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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沈阳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新训练项目：《左传》行人辞令特色及当代价值（项目编号：20171016620092）；沈阳师范大学大学生科研基金A类项目：《左传》行人辞令之美及多元价值（项目编号：W2016048）。
摘 要：《左传》中的行人辞令是指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外交人员进行外交活动时的言辞，因特殊的外交场合的需要，言辞中多使用比喻修辞手法，多引用《诗》、《书》中语，形成委婉含蓄的风格，呈现出鲜明的文学特色，对后世散文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左传》；行人辞令；委婉风格
作者简介：王秋实（1997-），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2-0-02
《左传》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也是儒家经典之一。主要记述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间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左传》行人辞令是指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外交人员进行外交活动时的言辞，因特殊的外交场合的需要，行人辞令存在技巧性，言辞中多使用比喻修辞手法，多引用《诗》、《书》中语，形成委婉含蓄的风格，呈现出鲜明的文学特色，对后世散文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现详加论述。
一、行人辞令中的比喻修辞
修辞有助于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修辞重点在于对语言的驾驭和妙用，行人辞令作为一种政治的、涉外的语体，更需要加入修辞。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惑经》中云：“春秋之世，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1]67所谓微婉、隐晦就是指不完全、直接地说出内心想法以及诉求，而是通过少言巧言达到意无穷的效果。而这些文辞之妙都脱离不开精彩的修辞手法，“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中的“文”就是文采、文饰的意思，也就是语言艺术性。《左传》行人辞令中修辞的运用增强了其表现力、感染力、说服力，提升了表达的效果，正因为《左传》行人辞令中运用了修辞，铸成其委婉风格。辞令中最常用常见的修辞方法就是比喻。
《左传》行人辞令中的比喻修辞，是巧妙地运用语境，将眼前的外交和自然界以及其他时空下的社会环境相连接，从而达成一个共性，这样更有利于说理，旨在以古喻今，借古讽今。行人辞令中运用的具体比喻形式与现代汉语中的常见比喻形式基本相同。
明喻是《左传》行人辞令中最显著、最常见的比喻形式，其中典型明喻与现代汉语中的明喻用法几近相同。本体、喻体、喻词均出现。例如：“臣为隶新，然二子者，譬如禽兽” [2]1063（襄公二十一年）此处的二子指的是殖绰、郭最。州绰认为他们二人与自己人想比只相当于禽兽，恨不得割其肉当饭吃，剥其皮做褥睡。此之喻可谓用心良苦，大恨之下仍以巧思表述之。再如：“然犹犯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2]1192（襄公三十一年）子产认为制止人们的这些议论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河水大决口所造成的伤害必然会很多，我们是不能挽救的啊。子产在谈论中，旨在不毁乡校，行于忠善方可减少怨恨，向人们施展权威固然能防止怨恨，但是这却如同“防川”，终有一天会发生决堤出险的惨剧，伤及人民难以挽回。此喻以治水喻治国，舆论和人心如同川堤，简洁易懂地说明了民心所向的重要性，毋以暴政抑民心。后来《国语》中邵公谏厉王弭谤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比喻与此相似相通。
暗喻在行人辞令中也是占有突出地位的一种比喻形式，但辞令中的暗喻和现代汉语中的暗喻形式上有所区别。现代汉语中的暗喻辞格中，“是”为标志词，格式为“甲是乙”，而《左传》行人辞令中的暗喻形式则为“甲，乙也”、“甲，乙”。例如“越在我，心腹之患也”[2]1664（哀公十一年），心腹之患后来成为一个成语，指人身体内部致命的疾病，比喻严重的隐患，越国在我看来，是身体内部的痈患。对于“甲，乙也”形式的比喻，其实经过语境翻译为现代汉语的过程中，仍为“甲是乙”的形式，故无大碍。而更加简短的暗喻形式“甲，乙”，无语气词停顿。“夫鲁，齐晋之唇”[2]1647（哀公八年），这是齐鲁鞌之战中的比喻，将鲁国比作齐国和晋国之间嘴唇，以体现其重要的地缘与战略地位，以此作比，彰显重要性的同时委婉地劝谏君主做出明确政治抉择。
借喻比暗喻关系更近一层，正文和比喻的关系更加接近。“辅车相依，唇亡齿寒”[2]307（僖公五年）是《宫之奇谏假道》中的名句，辅为脸颊，车为牙床，借此比喻虞虢两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以防借道于秦自招祸患。秦伐郑，郑国皇武子前往秦人客馆欲劝退驻扎在郑国的秦国军队。“秦有具囿”[2]496（僖公三十三年），将“具囿”借喻秦国，以猎场喻国家，故之后皇武子说：“您想猎取麋鹿还是回到您的国家去吧，来给我们郑国以安闲喘息。”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运用借喻对其进行修饰，既具有技巧性，又达到了委婉有效的劝谏目的，使读者感受到其委婉语言风格。
《左传》行人辞令因其行文简短的特征，在比喻这一修辞手法运用上，更多表现为简洁无形式标志的暗喻之中。古代汉语的比喻句中，存在着词类活用的现象，行人辞令中的比喻也有活用现象的出现，譬如：“以蕃屏周”，此处的“蕃”可理解为“像屏障一样”的意思。这种词类活用现象更加体现其简短灵活的特点，故在翻译的时候有意识地加入喻词，结合语境更能反映出说者的意愿及其委婉风格。
二、行人辞令中的引用
《左传》中的辞令，引用《诗》、《书》并借其章句表意是其一大特色。通过引用《诗》、《书》中句子婉曲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增强了辞令的艺术性和说服力。在朝堂之上，熟谙《诗》、《书》，言行如之，就具有被推荐胜任要职的资格，可见，当时社会对于《诗》、《书》的追求和遵守。
由于《诗》本身就存在着“兴观群怨”的作用，故行人辞令对于《诗》的引用更有助于深层次地表达个人见解，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在春秋时期，人们对于《诗》的看法集中于祭祀典礼、外交辞令等方面。周人认为《诗》具有典礼、赋诗、言语的功用，而典礼和讽谏正是《诗》自身的原始功用。“赋诗言志”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知识分子阶层在典礼和外交场合惯用的外交方式。在这里《诗》本身的要义已经变得不甚重要，反而成为言志抒情之诗，无论劝谏君王或说明自己，讽喻对手或是上通下达，《诗经》已经被披上“目的”的外衣。“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2] 这可以理解为：辞令和谐，百姓就团结。辞令动听，百姓就安定。可见，引用《诗》已成为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一种手段。比如子产论政宽猛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3]293（昭公二十年），借《诗》中这一句来表达宽政严政相互结合以起到调整政治的意愿。《诗》所具有的兴观群怨的作用使行人在辞令中引用并转述，借此来表达政治愿望，《诗》中的语言已经成为治国安邦直接引用的信条。鬬毂於菟帅师伐随，取成而还。后借助《诗》“岂不夙夜，谓行多露。”[3]291（僖公二十年）评之，难道不想早晚都赶路，实在是因为路上太多朝露。然而，深层次地可以理解为，事情的成败在于自己，而不在一些外界因素，从“谓行多露”的自然状况映射出“善败由己，岂由人哉”的社会现实。这样为文对于随国不自量力而遭到讨伐这一事件的记述，更具有文学意义和深刻启发。
不仅在为政治国、行军战争这些国与国交锋的场合会引用《诗》，以示尊礼，即使是在表达私人意愿时，也会有相关的引用。成语“齐大非偶”典出自郑太子忽辞不受文姜一事，在他的辞令中有“《诗》云：‘自求多福’”[3]17（僖公十四年），表示自己不愿接受这样一门婚事，先是表明人皆有偶这样的常态，然后说虽然齐国很强大，但是我不能接受，随后引用诗经中“自求多福”，借求助自己会比求助他人获得更多的幸福之意，表达不受之意。如果太子忽直截了当地拒绝，首先对于个人层面会显得无礼，更甚的是，作为郑国贵族，个人言行的不当会致使两国关系的恶化，故引用《诗》中这样一句话就会将个人意志与礼法规范结合，合乎规矩但又不失委婉，在礼制与人情之间产生平衡，有利于人际关系、邦交关系的稳定发展。
《左传》成书于春秋时代，社会变革，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卿士大夫兴起。遵循周礼法度，开展对于他国的外交任务， “禮”成为其主要目标和手段。《左传》载孔子语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信。”[2]1106如果言辞之中缺乏礼仪就难以走得很远。从中可见当时辞令的地位之高、意义之重。修辞服务于时代，在相关的行人辞令之中，修辞可以体现出一个时代的风貌。在《诗》、《书》系列传统典籍以及礼乐文化的熏陶下，诞生于这样一个特定社会背景之下的行人辞令具有时代特色，与春秋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辅相成。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4]258指的就是礼乐制度作为当时社会贵族生活行为的规范。《诗》、《书》作为邦国来往、人际交流的语言文字范本，对于《左传》行人辞令委婉风格的形成起到极大的影响作用。
《左传》中的行人辞令通过运用比喻修辞手法、引用《诗》、《书》成句表情达意，形成了兼具语言美和实效性的委婉风格，使《左传》这部史学著作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参考文献：
[1]刘知几.史通·惑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杨伯峻.论语译注·季氏篇·第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2015.
摘 要：《左传》中的行人辞令是指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外交人员进行外交活动时的言辞，因特殊的外交场合的需要，言辞中多使用比喻修辞手法，多引用《诗》、《书》中语，形成委婉含蓄的风格，呈现出鲜明的文学特色，对后世散文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左传》；行人辞令；委婉风格
作者简介：王秋实（1997-），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2-0-02
《左传》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也是儒家经典之一。主要记述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间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左传》行人辞令是指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外交人员进行外交活动时的言辞，因特殊的外交场合的需要，行人辞令存在技巧性，言辞中多使用比喻修辞手法，多引用《诗》、《书》中语，形成委婉含蓄的风格，呈现出鲜明的文学特色，对后世散文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现详加论述。
一、行人辞令中的比喻修辞
修辞有助于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修辞重点在于对语言的驾驭和妙用，行人辞令作为一种政治的、涉外的语体，更需要加入修辞。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惑经》中云：“春秋之世，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1]67所谓微婉、隐晦就是指不完全、直接地说出内心想法以及诉求，而是通过少言巧言达到意无穷的效果。而这些文辞之妙都脱离不开精彩的修辞手法，“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中的“文”就是文采、文饰的意思，也就是语言艺术性。《左传》行人辞令中修辞的运用增强了其表现力、感染力、说服力，提升了表达的效果，正因为《左传》行人辞令中运用了修辞，铸成其委婉风格。辞令中最常用常见的修辞方法就是比喻。
《左传》行人辞令中的比喻修辞，是巧妙地运用语境，将眼前的外交和自然界以及其他时空下的社会环境相连接，从而达成一个共性，这样更有利于说理，旨在以古喻今，借古讽今。行人辞令中运用的具体比喻形式与现代汉语中的常见比喻形式基本相同。
明喻是《左传》行人辞令中最显著、最常见的比喻形式，其中典型明喻与现代汉语中的明喻用法几近相同。本体、喻体、喻词均出现。例如：“臣为隶新，然二子者，譬如禽兽” [2]1063（襄公二十一年）此处的二子指的是殖绰、郭最。州绰认为他们二人与自己人想比只相当于禽兽，恨不得割其肉当饭吃，剥其皮做褥睡。此之喻可谓用心良苦，大恨之下仍以巧思表述之。再如：“然犹犯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2]1192（襄公三十一年）子产认为制止人们的这些议论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河水大决口所造成的伤害必然会很多，我们是不能挽救的啊。子产在谈论中，旨在不毁乡校，行于忠善方可减少怨恨，向人们施展权威固然能防止怨恨，但是这却如同“防川”，终有一天会发生决堤出险的惨剧，伤及人民难以挽回。此喻以治水喻治国，舆论和人心如同川堤，简洁易懂地说明了民心所向的重要性，毋以暴政抑民心。后来《国语》中邵公谏厉王弭谤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比喻与此相似相通。
暗喻在行人辞令中也是占有突出地位的一种比喻形式，但辞令中的暗喻和现代汉语中的暗喻形式上有所区别。现代汉语中的暗喻辞格中，“是”为标志词，格式为“甲是乙”，而《左传》行人辞令中的暗喻形式则为“甲，乙也”、“甲，乙”。例如“越在我，心腹之患也”[2]1664（哀公十一年），心腹之患后来成为一个成语，指人身体内部致命的疾病，比喻严重的隐患，越国在我看来，是身体内部的痈患。对于“甲，乙也”形式的比喻，其实经过语境翻译为现代汉语的过程中，仍为“甲是乙”的形式，故无大碍。而更加简短的暗喻形式“甲，乙”，无语气词停顿。“夫鲁，齐晋之唇”[2]1647（哀公八年），这是齐鲁鞌之战中的比喻，将鲁国比作齐国和晋国之间嘴唇，以体现其重要的地缘与战略地位，以此作比，彰显重要性的同时委婉地劝谏君主做出明确政治抉择。
借喻比暗喻关系更近一层，正文和比喻的关系更加接近。“辅车相依，唇亡齿寒”[2]307（僖公五年）是《宫之奇谏假道》中的名句，辅为脸颊，车为牙床，借此比喻虞虢两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以防借道于秦自招祸患。秦伐郑，郑国皇武子前往秦人客馆欲劝退驻扎在郑国的秦国军队。“秦有具囿”[2]496（僖公三十三年），将“具囿”借喻秦国，以猎场喻国家，故之后皇武子说：“您想猎取麋鹿还是回到您的国家去吧，来给我们郑国以安闲喘息。”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运用借喻对其进行修饰，既具有技巧性，又达到了委婉有效的劝谏目的，使读者感受到其委婉语言风格。
《左传》行人辞令因其行文简短的特征，在比喻这一修辞手法运用上，更多表现为简洁无形式标志的暗喻之中。古代汉语的比喻句中，存在着词类活用的现象，行人辞令中的比喻也有活用现象的出现，譬如：“以蕃屏周”，此处的“蕃”可理解为“像屏障一样”的意思。这种词类活用现象更加体现其简短灵活的特点，故在翻译的时候有意识地加入喻词，结合语境更能反映出说者的意愿及其委婉风格。
二、行人辞令中的引用
《左传》中的辞令，引用《诗》、《书》并借其章句表意是其一大特色。通过引用《诗》、《书》中句子婉曲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增强了辞令的艺术性和说服力。在朝堂之上，熟谙《诗》、《书》，言行如之，就具有被推荐胜任要职的资格，可见，当时社会对于《诗》、《书》的追求和遵守。
由于《诗》本身就存在着“兴观群怨”的作用，故行人辞令对于《诗》的引用更有助于深层次地表达个人见解，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在春秋时期，人们对于《诗》的看法集中于祭祀典礼、外交辞令等方面。周人认为《诗》具有典礼、赋诗、言语的功用，而典礼和讽谏正是《诗》自身的原始功用。“赋诗言志”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知识分子阶层在典礼和外交场合惯用的外交方式。在这里《诗》本身的要义已经变得不甚重要，反而成为言志抒情之诗，无论劝谏君王或说明自己，讽喻对手或是上通下达，《诗经》已经被披上“目的”的外衣。“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2] 这可以理解为：辞令和谐，百姓就团结。辞令动听，百姓就安定。可见，引用《诗》已成为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一种手段。比如子产论政宽猛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3]293（昭公二十年），借《诗》中这一句来表达宽政严政相互结合以起到调整政治的意愿。《诗》所具有的兴观群怨的作用使行人在辞令中引用并转述，借此来表达政治愿望，《诗》中的语言已经成为治国安邦直接引用的信条。鬬毂於菟帅师伐随，取成而还。后借助《诗》“岂不夙夜，谓行多露。”[3]291（僖公二十年）评之，难道不想早晚都赶路，实在是因为路上太多朝露。然而，深层次地可以理解为，事情的成败在于自己，而不在一些外界因素，从“谓行多露”的自然状况映射出“善败由己，岂由人哉”的社会现实。这样为文对于随国不自量力而遭到讨伐这一事件的记述，更具有文学意义和深刻启发。
不仅在为政治国、行军战争这些国与国交锋的场合会引用《诗》，以示尊礼，即使是在表达私人意愿时，也会有相关的引用。成语“齐大非偶”典出自郑太子忽辞不受文姜一事，在他的辞令中有“《诗》云：‘自求多福’”[3]17（僖公十四年），表示自己不愿接受这样一门婚事，先是表明人皆有偶这样的常态，然后说虽然齐国很强大，但是我不能接受，随后引用诗经中“自求多福”，借求助自己会比求助他人获得更多的幸福之意，表达不受之意。如果太子忽直截了当地拒绝，首先对于个人层面会显得无礼，更甚的是，作为郑国贵族，个人言行的不当会致使两国关系的恶化，故引用《诗》中这样一句话就会将个人意志与礼法规范结合，合乎规矩但又不失委婉，在礼制与人情之间产生平衡，有利于人际关系、邦交关系的稳定发展。
《左传》成书于春秋时代，社会变革，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卿士大夫兴起。遵循周礼法度，开展对于他国的外交任务， “禮”成为其主要目标和手段。《左传》载孔子语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信。”[2]1106如果言辞之中缺乏礼仪就难以走得很远。从中可见当时辞令的地位之高、意义之重。修辞服务于时代，在相关的行人辞令之中，修辞可以体现出一个时代的风貌。在《诗》、《书》系列传统典籍以及礼乐文化的熏陶下，诞生于这样一个特定社会背景之下的行人辞令具有时代特色，与春秋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辅相成。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4]258指的就是礼乐制度作为当时社会贵族生活行为的规范。《诗》、《书》作为邦国来往、人际交流的语言文字范本，对于《左传》行人辞令委婉风格的形成起到极大的影响作用。
《左传》中的行人辞令通过运用比喻修辞手法、引用《诗》、《书》成句表情达意，形成了兼具语言美和实效性的委婉风格，使《左传》这部史学著作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参考文献：
[1]刘知几.史通·惑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杨伯峻.论语译注·季氏篇·第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