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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0他们正年轻》纪录电影的导演兼编剧。
我在跟这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交流的时候,感觉不是在跟一些老人说话,而是在跟一群年轻人说话。因为他们在讲述当年的故事时,有着年轻人的力量感和朝气。
汤重稀:战场上的音乐梦
他年龄很小,队里其他人都叫他“小鬼”。他是一个文工队的手风琴演奏者,经常去不同的地方演出。
有一次,一位首长来看他们的演出,觉得他的手风琴拉得非常好,便承诺等战争结束后,就保送他去总政文工团,去中央音乐学院进修手风琴。
他记住了这个承诺。他知道,如果战争结束,首长就会让他去更高的音乐学府完成他的梦想。有一次在去一个连队的路上,他和其他队员坐在一辆卡车的车厢里,天上突然有敌机来袭。当时朝鲜刚下过一场大雪,大地白茫茫的,他们的大衣里子也是白的。跳车已经来不及了,队长让他们就地隐蔽,不要被敌机发现。有人把大衣脱下来,把里子翻着举起来,举向天空,这样从天上看就是一片白。但是“小鬼”有私心,心想万一把手举起来,手被打到怎么办。他想成为一名手风琴演奏家,不要说打到一只手,就是打断一根手指,都不成。所以,他把右手非常小心地往自己怀里藏,他想保护这只右手。但不幸的是,在他把手举起来,往自己胸口放的过程中,一颗子弹打了过来。
立刻,他的手就掉了。
等飞机走了,他到处喊:“我的手掉了,我的手掉了,快帮我找手!”战友们纷纷帮他找手,后来找到了手,但已经不可能接上了。他当时并没有哭,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当不了手风琴演奏家了!”
这只是战争中一个残酷的切片。战争往往被赋予浪漫的色彩,战争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
战争有着特有的气味:排泄物,腐烂的食物和尸体,空气中弥漫的血腥气。战争中有很多残酷到超出人们生活体验范畴的细节。电影更多的是靠故事、场面、人物、性格、语言、动作来呈现,但是当他们真正在战场的时候,他们可不会考虑这些,他们眼中全是细节。
任红举:战争中的细节
老兵任红举说,电视上的战争片和他经历的战争太不一样了。在真正的战争中,人们看到的全都是细节,残忍到让人永远无法忘怀的细节。
任红举有一次执行一项找民房的任务。
他在一个夜晚端着枪找民房。路上突然听到一些特别奇怪的声音,他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孩儿,吓坏了,于是把枪端起来,接着往前走。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从水磨里发出来的“哒哒哒哒”声。本来他准备走了,结果突然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这个人是志愿军,穿的军装他认识。走近一看,他发现这个人他也认识,是一个教导员,叫李振堂。当时月光很亮,他看到李振堂白花花的肠子堆在衣服外面。
采访时他跟我说:“真的吓死我了,我那时才17岁。”
白花花的肠子上没有血,因为血都流干了。他当时不知所措。李振堂说要喝水,他就紧紧捂着李振堂的水壶,因为他知道,在这种失血过多的情况下,喝水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李振堂拽住他,想把他身上的枪夺过来,其实是想自杀。
当李振堂抓住他的枪却被他夺回来的时候,比水磨发出的声音更大的声音出现了。原来李振堂已经负伤不能动了,在用自己的头砸地。李振堂就是想求死。因为肠子都已经出来了,肯定没有活的希望,但是任红举想让战友死得有尊严一点儿,所以他把李振堂的头放到自己的手臂上,觉得这样李振堂可能会舒服一点儿,然后李振堂从兜里拿出了一枚银圆,嘴里只重复两个字:“妹妹。”
任红举说:“你是想让我把它送给你妹妹吗?”李振堂已经说不出话了,就点点头。李振堂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把胸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撕下来,胸章背后写着番号和家庭住址。等他再想跟李振堂交流的时候,李振堂已经去世了。
当时他还是一个小孩,心想这么大个人自己怎么埋,于是不得不返回去,找到大部队,请人来帮助他。埋完之后,他还去找了一块树皮削平,用他身上带着的一支钢笔在上面写道:“李振堂之墓。”
他知道那没有什么用,但良心告诉他,一个人,有名有姓特别重要。
惨白的月光下战友惨白的肠子外露的画面,水磨转动和战友拿头撞地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是在70多年后的今天,任红举无法忘怀的细节。
人性高于战争的时刻
有一个老兵叫周有春。他们守一个阵地的时候,跟敌军阵地离得特别近。中间只隔着一个沙袋,对面咳嗽都能听见。当时大家都没有水,我军没有水,美军也没有水。底下靠炮弹炸出了一个大深坑,下雨后有一些积水。最早我军去取水时会被美军放冷枪,被打伤或者打死;美军去,也被我军打伤或者打死。结果就是谁都喝不着水。后来双方形成了默契,取水的时候就不打了,你下去的时候我不下去,我下去的时候你不下去。于是两军就共饮了一坑水。
这个故事让我很震撼,因为它回到了人本身的原始需求,在战争面前,有时人性还是高于战争的。
战争一定有它的原因,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参战的普通士兵都有自己的生活逻辑,比如,大家都得喝水。你会发现很奇怪,我们在厮杀,在打仗,但有的时候确实要遵守一些规则。比如,救生员是不能打的,取水时是不能打的,俘虏是不能打的。
战争过后:终身的遗憾
1958年,抗美援朝战争正式结束,老兵们陆续回到祖国。有的去务农,有的选择继续留在军队,境遇有所不同。但这些年少时在朝鲜战场上所留下的创伤和痛苦,并没有因为他们回到家园而消失。对很多老兵来说,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朝鲜的那片土地上。很多无法释怀的痛苦和羁绊,伴随了他们的一生。
老兵薛英杰的故事,就是如此。虽然他是一个年过90、处于癌症晚期的老人,却能对着摄像头不喝水、不休息,连续讲7小时。
第一次采访薛英杰老人用了5小时,中途老人没有喝过一口水;第二次采访长达7小时。我们在采访之前先跟他聊天,说我们不拍的时候,他可以上厕所、喝水等,后来他们家人都说让他喝点儿水。他说:“不喝,我有很多话要跟他们说,我得抓紧时间跟他们说,你们不懂。”
那一刻,我甚至觉得他不是在跟我们说,我也不知道他在跟谁说。总之,他没有停下来。
薛英杰老人的故事挺沉重的。他跟他年轻的战友贺殿举,因为年轻气盛,发生了口角,战友骂了他一句“怕死鬼”,这在无形之中导致了战友的死亡。当时两个人随着部队出发,要趁着凌晨三四点钟美国飞机没出来的时候转移。路上,吉普车坏了。他们当时掉队了,大部队都走了。美军的飞机早上7点准时开始巡逻,看地上有没有兵,然后进行轰炸和扫射。当时一看表已经快7点了,于是薛英杰说不能走了,然后贺殿举就骂他:“你就是个怕死鬼!为什么不走?”
他当时年轻气盛,也很生气,就上车了。吉普车后面有两个座位,他们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薛英杰每次都是坐在右边的座位上,但那天贺殿举很生气,上车的时候一把把薛英杰推到左边的座位上,自己坐到了右边的座位上,所以两个人在无形之中换了位置。車没走多远,敌机就真的出现了,子弹一下子就打到了他战友的身上,直穿脊椎,肾脏都被打穿了。
薛英杰这时候已经跳车了,心想:老贺怎么没下来?他返回去才发现,贺殿举手抓着吉普车前面的把手一动不动。他拽着贺殿举,把他背到路边一看,子弹已经打透了贺殿举的身体。晚上在一个路边,他把贺殿举抱在怀里,每隔5分钟划着一根火柴,看一看他的脸。薛英杰是一名医生,他可以给贺殿举止血、包扎伤口,但是伤势太严重了。
贺殿举一直在他的怀里说:“老战友,我不行了,你别忘了带我回家。”
他说:“你放心,咱俩从小一起玩到大,真要有一天打胜了回国,我能不带你走吗?”
凌晨贺殿举就去世了。薛英杰没办法,只能把贺殿举就地掩埋。在战争年代,一切并不能随他所想,部队过了这片地区可能再也不会回来,所以他对战友许下的诺言一直没有实现。在这70多年中,他也给原来的老首长写过信,但很多年之前,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把烈士的遗骸迎接回国。如今,这一心愿终于实现。
在沈阳的烈士陵园,有一座刻着十几万烈士名字的碑,叫“英明碑”。薛英杰去过,在刚建成的时候,那时候他差不多80岁,站在那里找了一个下午,没有找到贺殿举的名字,他觉得很委屈。
我们后来也派人去沈阳找,发现贺殿举的名字其实在碑上。只不过碑很高,最上面的名字在距地面接近3米高的位置。碑上每一个字大概有5分钱硬币那么大。有可能因为那个名字所在的位置比较高,所以老人没有看到。找到名字之后,我们特别想把这件事告诉薛英杰老人,但是他已经去世了。
战争就是这样,有些人的生命留在了战场上,而幸存下来的人将带着对逝去的战友的情感——愧疚、思念,抑或感激——活下去,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任红举当年跟随文工队去朝鲜时只有17岁,同行的一个小提琴手不幸被炮弹击中。遗骸已经无处可寻,只剩下小提琴手的一只手还在山坡上,手上还拽着小提琴的琴把。任红举为他写了一首诗:“等我老了,一根白发安在你的琴弦上,我们还演奏,我还在和你唱。”
(声声慢摘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