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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是传写人生的圣手，是写意历史的诗人。不过，文学家未有真正名分之前，便多只是耻辱与不快。
南朝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范晔曾公开表示：“常耻作文士”“无意于文名”（《狱中与诸甥侄书》）。范晔是我国古代著名史学家，他的《后汉书》作为“前四史”之一，文采斐然，堪为名篇者甚多。范晔也自诩他的《后汉书》序论笔势纵放，为天下奇作，不减贾谊《过秦论》之篇，比肩班固《汉书》而毫不逊色。这般高标自恃的文才之士，却自称“常耻作文士”“无意于文名”，乍听不免让人惊愕，然而却揭示了文学成长、独立过程中的那一段艰难与苦涩的历史记忆。
在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在教学中已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不过此时的“文学”是指对《诗》《书》《礼》《易》《春秋》等文化典籍的学习、传述等。虽然也强调“作器能铭”“升高能赋”“丧纪能诔”“祭祀能语”（《毛诗·定之方中》）的文书制作，但它们与后世的文学创作，还存在一定的差别。
独立身份的纯粹文学家，在真正的“文学的自觉时代”尚未出现之前，并没有出现过。他们总是附着在经学家、史学家、子学家（思想家）这些人们公认的社会身份之上。反之，即使“贵”为“弄臣”，也仍与倡优戏子无异，地位卑贱，不免遭受世人的白眼。司马迁在《史记》中，将文士东方朔置于《滑稽列传》，与倡优同传，即是这一体现。因为在司马迁看来，在世人眼里，“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这一点，到了扬雄时代，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以辞赋而名世的扬雄，却把辞赋看作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士不为”（《法言》）。东汉时期，杨赐等人指责文学之士“有类俳优”“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甚至攻击“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反对汉灵帝选拔文学之士。
这种观念，即便到了“建安之杰”曹植，仍没有太大的改变。曹植在其《杨德祖书》中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这一显然看不起文学、轻视文学的鲜明立场，让人很难与他留世的丰富文学遗产相联系起来。曹植之兄曹丕以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享誉盛名。不过，从他《典论·论文》开篇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来看，曹丕仍然没有走出一直以来“文人无行，有类俳优”的阴影。
这些偏见，到了西晋以文章闻世的“太康之英”陆机那儿，依然还存在。陆机深以文士为非，葛洪《抱朴子》里说：“陆君深疾文士放诞流遁，遂往不为虚诞之言。非不能也。”这些鄙视文士的风气，直接影响着范晔“常耻作文士”“无意于文名”的观念。所有这些，不难看出文学负重前行的艰难发展历程，文学家身份的尴尬，让我们陷入对这段往事的沉思之中。
其实，就在范晔公开表示“常耻作文士”“无意于文名”的七年前，文学已经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为“四学”，由官方设立。其时是元嘉十五年（438年），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格外值得关注的一年。在这一年，经由宋文帝颁旨，确立了文学的独立地位，结束了文学附着于经学、史学、子学的非独立状态。不过，时隔七年之后，范晔仍然公开宣称“常耻作文士”，足见时人对文学鄙夷的成见之深，文学尴尬地位的阴霾之深。
细细体悟范晔的“常耻作文士”，投射出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体现出文士命运的微贱；另一方面是范晔对自身政治才干的期许。
范晔颇具文才，却声称“常耻作文士”，流露出不易为人察知的苦衷。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说：“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又说《后汉书》“诸细意甚多”，最后感慨说：“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竟不成就，每愧此名。”反复地申论，《后汉书》的创作是“以文传意”，这个“意”即是范晔创作《后汉书》的动机。《宋书》称他“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南史》又称他“至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所以，《后汉书》寄寓了范晔太多的自我身世之感，是发愤以抒情之作。
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现象：《后汉书》写到文士的传记，篇幅往往都比其他传记要长，要写得更精彩。这些文字洋洋洒洒，情感澎湃激昂，如《桓谭冯衍传》《王充王符仲长统传》《马融蔡邕传》《张衡传》《崔骃传》《班彪传》等。范晔的“常耻作文士”“无意于文名”，在这些不幸文士身上，分明折射了他自我的身影。
范晔是范泰的庶子，“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他少年时期已显露了才华，却反而惹得哥哥讨厌，说：“此儿进利，终破门户。”后来范晔为后汉王符作传，始称“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接着就说“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篇末终结为“书生道义之为贵”。由于庶出的尴尬和阴影，范晔不禁流露出黯然的物类同伤之感。
文士博才多学，因为不拘小节，为世人所讥，沉落下僚。如文士杜笃“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文士仲长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他们“因穷而愤，愤而专，因愤而专，积一生精力泄之于篇章”。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范晔成为替文学家群体立传的第一人。
《后汉书·文苑传》作为最早的文学家类传，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向来重“德”轻“文”的傳统，从此《文苑传》和《儒林传》在中国的正史中并行不悖。范晔不但为蔡邕、班固、张衡等文学家列有专传，还在《文苑传》中记载了二十多位文学之士，塑造了赵壹、祢衡等光彩照人的形象。《赵壹传》开篇写：“（赵壹）体貌魁梧，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望之甚伟。而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一出场就扬其面貌，气宇非凡，令人折服。但“而”字笔锋一转，打下埋伏，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接下来写赵壹如何恃才倨傲，如何命运坎坷：先写他长揖司徒袁逢，后写他造访府尹羊陟。虽然名动京师，士大夫欲争相仰望其风采，却最后“仕不过郡吏”。终其一生，贫困潦倒，多不称意，但寄寓他身世之感的名篇《穷鸟赋》《刺世疾邪赋》却广传后世。
祢衡也是一位恃才傲物、极具个性的文学家。因为他“击鼓骂曹”，忤怒曹操，被遣送荆州刘表。到了荆州以后，刘表等叹服他的才艺，对他非常器重，一切文章无不出于祢衡之手。 （刘）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并极其才思。时衡出，还见之，开省未周，因毁以抵地。表怃然为骇。衡乃从求笔札，须臾立成，辞义可观。
如此这般，纵有盖世的才气，却由于多次侮辱刘表，终不被相容，刘表将他送给江夏黄祖，黄祖性急，想借黄祖之手杀之。祢衡一到江夏，黄祖就非常器重他，所有文书，也均出于祢衡之手，各种文体，轻重疏密，各得其宜，乐得黄祖直拿着他的手夸道：
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
更为人景仰和传颂的，是他文不加点创作的《鹦鹉赋》。传记中说：
（黄）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衡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
多少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念念不已。当年偌大的一个小洲，却因之而名传千古。千百年来，墨客骚人凭吊、唱诵不息。有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黄鹤楼》），有孟浩然的“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看江中鹦鹉洲”（《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更有李白的“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鹦鹉洲》）。正是《后汉书》中的这段故事，将人们带入了那让人流连忘返的美之境界。
叙事学家说：“历史學家或文学家为了再现而对历史记载的片断进行筛选，这将会不可避免地影响读者对被再现事件的态度。”（戴卫·赫尔曼主编，马海良译：《新叙事学》）文学大多来源于作家的人生感悟。“大约文艺家对于人生自然必须经过三种阶段。头一层他必须跳进里面去生活过才能透懂其中甘苦；其次他必须跳到外面观照过，才能认清它的形相，经过这样的主观的尝受和客观的玩索以后，他最后必须把自己所得到的印象加以整理，整理之后，生糙的人生自然才变成艺术的融贯整一的境界。”（朱光潜：《谈美·谈文学》）这是作家完成从生活积累到文学创作的大体历程。特别是大多数传记作家，他们往往把自己人生体验的情感浇铸在传记人物身上，宛如雕塑一尊石像，尽量要在这尊雕像上体现自己的身影，有些甚至在无形中渗透了自己或自己意中人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之间，无不惟妙惟肖，这是雕塑家如痴如醉的艺术上乘境界。
范晔出身儒学世家，并每引以自豪，政治期许甚高。十七岁时，被“州辟主簿，不就”；二十一岁，出任相国掾，事刘裕；二十三岁，刘裕即位，范晔为彭城王刘义康冠军参军，随府转右军参军；此后多斡旋于核心权力周围；四十三岁时，出任左卫将军，与沈演之对掌禁旅，同参机密，备受皇帝重视。体现出范晔积极的政治追求。
不过，《后汉书》的创作开始于他被贬为宣城太守，处于他人生情感最为低谷的时期。政治的失意，文士“有类俳优”的微贱，让他产生创作的共鸣。《宋书·范晔传》记载：
（范晔）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
范晔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不堪被皇帝“倡优畜之”，本来政治期许甚高的他，最终迫于无奈，奉旨弹琴。但这股孤傲而不甘屈辱的愤激的情感，深深渗入《后汉书》之中。
《蔡邕传》写蔡邕不乐为天子鼓琴，行至中途，称疾而归；《桓谭传》写桓谭博通多才，却不被光武帝重用，只是一介宴席间的鼓琴之士，因此遭到大臣宋弘的责难。宋弘一番义正词严的批评，正是范晔自己想要表达的话，正是他不乐为宋文帝鼓琴的肺腑之言。他借宋弘之口，宣泄了出来。《祢衡传》写祢衡“少有才辩”，年届四旬的孔融，一见如故，倾心不已，不断地向曹操推荐。不料祢衡却自称狂病，不肯拜见曹操，以此得罪曹操。曹操听说他会击鼓，于是召他为鼓史，击鼓宴宾，想以此来侮辱祢衡，挫杀他的锐气，不料反被祢衡侮辱了一顿。正是范晔的精心创作，后世戏剧、小说“击鼓骂曹”的故事，皆由此演绎开来。蔡邕、桓谭、祢衡，都是当世赫赫才士，因为性情疏慢，当政者却都以弹琴、击鼓之类的倡优身份来对待他们。他们无奈、不幸的悲剧人生，也成了范晔自我命运的写照。所以，钟惺称“蔡邕文行，中常侍以其善鼓瑟征之，耻辱儒者”，范晔传写桓谭、蔡邕弹琴，“以此自晦，未可知也”（《史怀》），足见是很有眼光的。范晔借传写桓谭、蔡邕、祢衡之酒杯，而浇胸中之块垒。
就连后世极为称道的班彪、班固父子，当时的景况仍是惨淡不堪。“班彪仕不求达，光武亦不用，止于司徒掾；固最宠幸，位不过郎。”范晔对班固的死于非命，更是惋惜不已。《班固传》结尾说：
（班）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椎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
传论中又说：“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这不是讽刺或否定班固，而是一种深味的悲哀。蔡邕、祢衡之死，又何尝不令人痛惜呢？《蔡邕传》记载王允声明蔡邕之必死，竟然强调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王允杀掉蔡邕，害怕他借助史书来毁谤自己，留下的却是人们不尽的遗憾和惋惜。祢衡的死，也仅因为他的出言不逊。《祢衡传》说：
后黄祖在蒙冲船上，大会宾客，而衡言不逊顺，祖惭，乃呵之。衡更熟视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将出，欲加笞。衡方大骂，祖恚，遂令杀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时杀焉。射徒跣来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敛。衡时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从《班固传》到《祢衡传》，这样几段文字，读来着实令人心痛、伤感。每读一遍，就会伤心一次，落泪一次。司马迁虽遭遇宫刑，尚且可以隐忍苟活，完成《史记》的创作，他们却连忍辱偷生的机会都没有。班固死了，留下未竟的《汉书》。蔡邕去了，一国之典，无人正之，一部没有“志”的《东观汉记》，永远都无法完成。祢衡被杀了，文章大多也随之亡逝，只留下他那文不加点的《鹦鹉赋》，让人们神往而怅然。 从桓谭、班固到蔡邕、祢衡，都逃脱不了窘迫困顿的命运悲剧。他们的死，在当政者眼里，与蝼蚁又有何异？他们的生命，真的比纸还薄。这就是范晔笔端的文士命运，怪不得他声称“常耻作文士”“无意于文名”。其实，这未尝不是他对自身命运的一种抗争。在宋文帝那里，他的命运又能比桓谭们好多少呢？
一般论者认为，范晔所处的时代，恰逢宋文帝励精图治的“元嘉盛世”，宋文帝又为明主，范晔“才不得其用”，最后谋反篡逆，完全是咎由自取。然而众所周知的，汉光武帝又何尝不比宋文帝英明数倍呢？光武清明治世，尚且有桓谭、冯衍的“才不得其用”，宋文帝时代，文士人人自危，就不会有范晔的悲剧吗？才不尽其用，不唯是东汉一朝的悲剧，更是亘古不变的历史悲剧。为不得志者立传，范晔接过了司马迁的火炬，传写不幸者的人生，传写自己的心声，更传写了文士的坎坷、畸零。
范曄同班固、蔡邕、祢衡一样，过早地离世了，留下一部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后汉书》。莫非他在为这些人写传记的时候，由这些人的遭遇和结局，也预料到了自己的命运和结局了吗？恐怕是谁也说不清了。留给我们的，只是无语的历史。
当代历史学家刘节先生说：“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艺术的基本原素是情感。所以历史的叙述，是离不开情感的。”“读者所以能够对于往事发生悲喜的感情，全靠作历史的人能在史书里先已寄托上一种动人的情绪。”（《刘节文集》）《史记》千古传唱的魅力即在于此。《汉书》《后汉书》的魅力也都在于此。梁启超先生说：“司马迁忍辱发愤，其目的乃在‘成一家之言’，班、范诸贤，亦同斯志，故读其书而著者之思想品格皆见焉。”（《过去之中国史学界》）范晔是不得志之人，《南史》称他“至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他生性疏宕好奇，不拘小节，所以形成对奇羁之士的独特景仰；他才学满腹，却又屡遭毁谤和打击，所以形成桀骜不逊的性情；他出身儒学世家，却又恰逢一个儒学衰微的时代，所以形成浓厚的儒家君子情结。总之，他是一个情感型的史传文学家，在《后汉书》里，跳跃着满是他品味人生的诗行。
范晔虽然自身政治期许很高，但文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政治悲剧。当他身居高位、位极人臣之时，政治危机也一步步逼近。他的个性，决定了他与同僚关系的紧张。他曾撰写《和香方序》，“悉以比类朝士”，以此埋下祸根。在他擢升为太子詹事的第二年（445年），被尚书右仆射何尚之等人密告以谋反罪名处死。
范晔对文学家“有类俳优”的微贱命运的体悟，是文学历史发展中的一环；范晔对自身的政治抱负，也并没有错。在他身后，不论是李白的“直挂云帆济沧海”，还是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穷心忧黎元”，或是现代人的“身无半文，心忧天下”，都体现了一代代文人知识分子的道德使命与追求。
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在范晔遇害二十五年后，即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刘宋王朝再次设立了儒、玄、文、史四科，每科置学士十人。这在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的基础上，再次以官方的形式肯定了文学的独立地位。“耻作文士”的羞辱岁月，已成为往事。不过，文学家的悲剧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文学家地位空前提高了，但另一悲剧却随之而来。文学地位的提升，惹来了帝王与文学家争胜的局面。刘宋孝武帝刘骏“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文士鲍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以自污的方式，避免与皇帝争锋。梁武帝在文学上对大臣寸步不让，他曾讨厌文士吴均、何逊的文学自负，指责二人说：“吴均不均，何逊不逊。”他也曾与文坛老手沈约展开创作竞赛，因为沈约的一句“此公护前”的刻薄话，差点治了这位老朋友的罪。如果说，梁武帝对文士的忌妒仅仅如此的话，那么后来的隋炀帝，就发展到因为忌妒而借故杀人的地步。刘餗《隋唐嘉话》记载：“（隋）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此处所提“空梁落燕泥”，是薛道衡《昔昔盐》中的名句。薛道衡被杀，这句诗竟是祸端。
从“有类俳优”“耻作文士”，到因为一句名诗惹祸被杀，或许正应了孟子早说过的那句老话：“此一时，彼一时也。”
南朝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范晔曾公开表示：“常耻作文士”“无意于文名”（《狱中与诸甥侄书》）。范晔是我国古代著名史学家，他的《后汉书》作为“前四史”之一，文采斐然，堪为名篇者甚多。范晔也自诩他的《后汉书》序论笔势纵放，为天下奇作，不减贾谊《过秦论》之篇，比肩班固《汉书》而毫不逊色。这般高标自恃的文才之士，却自称“常耻作文士”“无意于文名”，乍听不免让人惊愕，然而却揭示了文学成长、独立过程中的那一段艰难与苦涩的历史记忆。
在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在教学中已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不过此时的“文学”是指对《诗》《书》《礼》《易》《春秋》等文化典籍的学习、传述等。虽然也强调“作器能铭”“升高能赋”“丧纪能诔”“祭祀能语”（《毛诗·定之方中》）的文书制作，但它们与后世的文学创作，还存在一定的差别。
独立身份的纯粹文学家，在真正的“文学的自觉时代”尚未出现之前，并没有出现过。他们总是附着在经学家、史学家、子学家（思想家）这些人们公认的社会身份之上。反之，即使“贵”为“弄臣”，也仍与倡优戏子无异，地位卑贱，不免遭受世人的白眼。司马迁在《史记》中，将文士东方朔置于《滑稽列传》，与倡优同传，即是这一体现。因为在司马迁看来，在世人眼里，“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这一点，到了扬雄时代，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以辞赋而名世的扬雄，却把辞赋看作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士不为”（《法言》）。东汉时期，杨赐等人指责文学之士“有类俳优”“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甚至攻击“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反对汉灵帝选拔文学之士。
这种观念，即便到了“建安之杰”曹植，仍没有太大的改变。曹植在其《杨德祖书》中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这一显然看不起文学、轻视文学的鲜明立场，让人很难与他留世的丰富文学遗产相联系起来。曹植之兄曹丕以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享誉盛名。不过，从他《典论·论文》开篇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来看，曹丕仍然没有走出一直以来“文人无行，有类俳优”的阴影。
这些偏见，到了西晋以文章闻世的“太康之英”陆机那儿，依然还存在。陆机深以文士为非，葛洪《抱朴子》里说：“陆君深疾文士放诞流遁，遂往不为虚诞之言。非不能也。”这些鄙视文士的风气，直接影响着范晔“常耻作文士”“无意于文名”的观念。所有这些，不难看出文学负重前行的艰难发展历程，文学家身份的尴尬，让我们陷入对这段往事的沉思之中。
其实，就在范晔公开表示“常耻作文士”“无意于文名”的七年前，文学已经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为“四学”，由官方设立。其时是元嘉十五年（438年），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格外值得关注的一年。在这一年，经由宋文帝颁旨，确立了文学的独立地位，结束了文学附着于经学、史学、子学的非独立状态。不过，时隔七年之后，范晔仍然公开宣称“常耻作文士”，足见时人对文学鄙夷的成见之深，文学尴尬地位的阴霾之深。
细细体悟范晔的“常耻作文士”，投射出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体现出文士命运的微贱；另一方面是范晔对自身政治才干的期许。
范晔颇具文才，却声称“常耻作文士”，流露出不易为人察知的苦衷。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说：“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又说《后汉书》“诸细意甚多”，最后感慨说：“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竟不成就，每愧此名。”反复地申论，《后汉书》的创作是“以文传意”，这个“意”即是范晔创作《后汉书》的动机。《宋书》称他“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南史》又称他“至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所以，《后汉书》寄寓了范晔太多的自我身世之感，是发愤以抒情之作。
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现象：《后汉书》写到文士的传记，篇幅往往都比其他传记要长，要写得更精彩。这些文字洋洋洒洒，情感澎湃激昂，如《桓谭冯衍传》《王充王符仲长统传》《马融蔡邕传》《张衡传》《崔骃传》《班彪传》等。范晔的“常耻作文士”“无意于文名”，在这些不幸文士身上，分明折射了他自我的身影。
范晔是范泰的庶子，“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他少年时期已显露了才华，却反而惹得哥哥讨厌，说：“此儿进利，终破门户。”后来范晔为后汉王符作传，始称“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接着就说“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篇末终结为“书生道义之为贵”。由于庶出的尴尬和阴影，范晔不禁流露出黯然的物类同伤之感。
文士博才多学，因为不拘小节，为世人所讥，沉落下僚。如文士杜笃“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文士仲长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他们“因穷而愤，愤而专，因愤而专，积一生精力泄之于篇章”。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范晔成为替文学家群体立传的第一人。
《后汉书·文苑传》作为最早的文学家类传，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向来重“德”轻“文”的傳统，从此《文苑传》和《儒林传》在中国的正史中并行不悖。范晔不但为蔡邕、班固、张衡等文学家列有专传，还在《文苑传》中记载了二十多位文学之士，塑造了赵壹、祢衡等光彩照人的形象。《赵壹传》开篇写：“（赵壹）体貌魁梧，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望之甚伟。而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一出场就扬其面貌，气宇非凡，令人折服。但“而”字笔锋一转，打下埋伏，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接下来写赵壹如何恃才倨傲，如何命运坎坷：先写他长揖司徒袁逢，后写他造访府尹羊陟。虽然名动京师，士大夫欲争相仰望其风采，却最后“仕不过郡吏”。终其一生，贫困潦倒，多不称意，但寄寓他身世之感的名篇《穷鸟赋》《刺世疾邪赋》却广传后世。
祢衡也是一位恃才傲物、极具个性的文学家。因为他“击鼓骂曹”，忤怒曹操，被遣送荆州刘表。到了荆州以后，刘表等叹服他的才艺，对他非常器重，一切文章无不出于祢衡之手。 （刘）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并极其才思。时衡出，还见之，开省未周，因毁以抵地。表怃然为骇。衡乃从求笔札，须臾立成，辞义可观。
如此这般，纵有盖世的才气，却由于多次侮辱刘表，终不被相容，刘表将他送给江夏黄祖，黄祖性急，想借黄祖之手杀之。祢衡一到江夏，黄祖就非常器重他，所有文书，也均出于祢衡之手，各种文体，轻重疏密，各得其宜，乐得黄祖直拿着他的手夸道：
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
更为人景仰和传颂的，是他文不加点创作的《鹦鹉赋》。传记中说：
（黄）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衡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
多少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念念不已。当年偌大的一个小洲，却因之而名传千古。千百年来，墨客骚人凭吊、唱诵不息。有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黄鹤楼》），有孟浩然的“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看江中鹦鹉洲”（《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更有李白的“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鹦鹉洲》）。正是《后汉书》中的这段故事，将人们带入了那让人流连忘返的美之境界。
叙事学家说：“历史學家或文学家为了再现而对历史记载的片断进行筛选，这将会不可避免地影响读者对被再现事件的态度。”（戴卫·赫尔曼主编，马海良译：《新叙事学》）文学大多来源于作家的人生感悟。“大约文艺家对于人生自然必须经过三种阶段。头一层他必须跳进里面去生活过才能透懂其中甘苦；其次他必须跳到外面观照过，才能认清它的形相，经过这样的主观的尝受和客观的玩索以后，他最后必须把自己所得到的印象加以整理，整理之后，生糙的人生自然才变成艺术的融贯整一的境界。”（朱光潜：《谈美·谈文学》）这是作家完成从生活积累到文学创作的大体历程。特别是大多数传记作家，他们往往把自己人生体验的情感浇铸在传记人物身上，宛如雕塑一尊石像，尽量要在这尊雕像上体现自己的身影，有些甚至在无形中渗透了自己或自己意中人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之间，无不惟妙惟肖，这是雕塑家如痴如醉的艺术上乘境界。
范晔出身儒学世家，并每引以自豪，政治期许甚高。十七岁时，被“州辟主簿，不就”；二十一岁，出任相国掾，事刘裕；二十三岁，刘裕即位，范晔为彭城王刘义康冠军参军，随府转右军参军；此后多斡旋于核心权力周围；四十三岁时，出任左卫将军，与沈演之对掌禁旅，同参机密，备受皇帝重视。体现出范晔积极的政治追求。
不过，《后汉书》的创作开始于他被贬为宣城太守，处于他人生情感最为低谷的时期。政治的失意，文士“有类俳优”的微贱，让他产生创作的共鸣。《宋书·范晔传》记载：
（范晔）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
范晔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不堪被皇帝“倡优畜之”，本来政治期许甚高的他，最终迫于无奈，奉旨弹琴。但这股孤傲而不甘屈辱的愤激的情感，深深渗入《后汉书》之中。
《蔡邕传》写蔡邕不乐为天子鼓琴，行至中途，称疾而归；《桓谭传》写桓谭博通多才，却不被光武帝重用，只是一介宴席间的鼓琴之士，因此遭到大臣宋弘的责难。宋弘一番义正词严的批评，正是范晔自己想要表达的话，正是他不乐为宋文帝鼓琴的肺腑之言。他借宋弘之口，宣泄了出来。《祢衡传》写祢衡“少有才辩”，年届四旬的孔融，一见如故，倾心不已，不断地向曹操推荐。不料祢衡却自称狂病，不肯拜见曹操，以此得罪曹操。曹操听说他会击鼓，于是召他为鼓史，击鼓宴宾，想以此来侮辱祢衡，挫杀他的锐气，不料反被祢衡侮辱了一顿。正是范晔的精心创作，后世戏剧、小说“击鼓骂曹”的故事，皆由此演绎开来。蔡邕、桓谭、祢衡，都是当世赫赫才士，因为性情疏慢，当政者却都以弹琴、击鼓之类的倡优身份来对待他们。他们无奈、不幸的悲剧人生，也成了范晔自我命运的写照。所以，钟惺称“蔡邕文行，中常侍以其善鼓瑟征之，耻辱儒者”，范晔传写桓谭、蔡邕弹琴，“以此自晦，未可知也”（《史怀》），足见是很有眼光的。范晔借传写桓谭、蔡邕、祢衡之酒杯，而浇胸中之块垒。
就连后世极为称道的班彪、班固父子，当时的景况仍是惨淡不堪。“班彪仕不求达，光武亦不用，止于司徒掾；固最宠幸，位不过郎。”范晔对班固的死于非命，更是惋惜不已。《班固传》结尾说：
（班）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椎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
传论中又说：“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这不是讽刺或否定班固，而是一种深味的悲哀。蔡邕、祢衡之死，又何尝不令人痛惜呢？《蔡邕传》记载王允声明蔡邕之必死，竟然强调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王允杀掉蔡邕，害怕他借助史书来毁谤自己，留下的却是人们不尽的遗憾和惋惜。祢衡的死，也仅因为他的出言不逊。《祢衡传》说：
后黄祖在蒙冲船上，大会宾客，而衡言不逊顺，祖惭，乃呵之。衡更熟视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将出，欲加笞。衡方大骂，祖恚，遂令杀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时杀焉。射徒跣来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敛。衡时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从《班固传》到《祢衡传》，这样几段文字，读来着实令人心痛、伤感。每读一遍，就会伤心一次，落泪一次。司马迁虽遭遇宫刑，尚且可以隐忍苟活，完成《史记》的创作，他们却连忍辱偷生的机会都没有。班固死了，留下未竟的《汉书》。蔡邕去了，一国之典，无人正之，一部没有“志”的《东观汉记》，永远都无法完成。祢衡被杀了，文章大多也随之亡逝，只留下他那文不加点的《鹦鹉赋》，让人们神往而怅然。 从桓谭、班固到蔡邕、祢衡，都逃脱不了窘迫困顿的命运悲剧。他们的死，在当政者眼里，与蝼蚁又有何异？他们的生命，真的比纸还薄。这就是范晔笔端的文士命运，怪不得他声称“常耻作文士”“无意于文名”。其实，这未尝不是他对自身命运的一种抗争。在宋文帝那里，他的命运又能比桓谭们好多少呢？
一般论者认为，范晔所处的时代，恰逢宋文帝励精图治的“元嘉盛世”，宋文帝又为明主，范晔“才不得其用”，最后谋反篡逆，完全是咎由自取。然而众所周知的，汉光武帝又何尝不比宋文帝英明数倍呢？光武清明治世，尚且有桓谭、冯衍的“才不得其用”，宋文帝时代，文士人人自危，就不会有范晔的悲剧吗？才不尽其用，不唯是东汉一朝的悲剧，更是亘古不变的历史悲剧。为不得志者立传，范晔接过了司马迁的火炬，传写不幸者的人生，传写自己的心声，更传写了文士的坎坷、畸零。
范曄同班固、蔡邕、祢衡一样，过早地离世了，留下一部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后汉书》。莫非他在为这些人写传记的时候，由这些人的遭遇和结局，也预料到了自己的命运和结局了吗？恐怕是谁也说不清了。留给我们的，只是无语的历史。
当代历史学家刘节先生说：“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艺术的基本原素是情感。所以历史的叙述，是离不开情感的。”“读者所以能够对于往事发生悲喜的感情，全靠作历史的人能在史书里先已寄托上一种动人的情绪。”（《刘节文集》）《史记》千古传唱的魅力即在于此。《汉书》《后汉书》的魅力也都在于此。梁启超先生说：“司马迁忍辱发愤，其目的乃在‘成一家之言’，班、范诸贤，亦同斯志，故读其书而著者之思想品格皆见焉。”（《过去之中国史学界》）范晔是不得志之人，《南史》称他“至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他生性疏宕好奇，不拘小节，所以形成对奇羁之士的独特景仰；他才学满腹，却又屡遭毁谤和打击，所以形成桀骜不逊的性情；他出身儒学世家，却又恰逢一个儒学衰微的时代，所以形成浓厚的儒家君子情结。总之，他是一个情感型的史传文学家，在《后汉书》里，跳跃着满是他品味人生的诗行。
范晔虽然自身政治期许很高，但文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政治悲剧。当他身居高位、位极人臣之时，政治危机也一步步逼近。他的个性，决定了他与同僚关系的紧张。他曾撰写《和香方序》，“悉以比类朝士”，以此埋下祸根。在他擢升为太子詹事的第二年（445年），被尚书右仆射何尚之等人密告以谋反罪名处死。
范晔对文学家“有类俳优”的微贱命运的体悟，是文学历史发展中的一环；范晔对自身的政治抱负，也并没有错。在他身后，不论是李白的“直挂云帆济沧海”，还是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穷心忧黎元”，或是现代人的“身无半文，心忧天下”，都体现了一代代文人知识分子的道德使命与追求。
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在范晔遇害二十五年后，即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刘宋王朝再次设立了儒、玄、文、史四科，每科置学士十人。这在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的基础上，再次以官方的形式肯定了文学的独立地位。“耻作文士”的羞辱岁月，已成为往事。不过，文学家的悲剧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文学家地位空前提高了，但另一悲剧却随之而来。文学地位的提升，惹来了帝王与文学家争胜的局面。刘宋孝武帝刘骏“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文士鲍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以自污的方式，避免与皇帝争锋。梁武帝在文学上对大臣寸步不让，他曾讨厌文士吴均、何逊的文学自负，指责二人说：“吴均不均，何逊不逊。”他也曾与文坛老手沈约展开创作竞赛，因为沈约的一句“此公护前”的刻薄话，差点治了这位老朋友的罪。如果说，梁武帝对文士的忌妒仅仅如此的话，那么后来的隋炀帝，就发展到因为忌妒而借故杀人的地步。刘餗《隋唐嘉话》记载：“（隋）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此处所提“空梁落燕泥”，是薛道衡《昔昔盐》中的名句。薛道衡被杀，这句诗竟是祸端。
从“有类俳优”“耻作文士”，到因为一句名诗惹祸被杀，或许正应了孟子早说过的那句老话：“此一时，彼一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