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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秉爱是我所遇到的被拍摄者中最慢热型的一位她开始给我讲述个人的故事，是在我们相识了8年之后当巨大的压力扑面而来的时候，记忆如决堤的江水汹涌而出 我被这洪流夹裹着，身不由己在这些似曾相识的故事面前，我感到一丝触摸到对方灵魂的颤栗
冯 艳
1984年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学院日本文学专业，1988年至2001年留学和工作于日本。
1994年起开始用超8和DV制作纪录片。第一部长片《长江之梦》获1998年第一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优秀奖，入围1997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单元、第22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德国柏林人类学电影节、第一届云之南人类学电影节等。《秉爱》于2007年完成，荣获2007年山形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社团电影奖。现后期制作《长江边的女人》。曾翻译《小川绅介的世界》。
作品简介
张秉爱是一个住在三峡库区的普通的农妇。20多年前，由父母做主从高山上嫁到了生活相对富裕的江边。丈夫有病，张秉爱不得不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生活重担。日子虽苦，但张秉爱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因为儿子是村里唯一考上了县重点高中的孩子。
张家是村里的钉子户。虽然第一期移民的时候，她家被允许就地后靠，但6年过去，村里一直没有分给她建房的土地。现在，大坝就要截流，第二期移民也已搬迁完毕，一片废墟中，只有张家的小屋，还孤零零地执拗地矗立着。干部们一遍又一遍地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动员她外迁。在和干部交锋的空隙，在繁忙的农活之余，张秉爱不动声色地，蓄谋已久般地讲述那充满痛苦的过去……
8毫米摄影机和朝日电视台
从1994年我就开始拍片子，那时候刚开始流行8毫米的家庭录像机，我就用那个拍。朝日电视台那时候有一个30分钟栏目，每周一期，专门播放用8毫米拍的片子。从拍到剪都是自己做的提供给它。以前的日本电视台都是自己拍，即使用外国人拍摄的东西，也只是用素材，以一个素材提供的身份拍摄，而这个“自由层”的栏目，是个人承包的。虽然用他的媒介，但是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发表。这个栏目也是跟美国学的，美国大概在这一两年前开始，就在电视台播放用小型摄像机拍摄的作品。
电视栏目和纪录片是两种形式
在那个电视台，学了很多东西。后来在NHK做过几个片子，从那时候开始，日本电视台有了革新的动向，在那之前都是他们自己派人到亚洲去拍一些东西，回来放一放。后来发现这样有局限，都是他们以日本人的眼光来看亚洲，不知道别人眼里的亚洲是什么样子。我也就是借这个机会吧，给电视台做些片子。一般都是我去拍，他们给你配剪接师给你剪，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种非线编辑。我也不会操作。当时在那个时候跟他们学了很多的东西，当然也有很多不好的习惯。电视台的东西，有它的套路，电视节目如果有一分钟没有解说观众就要换频道，所以需要不停地解说，把观众当傻子一样，不用观众思考，把所有的情况告诉你，让你接受。后来为了摆脱这种情况，也费了好长的时间。并不是说这种形式不好，对于电视来说就应该那样，不那样不行。再说观众也不愿意一直陪着你来看那么长时间的没有解说词的镜头。所以说电视栏目和纪录片是两种形式。
拍纪录片确实有很大的乐趣
我觉得拍纪录片确实有很大的乐趣。比如好像你能知道别人的生活，好像你有什么特权似的。比如秉爱，我从1994年拍纪录片开始，一直在拍三峡的题材，到现在一点一点的，最终集中在四个女人的身上。她这是其中的一个，我本来想把四个人物剪成一个长篇呢，而且四个女人的内容我都单独剪完了。后来一想可能太长了吧，每一个人就有两个小时，没完没了的。想把它做成一个片子，可能有点长，但是可以把它分成上、中、下。我觉得在同样大环境下，四个不同人物的命运，可能叠加起来，会有更加深刻的现实的意义，所以就想放在一起剪，后来在剪的过程中觉得这个素材太大了，剪到感觉自己都看不到头了一样，结果就把这个人物线提出来了，现在的《秉爱》好像是对自己的一个安慰，不然剪了好多年，也剪不出东西来，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我想关心这些人的命运，因为那些是我无法左右的
我去三峡的时候，还没有开工呢，我去调查，采风。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妇女主任，这个妇女主任说：你们想去什么地方？我说想去一个非常穷困的家庭，她就带我们去了秉爱家。果然非常穷困，一开始她不让你拍摄，我就帮助他们干活，慢慢的建立感情。由于她家特别穷困，所以她特别的孤独，而且她丈夫身体又特别不好，当地人又很封建，她不愿意被别人说，说他丈夫身体不好，什么事情都要靠一个女人，所以她在村子里特别孤立，不太跟别人来往，我们去了，她特别高兴，我们又帮助她干活。她不让别人采访，只接受我采访。因为秉爱跟别人不一样，比如她想让你拍摄，她就不干涉你拍，但是一旦有什么事情，她觉得不妥的就立刻让你停止，所以在这部片子里，就没有什么画面，只有晚上，自己在家里待着，跟她聊天。
最后开始拍摄的时候，我就拿器材，这是一个好画面，你让我拍我就拍，你不让我拍我就拿走，我也不可能问你，我在拍的时候，你不阻止我，我就拍，画面就是这样的，因为她也挺敏感的。
我想关心这些人的命运，因为那些是我无法左右的，其实我只是拍一个人物，客观地、现实地去展示她是怎么样的。
我最后一个镜头，是在江边，在那个镜头之前，她跟我说了四个小时，其实她的苦也是因为她的爱情，因为这么多年后还有这么一个轰轰烈烈的爱情，我知道，她这么有主见，一直坚持到最后实现自己的想法，她对爱情也是这样，从一开始到最后没有改变，这个人很固执，在我临走之前，她丈夫来了，他还带着橘子，说现在树上已经没有橘子了，是掉下来的。她看完了这部片子，有点喜欢上她的丈夫，这是这个片子的意外收获。
不要什么都当成职业，职业这个词，非常讨厌
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所以我没有太多的顾虑。个人拍片子，跟电视台不一样，电视台的目的就是为大众服务的。为什么我自己拍片子，首先是要表达我自己要表达的东西，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能打动我自己，我根本不会拿出去，因为别人也一样不会被感动。现在DV不是很普遍么？而且也很便宜。如果我为电视台工作，我会作一些妥协，在日本电视台的时候，是这样的，因为我要对得起电视机前的观众，因为这些观众需要轻松，不需要太多的思考，观众如果想思考，可以去影院。国内就主要看有没有小型的放映厅，这样跟观众距离就比较近，会有真正的交流。
如果你想把拍摄纪录片作为你的职业、你的谋生手段，那就要好好考验，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享受的一件事情，你就没有任何顾虑在里面。我认识很多人，都是说有了钱以后就拍片子。我还没有听说谁靠他生活。我感兴趣就去做，不感兴趣就不做，没有压力，不要什么都当成职业，职业这个词，非常讨厌。我做片子之前，我的想法没有特别清晰，只有到了片场才不断找到感觉。
有人认为中国的纪录片不行了，但是我认为新出来的更有意义。这些是草根的，产生于民间的，电视台出来的那一批人毕竟带有知识分子的烙印，很多东西都在他们的掌控之内。所以我倒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拍摄的东西非常好，没有任何束缚，也没有我们所谓的道德观什么的，是很灵活的，我觉得很好。
（本文根据冯艳在纪录片训练营上的讲话整理录音整理）
冯 艳
1984年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学院日本文学专业，1988年至2001年留学和工作于日本。
1994年起开始用超8和DV制作纪录片。第一部长片《长江之梦》获1998年第一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优秀奖，入围1997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单元、第22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德国柏林人类学电影节、第一届云之南人类学电影节等。《秉爱》于2007年完成，荣获2007年山形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社团电影奖。现后期制作《长江边的女人》。曾翻译《小川绅介的世界》。
作品简介
张秉爱是一个住在三峡库区的普通的农妇。20多年前，由父母做主从高山上嫁到了生活相对富裕的江边。丈夫有病，张秉爱不得不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生活重担。日子虽苦，但张秉爱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因为儿子是村里唯一考上了县重点高中的孩子。
张家是村里的钉子户。虽然第一期移民的时候，她家被允许就地后靠，但6年过去，村里一直没有分给她建房的土地。现在，大坝就要截流，第二期移民也已搬迁完毕，一片废墟中，只有张家的小屋，还孤零零地执拗地矗立着。干部们一遍又一遍地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动员她外迁。在和干部交锋的空隙，在繁忙的农活之余，张秉爱不动声色地，蓄谋已久般地讲述那充满痛苦的过去……
8毫米摄影机和朝日电视台
从1994年我就开始拍片子，那时候刚开始流行8毫米的家庭录像机，我就用那个拍。朝日电视台那时候有一个30分钟栏目，每周一期，专门播放用8毫米拍的片子。从拍到剪都是自己做的提供给它。以前的日本电视台都是自己拍，即使用外国人拍摄的东西，也只是用素材，以一个素材提供的身份拍摄，而这个“自由层”的栏目，是个人承包的。虽然用他的媒介，但是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发表。这个栏目也是跟美国学的，美国大概在这一两年前开始，就在电视台播放用小型摄像机拍摄的作品。
电视栏目和纪录片是两种形式
在那个电视台，学了很多东西。后来在NHK做过几个片子，从那时候开始，日本电视台有了革新的动向，在那之前都是他们自己派人到亚洲去拍一些东西，回来放一放。后来发现这样有局限，都是他们以日本人的眼光来看亚洲，不知道别人眼里的亚洲是什么样子。我也就是借这个机会吧，给电视台做些片子。一般都是我去拍，他们给你配剪接师给你剪，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种非线编辑。我也不会操作。当时在那个时候跟他们学了很多的东西，当然也有很多不好的习惯。电视台的东西，有它的套路，电视节目如果有一分钟没有解说观众就要换频道，所以需要不停地解说，把观众当傻子一样，不用观众思考，把所有的情况告诉你，让你接受。后来为了摆脱这种情况，也费了好长的时间。并不是说这种形式不好，对于电视来说就应该那样，不那样不行。再说观众也不愿意一直陪着你来看那么长时间的没有解说词的镜头。所以说电视栏目和纪录片是两种形式。
拍纪录片确实有很大的乐趣
我觉得拍纪录片确实有很大的乐趣。比如好像你能知道别人的生活，好像你有什么特权似的。比如秉爱，我从1994年拍纪录片开始，一直在拍三峡的题材，到现在一点一点的，最终集中在四个女人的身上。她这是其中的一个，我本来想把四个人物剪成一个长篇呢，而且四个女人的内容我都单独剪完了。后来一想可能太长了吧，每一个人就有两个小时，没完没了的。想把它做成一个片子，可能有点长，但是可以把它分成上、中、下。我觉得在同样大环境下，四个不同人物的命运，可能叠加起来，会有更加深刻的现实的意义，所以就想放在一起剪，后来在剪的过程中觉得这个素材太大了，剪到感觉自己都看不到头了一样，结果就把这个人物线提出来了，现在的《秉爱》好像是对自己的一个安慰，不然剪了好多年，也剪不出东西来，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我想关心这些人的命运，因为那些是我无法左右的
我去三峡的时候，还没有开工呢，我去调查，采风。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妇女主任，这个妇女主任说：你们想去什么地方？我说想去一个非常穷困的家庭，她就带我们去了秉爱家。果然非常穷困，一开始她不让你拍摄，我就帮助他们干活，慢慢的建立感情。由于她家特别穷困，所以她特别的孤独，而且她丈夫身体又特别不好，当地人又很封建，她不愿意被别人说，说他丈夫身体不好，什么事情都要靠一个女人，所以她在村子里特别孤立，不太跟别人来往，我们去了，她特别高兴，我们又帮助她干活。她不让别人采访，只接受我采访。因为秉爱跟别人不一样，比如她想让你拍摄，她就不干涉你拍，但是一旦有什么事情，她觉得不妥的就立刻让你停止，所以在这部片子里，就没有什么画面，只有晚上，自己在家里待着，跟她聊天。
最后开始拍摄的时候，我就拿器材，这是一个好画面，你让我拍我就拍，你不让我拍我就拿走，我也不可能问你，我在拍的时候，你不阻止我，我就拍，画面就是这样的，因为她也挺敏感的。
我想关心这些人的命运，因为那些是我无法左右的，其实我只是拍一个人物，客观地、现实地去展示她是怎么样的。
我最后一个镜头，是在江边，在那个镜头之前，她跟我说了四个小时，其实她的苦也是因为她的爱情，因为这么多年后还有这么一个轰轰烈烈的爱情，我知道，她这么有主见，一直坚持到最后实现自己的想法，她对爱情也是这样，从一开始到最后没有改变，这个人很固执，在我临走之前，她丈夫来了，他还带着橘子，说现在树上已经没有橘子了，是掉下来的。她看完了这部片子，有点喜欢上她的丈夫，这是这个片子的意外收获。
不要什么都当成职业，职业这个词，非常讨厌
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所以我没有太多的顾虑。个人拍片子，跟电视台不一样，电视台的目的就是为大众服务的。为什么我自己拍片子，首先是要表达我自己要表达的东西，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能打动我自己，我根本不会拿出去，因为别人也一样不会被感动。现在DV不是很普遍么？而且也很便宜。如果我为电视台工作，我会作一些妥协，在日本电视台的时候，是这样的，因为我要对得起电视机前的观众，因为这些观众需要轻松，不需要太多的思考，观众如果想思考，可以去影院。国内就主要看有没有小型的放映厅，这样跟观众距离就比较近，会有真正的交流。
如果你想把拍摄纪录片作为你的职业、你的谋生手段，那就要好好考验，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享受的一件事情，你就没有任何顾虑在里面。我认识很多人，都是说有了钱以后就拍片子。我还没有听说谁靠他生活。我感兴趣就去做，不感兴趣就不做，没有压力，不要什么都当成职业，职业这个词，非常讨厌。我做片子之前，我的想法没有特别清晰，只有到了片场才不断找到感觉。
有人认为中国的纪录片不行了，但是我认为新出来的更有意义。这些是草根的，产生于民间的，电视台出来的那一批人毕竟带有知识分子的烙印，很多东西都在他们的掌控之内。所以我倒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拍摄的东西非常好，没有任何束缚，也没有我们所谓的道德观什么的，是很灵活的，我觉得很好。
（本文根据冯艳在纪录片训练营上的讲话整理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