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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劳动力价值学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分析和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劳动力价值差异是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教育的非均衡发展则是劳动力价值差异的主要成因。所以，要根本地、长效地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必须实施均衡教育策略，实现劳动力禀赋和价值普遍均衡提高。
【关键词】收入差距 劳动力价值 均衡教育
关于收入差距问题是近年研究的热点。收入差距原因主要被概括为以下方面：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教育的非均衡发展、经济主体要素拥有上的差异、经济结构的失衡、国际差距、行业垄断、市场中不公收入、制度缺陷导致的腐败等。一般认为，教育非均衡发展只是一般性原因，或主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收入差距根本原因是教育非均衡发展，实施均衡教育战略才是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长效途径。
我国收入差距具有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居民差距等多种表现（也有学者把收入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视为社会差距的的原因，但笔者认为这些只是收入社会差距的具体表现或浅层原因）。收入差距本质上是一个相对贫困问题，由于相对贫困是一个反映不同阶层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的范畴，故要从根本上理解和分析收入差距问题，必须以辩证的、整体的、发展的观点从劳动力价值（价值是一个相对变量，必须从交换价值角度理解。交换价值是一种比价状况，本质上是不同种商品在社会总产品价值中所占比重：不同商品在总产品价值中比重得到确定，不同商品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即交换价值才得到确定。本文中不论是普通商品还是劳动力商品，涉及其价值分析时都应该从这一角度理解）角度入手。下面从全社会整体收入差距角度（从而抽象掉个体的特殊性）进行分析，最后得出战略性决策。
一、我国收入差距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率9%左右，远远高于世界同期水平；收入增长显著，但同时也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在2000年，我国最富的10%的人口拥有40%的财富（同期美国最富的10%人口拥有70%财富）。我国大陆目前150万最富有家庭就占有全国财富70%（在发达国家，一般是5%最富有家庭才占有全国财富50-60%）。另据有关资料，2001年，我国吉尼系数为0.39，进入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2002年超过0.46；2006年上升到0.496（同期印度为0.33，美国0.41）。我国经济增长率和吉尼系数都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可见，在我国经济增长率目前处于历史上最好或较好水平下，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在不同人群中存在显著差距。收入、财富分布与增长的长期趋势呈现“富裕中的贫困”与“贫困中的富裕”交织发展的明显特征，以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相对贫困是绝对的，绝对贫困是相对的”论断。
二、收入差距问题理论探源与分析方法
马克思社会扩大再生产图式：Ⅱ（c+v+m）=Ⅰ（v+△v+m/x）+Ⅱ（v+△v+m/x）显示，在经济正常增长（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之下，第二部类产品即消费品总产值Ⅱ（c+v+m）等于全社会一般劳动力总价值Ⅰ（v+△v）+Ⅱ（v+△v）与有产者生活费用价值Ⅰ（m/x）+Ⅱ（m/x）之和相等。
从宏观整体看，在理论上第一部类优先增长、在事实上我国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都表明社会整体经济运行中消费资料价值Ⅱ（c+v+m）的相对下降。长期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直远高于GDP增长率。以2007年为例，根据国家最新公布数据，我国GDP增长率为11.4%，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4.8%，增幅高于经济增长率，说明经济总量中第一部类优先增长和第二部类比重的下降。那么即使Ⅱ（c+v+m）=Ⅰ（v+△v）+ Ⅱ（v+△v），作为工薪阶层的一般劳动力收入总价值在社会总收入Ⅰ（c+v+m）+Ⅱ（c+v+m）中所占份额也是相对下降的，再考虑到作为高收入阶层的有产者消费Ⅰ（m/x）+Ⅱ（m/x）所占份额，那么在社会总产值中，一般劳动力所得Ⅰ（v+△v）+Ⅱ（v+△v）比例就更小。考虑到一般劳动力人口数量远远大于有产者人口数，社会不同人群贫富差距就会更加显著。如果再进一步考虑Ⅰ（v+△v）+Ⅱ（v+△v）中还包含白领阶层较高收入，那么剩下的较低收入阶层所得就更加少之又少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有产阶层的出现，市场中创业活动自由度扩大，必然出现吉尼系数不断走高，高低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在此，收入差距的原因往往被归结于主要是经济制度的许可，即社会经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使得一部分有产者得以产生、非公经济过度膨胀。但这是粗浅的看法。如果这真的是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消除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就必然只能是终止改革，回复到原来计划经济状态。这显然是荒谬的。所以，收入差距的深层次原因，决不在于制度或体制的转型，而是在于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社会人群分化为不同的一般劳动力与高级劳动力的原因。故要从根本上考察收入差距问题，还是必须回到生产劳动力商品的投入和劳动力价值分析上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价值差异是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最主要原因；劳动力商品生产中投入因素不同，产生不同劳动力禀赋，形成不同劳动力价值。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劳动力商品生产中投入的相关费用大体构成劳动力价值：一是“劳动力本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资料费用和劳动力的教育、培训费用”；二是“历史、道德的影响作用”。其中前者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即使在劳动市场均衡、事实上历史、道德因素在公平方面不断进步并且产生积极影响情况下，收入差距却仍在扩大。所以，收入差距产生和扩大的主因，必须从劳动力价值决定的第一个因素中寻找，即生活资料和教育、培训费用等投入方面的状况。由于劳动可以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相应地劳动力也应该分为一般劳动力和高级劳动力。生活资料费用和教育、培训费用这两个因素在这两种劳动力价值构成中，比重或重要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如表1所示。
很明显，劳动力本人及其家属生活资料费用，在一般劳动价值总体中所占比重要远远大于在高级劳动力总体中所占比重；而教育、培训费用，在高级劳动力价值总体中所占比重，则要远远大于在一般劳动价值总体中所占比重。从一个社会整体看，普通商品费用对一般劳动力价值决定起主要作用；而教育培训费用对高级劳动力价值决定起主要作用。“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这必然决定了两种劳动力价值差异并成为收入差距产生的基础。
三、我国收入差距问题实证分析
1、一个怪圈：收入差距与劳动力价值差异恶性循环
（1）从社会整体消费倾向看生活资料费用与劳动力价值
消费在我国GDP中所占比例，已从1995年47％下降到2006年36.5％。由于一般情况下市场是大体均衡的，消费品产出应该与需求大体一致。那么总收入中消费比例的降低，就说明总产品或总产值中消费品价值所占比例下降。这就表明消费品总体价值在相对下降，必然意味着在以消费资料价值为主要构成的城乡一般劳动力价值相对下降。事实上，在我国作为劳动力价值转化形式的工资与消费品相对价值或社会消费率在同步下降，二者呈现较强相关性。世行报告显示，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消费在我国经济中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相当大差距。工资水平作为衡量一般劳动力价值收入的指标，其在经济指标中比重也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同时伴随的是大家都知道的吉尼系数的持续、显著上升。
（2）从恩格尔系数看劳动力价值与收入差距
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恩格尔系数1993年为50.13%，在1995年末期下降到50%以下，1999年继续下降到41.9%，2000年下降到40%，2001年降到了37.9%。恩格尔系数下降，一方面表明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从社会总产品价值构成看，表明以食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价值的下降，从而决定、表明以生活必需品价值为主要构成的一般劳动力价值相对下降、即收入差距扩大。从不同阶层消费差别看，以陕西省为例：该省富有型（富豪型）家庭属于高消费阶层，此阶层恩格尔系数为0.35，消费结构中生存资料占30.7％，享受和发展资料占69.3%，属于偏高消费阶层。小康型家庭恩格尔系数为0.45，消费结构中生存资料占45.4%，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占54.6%，属于适度消费阶层。温饱型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0.54，消费结构中生存资料大约占69.3%，而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占30.7%。贫困型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0.59左右，消费结构中家庭消费资料几乎全为生存资料， 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极少。这些数据表明，即使在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生活资料的因素中，不同阶层消费的生活资料是不一样的，从而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也是大不一样的。作为高收入阶层的高级劳动力消费水平也要远高于作为低收入阶层的一般劳动力。显然，如果以生活资料费用来判断劳动力价值，那么平均而言，高收入阶层仅仅在此一项就超过一般劳动力很多。
（3）从教育投入差距看
以地区差距为例，各种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地区间教育差距十分明显，而且还在不断拉大。从教育投入看，比较2001年和2004年的数据，不同地区的生均教育支出增加了，但是省与省之间的差距却在增大。教育差异与地区收入差异互相促进，互为因果，是形成社会收入地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据相关资料，从2001-2004年，生均支出最高两个省份一直为上海、北京东部地区省份；最低两个省份则在甘肃、宁夏、西藏、河南、安徽、贵州等中西部省份之间轮换。同时，我国收入地区间分布与变化极不平衡，与教育非均衡发展状况大致吻合。据万事达卡国际组织亚太区首席经济顾问王月魂博士一项调查结果，目前我国内地富裕阶层中，有39%分布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大城市中，到2015年，这一比例会上升到47%。从全国四大区域板看，“十五”期间（2000-2005），中西部、中部、东北三大板块各自占全国GDP比重各有不同程度下降：西部由17.1%下降到17%，东北由10%下降到8.7%，中部由20.4%下降到18.8%；只有东部上升，2005年GDP占全国比重为55.5%。这些收入与财富差异数据分析，与地区间教育的差异状况高度吻合，反映二者很强正相关性。教育差距本身并不能直接形成收入差距，而是通过影响和决定劳动力素质和禀赋，进而影响和决定着劳动力价值差异而成为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根本原因。从表面看，是较低收入水平决定了较低消费水平，而较低消费水平决定了较低劳动力价值和收入水平，这是一个循环；但是理解和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突破口恰在此处：与较低消费水平和比重相伴随的，是更低的教育水平及相关费用比重；较低教育、培训费用的投入，又决定了较低劳动者禀赋和劳动力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必然导致较低收入水平。所以，收入差距与劳动力价值差异，以非均衡教育投入为枢纽，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实行均衡教育，大力提高一般劳动力素质，缩小劳动力之间禀赋差距及劳动力价值差距，对于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2、怪圈扩大：收入差距与劳动力价值差异恶性循环的强化
劳动力商品价值生产中投入因素变化趋势不同，决定了不同劳动力价值变化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1）技术进步扩大了劳动力价值差异
一般“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也随着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的改变而改变。”从政治经济学原理角度看，生活资料价值的变动规律，也是随社会技术和生产率提高而下降。在一个家庭实物消费量不变情况下，其所消费的实际价值都会大幅度下降，尤其是供一般劳动力购买的普通商品相对价值在大大降低；不仅如此，即使消费实物产品数量在增加，质量在提高，只要增加或者提高的幅度，不大于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其实际价值也是不断下降的，从而导致一般劳动价值相对下降。
据国际劳工组织近期发表报告（2007年9月《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KIML）（第五版）》），近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很快，去年中国工业劳动力年均创造财富12642美元，几乎是1980年时的8倍。1978-2005年期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0.89%。这远高于我国GDP9%左右的年均增长率，说明技术进步速度及其导致产品实物增加的速度快于产品价值增加的速度，从而单位产品价值、尤其是普通原有产品价值会有大的下降。同时从消费量变动看，按人均居民消费不变价格计算，1990年至2003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8.2%，同期城镇居民消费年均增长6.6%；农村居民消费年均增长5.6%（按贫富阶层消费增长率的差距应该比城乡还要更大一些），都远低于技术进步贡献率。GDP增长率低于技术进步率，消费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在市场大体均衡情况下，就说明消费品总产出或总价值在总产品中所占比重下降。这就说明以消费品为主要价值构成一般劳动力价值随技术进步而（相对）下降，从而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扩大。
（2）教育培训费用非均衡增加扩大不同劳动力价值差异
投入在教育、培训费用的价值，不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在大大提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上升到第一位。十多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比重呈现大幅提高之势。全国城镇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比重由1993年9.19%大幅提高到2002年14.96%；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比例也从1993年7.59%提高到2002年11.47%。不能否认，一般劳动力及其家属教育费用也会上升，但是往往不会比高级劳动力增加更多，这是事实；动态看如果其教育费用增加达到好的投入—产出效果，就有可能由一般劳动力跻身于高级劳动力行列而成为与一般劳动力拉开收入差距的高级劳动力阶层中的一员。从结果看，高级劳动力可以通过技术水平占优，率先实现更高收入。根据相关研究，教育投入形成的知识禀赋在经济中的贡献，已经由20世纪初的5－10%，增加到目前80%多，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行业已经达到90%以上。这种以高级劳动力为载体的技术水平或者人力资本与高收入的因果关系，必然在分配中得到反映和实现。所以我国文教费用总体上升较多，增加较快的变动趋势，由于教育费用投入事实上不均衡，反而成为我国劳动力价值差异扩大和国民收入吉尼系数相对其他国家比较高、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
3、正确认识劳动力价值和收入差距
跟所有商品价值本质一样，不同劳动力价值从量上看，是各自在社会劳动力整体价值中所占比例，体现主体对社会商品和财富创造能力、获取能力和社会认可度大小。由于是一个相对变量，随总产品增加，即使在劳动力价值下降（即可以获取产品比例变小）情况下，实际获取的实物产品数量仍然可能增加。正如现实中收入差距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扩大，呈现出“富裕中的贫困”。所以收入差距在本质上是一个相对贫困问题。
以上分析还表明，不同劳动力在“生产”中投入的不同状况，特别是教育上的非均衡投入，形成劳动者不同禀赋，是产生劳动力价值差异和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一般劳动力价值较低及与高级劳动力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教育投入相对不足。由于劳动力价值与收入差距，形成循环因果关系，一般劳动力价值越低，收入越低；收入越低，生活消费价值和教育费用总量及其在社会总体中占比越低从而劳动力价值越低，形成恶性循环。而高级劳动力价值与收入运动则相反，是良性循环。这两种相反的循环，从社会整体看就产生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恶性累积效应。
破解收入差距与劳动力价值差异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通过均衡教育政策，提高社会整体禀赋，缩小个别禀赋差异及劳动力价值差距。
四、对策研究
1、实施均衡教育、缩小劳动力禀赋差距是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根本对策
收入差距问题根本原因是教育投入的非均衡并由此导致的劳动力禀赋差异。反之，如果实施均衡教育使得劳动力禀赋差异比较小，那么产生收入差距各种其他因素作用就会比较小，甚至消失或不会产生。因为在普遍的、比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禀赋或人口素质条件下，其他（学者们一般认为的）因素比如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就会产生足够的自营业主数量、以及从整个社会经济看比较恰倒好处的业主和雇员的比例关系和比较合理的收入比例关系或差距，从经济主体要素拥有量差异导致收入上的差距会相应缩小或消失；从而比较容易产生新产业或行业使得经济结构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或不会发生、以及垄断行业的过高利润会因此稀释或趋向合理；社会禀赋的整体提高有利于缩小劳动力价值国际差距、从而有利于在保持外向型行业利润不变前提下缓解或避免劳资收入扩大化；市场中不公收入、制度缺陷导致的腐败等产生的收入差距与社会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成反方向变化。所以在实现均衡教育和社会劳动力禀赋普遍提高前提下，收入差距产生的其他因素和问题能够得到较好解决；反之，如果不能实现均衡教育，不能通过均衡教育实现社会不同人群禀赋的缩小，收入差距问题终究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其他对策，理论研究和现实政策中已有丰富内容，比如完善收入再分配制度，加大向贫困人群转移支付，贫困落后地区政策倾斜政策，扩大中产阶层等，但这些措施只能起暂时性、补充性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依靠这些对策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只能导致低水平平等，既不利于经济效率，也不利于社会公平，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社会和谐长远价值目标。要取得长期效果，必须依赖于社会教育均衡发展。因为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教育投入不均衡导致不同劳动力禀赋，进而产生劳动力价值差异。市场经济中实施均衡教育才是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最根本、最长效策略。
2、均衡教育既对收入差距再分配公平调节，又兼顾初次分配效率要求
（1）确立均衡教育政策实施主体
政府应当树立“社会教育主体”意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要有法律保障和长效机制。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应把实现教育均衡和公平发展作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目标。同时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教育投入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也是实现均衡教育的基础。
（2）建立均衡教育制度
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教育立法，以法律来保障教育公平的实现。教育新的发展布局、教育增量部分应向薄弱地区倾斜，再分配制度改革中要以教育分配公平为分配公平的核心，建立教育转移支付制度、优惠政策和相应机制，实现均衡教育。“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教育的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中央财政转移（包括投往西部的财政支出）和地方的财政支出都应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教育，而不应直接用于生产性投资。”在我国多数农村和广大经济欠发达地区，优先普及和发展教育，不仅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可产生最高投资效益，而且最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符合公平原则。公平与效率目标在此是高度重合的。
（3）形成均衡教育体系
深化教育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促进教育公平，以形成均衡发展的教育层次。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均衡教育的内容和重心是不同的：在义务教育尚未普及地区以继续普及教育为主，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以“改善教育品质、提高教育质量”为主，通过推进素质教育，建立以人为本、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实现教育质量公平。政府要建立和完善国家对弱势群体，加大教育援助力度。在投入导向上，教育资源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应向处于弱势的地区和人群倾斜，特别是向农村贫困地区和西部地区倾斜，向城贫困家庭子女倾斜，向残疾儿童倾斜，保证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子女和残疾儿童基本的受义务教育权利。
（4）发挥均衡教育机制作用
通过发展教育扩大教育机会，缩小教育质量差距。要实现农村初中、城市高中和整个高等教育较大发展，各级政府必须按照《教育法》和有关规定保证教育经费持续增长，通过制度创新、政策调整开放教育，吸引和促进社会资源向教育的流动，满足教育快速增长对教育经费的强劲需求。要采取切实政策，放开、扶植和鼓励发展民办教育，鼓励私立、民办中小学发展，满足一部分人享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同时使政府能集中力量推进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促进教育发展因地制宜。对于我国这样人口众多、地区差距极大的发展中大国，应当将因地制宜地发展教育，作为今后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原则。建立教育发展“地方化”思路和管理模式，改变无视地区、城乡间巨大差别的大一统模式，从而矫正全国一刀切、整齐划一的弊端，矫正高度国家化、城市化取向，是缩小教育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重要选择。通过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政府部门应进一步转换职能，下放权力，促进教育地方化，以利于教育模式多样化的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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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陆铭、陈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整合与工业集聚[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关键词】收入差距 劳动力价值 均衡教育
关于收入差距问题是近年研究的热点。收入差距原因主要被概括为以下方面：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教育的非均衡发展、经济主体要素拥有上的差异、经济结构的失衡、国际差距、行业垄断、市场中不公收入、制度缺陷导致的腐败等。一般认为，教育非均衡发展只是一般性原因，或主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收入差距根本原因是教育非均衡发展，实施均衡教育战略才是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长效途径。
我国收入差距具有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居民差距等多种表现（也有学者把收入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视为社会差距的的原因，但笔者认为这些只是收入社会差距的具体表现或浅层原因）。收入差距本质上是一个相对贫困问题，由于相对贫困是一个反映不同阶层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的范畴，故要从根本上理解和分析收入差距问题，必须以辩证的、整体的、发展的观点从劳动力价值（价值是一个相对变量，必须从交换价值角度理解。交换价值是一种比价状况，本质上是不同种商品在社会总产品价值中所占比重：不同商品在总产品价值中比重得到确定，不同商品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即交换价值才得到确定。本文中不论是普通商品还是劳动力商品，涉及其价值分析时都应该从这一角度理解）角度入手。下面从全社会整体收入差距角度（从而抽象掉个体的特殊性）进行分析，最后得出战略性决策。
一、我国收入差距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率9%左右，远远高于世界同期水平；收入增长显著，但同时也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在2000年，我国最富的10%的人口拥有40%的财富（同期美国最富的10%人口拥有70%财富）。我国大陆目前150万最富有家庭就占有全国财富70%（在发达国家，一般是5%最富有家庭才占有全国财富50-60%）。另据有关资料，2001年，我国吉尼系数为0.39，进入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2002年超过0.46；2006年上升到0.496（同期印度为0.33，美国0.41）。我国经济增长率和吉尼系数都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可见，在我国经济增长率目前处于历史上最好或较好水平下，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在不同人群中存在显著差距。收入、财富分布与增长的长期趋势呈现“富裕中的贫困”与“贫困中的富裕”交织发展的明显特征，以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相对贫困是绝对的，绝对贫困是相对的”论断。
二、收入差距问题理论探源与分析方法
马克思社会扩大再生产图式：Ⅱ（c+v+m）=Ⅰ（v+△v+m/x）+Ⅱ（v+△v+m/x）显示，在经济正常增长（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之下，第二部类产品即消费品总产值Ⅱ（c+v+m）等于全社会一般劳动力总价值Ⅰ（v+△v）+Ⅱ（v+△v）与有产者生活费用价值Ⅰ（m/x）+Ⅱ（m/x）之和相等。
从宏观整体看，在理论上第一部类优先增长、在事实上我国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都表明社会整体经济运行中消费资料价值Ⅱ（c+v+m）的相对下降。长期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直远高于GDP增长率。以2007年为例，根据国家最新公布数据，我国GDP增长率为11.4%，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4.8%，增幅高于经济增长率，说明经济总量中第一部类优先增长和第二部类比重的下降。那么即使Ⅱ（c+v+m）=Ⅰ（v+△v）+ Ⅱ（v+△v），作为工薪阶层的一般劳动力收入总价值在社会总收入Ⅰ（c+v+m）+Ⅱ（c+v+m）中所占份额也是相对下降的，再考虑到作为高收入阶层的有产者消费Ⅰ（m/x）+Ⅱ（m/x）所占份额，那么在社会总产值中，一般劳动力所得Ⅰ（v+△v）+Ⅱ（v+△v）比例就更小。考虑到一般劳动力人口数量远远大于有产者人口数，社会不同人群贫富差距就会更加显著。如果再进一步考虑Ⅰ（v+△v）+Ⅱ（v+△v）中还包含白领阶层较高收入，那么剩下的较低收入阶层所得就更加少之又少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有产阶层的出现，市场中创业活动自由度扩大，必然出现吉尼系数不断走高，高低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在此，收入差距的原因往往被归结于主要是经济制度的许可，即社会经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使得一部分有产者得以产生、非公经济过度膨胀。但这是粗浅的看法。如果这真的是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消除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就必然只能是终止改革，回复到原来计划经济状态。这显然是荒谬的。所以，收入差距的深层次原因，决不在于制度或体制的转型，而是在于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社会人群分化为不同的一般劳动力与高级劳动力的原因。故要从根本上考察收入差距问题，还是必须回到生产劳动力商品的投入和劳动力价值分析上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价值差异是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最主要原因；劳动力商品生产中投入因素不同，产生不同劳动力禀赋，形成不同劳动力价值。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劳动力商品生产中投入的相关费用大体构成劳动力价值：一是“劳动力本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资料费用和劳动力的教育、培训费用”；二是“历史、道德的影响作用”。其中前者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即使在劳动市场均衡、事实上历史、道德因素在公平方面不断进步并且产生积极影响情况下，收入差距却仍在扩大。所以，收入差距产生和扩大的主因，必须从劳动力价值决定的第一个因素中寻找，即生活资料和教育、培训费用等投入方面的状况。由于劳动可以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相应地劳动力也应该分为一般劳动力和高级劳动力。生活资料费用和教育、培训费用这两个因素在这两种劳动力价值构成中，比重或重要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如表1所示。
很明显，劳动力本人及其家属生活资料费用，在一般劳动价值总体中所占比重要远远大于在高级劳动力总体中所占比重；而教育、培训费用，在高级劳动力价值总体中所占比重，则要远远大于在一般劳动价值总体中所占比重。从一个社会整体看，普通商品费用对一般劳动力价值决定起主要作用；而教育培训费用对高级劳动力价值决定起主要作用。“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这必然决定了两种劳动力价值差异并成为收入差距产生的基础。
三、我国收入差距问题实证分析
1、一个怪圈：收入差距与劳动力价值差异恶性循环
（1）从社会整体消费倾向看生活资料费用与劳动力价值
消费在我国GDP中所占比例，已从1995年47％下降到2006年36.5％。由于一般情况下市场是大体均衡的，消费品产出应该与需求大体一致。那么总收入中消费比例的降低，就说明总产品或总产值中消费品价值所占比例下降。这就表明消费品总体价值在相对下降，必然意味着在以消费资料价值为主要构成的城乡一般劳动力价值相对下降。事实上，在我国作为劳动力价值转化形式的工资与消费品相对价值或社会消费率在同步下降，二者呈现较强相关性。世行报告显示，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消费在我国经济中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相当大差距。工资水平作为衡量一般劳动力价值收入的指标，其在经济指标中比重也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同时伴随的是大家都知道的吉尼系数的持续、显著上升。
（2）从恩格尔系数看劳动力价值与收入差距
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恩格尔系数1993年为50.13%，在1995年末期下降到50%以下，1999年继续下降到41.9%，2000年下降到40%，2001年降到了37.9%。恩格尔系数下降，一方面表明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从社会总产品价值构成看，表明以食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价值的下降，从而决定、表明以生活必需品价值为主要构成的一般劳动力价值相对下降、即收入差距扩大。从不同阶层消费差别看，以陕西省为例：该省富有型（富豪型）家庭属于高消费阶层，此阶层恩格尔系数为0.35，消费结构中生存资料占30.7％，享受和发展资料占69.3%，属于偏高消费阶层。小康型家庭恩格尔系数为0.45，消费结构中生存资料占45.4%，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占54.6%，属于适度消费阶层。温饱型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0.54，消费结构中生存资料大约占69.3%，而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占30.7%。贫困型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0.59左右，消费结构中家庭消费资料几乎全为生存资料， 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极少。这些数据表明，即使在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生活资料的因素中，不同阶层消费的生活资料是不一样的，从而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也是大不一样的。作为高收入阶层的高级劳动力消费水平也要远高于作为低收入阶层的一般劳动力。显然，如果以生活资料费用来判断劳动力价值，那么平均而言，高收入阶层仅仅在此一项就超过一般劳动力很多。
（3）从教育投入差距看
以地区差距为例，各种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地区间教育差距十分明显，而且还在不断拉大。从教育投入看，比较2001年和2004年的数据，不同地区的生均教育支出增加了，但是省与省之间的差距却在增大。教育差异与地区收入差异互相促进，互为因果，是形成社会收入地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据相关资料，从2001-2004年，生均支出最高两个省份一直为上海、北京东部地区省份；最低两个省份则在甘肃、宁夏、西藏、河南、安徽、贵州等中西部省份之间轮换。同时，我国收入地区间分布与变化极不平衡，与教育非均衡发展状况大致吻合。据万事达卡国际组织亚太区首席经济顾问王月魂博士一项调查结果，目前我国内地富裕阶层中，有39%分布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大城市中，到2015年，这一比例会上升到47%。从全国四大区域板看，“十五”期间（2000-2005），中西部、中部、东北三大板块各自占全国GDP比重各有不同程度下降：西部由17.1%下降到17%，东北由10%下降到8.7%，中部由20.4%下降到18.8%；只有东部上升，2005年GDP占全国比重为55.5%。这些收入与财富差异数据分析，与地区间教育的差异状况高度吻合，反映二者很强正相关性。教育差距本身并不能直接形成收入差距，而是通过影响和决定劳动力素质和禀赋，进而影响和决定着劳动力价值差异而成为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根本原因。从表面看，是较低收入水平决定了较低消费水平，而较低消费水平决定了较低劳动力价值和收入水平，这是一个循环；但是理解和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突破口恰在此处：与较低消费水平和比重相伴随的，是更低的教育水平及相关费用比重；较低教育、培训费用的投入，又决定了较低劳动者禀赋和劳动力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必然导致较低收入水平。所以，收入差距与劳动力价值差异，以非均衡教育投入为枢纽，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实行均衡教育，大力提高一般劳动力素质，缩小劳动力之间禀赋差距及劳动力价值差距，对于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2、怪圈扩大：收入差距与劳动力价值差异恶性循环的强化
劳动力商品价值生产中投入因素变化趋势不同，决定了不同劳动力价值变化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1）技术进步扩大了劳动力价值差异
一般“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也随着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的改变而改变。”从政治经济学原理角度看，生活资料价值的变动规律，也是随社会技术和生产率提高而下降。在一个家庭实物消费量不变情况下，其所消费的实际价值都会大幅度下降，尤其是供一般劳动力购买的普通商品相对价值在大大降低；不仅如此，即使消费实物产品数量在增加，质量在提高，只要增加或者提高的幅度，不大于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其实际价值也是不断下降的，从而导致一般劳动价值相对下降。
据国际劳工组织近期发表报告（2007年9月《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KIML）（第五版）》），近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很快，去年中国工业劳动力年均创造财富12642美元，几乎是1980年时的8倍。1978-2005年期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0.89%。这远高于我国GDP9%左右的年均增长率，说明技术进步速度及其导致产品实物增加的速度快于产品价值增加的速度，从而单位产品价值、尤其是普通原有产品价值会有大的下降。同时从消费量变动看，按人均居民消费不变价格计算，1990年至2003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8.2%，同期城镇居民消费年均增长6.6%；农村居民消费年均增长5.6%（按贫富阶层消费增长率的差距应该比城乡还要更大一些），都远低于技术进步贡献率。GDP增长率低于技术进步率，消费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在市场大体均衡情况下，就说明消费品总产出或总价值在总产品中所占比重下降。这就说明以消费品为主要价值构成一般劳动力价值随技术进步而（相对）下降，从而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扩大。
（2）教育培训费用非均衡增加扩大不同劳动力价值差异
投入在教育、培训费用的价值，不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在大大提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上升到第一位。十多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比重呈现大幅提高之势。全国城镇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比重由1993年9.19%大幅提高到2002年14.96%；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比例也从1993年7.59%提高到2002年11.47%。不能否认，一般劳动力及其家属教育费用也会上升，但是往往不会比高级劳动力增加更多，这是事实；动态看如果其教育费用增加达到好的投入—产出效果，就有可能由一般劳动力跻身于高级劳动力行列而成为与一般劳动力拉开收入差距的高级劳动力阶层中的一员。从结果看，高级劳动力可以通过技术水平占优，率先实现更高收入。根据相关研究，教育投入形成的知识禀赋在经济中的贡献，已经由20世纪初的5－10%，增加到目前80%多，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行业已经达到90%以上。这种以高级劳动力为载体的技术水平或者人力资本与高收入的因果关系，必然在分配中得到反映和实现。所以我国文教费用总体上升较多，增加较快的变动趋势，由于教育费用投入事实上不均衡，反而成为我国劳动力价值差异扩大和国民收入吉尼系数相对其他国家比较高、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
3、正确认识劳动力价值和收入差距
跟所有商品价值本质一样，不同劳动力价值从量上看，是各自在社会劳动力整体价值中所占比例，体现主体对社会商品和财富创造能力、获取能力和社会认可度大小。由于是一个相对变量，随总产品增加，即使在劳动力价值下降（即可以获取产品比例变小）情况下，实际获取的实物产品数量仍然可能增加。正如现实中收入差距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扩大，呈现出“富裕中的贫困”。所以收入差距在本质上是一个相对贫困问题。
以上分析还表明，不同劳动力在“生产”中投入的不同状况，特别是教育上的非均衡投入，形成劳动者不同禀赋，是产生劳动力价值差异和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一般劳动力价值较低及与高级劳动力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教育投入相对不足。由于劳动力价值与收入差距，形成循环因果关系，一般劳动力价值越低，收入越低；收入越低，生活消费价值和教育费用总量及其在社会总体中占比越低从而劳动力价值越低，形成恶性循环。而高级劳动力价值与收入运动则相反，是良性循环。这两种相反的循环，从社会整体看就产生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恶性累积效应。
破解收入差距与劳动力价值差异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通过均衡教育政策，提高社会整体禀赋，缩小个别禀赋差异及劳动力价值差距。
四、对策研究
1、实施均衡教育、缩小劳动力禀赋差距是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根本对策
收入差距问题根本原因是教育投入的非均衡并由此导致的劳动力禀赋差异。反之，如果实施均衡教育使得劳动力禀赋差异比较小，那么产生收入差距各种其他因素作用就会比较小，甚至消失或不会产生。因为在普遍的、比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禀赋或人口素质条件下，其他（学者们一般认为的）因素比如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就会产生足够的自营业主数量、以及从整个社会经济看比较恰倒好处的业主和雇员的比例关系和比较合理的收入比例关系或差距，从经济主体要素拥有量差异导致收入上的差距会相应缩小或消失；从而比较容易产生新产业或行业使得经济结构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或不会发生、以及垄断行业的过高利润会因此稀释或趋向合理；社会禀赋的整体提高有利于缩小劳动力价值国际差距、从而有利于在保持外向型行业利润不变前提下缓解或避免劳资收入扩大化；市场中不公收入、制度缺陷导致的腐败等产生的收入差距与社会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成反方向变化。所以在实现均衡教育和社会劳动力禀赋普遍提高前提下，收入差距产生的其他因素和问题能够得到较好解决；反之，如果不能实现均衡教育，不能通过均衡教育实现社会不同人群禀赋的缩小，收入差距问题终究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其他对策，理论研究和现实政策中已有丰富内容，比如完善收入再分配制度，加大向贫困人群转移支付，贫困落后地区政策倾斜政策，扩大中产阶层等，但这些措施只能起暂时性、补充性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依靠这些对策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只能导致低水平平等，既不利于经济效率，也不利于社会公平，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社会和谐长远价值目标。要取得长期效果，必须依赖于社会教育均衡发展。因为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教育投入不均衡导致不同劳动力禀赋，进而产生劳动力价值差异。市场经济中实施均衡教育才是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最根本、最长效策略。
2、均衡教育既对收入差距再分配公平调节，又兼顾初次分配效率要求
（1）确立均衡教育政策实施主体
政府应当树立“社会教育主体”意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要有法律保障和长效机制。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应把实现教育均衡和公平发展作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目标。同时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教育投入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也是实现均衡教育的基础。
（2）建立均衡教育制度
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教育立法，以法律来保障教育公平的实现。教育新的发展布局、教育增量部分应向薄弱地区倾斜，再分配制度改革中要以教育分配公平为分配公平的核心，建立教育转移支付制度、优惠政策和相应机制，实现均衡教育。“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教育的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中央财政转移（包括投往西部的财政支出）和地方的财政支出都应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教育，而不应直接用于生产性投资。”在我国多数农村和广大经济欠发达地区，优先普及和发展教育，不仅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可产生最高投资效益，而且最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符合公平原则。公平与效率目标在此是高度重合的。
（3）形成均衡教育体系
深化教育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促进教育公平，以形成均衡发展的教育层次。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均衡教育的内容和重心是不同的：在义务教育尚未普及地区以继续普及教育为主，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以“改善教育品质、提高教育质量”为主，通过推进素质教育，建立以人为本、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实现教育质量公平。政府要建立和完善国家对弱势群体，加大教育援助力度。在投入导向上，教育资源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应向处于弱势的地区和人群倾斜，特别是向农村贫困地区和西部地区倾斜，向城贫困家庭子女倾斜，向残疾儿童倾斜，保证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子女和残疾儿童基本的受义务教育权利。
（4）发挥均衡教育机制作用
通过发展教育扩大教育机会，缩小教育质量差距。要实现农村初中、城市高中和整个高等教育较大发展，各级政府必须按照《教育法》和有关规定保证教育经费持续增长，通过制度创新、政策调整开放教育，吸引和促进社会资源向教育的流动，满足教育快速增长对教育经费的强劲需求。要采取切实政策，放开、扶植和鼓励发展民办教育，鼓励私立、民办中小学发展，满足一部分人享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同时使政府能集中力量推进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促进教育发展因地制宜。对于我国这样人口众多、地区差距极大的发展中大国，应当将因地制宜地发展教育，作为今后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原则。建立教育发展“地方化”思路和管理模式，改变无视地区、城乡间巨大差别的大一统模式，从而矫正全国一刀切、整齐划一的弊端，矫正高度国家化、城市化取向，是缩小教育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重要选择。通过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政府部门应进一步转换职能，下放权力，促进教育地方化，以利于教育模式多样化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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