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你还是得有一个房子。
　　你不得不产生这样的想法。最近，中央政府在提到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方向时，明确把“开展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作为一项政策，从明年开始执行。
　　“以房养老”的说法一出来，就引发了许多争议。
　　这是美国人发明的一种金融服务产品，倒按揭，有房没钱的老年人可把房屋抵押出去，或租或卖，每月得到一笔固定收入直到去世。实际上，在养老福利形式丰富、养老服务产业发达的美国，这项服务也仅作为一项补充，并非十分主流的养老方式。
　　看上去，政府打算放开养老服务，交给市场处理，尽管细节还未出台，但大致方向是通过税费及土地出让金减免的方式支持私营养老机构。
　　眼下的节骨眼，这个话题让人们感到格外敏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延迟至65岁退休的建议，因遭致强烈反对而再次无功而返。这里插一句，这件事的整体难度更在于公务员提拔晋升体系被冲击，这甚至会打乱整个官僚运转体系。与此同时，养老金入不敷出的事实已尽人皆知，并且缺口似乎越来越大，一个来自官方的说法是目前达到了万亿级别，而早在2010年社保基金账面上实际留存的金额只有1500亿元。
　　在一个人口迅速老去的国家，如何处理好养老问题，显然是极度紧迫的。据统计预测，到2050年，中国每3人就将有1人超过60岁。
　　政府目前已经有了改革的方向，强制性的养老保险还是作为基础，此外，政府希望引入企业年金计划，并且鼓励个人参加自住型商业养老计划—“以房养老”也属于这个范畴。
　　但在这个计划中，政府显然忽略了自己应有的角色。人们通过交税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但中国的情况是，税没少收，向民众返利却很少。中国每年财政在社保上的支出比重约为11%，不仅远低于一些西方国家40%的数字，也还达不到一些新兴国家20%到30%的比例。
　　而社保基金目前的空转和亏空也主要是制度原因造成的。中国从1997年才开始实行养老保险制度，一些现在已经退休的国企员工实际上是没有缴纳过养老保险的，所以亏空问题在东北一些城市尤为突出。而空转则主要是因为社保基金由地方政府掌握，企业缴纳不足、挪用等原因造成了账面资金不足，用社保基金进行有效投资也就无从谈起。
　　由企业通过年金计划来补漏，显然会进一步损伤实体经济。目前，它们所承受的税费及社保负重比例高达40%，居全球首位。以北京为例，在强制性社保部分，一个企业要为员工缴纳工资的20%、个人交8%用于社保基金。在不减税的情况下，让它们为员工额外提供一笔退休金显然也是不现实的。政府仅对第三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减税是不够的，一些国家比如美国是直接向这些机构提供补贴，对于一些没有社保的65岁以上老人还提供每月400到800美元的零花钱。
　　回到“以房养老”的话题，政府增加一项金融创新服务并没什么问题—看上去可能会得到正面评价，但落实到每个个体身上，显然就不太现实了。实施过程中，比如估价问题，假如完全按照市场价来估值，那么金融机构可能就要承担中国楼市泡沫的风险，反之也可能民众不是以房养老而是养了政府；同时中国的房子只有70年产权、并且仅有土地的使用权，那么我一不小心活得太久该怎么办？还有，从文化观念角度看，中国人对传承和子女养老送终有执念。总得来说，在整体福利和养老服务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中国人还是很难像美国人那么乐观。假如按照55岁退休、65岁从政府手中领取养老金的说法，这中间的10年用房抵押来养老，似乎比洗衣服来得体面点—但问题是，55岁时我房子的贷款可能还没还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