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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名叫申友礼，他在1956年至1966年任河南省洛阳地区伊川县县长，我讲述的正是他这一段作为县长的故事。
父亲于1930年农历2月19日出生在山西晋城太行山北麓泽州盆地的一个小山村里。家里世代为农，勤劳耕耘。15岁时，他从儿童团长做起，为八路军领导的晋北抗日武装做革命工作。17岁正式入伍，并于同年八月随陈谢兵团南下，渡过黄河来到河南。1948年春天，由于地方工作需要，他被分配到豫西专署财粮科，后被新成立的伊川县人民政府财粮科点名要去。18岁时担任伊川县团工委副书记;19岁任伊川县政府财政科副科长;24岁升任伊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6年，在他26岁时被选举为伊川县县长。
从父亲的履历来看，职务上的晋级是很快的，怎么做到的？当然是干出来的。他从小被夸赞是“心勤、手勤，二勤有功的孩子”，之后他把“二勤”全部用在了工作上。“下乡背柴，别人都扛一份柴，他扛三份。干活不知道累，不知道歇，憨子！”这是我妈说的话。
“他每上一步都不愧。”
“不管家，眼看我要生孩子了，他开会去了。”
母亲的唠叨还原出了许多故事。单是在生孩子这一点上，他被我母亲唠叨了一辈子。母亲17岁嫁给父亲，生了六胎，活了五个。生这六个孩子，父亲居然没有一次陪在身边。“他不知道孩子是咋生出来的。我没坐过月子，没人在身边给打过一碗鸡蛋汤。”这些话，小的时候只是听听而已，待我长大成人有了孩子，才懂得母亲当年的委屈有多深，也可以印证父亲的工作有多忙。
心无旁骛、一心工作是父亲的特点。实实在在、不贪不占不懒的品格让他迅速脱颖而出。26岁时，成了当年河南省最年轻的县长，也让那个“背着粪箩筐的县长”形象从此走进伊川人民心里。
“背着粪箩筐的县长”几乎是父亲在伊川的另一个名字。这个拾粪的箩筐是他当时的标配。
父亲在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话：“从1956年到1966年，我当了十年伊川县县长。从当上县长那一天起，我就暗暗立下决心誓言，绝不辜负人民的重托，要鞠躬尽瘁兢兢业业地带领伊川人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重绘伊川锦绣河山，让伊川几十万人民都过上丰衣足食的美满生活。”
他下乡一不坐车，二不骑车，只靠两条腿，背上粪箩筐就走了。太阳刚刚放出第一道光芒时，他就已经走在乡间的路上了。一边走路，一边拾粪，粪筐满了就顺手倒进身边的庄稼地里。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下乡不坐车呢？走路多累呀。他回答说，刚开始是没有车，后来发现走路反而能做不少事，比如拾粪。这里面有一点父亲没说，那就是“风景”不会错过。这里的“风景”是沿途的风土人情，是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炎热，是庄稼的旱涝长势，是百姓的喜乐哀愁。走过以后，这些“风景”便全看进了心里。
那时的伊川县老百姓都知道，如果遇见一个身背粪箩筐，操着外乡口音的高个子男人，“那就是咱县长”。
父亲常年在乡下，每天交三毛钱的伙食费，和农民吃住在一起。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乡下来的年轻人将我父亲称作“伯”，每次进城来都要来我家里看看，与父亲说说笑笑。我曾问我们两家是什么关系，这个年轻人说：“我伯当年下乡时住在俺家窑洞里，和俺爷是钻一个被窝的好朋友。每天早上，我伯去地里干活，起得比我爷都早。”我想，父亲日记里写的“打了一把五斤重的大锄头，起早贪黑地翻土地”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时候。我能想象到他和老农围在炕头上说笑聊天的情景，也能想象到他披星戴月在地里挖土时的神情。我们和这户庄稼人家的情谊维持了几十年，一直都有来往。
父亲背着粪箩筐“雙脚走天下”，遇到有“风景”的地方，他就会停下，随时随地办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办公现场。我想他以这种方式处理问题真是比坐在办公室里要实在太多了，当然也会公正许多，因为问题都在他的眼睛里。事实上，他在伊川做的许多事情，留下的许多“功绩”，正是基于这种“双脚走天下”的“心中有数”。尽管时代变了，但对于一个地方的父母官来说，用双脚丈量管辖的土地是一件多么行之有效的事。踏过的每一块岩石，捧起的每一口泉水，迎面掠过的每一阵清风，看见的每一棵摇曳的庄稼苗，都是与这块土地的交流和对话。有了这种交流，才可能真正用心去体会这块土地的好和不足。这块土地才能融进人的感知，让人真真正正地爱上，甘愿为其付出，为其努力。这是一种天人感应和融入的过程，这是在车上看着一闪而过的风景所感受不到的体验。父亲当然没有这么诗意，只是他用实实在在的品质无意间做到了。他在行走的过程中，真正地把自己和这片土地融在了一起。他把办公室设在田间地头，设在农民的炕头上灶火边。整个伊川的山川大地都是他的办公地，乡间的老农就是他的同事、同伴和助手。他在情感上和这片土地无法分离。
1958年，父亲把我母亲和两个孩子的户口直接从城里转到了乡下，转到一个叫王庄的村子里，给我母亲在棉花试验区承包了两亩棉花地，让她带着孩子种棉花。我想正是基于这种和土地无法分离的情感。为了不离开，为了回到家也能随时随地研究观察棉花的生长，他们在乡下不知道住了多久。
母亲告诉我们，在北京参加全国棉花会议时，周恩来总理曾拉着我父亲的手叫他是“河南来的土专家”，可以反映出他带着全家在乡下种棉花的经历。
除此以外，伊川的不少老百姓都能讲述的还有他在寒冬腊月天修水库时跳进水坑里堵漏水的故事。
伊川县地处豫西低山丘陵地区，周围群山环绕，伊河纵穿南北，“二山一川七分岭”。降雨量常年分配不均。若降雨，便是暴雨，引发洪水;不降雨，便是干旱，颗粒无收。所以兴修水利，是一个县工作的重中之重。修水库要先挖截水墙，防止水库建成后漏水。在修樊店水库的时候，截水墙挖成后，出现大量地下水无法排除，借来的涡轮机大家不会操作发挥不了作用。父亲带着一批民工，跳进冰冷的水坑中清理漏水，冒着大雪整整干了一夜。这个故事流传甚广，我记得从小到大但凡遇见伊川人，他们几乎都能讲起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尾总是这样：“县长都跳下去了，还能有谁不跳？”这个故事常让我想起铁人王进喜跳进泥浆池里的情景，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英雄”两字。 修陆浑水库时，父亲住在工棚里，带着三万人，整整有一个月没有脱过衣服睡觉。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当年带领群众兴修的各种水利工程仍然在造福伊川百姓，那些水利工程就是他立在乡间的丰碑。
还有就是放粮。1959年自然灾害严重，全年干旱。丘陵地带的庄稼基本绝收，各种农作物大幅度减产，完成上级下派的统购粮任务是很困难的。父亲的回忆录里对这一段的叙述是这样的：“三伏天里没下过一场透滴雨，丘陵坡地的玉米基本绝收，各种农作物大幅度减产。全县亩产比1958年减少了102.8斤，总产量为6349万斤……有的官僚主义，只看伊河两岸。不知两岭地方缺水，灾情严重。按丰收分配统购粮任务，一下子涨到了2400万斤……有一次，洛阳地委书记纪登奎同志参加了我们的县委会议。在讨论时，纪书记问我：‘老申，你说应该征多少？’我未考虑就说：‘800万斤。’一下子减了三分之二。我因为常年在基层，这个估计没有错。话一出口，有些干部就吓坏了，当场反对我的意见……”
父亲顶着重重压力向时任洛阳地委书记的纪登奎同志以及省委领导如实地汇报了灾害情况，引起了上级的重视。上级派来了100多人的工作组到伊川勘查灾情，最后不仅免除了伊川县全部的粮食征购任务，还提供了大量支援，解决了伊川县的困境。
这件事在伊川一直被传为美谈，老百姓从此叫他是“当代放粮的包公”，对他感激不已。当官的哪个好哪个不好，老百姓最知道，他们会用最朴素的情感和行动来回报。
父亲在这里担任过十年县长。十年间，他用双脚量遍了伊川的土地。他对这里的山山水水熟悉到如观案上的棋盘，每一个角落他都如数家珍。在我父亲的晚年，无论问起哪一个村庄，他都能脱口而出，这个村子属于什么乡，在哪个方位，周围的村子叫什么，村里有几个姓，多少人口，什么土质，适合种植什么，甚至村头有棵什么树，哪里有口窑洞，发生过什么故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父亲真诚的付出也收获了真诚的回报。离开那个职位多年以后，那一方土地上的人们依然记得当年的老县长。记得有一年我和他乘车路过伊川乡下，他被人们认出，人们哗啦围过来跟他握手问候。接下来的行程里，我们乘坐的汽车几乎难以启动。“申县长要路过”的消息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人们自发地在村子间传递着消息。几乎每经过一个村庄，都会有一群人站在路旁把车拦下，为的是要“看看申县长”，向他们的老县长致意。那一路真的是满满的感动，父亲一生的功劳和政绩，这是最大的见证。
父亲的真诚，他的付出，他的苦干，让他在人们心里高高地站立着。在我动笔写下他的故事时，一位童年好友给我发了一篇微信长文，讲述了一个小裁缝和一个县长的故事。他写道：“我父亲是个裁缝。申县长每次做衣服，是自己带着布料来我家里，先拉拉家常，再说怎么做。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父亲，就是在我家里，放学回到家，见家里坐着一位客人，操着外地口音，慈眉善目……记得当年你父亲要调走的某天夜里，我都已经睡下了，听到有人敲门。父亲开了门，进来的是申县长，他是来送做衣服的钱的。我父亲坚决不要，他硬给留下了。后来我当了领导，我父母常告诫我，要我当官要学申县长，做那样的好人，好官。不显摆，不摆官架子。”
十年，十年能让一个人从童年成长为青年，一棵树从小苗长成栋梁。有人十年磨一剑，父亲虽无意磨剑，但是他走过的脚印却被时间磨砺成了一把刻刀，将他的身影深深地刻在了百姓心里。人若至善，天可怜见。官若至诚，百姓记之。群众的眼睛是最好的镜头，真诚是他们的焦点。我父亲踏实做事的方式让那一方的百姓记住了他。
今年6月10日凌晨，父亲在无病无灾中安然离去。在他的追悼会上，自发前来的伊川人民用大幅标语和书写的故事表达他们的哀思。“送别人民的好县长”这样的条幅挂满了灵堂外的墙壁。其中写道：“天堂告别，今不谈老申生前的官位高低，政绩有多大贡献，在伊川百姓的悼念声中，尽是些申县长背筐拾粪的事情……”
父亲一生端正为人，至真至善至纯。晚年时的他，以一个正厅级离休干部的身份住在一间五十多平米的公寓里。我们许多次地问他是否应该跟上级反映一下，改变居住环境，他都坚决阻止。他对一切都很满足，他说：“一个农村孩子能做到现在，享受这样的待遇，已经很好了！”
父亲是个普普通通又超然绝世的人。他的这些故事，他的一举一動，行事为人，是那样令人信服。今天，我把他的这些故事写出来，因为我知道，他应该是人群中的一面旗帜而不应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我们希望把这面旗子立起来，让它高高飘扬在空中，让人看见，让人效仿。
父亲于1930年农历2月19日出生在山西晋城太行山北麓泽州盆地的一个小山村里。家里世代为农，勤劳耕耘。15岁时，他从儿童团长做起，为八路军领导的晋北抗日武装做革命工作。17岁正式入伍，并于同年八月随陈谢兵团南下，渡过黄河来到河南。1948年春天，由于地方工作需要，他被分配到豫西专署财粮科，后被新成立的伊川县人民政府财粮科点名要去。18岁时担任伊川县团工委副书记;19岁任伊川县政府财政科副科长;24岁升任伊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6年，在他26岁时被选举为伊川县县长。
从父亲的履历来看，职务上的晋级是很快的，怎么做到的？当然是干出来的。他从小被夸赞是“心勤、手勤，二勤有功的孩子”，之后他把“二勤”全部用在了工作上。“下乡背柴，别人都扛一份柴，他扛三份。干活不知道累，不知道歇，憨子！”这是我妈说的话。
“他每上一步都不愧。”
“不管家，眼看我要生孩子了，他开会去了。”
母亲的唠叨还原出了许多故事。单是在生孩子这一点上，他被我母亲唠叨了一辈子。母亲17岁嫁给父亲，生了六胎，活了五个。生这六个孩子，父亲居然没有一次陪在身边。“他不知道孩子是咋生出来的。我没坐过月子，没人在身边给打过一碗鸡蛋汤。”这些话，小的时候只是听听而已，待我长大成人有了孩子，才懂得母亲当年的委屈有多深，也可以印证父亲的工作有多忙。
心无旁骛、一心工作是父亲的特点。实实在在、不贪不占不懒的品格让他迅速脱颖而出。26岁时，成了当年河南省最年轻的县长，也让那个“背着粪箩筐的县长”形象从此走进伊川人民心里。
“背着粪箩筐的县长”几乎是父亲在伊川的另一个名字。这个拾粪的箩筐是他当时的标配。
父亲在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话：“从1956年到1966年，我当了十年伊川县县长。从当上县长那一天起，我就暗暗立下决心誓言，绝不辜负人民的重托，要鞠躬尽瘁兢兢业业地带领伊川人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重绘伊川锦绣河山，让伊川几十万人民都过上丰衣足食的美满生活。”
他下乡一不坐车，二不骑车，只靠两条腿，背上粪箩筐就走了。太阳刚刚放出第一道光芒时，他就已经走在乡间的路上了。一边走路，一边拾粪，粪筐满了就顺手倒进身边的庄稼地里。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下乡不坐车呢？走路多累呀。他回答说，刚开始是没有车，后来发现走路反而能做不少事，比如拾粪。这里面有一点父亲没说，那就是“风景”不会错过。这里的“风景”是沿途的风土人情，是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炎热，是庄稼的旱涝长势，是百姓的喜乐哀愁。走过以后，这些“风景”便全看进了心里。
那时的伊川县老百姓都知道，如果遇见一个身背粪箩筐，操着外乡口音的高个子男人，“那就是咱县长”。
父亲常年在乡下，每天交三毛钱的伙食费，和农民吃住在一起。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乡下来的年轻人将我父亲称作“伯”，每次进城来都要来我家里看看，与父亲说说笑笑。我曾问我们两家是什么关系，这个年轻人说：“我伯当年下乡时住在俺家窑洞里，和俺爷是钻一个被窝的好朋友。每天早上，我伯去地里干活，起得比我爷都早。”我想，父亲日记里写的“打了一把五斤重的大锄头，起早贪黑地翻土地”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时候。我能想象到他和老农围在炕头上说笑聊天的情景，也能想象到他披星戴月在地里挖土时的神情。我们和这户庄稼人家的情谊维持了几十年，一直都有来往。
父亲背着粪箩筐“雙脚走天下”，遇到有“风景”的地方，他就会停下，随时随地办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办公现场。我想他以这种方式处理问题真是比坐在办公室里要实在太多了，当然也会公正许多，因为问题都在他的眼睛里。事实上，他在伊川做的许多事情，留下的许多“功绩”，正是基于这种“双脚走天下”的“心中有数”。尽管时代变了，但对于一个地方的父母官来说，用双脚丈量管辖的土地是一件多么行之有效的事。踏过的每一块岩石，捧起的每一口泉水，迎面掠过的每一阵清风，看见的每一棵摇曳的庄稼苗，都是与这块土地的交流和对话。有了这种交流，才可能真正用心去体会这块土地的好和不足。这块土地才能融进人的感知，让人真真正正地爱上，甘愿为其付出，为其努力。这是一种天人感应和融入的过程，这是在车上看着一闪而过的风景所感受不到的体验。父亲当然没有这么诗意，只是他用实实在在的品质无意间做到了。他在行走的过程中，真正地把自己和这片土地融在了一起。他把办公室设在田间地头，设在农民的炕头上灶火边。整个伊川的山川大地都是他的办公地，乡间的老农就是他的同事、同伴和助手。他在情感上和这片土地无法分离。
1958年，父亲把我母亲和两个孩子的户口直接从城里转到了乡下，转到一个叫王庄的村子里，给我母亲在棉花试验区承包了两亩棉花地，让她带着孩子种棉花。我想正是基于这种和土地无法分离的情感。为了不离开，为了回到家也能随时随地研究观察棉花的生长，他们在乡下不知道住了多久。
母亲告诉我们，在北京参加全国棉花会议时，周恩来总理曾拉着我父亲的手叫他是“河南来的土专家”，可以反映出他带着全家在乡下种棉花的经历。
除此以外，伊川的不少老百姓都能讲述的还有他在寒冬腊月天修水库时跳进水坑里堵漏水的故事。
伊川县地处豫西低山丘陵地区，周围群山环绕，伊河纵穿南北，“二山一川七分岭”。降雨量常年分配不均。若降雨，便是暴雨，引发洪水;不降雨，便是干旱，颗粒无收。所以兴修水利，是一个县工作的重中之重。修水库要先挖截水墙，防止水库建成后漏水。在修樊店水库的时候，截水墙挖成后，出现大量地下水无法排除，借来的涡轮机大家不会操作发挥不了作用。父亲带着一批民工，跳进冰冷的水坑中清理漏水，冒着大雪整整干了一夜。这个故事流传甚广，我记得从小到大但凡遇见伊川人，他们几乎都能讲起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尾总是这样：“县长都跳下去了，还能有谁不跳？”这个故事常让我想起铁人王进喜跳进泥浆池里的情景，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英雄”两字。 修陆浑水库时，父亲住在工棚里，带着三万人，整整有一个月没有脱过衣服睡觉。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当年带领群众兴修的各种水利工程仍然在造福伊川百姓，那些水利工程就是他立在乡间的丰碑。
还有就是放粮。1959年自然灾害严重，全年干旱。丘陵地带的庄稼基本绝收，各种农作物大幅度减产，完成上级下派的统购粮任务是很困难的。父亲的回忆录里对这一段的叙述是这样的：“三伏天里没下过一场透滴雨，丘陵坡地的玉米基本绝收，各种农作物大幅度减产。全县亩产比1958年减少了102.8斤，总产量为6349万斤……有的官僚主义，只看伊河两岸。不知两岭地方缺水，灾情严重。按丰收分配统购粮任务，一下子涨到了2400万斤……有一次，洛阳地委书记纪登奎同志参加了我们的县委会议。在讨论时，纪书记问我：‘老申，你说应该征多少？’我未考虑就说：‘800万斤。’一下子减了三分之二。我因为常年在基层，这个估计没有错。话一出口，有些干部就吓坏了，当场反对我的意见……”
父亲顶着重重压力向时任洛阳地委书记的纪登奎同志以及省委领导如实地汇报了灾害情况，引起了上级的重视。上级派来了100多人的工作组到伊川勘查灾情，最后不仅免除了伊川县全部的粮食征购任务，还提供了大量支援，解决了伊川县的困境。
这件事在伊川一直被传为美谈，老百姓从此叫他是“当代放粮的包公”，对他感激不已。当官的哪个好哪个不好，老百姓最知道，他们会用最朴素的情感和行动来回报。
父亲在这里担任过十年县长。十年间，他用双脚量遍了伊川的土地。他对这里的山山水水熟悉到如观案上的棋盘，每一个角落他都如数家珍。在我父亲的晚年，无论问起哪一个村庄，他都能脱口而出，这个村子属于什么乡，在哪个方位，周围的村子叫什么，村里有几个姓，多少人口，什么土质，适合种植什么，甚至村头有棵什么树，哪里有口窑洞，发生过什么故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父亲真诚的付出也收获了真诚的回报。离开那个职位多年以后，那一方土地上的人们依然记得当年的老县长。记得有一年我和他乘车路过伊川乡下，他被人们认出，人们哗啦围过来跟他握手问候。接下来的行程里，我们乘坐的汽车几乎难以启动。“申县长要路过”的消息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人们自发地在村子间传递着消息。几乎每经过一个村庄，都会有一群人站在路旁把车拦下，为的是要“看看申县长”，向他们的老县长致意。那一路真的是满满的感动，父亲一生的功劳和政绩，这是最大的见证。
父亲的真诚，他的付出，他的苦干，让他在人们心里高高地站立着。在我动笔写下他的故事时，一位童年好友给我发了一篇微信长文，讲述了一个小裁缝和一个县长的故事。他写道：“我父亲是个裁缝。申县长每次做衣服，是自己带着布料来我家里，先拉拉家常，再说怎么做。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父亲，就是在我家里，放学回到家，见家里坐着一位客人，操着外地口音，慈眉善目……记得当年你父亲要调走的某天夜里，我都已经睡下了，听到有人敲门。父亲开了门，进来的是申县长，他是来送做衣服的钱的。我父亲坚决不要，他硬给留下了。后来我当了领导，我父母常告诫我，要我当官要学申县长，做那样的好人，好官。不显摆，不摆官架子。”
十年，十年能让一个人从童年成长为青年，一棵树从小苗长成栋梁。有人十年磨一剑，父亲虽无意磨剑，但是他走过的脚印却被时间磨砺成了一把刻刀，将他的身影深深地刻在了百姓心里。人若至善，天可怜见。官若至诚，百姓记之。群众的眼睛是最好的镜头，真诚是他们的焦点。我父亲踏实做事的方式让那一方的百姓记住了他。
今年6月10日凌晨，父亲在无病无灾中安然离去。在他的追悼会上，自发前来的伊川人民用大幅标语和书写的故事表达他们的哀思。“送别人民的好县长”这样的条幅挂满了灵堂外的墙壁。其中写道：“天堂告别，今不谈老申生前的官位高低，政绩有多大贡献，在伊川百姓的悼念声中，尽是些申县长背筐拾粪的事情……”
父亲一生端正为人，至真至善至纯。晚年时的他，以一个正厅级离休干部的身份住在一间五十多平米的公寓里。我们许多次地问他是否应该跟上级反映一下，改变居住环境，他都坚决阻止。他对一切都很满足，他说：“一个农村孩子能做到现在，享受这样的待遇，已经很好了！”
父亲是个普普通通又超然绝世的人。他的这些故事，他的一举一動，行事为人，是那样令人信服。今天，我把他的这些故事写出来，因为我知道，他应该是人群中的一面旗帜而不应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我们希望把这面旗子立起来，让它高高飘扬在空中，让人看见，让人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