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论时间：2020年10月
　　讨论人员：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教师与研究生
　　郭洪雷：今天我们讨论弋舟的《庚子故事集》，这是弋舟根据天干地支纪年法来命名的第三本小说集，之前两本是《丙申故事集》和《丁酉故事集》。弋舟的中短篇小说写得很出色，还曾拿过鲁迅文学奖。另外，今天我们的读书会请到了林伊纯同学，她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弋舟，所以在进入到弋舟的《庚子故事集》的讨论之前，我们先让林伊纯同学来介绍一下弋舟的大体情况。
　　林伊纯：下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弋舟的情况，弋舟是一位“70后”作家，生于西安，生活在兰州，近期又回到了西安。他早期的作品都具有某种先锋色彩，但大部分还是遵循着现实的脉络。比如《跛足之年》和《蝌蚪》，都是在书写少年的成长历程，以及少年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精神气质。近期的作品《刘晓东》、《我们的踟蹰》写了中年人在当下的生活境遇。近年来他出的故事集，从《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到《庚子故事集》，其实都在写当下人的生存境遇，写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的对抗和妥协。
　　当然，我这样可能只是很简单地概括了弋舟的小说创作，事实上他的小说是很难用几个中心词去概括的。弋舟小说的情节通常比较简单，《跛足之年》讲的是失业青年马领投资失败，与女友小鸽情感破裂，生活一塌糊涂的事情。《蝌蚪》是郭卡的成长历程……但这样简单的情节叙述，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弋舟小说中某些细微的、不动声色的自我暴露。在知网搜索弋舟的相关研究论文，“城市”、“精神”、“生命”、“疾病”、“赎罪”这些词的出现频率非常高，它们指向了弋舟小说的核心主题：对城市人精神状态的书写，写其中的抑郁症、犯罪，写对现实的揭示、对人性的揣摩……但弋舟小说的特点在于，在这些关键词概括的主题之外，常常会感觉有一些逸出这些表达的存在，这些存在往往越出了地域、身份的差异，在精神世界的构建上，具有了弋舟所追求的时代高度。
　　另外，弋舟是个很真诚的作家，其他很多作家的访谈常常会有美化自己小说的嫌疑，但是弋舟的访谈，和他小说中的东西相当一致，有时候感觉弋舟对自我的剖析过于苛刻了，有深度的访谈可以侧面反映出弋舟的某些气质。我的很多想法其实都来自弋舟的创作谈。
　　时间与困境
　　林伊纯：我的毕业论文是研究弋舟小说的阴郁之美，弋舟的《庚子故事集》也是阴郁的注脚之一。初读弋舟小说的确感觉很丧，绝望情绪弥漫其中，但我觉得再回味一下就不一样了。一方面，“丧”背后的绝望是现实生活的本原状态，毫无波澜的琐碎生活是常态。《掩面时分》中我和姜来看似生活平顺，其实冷暖自知;《鼠辈》中，弋舟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明确的指认，那就是“炫灿”城市背景下的“鼠辈”，人人都是鼠辈，在自我设定的世界中过着普通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当生活遭遇波折、比如受疫情影响而不再“普通”，人们又在不断怀念平庸的日常，抵抗着变局对生活的转变。这种矛盾不仅是弋舟对生活的困惑，其实也是弋舟对人生困惑的发现和揭示，这种矛盾也纠缠成笼罩在弋舟小说上的阴郁迷雾。
　　吕彦霖：是的，弋舟很擅长揭示个人的困境。《庚子故事集》当中的这几篇，我最喜欢的就是《人类的算法》。而且我觉得弋舟确实是一个比较可信的作家，很多作家，比如曹禺，在创作谈中是可以给自己的作品作各种解释的，他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给你一个解释。但弋舟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对自我要求很苛刻的人，甚至过于认真了。他好像很喜欢关注或呈现生活中令人不堪的事物，且这种不堪并非大的不堪，而是小的不堪，恰似张爱玲所写的“虱子”，弋舟写到很多“生活华美的袍下的虱子”。所以我整体上感觉弋舟的小说很像张爱玲的有些小说，它体现的是作为凡俗世间的人的困境。另外，我读弋舟的小说确实感觉不舒适，弋舟的小说不会让你轻松，这种感受我让佳贤说一下吧。
　　李佳贤：我也有类似的感触，我是比较早看过弋舟小说的，从“刘晓东系列”到《庚子故事集》，弋舟一直在写各种人的困境，而且这些困境通常不是由多么惊天动地的、重大的灾难造成的，而是琐细生活里我们都要面对的，他写出了带有普遍性的、共通的某种生活和精神的困境。另外，我还很认同伊純刚刚说到的“对抗和妥协”，这是弋舟笔下人物共有的特质。他作品中这些人物看上去极其平凡、普通，但事实上却又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并充满个性，他们与生活有某种内在“对抗”的张力;但面对现实生活，他们又不得不有所妥协，不得不磨平自己，不得不浑浑噩噩。如果没有弋舟把他们写出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感觉他们和任何普通人都是一样的，但弋舟就是把他们精神方面的个性、特殊性给写出来了。
　　林伊纯：弋舟小说的落脚始终在日常生活，不论是他早期具有先锋色彩的作品，还是近年来越来越朝着现实靠近的短篇小说，弋舟其实是在写作过程中不断明确自己的创作目的，并将此贯彻到自己的作品中。《庚子故事集》中的现实指向比任何一部集子都要明确，他力图展现人内心与自我搏斗的过程，抵抗生活的乏味和未知的尝试。这也是我在阅读弋舟小说的过程中，感受到他阴郁气质最为深刻的来源。
　　徐源：我觉得《庚子故事集》的创作时间值得关注。《核桃树下金银花》、《鼠辈》写于2019年下半年，其他作品均写于2020年上半年，这段时间正是疫情突如其来降临之时。在人类共同的困境面前，一切都是灰色的未知。有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就使得困顿里的希望变得弥足珍贵。而希望究竟在哪里、我们怎样找寻它？这也就成为弋舟《庚子故事集》的主题之一。
　　李佳贤：徐源同学的发言让我想到一个细节的东西，就是为什么这本小说叫《庚子故事集》，包括以前的《丙申故事集》和《丁酉故事集》，弋舟为什么要用干支纪年？为什么不叫《2020故事集》？还有就是为什么要用“故事集”来命名？我在弋舟的一篇访谈里看到他对自己阅读史的介绍，他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本书是《春秋故事》，这本书让他知道了“千金一笑”、“暗箭伤人”等典故。所以以“故事集”命名不知道是不是跟他这种最初的阅读记忆有一些关联？另外，如果采用公元纪年，每一个年份都有独一无二的编码，都是不可重复、相对封闭的。但干支纪年却是轮回的，不论是“丙申”、“丁酉”还是“庚子”，都有与之遥相呼应的历史年份，这就让小说有了某种历史的纵深感，使得小说不再是单声部、而是多声部的。我觉得弋舟也是在用这种方式去丰富他的小说，用干支纪年来命名让小说多了回味的空间。 　　郭洪雷：庚子年难过呀，每到庚子年都要发生事情。
　　林伊纯：《庚子故事集》中，时间所具有的那种跨度是被夸大的。五个短篇中都涉及了时间的变化，从过去至当下，或者说从当下追溯过去。这是弋舟小说的一个基本套路，他极其重视小说的当下感，也重视对小说时间的切割，以及对时间流动中情绪转变的书写，并试图通过这些情绪的转变，来展现被人们自己或者说被现实刻意遮蔽了的某些部分。时间的变化暗示了人们对当下的逃离，却又给人们重新进入现实的力量。他的《跛足之年》涉及千禧年，《蝌蚪》写的是个体的成长历程，而在《庚子故事集》中，时间因为特殊的现实而被强调，因为不知未来是何方，所以“回溯”成为了弋舟小说中人们暂且逃离现实从而更好地审视自我的方式。《核桃树下金银花》中我对那个下午的反复回味，正是因为那个和我一样受着歧视目光的胖女孩，她的不卑不亢给了我生活的勇气，甚至说，是一种重置自我存在的力量，让我能够获得某种尊严，从而找到脱离世俗目光的存在意义，主人公“我”在故事后期靠写作网络小说成功，就是对忽视世俗目光的一种回应。同样，在《人类的算法》中，大家可能会感叹，弋舟把一个出轨的故事写得如此清新脱俗，实际上，刘宁对过去的回望，正是对自我的一种确认，是对个体某些不可控的情绪和意识的确认，尽管生活终究会回到原来的平静，但是弋舟却在力证这些不可控时刻的真实性，并且给予这些时刻一些善意和回味的空间。
　　吕彦霖：是的，“时间”是弋舟《庚子故事集》的一个关键词，且这个“时间”有一种嵌套感，这几篇小说都提到了人类共同的时间：“新冠元年”，另外他又写了特殊的时间，即个人的时间，比如《掩面时分》姜来的时间，这种大时间与小时间的嵌套结构很有意思。
　　王海月：说到时间，我在阅读弋舟的《庚子故事集》时，感触比较深的是代序《钟声响起》，其中文本中有关时间的叙事比较有特点。从“二十一点整”、“二十二点整”、“二十三点整”到“凌晨一点”、“凌晨两点”这些时间节点中可以看出，在并无多少波澜和意外的叙事下，时间节点使得叙事更显理性和节制，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时间刻度的物理位移，也让整篇文章实现了感性和理性的水乳交融。
　　郭洪雷：王海月同学说的过程当中，我想到弋舟以前的作品是没有“代序”的，这次《庚子故事集》他特意加了个“代序”。林伊纯同学之前提到弋舟小说里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时间”，而我觉得弋舟在《钟声响起》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是“时刻”。实际上，弋舟赶着将《庚子故事集》发表出来，也和“时刻”有关，这其中很多篇小说都是在展示人类的时刻。我在看“代序”的时候，马上想到了里尔克，里尔克写过一首诗《严重的时刻》：“谁此刻在这世界的某地哭/没理由地在这世界上哭/在哭我。”同一个时间，我不知道世界上有谁在哭，所有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是与我相关的。其实弋舟小说中的“时刻”，就是疫情状态下他的一种体验。《钟声响起》其实是弋舟对人类共情、共同感受的书写，这是他作品中很少见到的。我们会看到，当整点钟声响起之后，他完全在用一种敞开的想象，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到自己的感受之中。所以《庚子故事集》中除了“时间”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人类的时刻”，他的整部作品都渗透着“时刻”的意识。有了这个“时刻”之后，我们会发现在我们日常文学、小说里，看似严重的事情，可能到了这种“时刻”之下就会发生某种变化，我觉得小说里他把这种变化，以及某种新的感悟都写出来了。这种变化在《羊群过境》中也比较突出，例如对只有自己知道的情感体验的重新认识，关键是它要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像《十日谈》里那么多的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瘟疫。在瘟疫之下，人们对事物的感受决定了他所讲述的故事的价值与意义会发生变化。所以其实我觉得《钟声响起》体现了弋舟的“时刻感”。
　　无解与和解
　　林伊纯：弋舟的小说经常有一种未完成状态，或者说，弋舟的小说无法、也拒绝提供方案。我能够感受到弋舟在讲述困惑时的困惑，他书写当下的原因在于他也不知道如何面对当下，就如同《羊群过境》中他并不知道“我”能不能走完天台的那段路。一方面，未完成在于他追求对当下的一种本然叙述，表达生活的本真面目;另一方面，未完成是因為弋舟并不知道如何去完成，他和小说中的人们一样生活在当下。《庚子故事集》是以现实疫情的发生作为小说背景的，并不是疫情给了弋舟一个呈现生活的契机，而是它拉近了我们与生活之间的距离，从而让我们这样的读者由衷地从弋舟小说中发现那些被我们忽略、甚至是无法接受的生活的面目和某些细微之处。所以可能很多同学和我一样，读完这本集子会倍感沉重，因为弋舟小说的结尾往往不是真正的结尾，而是向每一个人敞开了没有结尾的生活。
　　吕彦霖：就像林伊纯所说的，弋舟很多小说都是“开放式结尾”，他没有刻意地去设计一个结尾，这让我想起格非的《望春风》，这部小说也是如此。我觉得弋舟这种开放式结尾反而是忠于生活或事实本身的，其实新冠疫情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完全无法预料的事件，它的发生就让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弋舟的一个动人之处就在于：他发现了我们被理性生活所遮蔽的非理性因素或无序感。弋舟可能在想，生活有时候就是没有逻辑的，所以我也不必按照读者的逻辑或真实的逻辑来设计一个结局，弋舟写了很多“敞开式结局”，而敞开式结局揭示的才是生活的本相，我觉得他这样倒是真的“写实”了。像《人类的算法》中写到人的交际极限是150人，谭展把刘宁删了后，微博关注数量变成了149人，小说里谈的算法其实描摹的是信息社会人的交往，包括偷情，我们以为朱颖和孔一亮是一对，但实际上的真相却是朱颖和大叔齐安生在偷情，就好像我们看到的都是虚假的，小说最后呈现出来的是现实生活的荒诞性。
　　郭洪雷：刚刚吕老师说的“事件性”，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里经常提到“存在”，比如“存在的精神地图”这样一系列的词，“存在”这个词是从海德格尔那里来的。但是弋舟小说恰恰可以用海德格尔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此在”，即在这个时刻的人的认识与存在。过去我们在讲述“存在”的故事时，往往会赋予它一种秩序，有了秩序，就容易有结尾，有一个答案。但是当我们在讲述“此在”的故事时，弋舟关注的是此时此刻、疫情之下人类生活的一种可能性，这时候“此在”和我们之前谈到的“时刻”就形成了联系，而且它还会让小说表面呈现出开放式的结局，无论是《羊群过境》还是《掩面时分》都是如此。 　　林伊纯：是的，弋舟小说处处没有收口的结尾，都是如此，然而弋舟還在写，在问，他不直接关闭小说再造的可能。这正是因为他觉得生活要有希望，如同他在后记中说“但是我们能够预见到她终将完成”，他对生活仍保有期待，也持有希望，只不过他始终在探索，如何将希望变得具体。因此他在小说中设置了很多希望的象征，比如孩子，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是一个父亲或者母亲;比如需要，《掩面时分》中的我是医药公司卖口罩的……弋舟正是以写作的方式，来说服自己和读者，不要失掉对爱和温暖的信心。
　　郭洪雷：而且我们要注意到，《掩面时分》里有一种关系式的、套娃般的操作，在我们看来，这部小说没有结局吗？其实是有结局的。只要当我们把它理解成一种结构，它的结局就会在结构当中呈现出来。我们可能都是小说当中的一个人，我到一个朋友家里，我们都有可能是那一个“朋友”。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思考在人物关系之中也已经呈现出来了。包括《羊群过境》，从情节来看，它也是开放式的结局，而它的结局是基于在两对父子关系之上，形成了一种代际性的理解，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刻、在这个事件里就呈现出来了。所以，去关注人在当下此在的境遇会有怎样的一种可能性，很可能就是弋舟《庚子故事集》很重要的特点。
　　林伊纯：前面谈到“对抗”和“妥协”的问题，我想再具体说一下。我觉得弋舟的小说中充满了对抗和妥协的人，“对抗”是他始终不肯放弃自我精神世界中犹存的理想主义光芒，而“妥协”在于他并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中有效坚守自己，只能暗示希望的存在，始终渴望爱和温暖。如果说时间是感受，希望是动力，那么真诚则是弋舟从始至终特别坚持的生活和写作的态度。真诚表达了弋舟对生活可控的努力，他的文字相比于很多作家的恣意，我觉得是充满了克制意味的，他对情节的设置、对用词的把玩，可以说，每一个细节的设置都有着他的深意和笃定。弋舟明知生活是不可控的，但他仍勤勤恳恳，丝毫不敢懈怠地面对生活。就好像《羊群过境》中所书写的那样，小说主人公在疫情停工的状态下，上司给他分配工作，昨天是湖南，今天是海南，两个地名的差异，甚至完整概括了“我”被离婚截断的、已然天翻地覆的生活，但他却在不停地给自己的生活找意义，做家务、找父亲去旅游……小说中我面对生活的态度，也就是弋舟试图达到、试图传达给我们的生活态度，那就是在不可控的生活中竭力坦然地面对。最后“我”爬出了天台的栏杆，要去克服自己的恐高感，克服意味着他能够拥有重新面对生活磨砺的勇气，这其实也是弋舟在抗衡自我惰性和消极面的一种尝试。弋舟对生活和写作的笃定和诚意，是他的小说最为吸引我的地方。
　　郭洪雷：说到这种暖色，我就想起了《核桃树下金银花》，课上老师让你们讨论过《核桃树下金银花》这篇了，你们读这篇作品的想法应该比较多。我读的时候恰恰想到了弋舟的《谁是拉飞驰》，我认为这是弋舟写得最有朝气的一篇小说，我特喜欢，写得很好，我觉得他把少年的那种东西写得非常棒。而我在看《核桃树下金银花》的时候，我马上就联想到了《谁是拉飞驰》，两篇小说存在着非常相近的东西。但相比较而言，《谁是拉飞驰》最后是以血腥作为故事的结尾，而《核桃树下金银花》的结尾却是很温暖的，虽然胖姑娘最后死了，但整篇小说的调子却是暖的。
　　林伊纯：这两部小说，我觉得它们有反差，拉飞驰是很轻盈的人，故事却很沉重;胖姑娘是很沉重的人，故事却很轻盈。
　　郭洪雷：你说得多好啊。
　　汪云鹤：关于《核桃树下金银花》这篇，我觉得它有表达出一种自我的精神危机，或者说是描绘出了自我心灵的冲突。“我”以一个失败胖子的形象出现，从视觉形象上外化了内心的某种沉重感和冲突。“我”被一种“规定性事态”和给定的身份归属感所束缚，而骑着三轮车送货是对自己现状的一种短暂反叛，“我”想从一种程序化的生活中“歇口气儿”，可能存在一种生活的困境。而胖女孩有点像一个虚幻的存在，也很像是另外一个自我，她的笑容不带讥讽，还有她大大方方说出种核桃树这事的从容和磊落，与之比对的则是“我”也是个只配跟人吹嘘栽种了摇钱树的家伙。这就又凸显了一种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和割裂，可能是作者在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自洽。胖女孩说好了陪我一起走，但却突然离我而去，仿佛直接去往田野里摘金银花去了，不必信守承诺、她身上体现的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我”最后还是找到了目的地。“我”需要“找到点儿什么”，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人总不能摆脱自己的所属身份，但内心又渴望去摆脱这些社会认同，所以在一系列挣扎之后，我选择的仍然是对“规定性事态”的服从。正如在文章中所说：“你可以说那是提前学会认怂，但你也得承认，那里面，于劳作中蕴含着责任与义务自重的美德。”这篇短文也让我想起了《癌症楼》里面的一句话：“有时候我是那么清楚地感觉到我身上有什么，就是说，我身上并非全都是我。”
　　李佳贤：刚刚汪云鹤同学说到了《核桃树下金银花》中“我”和胖姑娘之间的关系，我比较认同你的看法，我也觉得那个胖姑娘是另一个自我，一个被赋予了理想色彩的“我”。小说开头的时候，“我”是一个马上要高考的学生，压力很大，抢了兄弟的三轮车之后，终于短暂地逃离出平凡沉重的生活。就是在这场逃离、郊游或狂欢的时候，“我”遇到了这个胖姑娘，胖姑娘给“我”描绘了家乡理想化的田园生活，这种美好的场景成为“我”此后人生中的某种支撑，每当“我”遭遇困境，总会想到当时的这个时刻。
　　郭洪雷：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这个胖姑娘才获得了她的意义，比如“我”把家里的企业搞砸了，后来开店又赔了。而在“我”成为一名网络写手之后，“我”已经开始成功了，还清了债务，还让父母过上从容的生活。“我”是在经历过失败和成功之后，回过头来，才突然间想起了胖姑娘这件往事，通过这个过程，才能使胖姑娘的意义得到体现。
　　李佳贤：我给一个朋友推荐了《核桃树下金银花》，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很俗常的故事，某人离开某地，又回到某地，物是人非，像诗作中所写：“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确实也可以把这篇小说看作一个原型故事的再演绎，“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关键是看作家如何去写。故事最后让胖姑娘身亡，从切实表象的层面，你可以说它反映了地震的灾难。但如果把胖姑娘视作一个更具理想色彩的“我”，或一个寄寓了“我”内心美好想象的存在，那么她的死也就意味着那个理想的“我”的失落，或是美好的丧失。 　　郭洪雷：这可能是人类的共同问题，当你们回想自己人生經历的时候，你可能会想：是什么东西使我变成今天这样子？这时候可能你就会把过去未曾在意的事情重新唤起，赋予它新的意义。佳贤的朋友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俗常的故事，一个原因可能是它是人性里普遍存在的。
　　徐源：刚刚老师说到《核桃树下金银花》中的“胖姑娘”，在阅读中我也注意到了这个胖姑娘的特别之处。“我”之所以对她念念不忘，不仅是因为她曾让年少时的“我”感受了第一次怦然心动，更加深层的原因也许在于胖姑娘是“我”心中希望的象征。我也觉得她是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给予“我”美好而温暖的憧憬;这份憧憬支撑“我”面对高考、家里破产、被迫远走他乡谋生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每每在生活迷惘之时，胖姑娘便会浮现。在离开家乡多年，生活趋于安定以后，“我”仍然想要执着找寻的胖姑娘，实则就是支持“我”生活下去的那一丝微弱却必不可少的希望。
　　“希望”同样也浸透在《庚子故事集》的每一个故事中。比如《羊群过境》，“我”在中年遭遇离婚，事业也因突然而至的漫长假期而岌岌可危，“我”试图找回以往对人生的掌控感，连煮饭、打扫屋子、带父亲出门自驾游这些琐事，都变成了让“我”感到生活还有一点意义的事情，“希望”来得如此轻易又荒谬。
　　许星星：是的，“希望”在《核桃树下金银花》里常有体现，它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在这篇小说中有两股张力在相互拉扯。自我调侃式语言的轻逸与小说内涵的苦涩形成对比;同时，主人公内心诗性的向往与坚硬的现实之间也形成一股张力。高考前夕，男胖子为了逃离繁重的课业，抢来朋友的快递车，无所畏惧地奔向未知之地。这场飞驰是胖子对学校——沉重的现实——的抗议。在通往自由之境的旅途上，胖子陷入困境，而与他有相同吨位的女胖子恰时出现，施以援手。因此，对于男胖子而言，那个与女胖子寻找收货人的午后，就是一段超脱于现实之外的美好时光，是他在坚硬的现实之中不愿放下的诗性向往。
　　在之后的几篇小说里，主人公也同样为自己储存了一份诗意想象。像《人类的算法》里，刘宁始终不能忘记多年前的那段露水情缘;《羊群过境》里的父亲面对麻烦的世界，还每天哼着那首《张三的歌》;作为儿子的“我”一直计划着和父亲来一场甘南之旅。他们这些异常的，或者说偏执的表现，都是因为不愿向现实妥协。他们都固执地对未来、过去或远方，进行诗意的想象，以此对抗此时此刻的沉重。
　　郭洪雷：我的感受和你们两位有相近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弋舟的一个变化，弋舟《庚子故事集》相比以前的创作有一些变化。其实我们读这五篇，会发现每一篇都有“和解”，过去我们认为过不去的东西，或者在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在庚子年的背景下都会变得能够接受、忍受。因此，《庚子故事集》有和解、温暖的东西，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而像《蝌蚪》就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徐源：对，就算在情节压抑的篇目中，弋舟也能让我们看到“希望”的存在。比如《人类的算法》，“她”因外贸工作长年辗转国内外，虽热爱这样的旅途，但工作的机械重复和只身一人在外的孤独也让她感到疲倦无助。因一组偶然间上传的微博照片，已婚的她与年轻自己许多的同行晚辈有了一段婚外恋情，并持续多年。对于这段感情，作者并没有站在道德立场上加以批判或讽刺，故事中的“他”更像是疲惫生活中那一抹微弱的光亮。
　　吕彦霖：在《人类的算法》写到出轨的故事时，弋舟其实没有下什么道德判断，他把这个当作每个人都有的难处来写，从根本上来看，他不打算把它写成抓小三的故事，而是有点像张爱玲的《封锁》，一男一女被困在公交车上，好像产生了情愫，但等到“封锁”解除，两人下车时又回到了常态，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其实我觉得弋舟达到了张爱玲所说的“哀矜”，就是说人本身就是凡人、俗人，这也让他的小说具有了更强的代表性。
　　林伊纯：所以，如果说时间是弋舟感受生活的表象和方式，那么给予自己和他人希望则是他呈现生活的根本动力。
　　音乐、电影、虚构与反串
　　李佳贤：我还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就是关于弋舟的小说和音乐。当时因为看弋舟的《刘晓东》，专门买了书里提到的一张唱片，我感觉弋舟应该是喜欢音乐的。《等深》里有提到威猛乐队的《无心低语》（Careless Whisper），《所有路的尽头》又直接用郝蕾《氧气》的一句歌词来命名，弋舟的小说跟音乐、电影都构成了很多呼应。《庚子故事集》同样有这个特点，比如代序中的“钟声”，钟声其实就是一段旋律;《核桃树下金银花》中有赵雷的《成都》;《掩面时分》里，弋舟也化用了《只要平凡》的歌词：“没有神的光环，只有你的平凡。”但《庚子故事集》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羊群过境》，这篇小说对音乐的化用是很成功的，小说反复出现一首歌：《张三的歌》。以前听这首歌，我误以为是爱情歌曲，一些歌手，比如蔡琴，她演绎的版本听上去是非常轻快愉悦的。然而，这首歌其实并不轻松，原唱李寿全的版本可能更接近这首歌的原味，带有些苦涩。稍稍了解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就会知道这首歌是离异的父亲唱给儿子的，涉及到了“父子关系”的问题，并且这首歌还是电影《父子关系》的主题曲。弋舟在《羊群过境》里同样也探讨了“父子关系”，小说中“我”的父亲反复哼唱《张三的歌》，通过这样一首歌的植入，形成了一种镜像或复调的效果：小说里的两对父子关系、歌曲里的父子关系以及电影里的父子关系形成了一种呼应，这首歌的引入把小说的内涵变得非常丰富。
　　郭洪雷：是的，弋舟他原来偏爱于用一些诗，像保罗·策兰等人的诗。当然，歌也是他常用的对象。一首歌用在小说叙事里，它可能会有很多效果，包括气氛、情调、叙事节奏等等。
　　吕彦霖：我觉得弋舟有点受到戏剧这些舞台艺术的启发。另外我觉得你刚谈到的《羊群过境》，我看了之后的感受是，这篇小说其实是很“东方”的，很“中国”，我当时看了第一个想到的电影就是李安的电影，类似“父亲三部曲”的感觉，尤其是《喜宴》。我觉得弋舟的特点在于他喜欢从细处着手，这也很像李安的电影风格，他会抓到很小的部分，但这种很小的部分又被他提取出来，就像伊纯说的，弋舟笔下都是普通的人，但又有非常强的代表性和表征力。 　　郭洪雷：对，我看《庚子故事集》的时候发现弋舟为了达到那种效果，他在时间上做了一些处理。例如疫情使得我滞留在父亲身边，自己就形成了一个由“父亲”转化为“儿子”的过程。而有了重新作为“儿子”的身份，跟自己的父辈进行交流和对话的时候，又唤起了跟自己的儿子的回忆。所以弋舟小说中的“时间”还是蛮重要的。另一篇小说《人类的算法》也是这样，它是透过储物间里的一双运动鞋等这些东西，来唤起刘宁的回忆。而她穿过的这些东西恰恰是和一段隐秘的感情有关系，她的女儿马琳又唤起了母亲的身份，当带着母亲身份的刘宁再回过头来看那段感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弋舟在这篇小说里其实下了很多巧妙的功夫。
　　吕彦霖：是的，我觉得弋舟小说受电影影响比较大，他的很多小说很像电影，也比较好拍。弋舟经常用“闪回”的手法。
　　林伊纯：说起来，“父子关系”也是弋舟在小说里反复探讨的一个问题。
　　吕彦霖：是的，所以大家可能会感觉到，最近这几年，“父亲”的发现，好像是很多作家逐渐在关注的。因为中国文学是有一个“弑父”传统的，要么是父亲“缺席”，要么是父亲“被阉割”，要么就是对父亲只字不提，反而是这几年写父亲的作品开始多起来了。
　　陈佳飞：我想再谈一下前面讨论的《核桃树下金银花》，谈一下小说中胖姑娘的“死”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温暖的故事当中，胖姑娘还得去“死”？我从作家创作的出发点来看，因为这个胖姑娘是作家和小说人物“我”的一种共同虚构，是经验和想象的虚构，她作为理想的化身长时间存在于“我”的记忆当中。如果贸然地让她再次出现在文本当中，她此时的形象势必会对这个虚构形象产生冲击，原先的美好形象有可能会一落千丈。这就颇类似于鲁迅《故乡》中的“我”一样，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来寻求生活的慰藉，但故乡的一切却让“我”心灰意冷，“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因此，出于这样的考虑，作家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胖姑娘出场，她的出现倘若一味遵循“我”的“记忆”行动，那势必会使得小说的说服力大打折扣，而不遵循“我”的“记忆”行动，那么毫无疑问，会损伤小说温暖而又轻逸的主题与风格。
　　弋舟小说在努力揭示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但也正如刚才所说，这种生存困境通常存在于我们难以发觉的日常生活的极细微处。将这种极细微的日常生活困境加以“陌生化”的手法，往往带给读者极强烈的震撼感。而除此之外，他对于父子、母女等日常生活困境的处理上，颇有些因果轮回的宿命味道。特别是《人类的算法》、《羊群过境》中，前者的母亲刘宁在女儿马琳身上看到的自己的影子，后者父子的迭代迁移，母女、父子都在因循通向着不自由的道路。但弋舟小说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尽管不给予解答，却有着明晰的反抗意识，小说中的人物对自己所处的困境大多认知明确。例如刘宁离职后寻找人类解放的道路，《羊群过境》中的“我”尝试缓和“我”与“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些反抗常流于失败与妥协。而深究这种失败与妥协的原因，通常就是社会所施加在人身上的胁迫感，这涉及道德、伦理、经济地位对人的规约。值得注意的是，弋舟在表现人物的时候，人物对困境的认知与阐释，往往表现出一种向内的忏悔意识，这大概也是弋舟之所以能在极细微处发现日常生活困境的原因之一。这种习惯于拆解生活的方式，使他能够一眼就看出细小日常生活齿轮的磨损与变形。
　　郭洪雷：佳飞说胖姑娘是虚构的，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就是《鼠辈》里，女的也给“我”虚构出了一个黑人男子，当我们把这两个虚构放到一块儿去理解，它可能为我们揭示了人类心理的某种现实——人是需要某种虚构去支撑自己的生活的。无论是胖姑娘还是黑人男子都是虚构性的，而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挺得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这种虚构的东西，这种虚构的东西如果从反面说，用萨特的话来说，是“自欺”，自欺恰恰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精神事实，而我们是需要这种虚构的。例如我们在做某件事时，我们会虚构出这件事的价值和意义，而当你回过头来会突然发现自己干的事情很可能是一文不值、空耗生命的，你就会觉得自己始终处在某种圈套里。从消极的意义上，它是一个“圈套”，但是如果从虚构的意义上，你会发现人的生命是需要这种虚构来支撑的。
　　陈佳飞：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弋舟在这几篇小说的写作中，大多关注的是中产阶层，这固然有弋舟自己步入中年后，写作的中年化转向。但中年也不一定都是中产，是否还有其他层面的原因？对此我想听听大家有什么看法。
　　林伊纯：大家可能没有看过弋舟的前期作品，我觉得他一路写过来就是写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写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写中年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写的也是他的孤独，那种年少的血性和不被人所理解的孤独，像《蝌蚪》和《跛足之年》就是渗透着这种情绪。我觉得他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他是有写作野性的，他很想表达一代人具有典型意义的精神状态。弋舟是中产阶级，也是中年人，我觉得这样的写作就是写他自己目前最真切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弋舟写《鼠辈》很有意思，因为当中的“我”应该是一位带着恋爱冲动的年轻人，今晚我们的讨论比较少谈《鼠辈》，但我觉得《鼠辈》其实是这个集子里最特别的、感觉和其他几篇格格不入的作品，我认为《鼠辈》应该是弋舟写给自己的。
　　郭洪雷：林伊纯同学比较强调作家的阶层、生活对创作的影响，但我觉得作家恰恰不是这样的，一个中年作家也可以写少年，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叙述人的反串”，有很多男性作家叙述反串反得非常好，比如毕飞宇、张楚，弋舟的反串写得也不错，像《掩面时分》的反串是最明显的，所以反串也是弋舟小说中值得注意的现象。
　　郭洪雷：其他同学们还有什么感想吗？
　　高妮妮：在这里我想谈一谈我对于弋舟《庚子故事集》的原初阅读体验，跟大家今晚所谈及的可能都不一样。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极为粗浅的认识。在阅读过程中，弋舟作品给我一种极为强烈的被限制感，就像是作者在有意将作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目前我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词语去描述我的这一感受。如果非要做一描述的话，我想我愿意称《庚子故事集》中弋舟的故事为“文学的屋子”。
　　当然，我也试图从弋舟作品的诗性语言、城市中人们物质生活下的精神孤独、人们面对生存困境的态度等方面去进一步解读弋舟的作品，也试图从大家的发言中寻求一种新的思路，但我发现弋舟留给我最深刻的还是这种被围困感。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弋舟的作品太真实了，他描写普通人的生活，诉说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尽管我没有与小说中人物同样的经历，但现在每天都能从不同渠道知晓与作品中类似的甚至同样的故事。因此，对作者所描述故事内容的熟悉，也就导致了作品在故事层面留下不多的空白。为此我也搜索了关于弋舟这方面的资料，看到了田耳关于弋舟小说的一句论述：“他的小说，总给我不曾放开之感，过多的控制，過多的诚意，有时又难掩说教。”我想这句话大体说出了我的这种感觉。因此，相较于去探索弋舟作品背后隐藏的种种深意，于我而言，我更愿意把这些小说当作生活去阅读，去感受。
　　刘宗瑞：在弋舟的小说中，我想谈谈让我觉得差异感较大的《人类的算法》。首先，开头以女儿穿的“鞋”引出夫妻之间的对话，交代了三口之家;接着描写刘宁对地下储物间的收纳整理。本以为是幸福的三口之家、女主刘宁是传统的家庭妇女身份。读到后面，逐渐发现：丈夫在刘宁孕期出轨，刘宁承受长达5年的产后抑郁，甚至在后文中女儿也问母亲是否想过离婚，家庭关系不言而喻;刘宁又是国际贸易公司团队的负责人，经常穿梭于各国之间，身份也不符合预先的推测。其次，婚变在这个小说中也有较多的笔墨。丈夫在刘宁孕期时出轨、刘宁在工作中遇到了谭展，本以为女主的生活开始温暖，但谭展最后娶了其他人，微博人数也由150变成了149;朱颖和孔一亮虽是“地下恋”，但也看得出幸福，但朱颖最后却和大叔结婚了。婚姻就像“人类的算法”，有个人走了，必定会有人加进来，有人进来了，必定会有人离开。进来的人拥有了短暂的幸福，但离开的那个人必定是痛彻心扉。
　　（责任编辑：戴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