间，蓝琉璃，日常供养神位。
斋宫位于天坛西门以南，是皇帝祭天坛时在天坛里居住的寝宫，其建筑轴线为东西向，改变了皇宫中“王向南”的建筑布局，以体现皇帝对天的尊敬。
二、天坛建造的历史沿革及其文化内涵和价值的转变
1、明清时期的天坛
（1）以天为敬
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社会，上天是否降雨，不仅关系到众生的生存，也影响到一个王朝的稳定。对天的理解及对天的崇敬在天坛建筑中有充分的体现：依照古人“阴阳”理论，他们将单数(奇数)看作阳数，而将双数(偶数)视为阴数，认为上帝居住在九天之上，“九”是阳数中最大的数，为了表示上天的崇高和展现祭天建筑的纯阳性，在祭天建筑的建造格式采用九的倍数进行设计。比如圜丘的建造是以天心石為中心，“外铺的扇形石板以9的倍数向外延展，以9的倍数向外延展，第一重为9块，第二重为18块，直到第九重为81块，上层坛面共计石板数405块（不计天心石）；下面两层台面的石板和四周的栏板、望柱也都是以9的倍数递增，中、下层各计石板1134块、1863块。”[4]此外，“天圆地方”“坛而不屋”“柴燎祭天”等等都体现了古人们对天的理解和崇敬。
（2）君权神授，儒家礼制
汉武帝时确立了封建制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儒学由此兴盛，当时大儒家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将天看做自然和社会秩序的最高统治者和安排者，天子受命于天，君主的所作所为是传达上天的意志，君主的无上权威也是来自天命。儒家形成的一套宗法伦理和等级观念在天坛建筑中也体现出来，例如丹陛桥在古代祭祀时，有严格的行走等级规范，中间一条弧形青石道为神道，东侧一条为御道，西侧一条为王道。这充分体现了人神之间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天人观念。斋宫的建筑形制和选址朝向，也都体现了对天的尊敬和等级尊卑的严格划分。
（3）帝王意志的产物
天坛为帝王所建，《周礼》有“冬至日，祭上帝于地上之圜丘”的记载。自周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大多于国都建圜丘祀天。明朝立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即钦定郊祀制度，并“岁必亲祀以为常”。
朱厚熜本是明孝宗皇帝兄弟兴献王的儿子，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病亡，由于没有子嗣，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在慈孝皇太后的支持下，以武宗“遗诏”的形式，使朱厚熜践祚，于是朱厚熜跃然成了万乘之君成为大明帝国的嘉靖皇帝。即位之初，他曾想追尊兴献王，但廷臣屡屡以“于礼不符”劝阻此事，这直接为朱厚熜日后改革礼制做了铺垫。
嘉靖九年二月，朱厚熜下令兴建圜丘，并强硬地诏诣昊天上帝尊谥为皇天上帝，尊兴献王为睿宗献皇帝，同时诏改泰神殿为皇穹宇，皇穹宇建成当年，朱厚熜也将大祀殿拆掉了，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新殿——大享殿在其遗址上落成，然而他再未踏上这片土地，“明堂大享礼”仍在大内的玄极宝殿中进行。朱厚熜的礼制改革就此结束正是他使明太宗朱棣所缔造的北京坛庙格局易制，天坛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从而奠定了北京帝都建筑群的基本格局，也最终确定了中国古代冬至祀天的祭祀礼制。
2、民国时期到解放前的天坛
自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在社会大动荡的背景下，除1941年12月23日袁世凯闹剧般进行过一次“祭天”外，天坛皇家庙坛的地位不夫存在，它更多的是侵略军的掠夺地、战争实验室、军队的驻扎区、难民的避难所。上天和世人互利互惠的关系破裂，面对比天灾更难应付的人祸，“天”和“天坛”的神圣都遭到质疑，并被抛到一边。1918年天坛以公园身份开放，正式宣布了其宗法功能向观光旅游功能的转化。
1935年北平市政府决定对天坛实施全面的修缮，并特向国内进行工程招标，最后确定由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领衔委托基泰工程司来承担天坛修缮工程的测绘和施工。[5]参与其中活动的有关颂声、杨廷宝、朱启钤、刘敦桢、梁思成、林徽因等这次修缮，以“修旧如旧”为原则，杨廷宝先生也亲自与工匠师傅们配色补样，祈年殿屋顶的防水措施也采用传统工艺的手法。这批学者以保护古代建筑珍品为出发点，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林徽因曾说“自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祀天地宫殿的女人”[6]此话再次表明，天坛不再是神的乐园，也不是皇家圣地，它已失去了原本实用的祭祀功能，而以古代建筑文物的身份进入人们的视野。
3、解放后至今的天坛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代表杨作良代表人民政府接管了坛庙管理事务所。[7]之后，为了统一管理全市公园风景区及城市绿化建设等工作，天坛划分到北京市园林处管理。在加强园艺绿化、古树保护的同时，斋宫建成了露天剧场，长廊、宰牲亭、北神厨3处辟为文化经济建设的展览场所。祈年殿东西配殿、皇穹宇及东西配殿、北神厨、长廊、宰牲亭等处先后举行过各种展览。天坛转变为公园，是由政府经营的作为自然观赏区和供公众的休息游玩的公共区域，是为人民生活服务的。
1998年12月天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天坛为：天坛是建筑和景观设计之杰作，朴素而鲜明的体现出对世界伟大文明之一的发展产生过影响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宇宙观；许多世纪以来，天坛所独具的象征性布局和计，对远东地区的建筑和规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王朝统治之下，而天坛的设计和布局正是这些封建王朝合法性之象征。[8]
天坛成为中国传统哲学在帝王身上的体现，保护天坛及其周围街区的文化遗迹具有传承文化的深远意义，它作为古代皇家建筑珍品、自然博物馆、儒家文化的经典、世界文化遗产、发展旅游业的载体等等，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成功申报了首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几年春节期间天坛都举行了“祭天”仪仗展演、“祭天乐舞”展演等活动[9]；政府和学者们也对其保护和发展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民众不知疲乏地参与到各项规划和活动之中。天坛正在迎来它的另一次辉煌和万众瞩目。
三、结语
天坛从娱神到娱人，在时间洗礼和历史变革中，不仅天坛建筑实物遭受摧毁，无法诠释其最初的面貌，让人痛惜。幸运的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民众都投入到文化发掘和文化振兴的狂热中，“天坛”被委以以世界文化遗产之名对建设特色鲜明的文化产业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宜居城市做出自己的贡献的重任。从天坛自古到今的身份变化中，我们可以窥探各个时代的主旋律，它是时代精神的载体之一，本文尝试对此梳理一条线索，以求大家对天坛当今的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进行更宏观的思考和探究，做出更合理判断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