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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典籍蕴含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典籍外译也就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一环。在中国经济飞跃发展的今天，典籍英译越来越重要。文化自觉要求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的前提下，以最合适的方式来解读和翻译最合适的典籍材料。赵译《三字经》在典籍选择和翻译策略上充分体现了文化自觉，为国学典籍翻译树立典范。
关键词：典籍翻译；文化自觉；《三字经》英译
作者简介：李月（1989.8-），女，河北省衡水市人，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体学、生态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1
1、引言
费孝通（2007）认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换言之，文化自觉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罗选民、杨文地在《文化自觉与典籍英译》中指出文化自觉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认真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价值理念，努力发现彼此不同的思维方式及其存在的分歧。
2、赵译《三字经》中的“文化自觉”体现
2.1 典籍选择
典籍翻译选材应该遵循相应原则，如（1）普遍性，即具有普遍意义的典籍，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推广的；（2）契合点，我们要发现自己喜欢也为外国人推崇的作品（罗选民、杨文地 2012： 66）。作为儿童蒙学读本，《三字经》以行文之简、韵律之美、包容之广历经数百年的传诵，成为中华文化之经典，赵彦春教授曾说启蒙时代造就了中国文化的显学地位，明清的翻译行为应该说是这一运动的延续。今天中国学者再译 《三字经》是出于文化的自觉。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在世界文化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时候便需要重塑自己的话语体系，可以总结为向西方主动输出文化。（李晶，2015： 41）
2.2翻译解读
典籍翻译的译者应该秉承鲜明的文化态度。译者翻译的不是静态的字而是处于动态语境中的意义，其中文字背后折射出的文化意义尤其重要。译者能否跳出字词表层的局限空间，拓展并还原文字背后的文化性深层含义，是判断经典翻译译本的一个重要因素。（赵彦春，2014：40）。以第14节为例，对比赏析三个英译本的文化内涵再现。
原文：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
赵彦春译：Three tenets always： subject Load obeys；Child Father reveres； wife Man Endears.
Giles译： The Three Bounds/And the obligation between sovereign and subject， the love between father and child/The harmony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王宝童译：The king guides the Court， the dad guides the son/The man guides his wife， so the Three Guides run.
此节经文讲述伦理准则“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然而《三字经》此节中义、亲、顺的使用，弱化了三纲的强硬，使其呈现的画面更加和谐和美，翻译时应将三纲的规范性及和谐和美的画面感考虑其中。赵译中三纲译为Three tenets，本身有原则、宗旨之意，并且用always 加以修饰，强调了三纲在古代中国伦理的重要性，并且与下文obeys对应构成韵脚，接下来的三小句动词的选择obey、revere、endear勾勒出了一幅尊卑有序、其乐融融的画面，另外赵译采用Lord对应君，与西方基督文化中的上帝构成双关表达，引导译语读者产生已知文化信息的联想。因此此节译文准确再现了中华伦理中的三纲以及三纲所包含的三对关系和经文深藏其中的蕴含。Giles译文中love， harmony 等词的使用给读者其乐融融的印象，但the three bonds， bond有契约盟约之意，考虑到西方的契约论是为反对天赐君权而兴起的，与《三字经》所依托的君权神授哲学基础相对立。王译将三纲翻译成the Three Guides契合原文，但是君翻译成king与《三字经》所处的帝制时代不合适，如换成emperor，会更加符合原文。因此，Giles、王宝童的译文忽略了译文多携带的历史信息，对于文字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涵义没有充分考虑。而赵译成功地避开了中西方背景知识差异的干扰，更好地再现了原文的语境和文化背景，使读者产生已知文化的联想。
3、结语
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用极为审慎的态度对待中西方文化。典籍翻译的译者应该秉承鲜明的文化态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文化自信要求译者看到传统文化的深厚民族底蕴，在翻译素材上选取本民族最优秀的文化典籍，将民族文化的精髓介绍给全世界。赵译《三字经》为国学典籍的翻译树立了典范，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贡献。典籍翻译是中国文化传播的双刃剑，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既迎来机遇，又面临巨大挑战，愿典籍翻译站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立场上，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出现。
参考文献：
[1]费孝通.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7.
[2]李晶. 翻译·国学·中国话语体系—《三字经》英译者赵彦春教授访谈录[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5（1）：41-45.
[3]罗选民、杨文地. 文化自觉与典籍英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2（5）：65-66.
[4]赵彦春. 三字经英译集解[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
关键词：典籍翻译；文化自觉；《三字经》英译
作者简介：李月（1989.8-），女，河北省衡水市人，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体学、生态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1
1、引言
费孝通（2007）认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换言之，文化自觉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罗选民、杨文地在《文化自觉与典籍英译》中指出文化自觉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认真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价值理念，努力发现彼此不同的思维方式及其存在的分歧。
2、赵译《三字经》中的“文化自觉”体现
2.1 典籍选择
典籍翻译选材应该遵循相应原则，如（1）普遍性，即具有普遍意义的典籍，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推广的；（2）契合点，我们要发现自己喜欢也为外国人推崇的作品（罗选民、杨文地 2012： 66）。作为儿童蒙学读本，《三字经》以行文之简、韵律之美、包容之广历经数百年的传诵，成为中华文化之经典，赵彦春教授曾说启蒙时代造就了中国文化的显学地位，明清的翻译行为应该说是这一运动的延续。今天中国学者再译 《三字经》是出于文化的自觉。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在世界文化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时候便需要重塑自己的话语体系，可以总结为向西方主动输出文化。（李晶，2015： 41）
2.2翻译解读
典籍翻译的译者应该秉承鲜明的文化态度。译者翻译的不是静态的字而是处于动态语境中的意义，其中文字背后折射出的文化意义尤其重要。译者能否跳出字词表层的局限空间，拓展并还原文字背后的文化性深层含义，是判断经典翻译译本的一个重要因素。（赵彦春，2014：40）。以第14节为例，对比赏析三个英译本的文化内涵再现。
原文：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
赵彦春译：Three tenets always： subject Load obeys；Child Father reveres； wife Man Endears.
Giles译： The Three Bounds/And the obligation between sovereign and subject， the love between father and child/The harmony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王宝童译：The king guides the Court， the dad guides the son/The man guides his wife， so the Three Guides run.
此节经文讲述伦理准则“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然而《三字经》此节中义、亲、顺的使用，弱化了三纲的强硬，使其呈现的画面更加和谐和美，翻译时应将三纲的规范性及和谐和美的画面感考虑其中。赵译中三纲译为Three tenets，本身有原则、宗旨之意，并且用always 加以修饰，强调了三纲在古代中国伦理的重要性，并且与下文obeys对应构成韵脚，接下来的三小句动词的选择obey、revere、endear勾勒出了一幅尊卑有序、其乐融融的画面，另外赵译采用Lord对应君，与西方基督文化中的上帝构成双关表达，引导译语读者产生已知文化信息的联想。因此此节译文准确再现了中华伦理中的三纲以及三纲所包含的三对关系和经文深藏其中的蕴含。Giles译文中love， harmony 等词的使用给读者其乐融融的印象，但the three bonds， bond有契约盟约之意，考虑到西方的契约论是为反对天赐君权而兴起的，与《三字经》所依托的君权神授哲学基础相对立。王译将三纲翻译成the Three Guides契合原文，但是君翻译成king与《三字经》所处的帝制时代不合适，如换成emperor，会更加符合原文。因此，Giles、王宝童的译文忽略了译文多携带的历史信息，对于文字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涵义没有充分考虑。而赵译成功地避开了中西方背景知识差异的干扰，更好地再现了原文的语境和文化背景，使读者产生已知文化的联想。
3、结语
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用极为审慎的态度对待中西方文化。典籍翻译的译者应该秉承鲜明的文化态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文化自信要求译者看到传统文化的深厚民族底蕴，在翻译素材上选取本民族最优秀的文化典籍，将民族文化的精髓介绍给全世界。赵译《三字经》为国学典籍的翻译树立了典范，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贡献。典籍翻译是中国文化传播的双刃剑，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既迎来机遇，又面临巨大挑战，愿典籍翻译站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立场上，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出现。
参考文献：
[1]费孝通.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7.
[2]李晶. 翻译·国学·中国话语体系—《三字经》英译者赵彦春教授访谈录[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5（1）：41-45.
[3]罗选民、杨文地. 文化自觉与典籍英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2（5）：65-66.
[4]赵彦春. 三字经英译集解[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