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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丝绸之路是中国通向西域的桥梁，是经济、文化、艺术的交融通道。西域石窟艺术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大量的外来民俗文化因素渗入到石窟艺术中，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石窟艺术。佛教石窟艺术广泛地分布于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它不仅承载着雕塑艺术史中的重要艺术形式，也是古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晶。宁夏固原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有着诸多具有考古价值的文化遗址。本文从须弥山石窟艺术的发展与民俗文化等角度来探究石窟艺术的民族化、世俗化。
丝绸之路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也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它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人类文明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古今历史文化价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石窟艺术是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一种宗教艺术，富有大量的佛教故事。石窟艺术也全面反映了佛教在世界各地的发展状况。佛教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有着鲜明的特殊性。经过漫长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佛教逐渐与本土文化的碰撞，形成了一种富有中国化的石窟艺术。
须弥山石窟位于固原市西北部，该石窟艺术地处环境相对偏僻。随着国家考古事业的发展，须弥山石窟艺术才慢慢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开发。石窟艺术最初开凿于十六国时期，兴盛于北周和唐代。历时已有1500多年，是我国开凿最早的十大石窟之一，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著名的佛教石窟之一，其开凿规模、造像风格、艺术成就可与洛阳龙门、山西云冈等大型石窟媲美。
一、石窟佛像艺术的形成与发展
佛教文化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之后，对当时信奉道教神仙方术之类的社会上流人士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其才逐渐产生广泛的影响，隋唐时期，我国佛教艺术发展到高峰。从文化观念角度来讲，最初对于佛教形象的认识，中原人士和西北少数民族都是比较模糊的。佛教传入初期是杂于神仙道术图像出现的。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刚进入中国本土必然要受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宗教的影响，必然要依附于主流思想意识。而中国社会主流意识方面，汉代初期，出于楚汉战争后休养生息的需要，统治者较尊崇黄老神仙学说，直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都将美术作为表彰功臣的有效方式，在大型纪念性雕塑、宫殿壁画等方面着力支持。西汉晚期，土地兼并严重。东汉时期，地主庄园经济快速发展，统治阶级宣传“天人感应”论及“符瑞”说，标榜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
佛教造像自汉代开始，伴随佛教从西域传入后，经由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进入嘉峪关，通过河西走廊，逐渐向内地传布，从而使这一地带的佛教和佛教造像迅速发展和兴起。地处中西交通丝绸之路要道上的固原，所辖的须弥山石窟，其石窟始创年代即在北魏晚期。北魏在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时，由平城经凉州通往西域的道路也经过固原，通过这条道路，“平城模式”自然会影响到此地。从须弥山现存的北魏洞窟中可以看出，平城云冈石窟的因素非常明显。
佛教艺术也是石窟艺术，是佛教发展影响下的产物，它的兴衰无不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从它自西域开始，逐渐向东传播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要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当时时代的崇尚和爱好及民族传统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都会给它深深地打上时代精神的烙印。南北朝时期，佛教已成为全国上下争相崇信的“国教”，于是，开窟造像之风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蔚然成风，皇室运用国力开凿了著名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我国的众多石窟在窟龛形制、题材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它们的影响。须弥山石窟中出现那种清俊秀美、瘦削、长颈、窄肩的“秀骨清像”风格和衣带宽博的“褒衣博带”式服饰，呈现出时代特征，其民族化、世俗化的成分日趋浓厚，这也是须弥山石窟在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的历史背景条件下的产物。
二、须弥山石窟艺术的本土化
古代，西域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地处中原与中亚交通的走廊地带，在中西交流中同时受双方的影响，尤其在佛教美术传播中是兼容并蓄的。表现在佛教美术技法上，就是对犍陀罗艺术与希腊艺术的借鉴以及与中国传统艺术的融合。尽管属于初步阶段，存在个别僵硬模仿现象，但正是这些错综现象，构成了这个时期西域佛教美术的独特风貌。
须弥山北周石窟形制的共同点是：平面方形，四坡顶的中心柱窟。窟内有仿木结构帐架，四角雕立柱。这些仿木结构还穿插有装饰雕饰。例如，第45窟柱座四角各浮雕一象头，每面中心雕一个博山炉，两侧雕四身伎乐。中心柱四面各雕一帐形龛，龛的边沿雕饰龙、象，口中衔着流苏。再如，第46窟四角雕立柱，四壁下端宝装覆莲座，顶部雕横枋。中心柱四角雕四个八角柱，下有覆莲柱础，柱头火焰宝珠及斗拱。窟顶四披有斜枋连接四角及中心柱四角斗拱。显然，须弥山北周石窟新出现的形制有：仿木型结构，帐形龛。这些都是现实题材在佛教造像石窟建筑中的借鉴运用。由此可以看出，这些石窟形制与云冈石窟盛期所采用的，吸收了凉州中心窟的因素中的仿木构窟檐和阙形龛等因素后，所形成的云冈石窟独具特色的塔庙式形制很相似，是佛教石窟形制民族化的成果之一。
三、石窟佛像中的民俗人物造型
纵观须弥山北周时期佛教造像，变化最大的是佛、菩萨的造型样式。表现为早期的秀骨清像的清弱消瘦、注重神韵的造像风格，朝较为质朴、厚实，更加写实的方向转化，其间也伴随着世俗化、民族化的转变。与前代相比较的主要变化是中心柱帐龛出现了仿木结构，出现了供养人、伎乐等新题材
须弥山北周石窟造像中的交脚佛像出现在第46窟右壁（西壁）佛龛中，构成了弥勒在兜率天宫说法的情节，与中心柱及其周围形成说法、宣经布道道场的整体氛围。值得注意的是，须弥山第51窟主室南壁的东龛帐形龛内，有一佛两弟子、两菩萨。佛像肉髻低平，面相方圆，身穿双领下垂式袈裟，手施说法印，结跏趺坐式。左侧弟子迦叶为老者形象，右侧弟子阿难为青年形象。左侧菩萨发髻较低，面相方圆，双肩覆搭披巾，上身袒露，下身穿裙。佛像肉髻低平，面相方圆，身穿双领下垂式袈裟，阶梯状衣纹，施禅定印，结跏趺坐式。
根据佛教典籍描述和形象塑造传统，释迦牟尼佛塑像最常见的有立像、结跏趺坐像和卧像三种。立像左手下垂，右手屈肘向上。下垂左手的手势成“与愿印”，向上右手的手势成“施无畏印”。“与愿印”是下垂着的手心向前，五指自然彎曲。
四、石窟艺术中服饰的民俗特征
须弥山石窟位于宁夏南部黄土高原，在固原城西北方向。须弥山属于六盘山余脉，海波较高，山体大体呈紫红色、黄褐色，山体岩质比较疏松。北朝至唐代的石窟艺术的佛衣服饰类型较为丰富。佛衣从内到外有着三层长方形的佛衣。首先，从层次上将佛衣区分为上衣外覆类和中衣外露类。上衣外覆类仅表现上衣的披覆形式，中衣外露类则既表现上衣也表现中衣的披覆形式。其次，上衣外覆类据上衣的披覆形式可分出通肩式、搭肘式、露胸通肩式等几种类型;中衣外露类据上衣与中衣的披覆形式分出上衣搭肘式、上衣重层式、中衣搭肘式等三种类型。
上衣搭肘式佛衣在北魏主要受到来自东部地区和南朝文化的影响，变化较为丰富。北魏末年的上衣肘式佛衣与东部地区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似，露胸通肩式佛衣相似于南朝的样式，同时雕凿技法又受到陕西和陇东地区的很大影响。西魏时期仍流行这两种佛衣样式，可能主要承袭了须弥山石窟北魏的因素。
五、结语
须弥山石窟艺术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为我国佛教石窟艺术的重要宝库。固原是须弥山石窟的创建地，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地理上的要冲地位，须弥山本身幽深奇特的自然环境，加上丝路文化、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融合，共同构成了须弥山佛教石窟艺术在此地兴起的四大要素。须弥山石窟的开凿，也是吸收、融合各种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
（宁夏师范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宁夏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NGY201618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卫纲（1987-），男，河南安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学。
丝绸之路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也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它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人类文明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古今历史文化价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石窟艺术是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一种宗教艺术，富有大量的佛教故事。石窟艺术也全面反映了佛教在世界各地的发展状况。佛教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有着鲜明的特殊性。经过漫长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佛教逐渐与本土文化的碰撞，形成了一种富有中国化的石窟艺术。
须弥山石窟位于固原市西北部，该石窟艺术地处环境相对偏僻。随着国家考古事业的发展，须弥山石窟艺术才慢慢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开发。石窟艺术最初开凿于十六国时期，兴盛于北周和唐代。历时已有1500多年，是我国开凿最早的十大石窟之一，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著名的佛教石窟之一，其开凿规模、造像风格、艺术成就可与洛阳龙门、山西云冈等大型石窟媲美。
一、石窟佛像艺术的形成与发展
佛教文化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之后，对当时信奉道教神仙方术之类的社会上流人士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其才逐渐产生广泛的影响，隋唐时期，我国佛教艺术发展到高峰。从文化观念角度来讲，最初对于佛教形象的认识，中原人士和西北少数民族都是比较模糊的。佛教传入初期是杂于神仙道术图像出现的。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刚进入中国本土必然要受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宗教的影响，必然要依附于主流思想意识。而中国社会主流意识方面，汉代初期，出于楚汉战争后休养生息的需要，统治者较尊崇黄老神仙学说，直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都将美术作为表彰功臣的有效方式，在大型纪念性雕塑、宫殿壁画等方面着力支持。西汉晚期，土地兼并严重。东汉时期，地主庄园经济快速发展，统治阶级宣传“天人感应”论及“符瑞”说，标榜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
佛教造像自汉代开始，伴随佛教从西域传入后，经由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进入嘉峪关，通过河西走廊，逐渐向内地传布，从而使这一地带的佛教和佛教造像迅速发展和兴起。地处中西交通丝绸之路要道上的固原，所辖的须弥山石窟，其石窟始创年代即在北魏晚期。北魏在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时，由平城经凉州通往西域的道路也经过固原，通过这条道路，“平城模式”自然会影响到此地。从须弥山现存的北魏洞窟中可以看出，平城云冈石窟的因素非常明显。
佛教艺术也是石窟艺术，是佛教发展影响下的产物，它的兴衰无不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从它自西域开始，逐渐向东传播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要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当时时代的崇尚和爱好及民族传统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都会给它深深地打上时代精神的烙印。南北朝时期，佛教已成为全国上下争相崇信的“国教”，于是，开窟造像之风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蔚然成风，皇室运用国力开凿了著名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我国的众多石窟在窟龛形制、题材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它们的影响。须弥山石窟中出现那种清俊秀美、瘦削、长颈、窄肩的“秀骨清像”风格和衣带宽博的“褒衣博带”式服饰，呈现出时代特征，其民族化、世俗化的成分日趋浓厚，这也是须弥山石窟在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的历史背景条件下的产物。
二、须弥山石窟艺术的本土化
古代，西域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地处中原与中亚交通的走廊地带，在中西交流中同时受双方的影响，尤其在佛教美术传播中是兼容并蓄的。表现在佛教美术技法上，就是对犍陀罗艺术与希腊艺术的借鉴以及与中国传统艺术的融合。尽管属于初步阶段，存在个别僵硬模仿现象，但正是这些错综现象，构成了这个时期西域佛教美术的独特风貌。
须弥山北周石窟形制的共同点是：平面方形，四坡顶的中心柱窟。窟内有仿木结构帐架，四角雕立柱。这些仿木结构还穿插有装饰雕饰。例如，第45窟柱座四角各浮雕一象头，每面中心雕一个博山炉，两侧雕四身伎乐。中心柱四面各雕一帐形龛，龛的边沿雕饰龙、象，口中衔着流苏。再如，第46窟四角雕立柱，四壁下端宝装覆莲座，顶部雕横枋。中心柱四角雕四个八角柱，下有覆莲柱础，柱头火焰宝珠及斗拱。窟顶四披有斜枋连接四角及中心柱四角斗拱。显然，须弥山北周石窟新出现的形制有：仿木型结构，帐形龛。这些都是现实题材在佛教造像石窟建筑中的借鉴运用。由此可以看出，这些石窟形制与云冈石窟盛期所采用的，吸收了凉州中心窟的因素中的仿木构窟檐和阙形龛等因素后，所形成的云冈石窟独具特色的塔庙式形制很相似，是佛教石窟形制民族化的成果之一。
三、石窟佛像中的民俗人物造型
纵观须弥山北周时期佛教造像，变化最大的是佛、菩萨的造型样式。表现为早期的秀骨清像的清弱消瘦、注重神韵的造像风格，朝较为质朴、厚实，更加写实的方向转化，其间也伴随着世俗化、民族化的转变。与前代相比较的主要变化是中心柱帐龛出现了仿木结构，出现了供养人、伎乐等新题材
须弥山北周石窟造像中的交脚佛像出现在第46窟右壁（西壁）佛龛中，构成了弥勒在兜率天宫说法的情节，与中心柱及其周围形成说法、宣经布道道场的整体氛围。值得注意的是，须弥山第51窟主室南壁的东龛帐形龛内，有一佛两弟子、两菩萨。佛像肉髻低平，面相方圆，身穿双领下垂式袈裟，手施说法印，结跏趺坐式。左侧弟子迦叶为老者形象，右侧弟子阿难为青年形象。左侧菩萨发髻较低，面相方圆，双肩覆搭披巾，上身袒露，下身穿裙。佛像肉髻低平，面相方圆，身穿双领下垂式袈裟，阶梯状衣纹，施禅定印，结跏趺坐式。
根据佛教典籍描述和形象塑造传统，释迦牟尼佛塑像最常见的有立像、结跏趺坐像和卧像三种。立像左手下垂，右手屈肘向上。下垂左手的手势成“与愿印”，向上右手的手势成“施无畏印”。“与愿印”是下垂着的手心向前，五指自然彎曲。
四、石窟艺术中服饰的民俗特征
须弥山石窟位于宁夏南部黄土高原，在固原城西北方向。须弥山属于六盘山余脉，海波较高，山体大体呈紫红色、黄褐色，山体岩质比较疏松。北朝至唐代的石窟艺术的佛衣服饰类型较为丰富。佛衣从内到外有着三层长方形的佛衣。首先，从层次上将佛衣区分为上衣外覆类和中衣外露类。上衣外覆类仅表现上衣的披覆形式，中衣外露类则既表现上衣也表现中衣的披覆形式。其次，上衣外覆类据上衣的披覆形式可分出通肩式、搭肘式、露胸通肩式等几种类型;中衣外露类据上衣与中衣的披覆形式分出上衣搭肘式、上衣重层式、中衣搭肘式等三种类型。
上衣搭肘式佛衣在北魏主要受到来自东部地区和南朝文化的影响，变化较为丰富。北魏末年的上衣肘式佛衣与东部地区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似，露胸通肩式佛衣相似于南朝的样式，同时雕凿技法又受到陕西和陇东地区的很大影响。西魏时期仍流行这两种佛衣样式，可能主要承袭了须弥山石窟北魏的因素。
五、结语
须弥山石窟艺术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为我国佛教石窟艺术的重要宝库。固原是须弥山石窟的创建地，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地理上的要冲地位，须弥山本身幽深奇特的自然环境，加上丝路文化、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融合，共同构成了须弥山佛教石窟艺术在此地兴起的四大要素。须弥山石窟的开凿，也是吸收、融合各种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
（宁夏师范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宁夏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NGY201618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卫纲（1987-），男，河南安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